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功胜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53）

随着近年来中国大运河申请世遗的成功、遗产保护立法的实施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启动，大运河文化进一步受到普遍的关注，诸多学者从政治、历史、经济、水利、生态等方面挖掘大运河的文化内涵，大家普遍认识到中国大运河不仅是一种物质文化，也是一种精神文化，但客观地说，从文化方面深入研究大运河的成果还很不够，或者说没有把文化提高到应有的位置。也许可以这么说，中国大运河的历史遗存已经基本脱离了它曾经拥有的政治、经济等属性，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文化遗产，有必要重新确定其在当代及未来社会的功能定位，把古大运河研究的视角更多地切换至当下的文化建设上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承载，皖北地方戏曲作为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整体的大运河文化有何关联，搞清这种关联对于皖北地方戏曲的传承保护有何现实意义，这是一个非常有研究价值的问题。

1.1 历史上的地理关联

翻开大运河的历史可以得知，安徽是历史上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东段所在地，这段运河从安徽西北的柳孜（即历史上的柳子镇），经宿州、灵璧到今天的泗县（即历史上的虹县），基本斜跨皖北大地，其中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的发掘曾位列“199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14年又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发掘出的珍贵文物为研究中国运河历史、运河文化以及安徽运河沿线古代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全新的资料。从中不难推断，从秦汉至隋朝，柳孜镇都是通济渠路线上的重要交通节点，很容易想象出历史上这个城镇贸易的发达、集镇的繁荣和人口的稠密。宋金对峙时期，两国划淮河而治，中国进入南北分裂的局面，安徽段运河很多地方开始逐渐淤塞、湮废。不过，宋元时期通济渠的漕运仍然很发达，安徽地界的古柳子镇、虹县（今泗县）等仍然是通济渠上的交通要道和经济重镇。《宋史》中有这样的记载：“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道而进。”［1］《元和郡县图志》的记录更为具体，描述通济渠上下，“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2］”。直到明清时期的京杭大运河，仍然是中国南北的交通命脉。目前的情况是，历史上皖北段运河故道长180多公里，目前大多堙没于地下，只有泗县一段长约28公里，仍具有水利和航运功能，尤其是泗县城东长约5.8公里的一段，基本保持了古运河的原貌，堪称古运河的活化石，还有1951年在原大运河的基础上改造新河段——新濉河段，长约12公里，从安徽宿州注入江苏泗洪境内，仍然可以在航运和商贸活动中发挥出重要作用。不管是历史上的繁华还是后来的沉寂，研究中国大运河不但不能绕过皖北，而且要把皖北列为重要的篇章。

追求文化的归属感是近年来后发地区一个持久的冲动。随着安徽正式加入“长三角”，寻求安徽与“长三角一体化”的文化渊源、历史脉络及其现实关联与发展路径已经成为学界的一大热点，如果从皖北与长三角的关系来看这个问题，完全可以把皖北与大运河文化深度关联起来。稍微梳理一下历史可以发现，安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本来就是长三角的重要组成部分，早从唐代开始，安徽与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同属“江南道”分支的江南东道，明代首都南直隶（清顺治改为江南省）也包括今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直到康熙时，“安徽省”与“江苏省”才从江南省中拆分开来。也就是说，在当下安徽人急切地攀附“长三角”时，安徽与“长三角”本来就断断续续存在着一千年左右“一体化”的历史，今天的宿州市的历史沿革更是这种“一体化”的见证。宿州的设立就是隋唐京杭大运河通济渠（汴河）段开通的结果，随后的近千年中，今天的宿州等地和江苏的部分地区可以说是时分时合，直到建国前，今江苏的泗阳县、宿迁等四县市才脱离宿州归属江苏，皖北与江苏的省界才基本确定。

