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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医德对构建和谐共生新型医患关系的启示

2023-03-04 10:45:12

杨茂林,王春华,徐正东

(成都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7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医院各科室治疗专业化和精细化程度逐渐提高,导致诊疗过程中部分医生医德缺失及忽略患者作为人的主体地位,这是医患关系逐渐紧张的重要原因。2021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强调,“广大医务工作者要恪守医德医风医道,修医德、行仁术,怀救苦之心、做苍生大医,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1]。处理好医患关系是一名医生必备的素养,医德所蕴含的精髓对医务工作者树立正确的医德观、价值观、人生观意义非凡。

医德内涵丰富全面、体系结构完善,既有对医学内涵价值的全面阐释,也有对行医者道德修养和医技实践的评判,对和谐共生医患关系的构建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1.1 尊重生命、济世救人的“贵人”思想

尊重生命、济世救人的“贵人”思想一直都是古代医者行医的道德准则和优良传统,此思想发展到今天仍未曾被摒弃,经过发展甚至被赋予了以人为本等更为丰富的内涵。

先秦至西汉的医学著作《十问》中记载,“尧问于舜曰:‘天下孰最贵?’舜曰:‘生最贵’”[2]。借尧舜圣人之口,肯定了生命独一无二的价值。唐代功垂百世、德著千秋的药王孙思邈也十分重视和肯定人的价值,其传世之作《备急千金要方》中提出,“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3]。即人的生命比千金都贵重。

正是认识到生命的宝贵,我国古代医者才会提出“济世救人”,并把它作为最高的医德准则。主张行医者必须博济众施、尊重生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东汉医者张仲景在撰写《伤寒杂病论》时立志“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4],要治病救人,普度众生。我国传统医学的“贵人”思想也奠定了始终坚持敬畏生命、博济众生的行医基本思想。

1.2 医乃仁术、普同一等的行医宗旨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我国古代医者以“仁爱”作为自己的行医准则,作为传统医德思想的核心,提出了“医乃仁术”,强调济世救人、普同一等。清代著名医家喻昌在《医门法律》中指出,“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5]。即行医要有仁爱之心,对患者要情真意切,悉心照顾。

正是在仁爱思想的指引下,医者才能对患者一视同仁。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第一卷论“大医精诚”中提出,“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3]。即患者不管身份地位的高低与否、年龄相貌的美丑,也不论关系的远近、种族及智力,一律视为一家,公正平等对待,倾尽全力救治。

1.3 淡泊名利、患者第一的道德品质

在我国儒家重义轻利思想的影响下,古代医者把悬壶济世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把患者第一、治病救人作为自己的行医指南,清正廉洁,不贪钱财。唐代孙思邈主张“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3],在他看来,医者不得利用自己的医术去暴敛财物,应怀有救苦之心,为患者减轻苦难。

《汉书·董仲舒传》载明,“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6]。即做任何事都是为了匡扶正义,而不是为了一己私欲。在不谋其利、不计其功思想影响下,古代医者志存救济、扶困济贫、淡泊名利,以患者为第一。如宋代医家庞安时为人治病,“十愈八九”“活人无数”,但患者持金帛来谢,常常予以拒绝;
元代名医朱丹溪对贫困患者,“求药无不与,不求其偿”。

1.4 尊敬师长、尊重同道的职业传承

中国古代医学主要依靠师徒授受或家族授受的模式,沿袭了尊师重道的传统。师者,是前进的引路人,是为学生传道解惑之人,值得尊敬。

在与同道的关系上,古代医者也做了诸多论述,强调同道间应彼此尊重,相互学习,共同成长。孙思邈指出,“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已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3],古代医者反对同道相轻、恶意竞争,主张对于同道以彼此尊敬为第一原则。明代沈之问强调,“先生于我者,知而必师之;
后生于我者,知而亦师之”,此句可为是对尊敬师长、尊敬同道的最好概括总结。

1.5 审慎严谨、认真负责的从业态度

医者身系患者之命运,应该坚持审慎严谨、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从业态度。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体现出了以极端负责的行医态度。孙思邈指出,“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判处针药,无得参差”[3],要求医者诊察疾病,专心致志,详细了解病症,不得有一丝一毫的差错。

