赵婧伊 寇馨蕊 田静 陈出新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 成都 610200）

四川省成都市获得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简称“成都大运会”）的举办权，这是继北京、深圳大运会后，中国内地第三次获准举办大学生运动会。围绕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要求，成都大运会成为改善城市功能的重点项目，城市经济已经蓄势待发。成都大运会的成功举办将有助于发挥成都市的经济领头作用，促进周边地区城市更新，优化公共服务体系，更好地体现我国经济社会和体育事业发展。体育的活力有助于刺激经济发展，大运会将为成都市带来新的机遇，能够有效提升人民参与感、幸福感，为体育强国建设做出贡献。

1.1、沉没成本理论

沉没成本(SunkCosts)，即已发生或承诺而不可回收的成本支出，大运场馆建设是永久性的，无论是场馆改建还是用作他途，都将占有大量土地资源并产生建设和维护成本，其投资均不能因不使用场馆而收回，按照经济逻辑不应放入决策之中。

1.2、机会成本理论

机会成本(OpportunityCosts)，即利用一定资源获得某种收入时所放弃的另一种最优收入。场馆建设资源是有限的，具有专用性和稀缺性，运营决策应该考虑机会成本。大运场馆群若用于纯公益性开放则营收能力相对较弱，若用于经济性运营将减少公共性质，场馆的具体用途和经营方式值得斟酌。

2.1、大运会场馆赛后合理利用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1）促进经济稳速增长，减缓就业压力。

大型的体育场馆的建设和合理使用，将会对城市的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这主要体现在场馆投资和消费上。根据四川市（州）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1年成都市地区生产总值19916.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6%，两年平均增幅6.3%，增长速度为8.6%，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0.4%，其中，大运会相关投资对全市的发展贡献了接近千亿元，由此产生的投资和消费都将以乘数效应参与到城市的经济发展中。大运场馆的赛后使用，也将带动服务业和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以吸引更多的就业人口，缓解就业压力。

（2）调整体育消费结构，提升城市消费水平。

成都大运会场馆的合理使用，将提升居民的体育参与度，调整消费结构，提高城市体育消费水平。成都市是全国体育消费的试点城市，2021年成都市的居民体育消费总额高达500亿元。成都大运会之后，将产生一股新的运动热潮带动广大市民的运动消费热情。同时，体育产品零售行业的消费结构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体育消费会由传统的需求驱动，逐渐向专业化、个性化和智能化的场景消费转变。赛后一批年轻化、细分化的运动消费场所和标志性建筑将相继出现，继续推动体育消费长足发展。成都市应继续发挥体育市场的主体地位，从多个方面构建新的体育消费场景，以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

（3）推动城市转型升级，建设大运赛事名城。

龙泉驿区是成都大运会主场馆和大运村所在地，其坚持“谋赛谋城”目标，以提高城市质量，打造大赛先锋区为指引，将成都大运会场馆的赛后利用作为工作重点。大运场馆的合理使用，将会打造出一个集生产、生态、居住、商业、体育为一体的都市新中心，大运相关地区也会进行景观改造，路政修复来创造良好的城市环境。在交通基础设施的保障上，将逐步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发展轨道交通，有序实施交通能源与赛事配套，以全面推动成都市的转型升级，建设万众瞩目的赛事之城。

（4）发挥成渝级核功能，双城同频共振。

以成都大运场馆为核心建立起的体育、会展、娱乐、商务等多功能的城市中心，将对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塑造成都市的标志性经济形象，成为新的城市名片。利用好大运会场馆中心群体，可以提高川渝区域的城市吸引力，能够形成联动效应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成都向东方延伸，重庆向西侧迈进，成渝相向发展将成为西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极，有利于成都在大运会场馆群周围开辟出新的发展承载地，为成渝区域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推动成渝协同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2.2、大运会场馆赛后利用对相关产业的拉动作用

（1）体育业。

大运会赛后将推动我国体育产业创新性发展，在高校体育教学、体育场馆运营、体育用品销售等领域均带来积极影响。成都大运会以众多高校体育馆为主要举办场地，这些场馆将在比赛后恢复其体育教育职能，并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优化，有助于提升体育教学质量。成都市体育行业将在体育训练、营销、传媒、康养、体育文化创意等多个领域细分发展，以高频的运动生活服务带动低频的运动装备消费，能够从多个方面为广大群众创造更多的体育消费场景。成都市体育产业将以专业运动为主导，以体育文化创新为内涵，以高质量的体育服务为核心，建设综合性体育平台。同时，随着体育产业的发展，在产城融合、城企合作的背景下，建设具有承接大型赛事和活动的体育场馆将成为发展体育产业的重要抓手。