1.2 发展中的文化关联

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运河的历史，中国大运河流淌的是文化，把大运河提升到文化的高度有着足够的支撑。有的学者已经做了这样的结论：“‘运河文化’是人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跨自然水系的通航、漕运，促进运河流域不同文化区在思想意识、价值形态、社会理念、生产方式、文化艺术、风俗民情等领域的广角度、深层次交流融合，推动沿运河流域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全面发展而形成的一种跨水系、跨领域的网带状区域文化集合体。”［3］中国大运河的这种“文化集合体”特征更为明显，也有学者做了这样的总结：“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不仅揭开了水运史的新篇章，同时也带动了运河沿线中京津文化区、齐鲁文化区、吴越文化区、中原文化区的文化变迁。在这狭长的运河文化区中，受沿线各个文化分区文化地理、社会结构、民俗生活的影响，大运河文化变迁中所体现出来的认同与融合、扩散与开放是其他区域文化所不能比拟的。”［4］中国大运河文化与丝绸之路、长城等文化遗产一样，是一种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它以大运河为主线，把一些原本互不相关或关联很少的沿线区域关联起来，相互交流融合，最终在文化的多样性中集中展现某种文化内涵。

在这种线性文化结构中，皖北与苏浙（尤其是江苏）地区基本是一个文化的整体。产生这种整体性的原因首先在于地理位置的相邻和自然条件的相似，广阔的平原和少许的丘陵山地是它们共同的地貌特征，稠密的水网和人工运河把它们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得这一地区的人际、物产、信息和文化的交流变得十分方便，尤其是人工运河的存在让皖北大地与江苏之间简直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大运河江苏段长达612公里，在陆路交通很不发达的过去，这是贯穿江苏南北的黄金水道，它以长江为界分为苏北运河与苏南运河，其中苏北运河404公里，沿线有徐州、宿迁、淮安和扬州等重要城市，苏南运河208公里，沿线有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无锡等重要城市，这些地区都是历史上有名的“鱼米之乡”，一直都是皖北人民外出的目的地，频繁的商贸人际交流也让文化的交流融合成为可能。葛剑雄先生在分析安徽与长三角的文化渊源时就曾指出：“在自然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便捷的交通方式使江南内部以及与相邻地区之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都变得非常便捷，这样就形成了江南文化共同体。”［5］

戏曲就是这种“文化共同体”的重要表现。皖北地区与江浙大运河沿岸相似的地理环境、日常生活，必然生成相似的审美趣味，而大运河边的徐州、淮安、无锡、扬州、苏州等城市，都是戏曲史上的重镇，皖北地区的戏曲必然会受到它们不同层面的辐射，借鉴它们的形式更加完美地表现本土的艺术感受，最终形成杂合百家的皖北地方戏曲。如果梳理一下皖北地方戏曲，我们不难发现它们现存的内容与形式主要都是凭借大运河与两岸地区不同戏曲门类相互交融的结果，皖北戏曲与中国大运河的文化渊源由此可见一斑。

2.1 大运河与地方戏曲的生成发展

中国戏曲的传播素有“水路传播”“水路即戏路”的说法，其中的理由非常简单，中国戏曲的发生和成型大都在宋元明清与民国时期，古代中国的陆路交通都不发达，“水路”自然是最主要的交通方式，自然也成为戏曲传播与交流最重要的通道。宋元时期是中国戏剧形成的重要阶段，京杭大运河北方的起点涿郡（今北京）、南方的终点余杭（今杭州）都是当时中国南北最大的两大文化中心，由于时局的影响，以京杭大运河为轴心，大都（今北京）的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郑光祖等北方杂剧大师们纷纷沿大运河南下，继续在扬州、建康、苏州等城市从事戏曲活动，这种文化生态一方面使得全国戏曲中心由大都南移，一方面南北戏剧在大运河两岸发生了史无前例的交流融合，一个不期然的结果是元杂剧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座高峰。明清时期以大运河为纽带的南北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以昆曲为代表的戏曲文化沿大运河北上，与北方文化不断融合变异，形成了戏曲史上著名的“南昆”“北昆”之分。“徽班”虽兴起于安庆，却成名于清代大运河畔的商业和文化中心“扬州”，著名“进京”路线的起点也是扬州，其主要的活动区域江浙和“进京”路线，大运河都是最核心的部位，北京作为当时大运河上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为它融汇百家提供了重要的舞台，“京剧”的诞生也就成为大运河文化交流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

