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金 城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730106；
陕西师范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61

从公元前2世纪丝绸之路开辟，到公元19世纪世界历史大变局，丝绸之路经历了大约两个千年，贯穿了“世界区域性整合”“大区域密集交往”和“走向全球性群体集合”的历史过程①本文对古丝绸之路两个千年的历史过程和特点的把握借鉴了许倬云先生对世界历史脉络整体归纳的观点。参见许倬云：《观世变》，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丝绸之路艺术作为人类历史的重要构成部分和形象表达，其发展演变受制于这个历史过程中的多种因素。主要有：区域地理因素，文明体系重构因素，地缘政治变局因素，经济交流和商业贸易因素，宗教因素，民族迁徙和人员流动因素，等等。它们属于不同“体系”，具有不同“层级”，与丝绸之路艺术的关系或近或远，或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丝绸之路艺术史的整体结构，也影响了丝绸之路艺术史的格局。

第二时期：丝绸之路艺术发展和鼎盛（约公元前1世纪—公元9世纪）①本人刊于《东方论坛》2022年第1期的《丝绸之路艺术史纲（上）》将丝绸之路艺术史划分为四个时期、七个阶段，并对“第一时期：丝绸之路艺术孕育及溯源（约公元前31世纪—公元前2世纪）”及其一、二时段进行了论述，本文承接之。

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9世纪的千余年，是世界区域性整合的时代，也是人类第一次大规模物质交流和文化交汇的时代。“轴心时代”之后人类历史重新建构，奠定了世界发展格局。丝绸之路沿线王朝更迭频繁，世界局势多变。“秦汉大帝国及隋唐帝国，地中海的罗马世界，印度次大陆的梵文世界，以及中亚的几个大帝国依次出现。”②许倬云：《观世变》，第31页。中国汉唐盛世及其衰亡之后的分合，特别是魏晋南北朝胡汉文化融合，东西罗马分裂和拜占庭帝国兴起，匈奴、突厥及欧亚其他民族大迁徙对世界“碰撞”，中东中亚地缘政治风起云涌，继而阿拉伯帝国崛起，等等，使得丝绸之路在剧烈动荡和不断分化聚合中曲折延伸。在文化上，其“特色是普世性大帝国与普世性文化或宗教体系相伴出现。例如佛教、儒家、伊斯兰教，都在此时成熟，也都已教化了所在的区域。大规模族群以‘蛮族’入侵的方式移动，同时，长程贸易跨洲转输，商路上居间族群获利至丰”③许倬云：《观世变》，第30页。。这些现象直接影响丝绸之路艺术的面貌和轨迹。

丝绸之路艺术在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由区域交流到全域交流，艺术各领域的融合不断增强并走向鼎盛。这一千年丝绸之路艺术的历史过程，可分为两个时段，即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6世纪、公元7世纪到公元9世纪，也就是从丝绸之路艺术史前史算起的第三时段和第四时段。

第三时段，公元前 1世纪—公元6世纪

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6世纪，是帝国兴起、开疆拓土的时代，也是社会动荡、端绪最繁的时代；
是以艺术展示大国气象的时代，是艺术交融、变易创新的时代，还是奠定世界艺术格局的关键时代。

张骞西域凿空，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节点。但是，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交流交往，特别是丝绸之路艺术的交流交融，具有连续性，并不因这一特定历史节点而立刻发生重大变化。“节点”不仅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研究者进行断代的“工具”。作为历史延续过程，本文将“轴心时代”的下限即公元前2世纪作为第一时期（丝绸之路艺术史前史）的结束，将公元前1世纪前后作为第二时期的开始。综合考虑当时丝绸之路东西段整体状况，这是一个较为宽泛、弹性很大的时间概念。