与此同时,古代医者也强调在诊治时要根据患者的情志进行全面综合诊疗。《古今医鉴》指出要“因病制方,对症投剂”[7],即医家在行医过程中,要根据患者心理、生理状况区别对待,对症下药,以此治愈,体现了医者的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1.6 精勤不倦、博及医源的学习作风

医学博大精深,患者病情千变万化,这些都需要医者的仁爱之心与精湛医术。2014年6月25日,中国医师协会正式公布的《中国医师道德准则》中要求医师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不断提高和丰富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医学技能,追随医学进步的脚步,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知识系统,通过自我修养和知识技能的提升,帮助患者减轻病痛。

在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中,一个医术不精、态度轻浮的医者很难被称之为好的医生甚至专家。可见,以技艺示人的医术本身即蕴涵着医德,承载着医德的价值评判。古代医者深知生命的贵重,因此强调医者行医至微至精,医者学习更应精益求精。清代医家吴瑭指出,“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8]。这样“精”“勤”“博”的学习作风成就了古代医者的高尚医德,造就了我国传统医德的优良典范。

医患矛盾、医疗纠纷的增加及医闹、伤医甚至恶意杀医事件层出不穷,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综合的、多方面的,重要原因则是当今社会部分医者对济世救人的“贵人”思想领悟不够,对医乃仁术、普同一等行医宗旨的忽略,对淡泊名利道德品质的抛弃及对审慎严谨从业态度的放松。

2.1 济世救人的“贵人”思想未深入人心

医患关系紧张,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医患间地位不平等引起的。医疗工作专业性、技术性较强,必须由接受过专业学科知识训练的人员来担任,因此医生掌握了患者的诊断权,掌握了患者“命脉”,这就造成部分医务人员心态失衡。

部分有施恩心理优越感的医生,认为自己掌握了患者“命脉”,对患者的生命具有掌控权,患者应该对自己绝对服从,不尊重患者的权利。还有部分医生具有探索研究心理,把患者病情当成自己研究、探索的对象,当作提高医术及积累经验的“踏板”,只在乎资料收集的完整性,要求患者进行不必要的检查,对患者的痛苦和经济负担视而不见,严重违背了尊重生命、济世救人的“贵人”思想。

2.2 人情社会忽略了普同一等的行医宗旨

我国传统医学不仅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而且也将佛家的众生平等思想融入了医学领域,认为对待患者应不分贵贱、普同一等。但在日常新闻报道中窥见,部分医生仍被“人情社会”所束缚,为患者“开后门”走特殊通道。如2021年5月27日,芜湖市中医医院工作人员因疫苗短缺而选择帮家属插队优先接种新冠肺炎疫苗事件引起热议。经有关部门查实后,给予了当事人通报批评等处罚[9]。

我国自古以来就十分注重血缘关系及人情往来。对自己关系亲近的或有直接利益联系的会本能采取包容的态度甚至主动为其“开后门”。以本案为例[9],医务人员在面对疫苗短缺情况时,通过插队让家属优先接种,严重损害了其他患者的合法权益,对患者采取区别对待,忽略了医乃仁术、普同一等的行医宗旨。

2.3 部分医者行医思想不端,抛弃了淡泊名利的道德品质

近年来,关于医生行医思想不端等相关新闻报道层出不穷,出现了只有送红包才有床位、送了红包才安排专业教授诊治、有社会地位的患者看病优先及为了职位晋升抄袭论文等现象。究其根源,是医者自己利欲熏心、徇私舞弊,完全抛弃了淡泊名利、患者第一的道德品质及医乃仁术、普同一等的行医宗旨。如2021年7月17日,有关山西省肿瘤医院消化内镜·微创外科中心医生李治国被拍摄收取索要患者红包的视频在微信中流传,视频中显示主治医生李治国对患者家属索要红包,并且后续还多次收受白酒和现金[10]。此案例中李医生受贿事实查实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种违法行为虽然受到了严厉惩处,但对患者心理造成的伤害却不可能随意修复,严重破坏了医患关系,辜负了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由此可见医者贪恋钱财、见利忘义、医德缺失是破坏医患关系的重要原因。