基于相似的文化语境和自然条件，除了昆曲与京剧，许多地方戏曲的生成与传播也与大运河密切相关。这些地方戏曲基本都是以本土戏曲为基础，借用通过大运河外来的戏曲形式，最终形成了形制完善的正规戏曲。比如“扬剧”是将古老的香火戏、扬州清曲和大运河沿岸的花鼓戏融为一体，徐州的丁丁腔在形成过程中明显受到京剧、梆子、柳子戏、拉魂腔等戏曲艺术的影响，还有苏州市的苏剧、无锡和常州的锡剧、宿迁市的柳琴戏等都是大运河沿岸戏曲文化共同孕育的结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大运河沿岸的戏曲交流史折射出的就是一部大运河的文化发展史，从中可以窥见大运河文化流变的历史细节与完整过程。

2.2 皖北地方戏曲沿大运河的“水路传播”

梳理一下皖北戏曲的发展史，很容易发现，中国戏剧通过大运河的“水路传播”中，皖北戏曲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身影。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泗州戏，原名拉魂腔，流行于安徽省淮河两岸地区，与徽剧、黄梅戏、庐剧并称安徽省四大剧种。许多人认为它发源于江苏省北部海州、盐城一带，与这一带的柳琴戏和淮海戏基本同根同源，它的原型是反映农民丰收喜悦的太平调和反映猎户猎后喜悦的猎户腔，当地民间音乐爱好者丘老、张老、葛老把两种曲调整理加工形成拉魂腔。这个命名非常形象，主要是因为这个剧种声腔优美，曲调丰富，特别是女腔尾声翻高八度，撼人心灵，让人不思寝食，百听不厌，流连忘返，像“魂魄”被拉去一样，故称“拉魂腔”。柳琴戏和淮海戏解放前都叫“拉魂腔”，因它的伴奏乐器很像柳叶，鲁南和苏北干脆又叫它柳叶戏，而安徽的老艺人都是老泗州人，又因唱腔有“泗州调”的叫法，便定名为泗州戏。最早的“拉魂腔”是艺人以唱“门歌子”的形式沿街卖唱谋生的手段，一般只有二人，用敲击梆子伴奏，也没有道具和行头，后来有人自制了“土琵琶”——柳琴，艺人们可以一弹一唱或自弹自唱。在地摊演出中，为了吸引人气，正戏未演之前要开演一场小戏，这些小戏开始有了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这便是后来声名大振的“压花场”，泗州戏由此开始出现戏曲的雏形。再后来，艺人们把两、三台小戏串起来一起演，演员阵营扩大了，伴奏乐器除柳琴外，还有三弦、大锣、小锣、梆子、鼓等，唱腔体系也开始丰富成形，“唱腔板式有慢板、紧二行板、慢二行板、五字板、叫板、闸板、跺板等。男声唱腔吸收了淮北地区男子的劳动号子，女声则吸收了淮北民歌小调和各种花腔，产生哈弦、单起弦、双起弦、哭腔、含腔、柔腔、平腔、射腔、过河调、进花园调、冒调花腔等十几种声腔。同时吸收了优秀剧种花鼓、梆剧、京剧和其他流行曲艺的唱腔艺术。”［6］这个过程中，苏北海州的柳琴戏演化成淮海戏，受方言影响又产生了新调子“猫调”，它也被吸收到泗州戏里了。这样一来，泗州戏的唱腔念白不但有北方戏曲的慷慨激昂，又有南方戏曲的婉转温柔，不但有难度极大的花腔和花舌，又有民间琴书和道歌的平实质朴，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融合皖北地区民俗文化，这是泗州戏的特色，也是泗州戏的灵魂和生命。”［7］20世纪50年代初，泗州戏首次赴京演出，郭沫若称赞“它是淮北人民的一朵花”［8］，梅兰芳对泗州戏中的“压花场”这一舞蹈动作也是赞叹有加。从泗州戏的发展史可以看出，它的形成和传播基本都在大运河沿线及其辐射地区，东至泗阳、淮安、连云港等地，西至安徽省泗县、淮北及河南省永城、商丘等地，南至盱眙、南京及安徽天长、蚌埠等地，北至江苏宿迁、徐州、安徽箫县、砀山及山东郯城、枣庄等地。