公元1世纪前后，是宏观政治体系集中出现的时期，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中国汉代等帝国崛起，“彼此间进行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影响了跨大陆交通的发展”④沈坚：《希腊化与拜占廷帝国》，《史林》1995年第1期。。此后几百年间，东西方都经历了帝国由盛而衰和分化重构的过程。汉帝国逐步开通和拓展了丝绸之路东段，罗马的疆土也一度扩张到欧洲的西北部，南亚，丝绸之路也逐步贯通。尔后东西方都出现过分裂局面，经历了社会动荡、征战不断的痛苦历史过程。分裂、冲突和聚合在客观上为不同文化艺术的交流和创化提供了条件。东汉衰亡后的魏晋南北朝，东、西罗马分裂及早期拜占庭，中东中亚国家的兴衰更迭，对丝绸之路东段、西段和中段艺术交流及其发展演变产生直接影响。

丝绸之路东段的中国处于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开通并曲折发展，南方丝绸之路的延续和拓展，形成了多种文化交流交融的局面，奠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发展格局，也为丝绸之路艺术多种要素的融合开拓了空间并打下了坚实基础。西汉王朝对域外世界渴望了解、屡次遣使和开疆拓土，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的“三通三绝”，魏晋南北朝社会分裂和民族融合，特别是佛教的传入与本土化，等等，为西方艺术、西域艺术及草原艺术和中原艺术等艺术体系的融合提供了历史机遇，为其再创造并广泛传播打开了空间和网路通道。汉承秦制，继秦始皇兵马俑之后，汉代艺术在整体上体现出深沉雄大的气派和包容吸纳的气度，风格古拙质朴而传神，崇尚气势和力度。从文献可知，汉代长安宫苑林立，以未央宫、长乐宫为代表的汉代建筑呈现出体天象地、经纬阴阳、包蕴山海的气派，追求庞大的群体结构和气势，建筑布局样式与天体世界对应。丝绸之路的开通推动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其成果或直接、或曲折地体现在物质交流和文化艺术交流中，这极大地促进了艺术的创化和新样态的产生。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分裂动荡，民族冲突，胡汉交融，佛教传入并演变，道教、玄学勃兴，经历了政治、社会和思想大变革，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次思想觉醒的时期，也是艺术自觉的时期。而丝绸之路提供的交流通道发挥了持久而特殊的作用，“汉文化中丰富多彩甚至常常是相互冲突的元素——本土的和外来的，儒家的和道家的，宫廷的和民间的——使汉代艺术极具活力，形式和主题变化无穷”①[英]迈克尔·苏立文：《中国艺术史》，徐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5页。。丝绸织物、各种器物、石窟建筑、雕塑、石刻、绘画、音乐、舞蹈、钱币、书法、印章等艺术繁荣发展，显示了中国风格和气派并影响东亚。丝绸之路东段的艺术因交流而别开生面。

丝绸之路西段的罗马艺术，经历了希腊化晚期、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前期几个阶段，多种要素的交流融合形成环地中海艺术的整体风貌。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灭亡，公元前30年，屋大维征服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27年，屋大维被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罗马由共和时代进入帝国时代。“从由共和转向帝制之日起，罗马的目光就一直锁定在亚洲，由此它拥有了自己的灵魂。”②[英]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孙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页。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堡成为东罗马首都；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帝国；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覆灭，东罗马开创拜占庭帝国时代。罗马的历史变迁，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伴随军事目的的希腊化和罗马东征后的地缘政治形势，也影响了环地中海及近东的艺术发展。同时，以丝绸贸易为主的经济活动成为东西方交通网路开辟与维系的持续驱动力，客观上为不同艺术的交流交融打开了空间。罗马艺术不同程度地吸收借鉴希腊艺术和埃及艺术、西亚艺术，形成了影响和辐射环地中海地区的文化艺术整体。“帝国若想壮大，必须拥有大量的城市，由此征取足够多的税收；
帝国若想辉煌，必须拥有艺人和工匠——他们的精湛技艺让有钱人相互攀比炫耀，并由此获得高昂报酬。”③[英]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孙芳译，第11页。帝王利用艺术为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服务，强烈的政治目的与精湛的艺术技巧的结合构成了罗马艺术的重要特点，其中建筑和雕塑是最重要的艺术形式。屋大维、戴克里先、图拉真、凯撒、尼禄等帝王形象的雕塑，借助艺术语言和视觉形象宣扬自己的功绩及其统治思想，“书写”了罗马帝国的历史，继承并发展了希腊艺术的精髓，也造就了世界艺术史上罗马雕塑艺术的经典。希腊艺术的另一特色是大型建筑，也被罗马帝国发扬光大。约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成书④1986年有首个中文译本：［古罗马］维特鲁威：《建筑十书》，高履泰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表明罗马建筑不仅学习了希腊经验，而且有了理论的总结和指导。大型建筑集供奉神祇、政治象征、公共空间、娱乐设施、艺术享受等功能于一体。神庙、祭坛、广场、凯旋门、宫殿、庆功柱、陵墓、元老院、剧场、体育场等规模巨大的建筑，将希腊柱式、拱券技术与罗马的豪横气派和歌功颂德的目的完美结合，彰显着国威，记录着重大历史事件，也包括帝王在规模巨大的空间露面并对民众施加影响的目的。从罗马斗兽场到君士坦丁凯旋门，从万神殿到圣索菲亚大教堂，这些“不动”的标志性经典建筑，从丝绸之路视域看则有着艺术理念、规则和技巧的“流动”和发展演变，以及复杂的政治、宗教、历史文化意蕴的传承、交融和积淀。