2.4 部分医者态度不端,偏离了审慎严谨的从业态度

根据以往的医闹案例,因医生严重失职而导致的医患矛盾数不胜数,寻根探源,是医生自身失职、对自己放松要求及出现诊断失误造成的。如医生查体不细心,骨折被漏诊。一摔伤患者在当地医院拍片诊断左股骨1/3骨折。转三甲医院治疗该医院按以上诊断收住,进行“左股骨干骨折内固定术”,术后两周X线对线对位好,4周后出院;
术后两月下床活动受限,通过X线诊断为骨折处愈合良好;
体检发现左髋关节屈伸受限,左下肢短于右下肢7 cm;
通过X线诊断为右股骨颈陈旧性骨折畸形愈合[11]。这个案例是因为医生疏忽大意,查体不细心,片面掌握病情,对患者没有全面检查及到院后没有再拍X线,导致漏诊。最后患者需再次做股骨头置换术才能恢复正常生活,共赔偿患者医疗费48万元。医生的疏忽大意不仅对自己和医院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对患者的身心健康也造成了伤害,忘记了审慎严谨、认真负责的从业态度。

构建和谐共生的医患关系即为构建医患共同体,诸多学者虽已提出构建医患共同体,但重点仍放在“医”“患”双方关系上,对造成医患矛盾的本质原因未有全局性、多领域的解读。胡波等[12]认为医患共同体是建立一种医患共同参与、协商、确认拟定诊治方案并在诊疗全过程中医患积极合作,使双方获得最大受益的一种服务模式。潘新丽[13]提出医患作为共同体是利益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的有机结合。

这些观点都还只是把医患双方作为共同体的主体,对政府的宏观调控、医疗机构的改革及社会的监督力量有所忽视,使和谐共生医患关系的构建变得举步维艰。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在提出建设医患共同体的主张时,已注意到其他因素的作用,尤其是法律和政策因素的作用。吕小康[14]认识到,医患共同体是医患群体、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共同协调合作构建的蕴含着情感道德和一致目标的自洽运行系统。但对医患共同体建设的研究还较多停留于理念层面,还未明晰医患共同体所包含的主体、运行机制及目标等具体的结构性内容。

医患共同体实质上并非医患群体间简单的人际交往与互动,同样遵循着整个社会的运行规则,是一个集医方患方群体、医疗机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协商合作构建的道德与目标统一的运行机制。因此医患共同体构建可从信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健康共同体3个维度入手,利用中华优秀传统医德完善医患矛盾运行解决机制,从实际可行性策略着手解决医患矛盾,为和谐社会的构建贡献力量。

3.1 构建医患双方信任共同体

医患矛盾冲突的解决离不开信任和人文关怀,医患信用共同体是指由医方、患方等在同一诊疗期间共同组成的具有信誉基础、互助职能的组织[15]。医患双方本应是同舟共济共同面对疾病,但近些年来由于主客观原因,医患双方信任趋于破裂,医患矛盾频发。基于此,我们迫切需要从优秀传统医德中吸收养分和精华,重塑医患双方信任,营造良好的就医氛围。

医患信任除了是患者对医生技术的信任,更是医患对双方的信任。对医患关系主体的认识理论至今未达成明确共识,所以医患双方信任共同体的建设不仅需要医方患方群体的努力,除此之外还需要政府部门的宏观引导及社会媒体的正确舆论。

3.1.1 医者要仁爱、尊患 医患信任的构建不仅需要医生医术至精至微,同时又需要医生坚守儒家仁爱思想。(1)坚持尊重生命、济世救人的“贵人”思想。药王孙思邈曾劝诫医者应把生命看的比千金还要贵重,心怀仁义,对症下药,治好患者,最高的品德也不过于此。寻根探源,“仁爱”自古以来就是医者的行医准则,也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高道德伦理规范。

(2)要做到尊重患者,不欺骗患者。患者求医,交付的不仅仅是病情,更是信任与生命。作为医生,应尊重患者,不欺骗患者。明代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载明,“或巧语诳人,或甘言悦听,或强辩相欺,或危言相恐。此便佞之流也”[16]。即有的医生用花言巧语欺骗患者,有的用甜言蜜语迷惑患者,有的用善辩的口才蒙骗患者,有的用惊惧的言语恐吓患者。这些都是擅长耍弄嘴皮而没有真才实干的一类医生,这类医生对患者极其不负责任,对医患关系有所破坏。