（2）旅游业。

四川省成都市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巨大的旅游开发潜力，正在努力打造“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作为中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的成都，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和巴蜀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大运会赛后，主办城市的体育场馆将成为旅游热点，而其留下的丰富的“大运”景观也将是成都市旅游新的亮点。如，东安湖体育公园作为本届大运会的主会场，充分体现了巴蜀的现代文化，它以太阳神鸟为顶，展示川蜀的人文特色，形成了联通古代与现代的新意象。东安湖体育公园也是一个生态资源丰富之地，东安湖运动公园厚植绿色基底，它的西侧却是一片繁华的都市风景，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发展旅游将会让各大运动队伍和游客感受到巴蜀的文化和比赛的激情，亦有城市与自然的完美融合，能够拥有绝佳旅行体验。同时，大运会场馆还可以与周边的旅游资源进行协同开发，定制川蜀旅游个性化方案。

（3）房产业。

借助大运契机，大运场馆集群周边地区将成为置业者热衷之地，成都地区楼市红利由此扩大，为房产建筑行业带来新风向。龙泉驿区在大运会和东进政策的双重影响下，已经成为成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热门地区，此区域房产经济价值得到了提高，房地产的投资热情也随之高涨，龙泉驿区在未来的发展动能巨大。大运场馆周边物业配套齐全，能够保障业主的居住品质。例如，交通上连接成龙大道和驿都大道，旁有绕城高速，还有地铁双线路加持；
医疗上拥有华西医院二院等众多三甲医院可保障健康；
生态资源十分丰富，如白鹭湾湿地公园、卧龙谷体育公园均坐落于此，让这片区域成为宜居之地。大运会在优化和扩展城市发展空间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场馆自身完成建设，更为城市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提供长期的思路，带来远超体育本身的长久红利。

3.1、大运会场馆赛后利用问题分析

（1）主体需求冲突，部门发生博弈。

公益性与盈利性难以完全兼顾，政府部门和场馆运营部门向来易发生博弈，必须要考量可能发生的机会成本才能做出最优决策。从四川省各级有关部门的观点来看，为了做到“体育利民，场馆利民”，将重点突出体育场馆的公共服务功能，通过降低费用，甚至免费对公众开放等方式提供公益场地。从运营的观点来看，首先应该考虑赢利能力来弥补赛前高昂的建设成本。但我国的体育场馆大多采取由政府投资，使用财政资金补贴亏损，具体操作方向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一部分体育场馆的经营收益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陷入成本困局。例如，城北体育馆资金来源以政府拨款补助为主，其余部分是场馆自身经营产生的收益，作为隶属于体育事业单位的机构，要充分发挥其服务社会的作用，而城北体育馆场地较小，可承办赛事及活动数量有限，该场馆经济效益偏低，高度依赖政府支持。成都大运会之后，各个部门的需求矛盾将给场馆的使用带来困难。

（2）经济压力沉重，投资回报率低下。

沉没成本是风险防范的重要因素，也是重要的风险度量工具，大运场馆赛后利用不当易引起沉没成本效应，增加经济压力。成都大运会主赛场选址于东安湖畔，拥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但由于在生态造景方面投入较大，追加建设场景较多，也带来一定的经济负担。成都大运会新增和改建共49个场馆，耗资高达180亿元，因其按照国际竞赛标准设计，日常的安保费、防疫费、设备营运费等数额巨大。成都大运会屡遇延期，如果不能在赛后找到合理的盈利途径来降低其经济损失，就会继续加重政府的经济负担。

各场馆为拓展资金来源，缩短赛后盈利时间易大量引进与体育非相关的产业以期待实现营收。比如，在场馆周边大量引进酒店娱乐，小型餐饮等会造成场馆周围产业的重复和混乱，且易对原本的体育赛事产业产生冲击。大众体育消费意愿低也将增加回收资金的难度，对体育产品定价失准，体育服务的同质化等都会影响到人们的运动消费热情，从而使场馆陷入经营困境。

（3）场馆资源浪费，管理人才紧缺。

东安湖体育公园拥有一场三馆，体育建设用地面积约306914㎡，总建筑面积约12万㎡。大面积的场馆建设可以满足群众强身健体的需要，但若不对场馆资源的利用加以重视，仅发挥单一的赛事训练功能，赛后易出现场馆的荒废，遗弃现象，对其二次处理也将加重财政负担。场馆群建设及运营也将提供丰富的就业岗位，若利用不当易动摇群众对四川省体育经济发展的信心。

当前，我国场馆运营人员制度尚不健全，管理人员大多来自于体育体制或经济体制，缺少对体育市场运营的实际操作经验，使“有馆难管”的现象更加突出。体育市场的繁荣需要掌握运营，技术，营销的人才队伍作为支撑，但国内缺乏针对场馆运营人才的培训体系，导致人力资源素质不高，管理方面仍需“智者”助力。