在丝绸之路中段，处于东西文化交汇十字路口的中东中亚，经历了亚欧民族大迁徙和泛希腊化，对贯通东西方艺术发挥了极大作用。不同艺术之间的双向影响和多维组合决定了中亚艺术作为重要交汇点的“金桥”地位。中亚历来是地缘博弈的地区，在历史上从来就是一个交叉地带，亚洲大陆各个时代最主要的艺术文明都汇集于此。从东到西的丝绸之路中，最辽阔的一段曾经掌握在中亚各民族手中，从南向北穿越中亚的各条通道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古时起，印度和伊朗就是通过这些通道与草原地区各民族以及草原以外伏尔加河上游、西伯利亚、远东各民族保持着联系①参见[苏]普伽琴科娃、列姆佩利：《中亚各族文化艺术史》，贾东海主译，边守义等参译，柳力总校，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页。。亚洲的这条交通大道在东方与西方艺术文明的相互关系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本时段，即将谢幕的印度孔雀王朝（公元前323年—公元前187年），西亚希腊化的塞琉古王国（公元前305年—公元前64年），西亚强国安息帝国（帕提亚，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控制中亚和西北印度一带的贵霜帝国（公元30年—公元375年），统治印度次大陆北部的笈多王朝（公元320年—公元500年），统治伊朗和伊拉克一带的萨珊波斯王朝（公元224年—公元651年），还有草原匈奴民族，经历了长达几百年的兴衰更迭，与丝绸之路东段的中国和西段的罗马、拜占庭文化经历了长期的冲撞、交流和交融，是东西方艺术交汇融合的中枢和桥梁，是印度、中亚、埃及、西亚、希腊、罗马和中国文化艺术的汇合地。笈多王朝是印度历史上少数几个大的统一王朝之一，著名的阿旃陀石窟艺术影响了西域、敦煌石窟等东方艺术。中亚经过晚期泛希腊化、民族迁徙、地缘博弈，不同文化艺术深度交融，共荣共存——帕提亚艺术、巴克特利亚艺术、贵霜艺术、萨珊王朝艺术、粟特艺术等交汇融合，生成新的艺术形态。石窟建筑艺术、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杂技、幻术、木刻、细密画、金属工艺器物等相继影响中国，而中国的丝绸、织物、漆器、陶器等手工艺以及乐舞乐器等其他艺术双向影响，因交流而丰富多彩。这个地区成为印度、波斯和罗马行省的艺术和文化的熔炉，并进而通过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的一系列绿洲向中国传播②参见[英]迈克尔·苏立文：《中国艺术史》，徐坚译，第 76页。。中国运到贵霜帝国、从贵霜再转卖到帕提亚及罗马帝国所属各国的商品，除丝绸之外，还有玉石、漆器、织品、毛皮、铁器以及草药。丝绸之路促进了中亚手工艺生产，陶瓷制造、金属冶炼、玻璃工艺、织布等行业也都得到了发展，特别是作为中央亚西亚贸易中心的布哈拉及撒马尔罕周围地区中亚的城市地位再度得到提高，其影响一直扩展到遥远的中国隋朝边境地区③参见[苏]普伽琴科娃、列姆佩利：《中亚各族文化艺术史》，贾东海主译，边守义等参译，柳力总校，第11页。。东罗马与萨珊波斯钱币、器物等工艺品在中国发现很多，波斯锦风行中亚和西亚，并且输入中国④参见葛承雍：《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交流卷）：绵亘万里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60页。。因为丝绸之路，而使“中亚在世界艺术史上曾经是一个新的庞大的艺术中心”①[苏]普伽琴科娃、列姆佩利：《中亚各族文化艺术史》，贾东海主译，边守义等参译，柳力总校，第72页。。因此，厘清近东中亚在丝绸之路艺术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厘清了丝绸之路艺术东西方交流的来龙去脉，也有助于厘清世界艺术的发展逻辑。