3.1.2 患者要择医、信医(1)患者要择医。患者在选择医生治病前要考量医生学问是否高明、技艺是否精湛、品德是否高尚,以此减少潜在矛盾的产生。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将“择明医”[17]放在首位。明代章楠强调,“是故详慎在选医之时,不在临病之际”[18]。

(2)患者要信医,不对医生隐瞒病情。当医生询问病情时,患者应如实详尽地告知医生,要信任医生。张景岳提出,“又若病家之要,虽在择医,然而择医非难也,而难于任医;
任医非难也,而难于临事不惑,确有主持,而不致朱紫混淆者之为更难也”[19]。张景岳认为患者在选择医生后要信任医生,在病情复杂时不迷乱,不听信旁人谗言,不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与此同时,患者还应遵医嘱,只有这样才能使医生的治疗措施发挥最优效果。

3.1.3 医院管理部门要有规章及保障权利 针对医院出现的医疗纠纷,医院管理部门在成立“医疗纠纷监察小组”的同时还可制定完善的考核评价制度。该小组除了接受患者的投诉外还有权对医疗纠纷的起因、过程及结果进行调查分析,既有利于医疗纠纷的解决,也为类似的医疗纠纷案件提供了解决模板。同时医生的工资福利等与其表现息息相关,对医生的表现定期考核打卡,对考核不合格的医生进行培训和减薪。

和谐共生的医患关系发生在医生和患者直接接触的诊疗活动中,根植于医生和患者的相互信任中,更产生在医生和患者的平等权利下。在医患关系中,患者是保障权利的强势群体、医生是权利保障的弱势群体,医生权利的有效保障是患者权利最终得以实现的前提,也是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现实需要。一言以蔽之,医院管理部门在保护患者权益的同时,也应保护医生的公民基本权利、执业权利及执业相关权利,做到医患双方平等互助。

3.1.4 社会媒体方面要公平、专业 新闻报道对构建和谐共生医患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社会媒体既要对医疗行业进行有效的舆论监督,又要注意防范虚假不实报道造成错误的舆论。(1)规范新闻媒体行为,杜绝虚假不实报道。记者要加大学习力度,中国记者协会加强对虚假报道的监督。医疗行业是专业性极强和风险性极高的行业,涉及医疗行业的新闻报道,新闻工作者除了具备经济、政治、社会等广博的知识与过硬的新闻能力外,还要加强对医疗行业相关知识的学习和理解,必要时,还需得到相关临床专家的意见才能进行客观而准确的报道,而在招聘新闻工作者时,选择具有医学背景或医事法学专业背景的人才,有利于防范虚假报道的出现。

(2)医院主动与媒体建立良性互动机制。源于以往虚假不实报道和媒体报道的思维定式问题,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仿佛“走在了一起”,对医疗行业的报道形成了“一边倒”状况。如何让医方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医院主动与媒体建立良性互动机制必不可少。医方可通过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主动与媒体进行沟通,发出医院的声音,医院也可与媒体进行积极沟通,重塑医院和医生的良好形象。

(3)加强医院宣传工作。医院宣传部门可通过微博、微信建立公众信息交流平台,传播医院正能量,定期发布健康信息及开展健康活动,让医院、医生与患者进行良好的互动。

3.2 构建医患双方利益共同体

医患关系究其根本就是利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由医生、患者、政府和医院共同组成。利益共同体的构建和维系不仅需要医生有医德,不欺骗患者,还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缓解医患冲突及让医院等医疗机构履行自身职责。

3.2.1 医生要坚守淡利、审慎、勤学(1)医生要具备淡泊名利、患者第一的道德品质。部分医生收受贿赂现象屡禁不止,甚至反以为荣,针对此现象要用中华传统医德来净化升华。“千钟之禄不可费其志,万钟之贵不可损其心,不为其财损其德,不为其利而损其仁”,古代医者采取“任其自酬、勿责其厚报”的方式来获取酬劳。因此人们常用“杏林春暖”颂扬医者廉洁清正、不图名利。这也是当代医生须努力践行的医德理念。