3.2、大运会场馆赛后利用经营策略

（1）赛前探索与赛后利用相结合。

成都大运会受全球疫情、国际旅游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多次延期举办，其赛事运营战略也颇具探索性。经过FISU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成都2021年大运会组委会和有关各方的协商，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原定于2022年6月在成都举行，现将延期至2023年举办。这一举措为东安湖体中心等场馆的开放试验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可为赛后利用方向提供指导。东安湖体育公园的主场在前期充分调研，对伦敦、北京奥运会等国际比赛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租用的场馆很难满座，成本却十分高昂，这容易导致资源浪费也提升了经营难度，东安湖主体育场最终削减多余坐席，更好地协调资源。在赛前的使用上，成都大运会有关部门按照《龙泉驿区大运会共建共享惠民行动方案》及四项便民措施，在比赛正式开幕之前，对市民进行了部分的公开。东安湖体育公园在动态调整疫情防控措施下，逐步开放室内球类项目和甲级游泳跳水馆，并举办“东安杯”运动邀请赛，市民探馆日等活动。部分开放模式中，市民可以在国际赛场上进行体育活动，场馆也可获得部分收益，可以实现双赢。目前已经对外开放的室内球馆、游泳、跳水馆等深受欢迎，从侧面反映群众对体育场馆需求较大，初步彰显了成都市民对体育消费的热情，赛后体育热度还将更盛，可逐步扩大开放范围，逐步实现场馆惠民，拓展收入渠道。

（2）综合开发利用有形无形资产。

赛后遗产即一切因体育赛事而对大众、区域、城市以及赛事运动本身生成或加快发展的，有形与无形的长期效益。国内各体育场馆已有遗产开发经验，胡胜昔(2011)认为大力开发广州亚运会场馆无形资产可以提升场馆经营层次，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于世波，梁鑫(2022）等采用实地调查法，为城市、环境、场馆等有形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智力支撑，以提升北京冬奥会举办价值。成都大运会结束后亦将遗留丰富的赛后遗产。从有形遗产方面来看，赛后的环境，场馆遗产十分丰富，为了承办成都大运会，成都市改善市政交通，加强设施维护，提升城市规划能力，这些场馆遗产可满足公共体育服务，进行体育教育，开展多样的体育活动；
亦可满足市政需求，作为应急避险场所，在灾难发生时挽救人民的生命；
也可承办大型晚会展览，从而避免场馆闲置。从无形遗产方面来看，要把冠名权等无形资产充分开发和运用，纳入到体育赛事的总体经营策略中去。成都大运会以场馆为依托，通过有形无形资产的开发，吸引企业参与场馆融资与冠名，结合大运场馆的特点进行利用，进而实现场馆弃置最小化，增加场馆经营收益。

（3）衍生多元增值服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奥运会场馆的赛后利用要以市场为导向，引进体育、商业、娱乐和大型赛事，扩大场馆的优势。成都大运会体育场馆可尝试“以体为主，多种经营”理念，扩大产品经营项目范围，探索运动、餐饮、文化、教育、娱乐等多业态发展，走出正确的商业化之路。如，凯迪拉克体育中心(原五棵松体育中心)打造“华熙LIVE冰上中心”，通过体育、商业相互融合的综合模式，打造涵盖多种业态的消费理念。其利用建造的文化体育广场，HI-PARK体育公园，HI-UP商业板块成为北京市消费的新地标，并继续延续场馆体育血脉，努力引入冰球、篮球赛事和艺人演出活动，带来顶级观赛观演体验。凯迪拉克体育中心由单一的体育服务向场地租赁和通用过渡，建立地标式文化体育产业商圈，可以为成都大运会场馆赛后利用提供新的设想。

成都大运会赛后应以场馆资源为基础，利用好基础设施和区位条件，发展体育教育培训；
横向延伸体育产业链，开展娱乐、康养、文娱等全方位服务；
利用大运场馆丰富的场地资源，赛事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场馆冠名，承办各种大型赛事会展。大运场馆赛后利用要充分整合各种资源，实现多元开发利用，突破大型体育场馆发展瓶颈。

（4）提升资产使用效率。

正确的运营策略将提升资产使用效率。大运会场馆运营可考虑PPP模式，即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为了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通过实施“政企联合”的治理模式，委托专业场馆运营团队进行实践，构建多元主体协作治理模式，促进大运体育产业链的不断延伸，提升场馆自愈能力，能有效规避过度依靠政府经营的风险。场馆后续的治理可采用BOT模式（建设－运营－转让），即通过市场化运作，接受民营投建，成立集约化的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来保障大运场馆日常运营、资产维护、品牌IP输出和市场营销等工作的进行，可有助于缓解场馆运营初期经验不足，管理人才缺乏的窘境，更好地提升场馆资源使用效率。

大运会场馆的赛后利用以及可持续性发展是提升成都大运会举办价值，树立天府生活美学，着力打造世界赛事名城的精准布局。本文从经济学视角出发，指出大运会场馆赛后经营须充分借鉴北京、深圳等城市的赛后利用经验，以科学的视角对大型体育场馆设施的利用进行合理规划，将体育场馆的经济功能与城市经济发展的需求相统一，让广大市民分享赛事的红利，促进成都实现从“世界旅游名城”到“世界赛事名城”的历史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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