丝绸之路东段、中段和西段的贯通，对此后的整体发展态势影响深远，其艺术的发展嬗变也有同样的深远意义。除了以上所述之外，以下几个方面也需要特别强调。

丝绸连通了东西方世界，提升了人类的审美意识并影响着世界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丝绸之源，“已有十分强大的证据证明张骞通西域之前中国丝绸已开始向西传播。到汉晋时期，中国典型的织锦已经出现在丝绸之路沿途更为遥远的地区，中国丝绸的产品在汉代已传播到地中海沿岸是毋庸置疑的”②赵丰：《丝路之绸》，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12页。。丝绸织物不是人类最先交流的物品，却是将人类交流链条延伸最远最长的物品，也是最接近人类审美意识共通性的物品。丝绸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东西方连为一体，具有划时代意义。丝绸将物质享受与审美体验完美结合而赢得当时世界的普遍欣赏，拓展了人类的审美视域，也提升了人类对物质审美的品味。丝绸之路艺术史的建构，需要重新认识丝绸的审美属性及其交流对世界的重大影响，重新评价丝绸提升人类审美意识及连接世界的多维价值。

丝绸的生成是复杂而充满智慧的艺术创造过程，因制作方法及原料、织染工艺不同而分为锦、绫、绮、罗、縠、纱、缣、缟、缚、纨、䌷、缦、綮、素、练、绢等多个品种③参见周伟洲、王欣主编：《丝绸之路辞典》，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17页。。丝绸不仅五彩缤纷，有红、紫、黄、绿、棕、蓝等颜色，还有云气纹、鸟兽纹、几何纹、动植物纹、人物骑猎纹等等各种类型的花纹。丝绸不仅是织物衣料，还是古代财富和身份的象征，是可以作为货币支付的硬通货，并成为影响帝国时代多项政策的重要因素。丝绸经过中亚中东远销到地中海的罗马帝国，影响了罗马的经济发展、社会时尚甚至政治决策。丝绸及蚕丝生成、来源还被西方人想象、猜度、编成故事，赋予神秘象征意义。丝绸织物的纹饰、图案是特殊的艺术创造，并在文化交流中变易，已有丰富的出土文物为证。比如，叙利亚帕尔米拉古城墓葬中发现汉代的丝绸有中国传统纹样和西域文化主题，中国青海都兰热水墓地出土了北朝六马拉车太阳神锦，新疆尉犁县营盘汉晋墓地出土的罗马风格毛织罽袍的图案中有希腊神话手持剑与盾的爱神厄洛斯形象，尼雅考古出土的蜡染棉布有希腊半裸女神堤喀手抱丰饶角的形象和希腊神话中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的形象④参见葛承雍：《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交流卷）：绵亘万里长》，第42页。。帛画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现象，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图案纹饰和锦帛书画，具有多重历史文化和艺术史意义。如此等等，在陆续出土的文物中为数不少⑤在周伟洲、王欣主编的《丝绸之路辞典》中，仅纺织、丝绸、织锦类的条目就有170多个。。据专家研究，公元2世纪以前，罗马人衣料主要是动物纤维的羊毛和植物纤维的亚麻，织物毛粗麻硬，色泽单调，而中国丝绸轻柔飘逸、色泽多样，成为罗马王公贵族享用的奢侈品，也成为贸易首选之物⑥参见葛承雍：《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交流卷）：绵亘万里长》，第56页。。丝绸影响了罗马人的衣着，进而影响了西方雕塑对衣纹的处理。有学者认为，罗马时期西方雕塑流水一样的衣纹皱褶效果，被认为与他们穿着中国丝绸有关系。希腊雕塑中的人物所着丝绸服饰,直接受到希腊罗马刻画丝绸女性、神像雕塑的影响①参见向云驹：《东西方古代审美与造型的文化史考略——以丝绸之路雕塑艺术为例》，《民艺》2020年第3期。。丝绸丰富了西方人的艺术视域和审美感受，被罗马的帝王达官、贵妇名媛视为稀缺宝物，并使他们沉迷于其中。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将融合了艺术要素的丝绸贸易，从中原到河西走廊和北方草原，经西域和中亚，延伸到南亚、西亚直到地中海。中亚、特别是波斯是中国丝绸的主要市场和集散地。经过漫长里程、多个环节、多个民族而将东西方世界联系起来，这样的艺术链条背后必有其不寻常的内在动力，有多维度的价值追求杠杆在推动。实用性与审美性统一，物质性与精神性融合，构成人与物的合理价值关系，而这一关系具有普遍性。这正是柔软的丝绸能够打通东西方世界联系的原因，是丝绸之路艺术具有物的审美属性的标志之一，也是丝绸之路艺术史与一般艺术史逻辑起点的区别所在。