(2)坚持审慎严谨、认真负责的从业态度和精勤不倦、博极医源的学习作风。医患利益共同体的构建,医生除了具备高尚品德,还需要有精湛的医术及终身学习的理念。孙思邈亦云学医的人,一定要广泛学习医学本领,专心勤奋,毫不懈怠,不能听到几句没有根据的传闻,就说医学已经全部掌握,自己已经不用再继续学习,这是犯了重大错误的。医生精湛的医术对取得患者的信任及建立利益共同体意义重大。

3.2.2 患者要升谦、平和 患者是医患关系中的重要一方,对医患和谐关系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患者同样需要加强与医生的沟通及信任医生,不能将医患关系简单地定位为消费关系或合同关系,因为消费体现为契约,但医患关系中不只是简单地包含了契约精神,还包含了比契约精神更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尤其是在健康受到威胁时,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是公民生命安全受保护的首要前提[20]。当然,医方对患者有侵权或伤害行为时,患者需要运用法律手段去维护自己的权利,但不能胡搅蛮缠,更不能“暴力医闹”。

3.2.3 政府要提供制度保障 政府需要为和谐共生医患关系的构建提供制度保障和经济保障。法治乃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政府可通过立法或行政法规严格规定执业医生准入标准,从源头上提高医生能力水平。政府应加大对医院服务质量的考核力度,特别是公立医院,将考核成绩与医院福利挂钩,督促医院提高服务质量,形成奖惩一体的激励机制。政府可通过完善医务人员晋升和薪酬制度,提高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

3.2.4 医院管理要以患者为中心 医生虽然是与患者直接接触,但医生只是医院中的一员。医生的行为是医院管理水平的反映。医院所独有的公益性要求其时刻以患者为中心、以治病救人为己任,严格制定医生考核制度,规范行医行为,提高医院服务质量,加强对医生的职业精神教育和医德医风教育,保证患者在公平和谐的环境中就医。

利益共同体的构建不仅仅局限于医患间,还体现为医疗服务中各方面利益的协调和平衡及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利益的协调和平衡,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利益”,是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为基础、维护国家和谐稳定发展的大事业,每一个组织、团体和个人的利益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它是一个多主体、多层面、多系统、宽领域综合发展的利益共同体[21]。

3.3 构建医患双方健康共同体

医患双方健康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医患双方的努力,也离不开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关系的构建,全社会和全领域的和谐健康才有利于健康共同体及和谐社会的构建。

3.3.1 医者要树立医乃仁术、生命至上的理念 医生坚持医乃仁术、普同一等的行医宗旨,有利于健康共同体的构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国医生挺身而出,涌现出了钟南山院士、张伯礼院士、张定宇医生等人民英雄,他们始终坚持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3.3.2 患者要调养有道(1)医学治疗从来都不是医方单纯的技术活动,还需要患者的配合治疗。患者要保持身心愉悦,缓解抑郁、暴躁、沉闷等负面情绪,程国彭强调,“病家误,最善怒,气逆冲胸仍不悟,岂知肝木克脾元,愿君养性须回护”[22]。患者的忧郁等负面情绪对身体恢复百害而无一利,特别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患者情绪更不稳定,极易出现暴躁、抑郁等情绪,因此,患者要学会转换视角、自我调节,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2)患者要缓解负面情绪,保持积极的心态及健康的生活习惯。治疗效果的好坏,除了与医生医术的精湛与否有关,与患者身体状况也有密切关系,患者为达到治疗的最好效果,应努力使自己身心平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做到天人合一、阴阳平衡。

3.3.3 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 马克思强调,“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23]。人不是独立生存于真空之中,人的身体健康也不只是身体内部各项器官独立运作的结果,其还涉及人与自然界的相处、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相处。在医学上,疾病可能只是身体某个器官或部位发生紊乱或病变,治疗只是一个自然性的过程。但其实不然,疾病的治愈除却物理或生物疗法外,还包括心理调节及与自然接触。

在我国古代,强调天地人三者的协调,强调天人合一,推崇人与自然及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此共同体的构建可让我们众志成城抵御新冠肺炎等传染性疾病;
可让我们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社会间的协调平衡,懂得尊重自然;
可让我们更好更快地构建起和谐共生的医患关系。因此个人、社会、政府要积极助推健康共同体的构建,助推健康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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