其它皖北戏曲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坠子戏，它具有浓郁的淮北乡土气息，起源于中国曲艺、戏曲之乡萧县，因其主要伴奏乐器为坠胡（又称“大弦”）而得名。早期的坠子是由安徽北部的游方道士或道情艺人在各地演唱的“道情”，结合皖北、豫东的民间说唱曲种“莺歌柳子”和河南的“三弦书”而形成的一种曲艺，成型期的坠子也叫“大扬琴班”，只有简单的化妆、服装、道具，其曲调以安徽琴书的唱腔为主，也唱梆子腔和拉魂腔（即泗洲戏），后来吸收京剧、豫剧的一些表演方法和戏剧程式，才开始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戏曲剧种，最后又反过来流行于大运河沿岸对很多戏曲产生影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砀山四平调”起源于安徽省砀山县周寨镇，它是在“砀山花鼓”的基础上，吸收评剧、京剧、豫剧、梆子戏等的腔调和乐器，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唱腔体系和表演风格。其“四平”是取花鼓戏唱腔四句一平、四平八稳之意，因其形成过程杂合百家的特征，也有人称它为“四拼调”。“四平调”主要流行于河南、安徽、山东、江苏四省交界地区，这里大都是黄河故道，很多也是大运河流经的区域，“水路”传承的特征非常典型，是中国戏曲发展的缩影，堪称中国民间艺术中的一朵奇葩。今天的淮北梆子戏主要流行于大运河边的皖北、豫东和苏北地区，它在声腔上与河南梆子、上党梆子、蒲州梆子、莱芜梆子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在艺术表演程式上受京剧的影响较大，一般认为源于河南豫剧豫东沙河调或沙河梆子，后来逐渐吸收淮北民歌和民间小调的唱腔体系演变而成。

3.1 传承发展皖北戏曲文化的基本理念

从以上的梳理中不难发现，安徽皖北戏曲可以说是一种沿着大运河“游走”的文化，它们的产生、生存和发展无不受到大运河的文化滋润，“水路即戏路”的特征非常明显，而大运河文化则是一种极具兼容性的文化，它贯穿在皖北戏曲形成、演变的全过程中，正是大运河水网提供的便利交通使得频繁的人口流动成为可能，两岸大大小小的戏曲重镇又为皖北戏曲的孵化成型提供了繁殖的温床，让南来北往的戏曲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皖北戏曲在这种良性互动的文化生态中最终形成了自己的艺术形态和审美风格。同时，成熟的皖北戏曲又通过大运河把自己的戏曲艺术四散传播，反哺大运河对自己的孕育和滋养，从而也使自己成为大运河文化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大运河文化与皖北戏曲就是这么相互作用、相互生成的，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形成中国大运河线性文化遗产中一个完整的文化单元。这也意味着传承发展皖北戏曲文化要执行一个基本理念，也就是要抓住国家大运河文化开发的发展机遇，找到皖北戏曲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契合点，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把这份皖北大地珍贵的文化遗产传开来，传下去。

3.2 传承发展皖北戏曲文化的路径选择

皖北戏曲文化的传承发展是一个宏大的文化工程，我们需要系统的安排，整体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遇到所有地方戏曲传承发展中的人才、资金、受众、市场等共性问题，但从大运河文化视角来看皖北戏曲的传承发展，它又有独特的发展机遇，这就决定了传承发展皖北戏曲，在解决那些共性问题的同时，不可忽视以下路径选择。