后轴心时代的“金规则”借丝绸之路的艺术传播和嬗变。从丝绸之路视域来看，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6世纪，正是轴心时代之后宗教“金规则”形成后“实践”并传播的时期，而艺术则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极其特殊的作用。英国历史学家阿姆斯特朗认为，轴心时代建构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宗教伦理“金规则”，这是人类伟大宗教传统的开端，是人类精神的重大突破。人类在丝绸之路上的交流推动了宗教的传播和文化交融，后来的发展进一步彰显出这一总体发展向度。“连接太平洋、中亚、印度和波斯湾的通道上不只是货物在流通，还有思想，最重要的思想是和神有关的。智慧和宗教的交流在这片地区一直非常活跃。”②[英]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孙芳译，第24页。“无论是印度教、耆那教、佛教还是那些根植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还是西方前犹太教、基督教以及即将问世的伊斯兰教——或在战场上取胜，或在谈判上取胜，争相向人们展示其文化的优越和神明的灵验。”③[英]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孙芳译，第25页。丝绸之路的东段、中段和西段都有兴盛的宗教艺术现象。艺术呈现和传播了宗教，也成就了艺术自身。不同宗教是不同的解释系统，这些解释系统在丝绸之路上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系列并且在交流中本土化。袄教、印度教、佛教、景教、摩尼教、基督教等宗教地曲折发展，都形成了特有的宗教艺术现象。其中佛教石窟艺术是一个生成、转化、传播、创新的艺术系统，也是一条在空间和时间中不断延伸的艺术链，其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宗教艺术范围，在丝绸之路艺术史乃至人类艺术史上具有特殊意义。源于埃及、兴盛于希腊的神像雕造与佛教艺术结合，在印度形成佛陀、菩萨等半神半人的艺术形象，经中亚、西域和河西走廊，将造像风格和技巧传至中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和东方艺术诸多方面的发展嬗变。“在中国佛教艺术发展中，除早先由印度传来最初样式后，造像形式与风格就在中国展开并发展着。历朝历代均有画家开创的样式，使其逐渐演变成为中国样式。”④马德：《敦煌古代工匠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264页。犍陀罗艺术和马图拉艺术的东传、南传，产生了长远的艺术“历史后效”，不仅对中国绘画、雕塑技巧影响很大，而且对中国和东亚、东南亚其他艺术类型的风格和创作意识影响巨深。东汉以来，有不少大月氏、安息、印度和康居等国的僧人东来中国传教，随着佛教教义的传播，这种基本艺术元素与地域文化精神的进一步融合产生了新的艺术样态。在贯通丝绸之路艺术中段和东段的艺术中，阿旃陀石窟艺术，犍陀罗艺术，马图拉（秣菟罗）样式①有研究认为，曹衣出水类似于印度笈多马图拉薄衣贴体的“湿衣佛像”的造型特征。参见王镛主编：《中外美术交流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第36页。和萨尔纳特（鹿野苑）样式，西域龟兹艺术，凉州模式和敦煌石窟艺术，云冈石窟艺术，麦积山石窟艺术，龙门石窟艺术，以及遍布中国和东亚、东南亚的诸多佛教艺术，影响了此后东方艺术的嬗变和面貌。当东方在石窟中以佛陀的本生故事、菩萨、护法神和供养人等为内容进行艺术创造的时候，当佛教与中国的道教形象系列融合的时候，在西方的教堂，艺术家也以基督、圣母、圣徒、圣灵以及生死、来世等等为内容进行艺术创造。查士丁尼一世时期是拜占庭（中国文献称“拂菻”）艺术第一个黄金时代，其建筑、雕塑和绘画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承袭和发展了古典时期希腊化艺术的优雅风范。拜占庭图像等艺术形象在中国的墓葬石刻和绘画中也有踪迹②参见葛承雍：“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丛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显示了丝绸之路艺术的交融性。

异域文明交流与系列艺术形象突现。丝绸之路的开通进一步推动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汉民族文化融合，促进了艺术的创化和新样态的产生，其中各种造型和图像成为最重要的丝路艺术现象。青铜器、青金石、玉器、金银器、铁器、陶瓷器、玻璃器、铜镜等器物艺术，陶塑、石雕、木雕、浮雕、画像石（砖）、彩绘壁画、陶俑等艺术品和图像，织物服装纹饰、图案、车马具饰物、钱币、印章、书法艺术等等艺术现象，都以各自的造型方式和图像内容构成丰富的艺术世界，形成关系复杂的艺术链。伴随丝绸之路广泛的物品输入交流，动植物形象形成重要的艺术系列。天马、狮子、骆驼、羊、龙、蛇、蛙、鸟等等形象及其变形，葡萄、石榴、桃子（金桃）、菩提树、生命树等等植物形象系列在各种艺术门类交替出现。罗马和波斯金银币、中亚金银器、东西方铜镜等各种艺术造型、图案、浮雕及其多种艺术元素的组合，构成了多元艺术风格交流交融的景象。中国自战国以来金银器突然增多，到汉代更加明显，掐丝焊珠、宝石镶嵌、错金银、鎏金银、鋄金银等工艺也流行开来。它们多出土于北方草原或与北方草原邻近的地方，特别是戎狄墓葬③参见李零：《波斯日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9页。。与宗教信仰和丧葬仪式相关的各种神像、现实和来世图像、供养人形象、陶俑、木俑等等形象，以及生产生活场景在雕塑、绘画（壁画）、画像砖石、丝绸织锦等等艺术中不断置换变形的形象，特别是西方传来的一些想象动物如拉马苏、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格里芬、鹰隼、双翼日盘（太阳神）、狮怪、牛怪、天马、飞天等等形象，构成了丝绸之路超现实的艺术形象系列。一切有形，皆含道性。艺术形象含有深刻的文化、宗教、民族因素，它们因丝绸之路而超越时间、空间、民族、地域的界限，构成了不同形象系列的艺术链。