一是要搭上“班车”。在当下传统地方戏曲总体不景气的文化困境中，把皖北戏曲的传承发展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关联起来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要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深刻理解大运河文化的内涵，高度重视大运河文化的整合功能。要以大运河文化为核心引领，对大运河与皖北戏曲生成、发展与传播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准确把握皖北戏曲的发展规律，深入挖掘大运河戏曲文化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各种现实关联，争取把皖北戏曲的传承发展纳入国家层面的大运河文化整体规划中。

二是要主动融入。地方政府在执行国家大运河文化的整体规划中，要确立皖北戏曲文化的核心地位，把皖北戏曲文化的传承发展作为一个重要抓手。要主动接收江浙经济发达地区的文化辐射，主动参与它们的大运河文化传承发展活动，借助共同的平台传播自己的戏曲文化。要用足用活大运河的历史文化，用皖北戏曲的传统形式演绎大运河沿岸的历史典故、时事变迁和现实生活，讲好自己的大运河戏曲文化故事，最终形成一批能够扩大戏曲文化受众、可以走向市场的文化品牌。要加大皖北戏曲文化的宣传力度，将皖北戏曲文化融入大运河文化宣传片中，同时用抖音等新兴媒体形式传播皖北戏曲文化，让它们进入文化受众的日常娱乐中，让广大文艺爱好者不断习得大运河两岸的戏曲文化。

三是要整体发展。大运河文化具有共通的文化属性，其中的戏曲完全有可能实现整体的发展。把大运河文化纳入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可以为沿途零散的地域文化找到自身的位置和发展的契机，在鲜明的地域文化中探索大运河文化的整合性、整体性特征，用一种系统的观念传承保护历史文化。皖北地区戏曲文化种类繁多，如果各自为政，小区域谋划，同质化的问题肯定比较严重，发展的空间必然受到限制，如果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打包发展，很多地方就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发挥出“1+1”大于“2”的整体效应。因此，要把皖北戏曲文化的散点连接成线，再与整个大运河的戏曲文化串联起来，打造一个整体的皖北戏曲文化，用一种文化的合力去塑造一个响亮的文化品牌。

四是要文旅融合。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启动，为相对欠发达的皖北旅游业带来了一个级别极高的旅游资源，皖北戏曲作为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借这个“东风”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皖北戏曲文化的传承如何实现与皖北旅游的融合，各级政府必须把它提上议事日程。皖北各级旅游规划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中，要充分考虑戏曲文化的分量和位置。在大运河文化旅游资源集中的古镇和文化街区中，皖北戏曲都要尽量争取建立各自的演出基地或演出点，让戏曲文化成为旅游日程安排的一部分，实现戏曲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

五是要在守成中创新。一方面，要守住皖北戏曲的特色，任何完全超越一个地方戏曲的艺术门类肯定是另一种戏曲，这不符合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基本原则；
另一方面，要守住皖北的生活源泉，这是皖北戏曲彰显大运河文化魅力的基本元素，只有是地域的才是全民族的。对于地方戏曲来说，需要创新的地方很多，但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让传统的东西进入我们现代的生活，比如泗州戏，它的本色就是乡土的，以粗犷豪放、风趣幽默见长，如何以当下乡土为题材推出一些具有时代精神、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剧，就应该成为创新的方向。这种创新不但有效传承了传统文化，又能获得文化市场的商机。

大运河文化的兴起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启动为皖北戏曲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安徽地方戏曲文化学者要抓住这难得的历史机遇，主动作为，加强皖北戏曲和大运河文化两者关联的研究，搭上这班文化大工程的顺风车，主动融入大运河文化，找到两者融合发展的契合点，在大运河文化的整体建设中尽可能多地展现皖北戏曲的文化元素和地方特色，为皖北戏曲的传承发展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争取更多的发展机遇，为安徽的文化强省建设贡献应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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