丝绸之路乐舞艺术交流影响深远。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及希腊和波斯文明都有各自的乐舞现象，构成丝绸之路西段多样的乐舞格局；
中国文明、北方草原及东亚文明中的各种乐舞样态，则造就了丝绸之路东段丰富的乐舞艺术。随着丝绸之路的逐步开拓，地域、国家、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乐舞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构成了音乐舞蹈史的重要内容。中国音乐、舞蹈、幻术、杂技、百戏及乐器等等，在魏晋以后至隋唐时期，不断吸收异域文化艺术养分，特别是印度乐系和伊兰乐系，促进了乐舞艺术的全面发展，其中重要现象是作为宫廷宴享音乐即“燕乐”的形成和演变①参见李丽萍、程金城：《丝绸之路中中国艺术风格和审美意识的嬗变——以汉唐乐舞为例》，《宁夏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此外，特别值得注意而以前重视不够的是汉画石与西方石刻艺术的关系，需从丝绸之路视域加以深入研究和探讨②李零对汉画像石与西亚石刻有独到的认识，参见李零的《波斯日记》。。

第四时段，公元7世纪—公元9世纪

这一时段，丝绸之路艺术在交流、融合、吸收和本土化的过程中走向鼎盛。公元六、七世纪，大唐帝国、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三足鼎立，艺术上也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异彩纷呈、交相辉映。到公元9世纪前后，欧亚大陆先后有大唐帝国、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吐蕃帝国、回纥帝国、查理曼帝国等大帝国。草原的突厥西进欧洲和南下中原，使世界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文化更加复杂。丝绸之路艺术在冲突与交融中进入繁荣鼎盛时期。

开放包容、东西方互动与丝绸之路艺术全面繁盛。人是艺术的传播者，也是艺术传播的载体。丝绸之路上东来西往、南北穿梭的人员流动，推动了艺术的深度交融和创化。丝绸之路上的中国隋唐时期，来自欧、亚、非各国的人员众多，艺术的繁荣与之关系密切。唐时中国疆域辽阔，海外贸易发达，丝绸之路昌盛。这是一个大流动的时代，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长安作为当时的世界大都市，外来居民数量庞大，而广州等沿海城市的外来人员也很多。据权威专家研究：“长安的外来居民主要是北方人和西方人，即突厥人、回鹘人、吐火罗人和粟特人等，而聚集在广州城里的外来居民则主要是林邑人、爪哇人和僧伽罗人。但是在长安和广州两地都有许多大食人、波斯人和天竺人。在入居唐朝的外来居民中，来自伊朗的居民占有重要的地位。”③[美]薛爱华（Edward H.Schafer）：《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吴玉贵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80页。各国进入长安的使节，有来自新罗、阿拉伯、日本、林邑（今越南南部）、东罗马、波斯、婆罗门（印度）、朝鲜、泥婆罗等等，数量不计其数，丝绸之路的联系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密切④参见葛承雍：《大国之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77页。。这些外来居民带来了异域的服饰、音乐、舞蹈，影响了时代的风尚。长安风行异域胡人和其他国家的服饰饮食、歌舞杂技、宗教信仰。长安居民参加佛寺节日活动、舞会以及戏剧演出等。与衣、食、住以及日常生活其他方面的外来影响相适应的是，在当时的艺术作品中也表现出了对外来事物的浓厚兴趣，以反映外来事物作为创作主题⑤参见[美]薛爱华（Edward H.Schafer）：《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吴玉贵译。。在建筑上，采用西亚风格和建筑材料，私宅建筑吸取了西方外域宫殿的建造方法；
在服饰上，远自波斯、吐火罗，近至突厥、吐谷浑和吐蕃都为唐人模仿的对象；
在绘画上，将印度的凹凸画法传入中原，用铁线细描和重视设色的表现技法；
在乐舞上，广泛吸收西域各国和西北少数民族的音乐，融会了九部乐的精华形成十部乐，其中西凉、天竺、龟兹、安国、疏勒、高昌、康国等域外音乐占了大多数⑥参见葛承雍：《大国之唐》，第83页。。歌舞大曲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诗歌入乐歌唱，琵琶等乐器、胡腾舞等舞蹈及其创新变化形式极大地丰富和改变了中国的乐舞局面。粟特人是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民族，他们将西方宗教、风俗、舞蹈、音乐、服饰等传入中国，也将中国的丝绸、造纸术等传到西方，对中西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丝绸之路的东北亚之路也很活跃，隋唐与东亚日本、朝鲜的联系更加紧密。日本不断向唐朝派出了遣唐使，学习中国制度和文化艺术。公元632年，中国高僧玄奘克服千难万险到达印度取经，并在当时北印度规模最大、最宏伟的佛教圣地那烂陀寺讲学。回国后，玄奘立即开始大规模的翻译佛经工作，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文学和艺术的创新产生了深远影响。隋唐容纳西方，也容纳北方草原民族。金银器、丝毛织品、陶瓷器、漆器、木简、文书、画像砖、石器、铜器、音乐、绘画、建筑艺术等多个类别交流十分活跃。唐代陶瓷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有研究指出，据不完全统计，在亚非13个国家、73个地区都曾出土长沙窑瓷器，器身还出现了胡人、椰枣、棕榈纹饰及阿拉伯文字。长沙窑瓷器充分体现了其作为外销瓷的文化特色，成为唐代外销瓷的佼佼者①参见曾玲玲：《瓷话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外销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页。。及至五代，越窑青瓷销往东亚、东南亚及阿拉伯国家，各地已发现的多艘唐宋沉船都曾出水越窑瓷器。长沙窑瓷器强化装饰，题材丰富，既有中国风格图案和唐代诗词，也有阿拉伯宗教箴言、伊斯兰图案和印度佛教纹样，凸显中西交融的产品特色②参见曾玲玲：《瓷话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外销瓷》，第18页。。公元7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利用从朝鲜半岛和中国学来的技术，开始用低温烧制上釉的陶器，例如深绿色的绿釉陶器以及红、黄、绿三色的三彩器③参见石云涛：《中国陶瓷源流及域外传播》，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51页。。公元8世纪以后，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海路交通发达起来，瓷器主要经由海路传播。外来文化艺术本土化的过程也是艺术交融创新的过程，禅宗影响了中国艺术的思维方式，对丝绸之路东段艺术创作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佛教在唐代进一步中国化，佛教艺术更加世俗化，在艺术的各个方面都有体现。

“高原丝绸之路”另辟蹊径，艺术交流价值独具。高原丝绸之路是从中国中原地区经由青藏高原、再由青藏高原出发的不同时期东方与西方、中国与域外交流的交通网络及其主要干线，北接新疆，与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相平行；
东连四川、云南，与 “西南丝绸之路”“藏羌彝民族走廊”等天然相接；
西南和南面，同印度、克什米尔、尼泊尔等中亚和南亚国家或地区相毗邻，在河谷峻岭之间有若干条自然通道相通，承担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和集散地的作用④参见霍巍：《丝绸之路在青藏高原的延伸》，《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8月31日。。它连接吐蕃文化、中原汉文化、西亚文化、中亚文化等多元文化，是沿线不同民族交往与文明融合之路。出土的丰富文物表明在青铜时代已经有外部因素进入，青藏高原与祖国内地及中亚、南亚等地区文化艺术交流互动源远流长。近年来，出土的汉晋、唐代的丝绸残片、宝石、珠玉等装饰品组件，吐蕃墓葬出土的仿制中亚地区波斯萨珊王朝和粟特系统的金银器及其有翼神兽、大角动物、马与骑手等纹饰图案⑤参见霍巍：《丝绸之路在青藏高原的延伸》，《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8月31日。，进一步证明这一时期高原丝绸之路的特殊地位。

丝绸之路视域中的拜占庭艺术之美。公元7世纪拜占庭再度出现希腊化，带有希腊化印记的拜占庭文化,不仅繁盛于帝国境内,而且不时向外扩散,流播于周边地区,尤于俄罗斯和巴尔干地区濡染至深①参见沈坚：《希腊化与拜占廷帝国》，《史林》1995年第1期。。拜占庭艺术虽然受基督教制约，但在艺术风格和方法上以罗马晚期和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等东方艺术相结合为特点，是交流融合的艺术。公元8—9世纪圣像破坏运动，禁止与反抗圣像，圣像绘画、雕塑受摧毁。公元843年，圣像破坏运动终结，神圣人物描绘再次得到推崇。教堂建筑、雕塑、绘画、音乐和古抄本是这个时期主要艺术内容。“将圆屋顶置于方形平面的建筑物上，乃是拜占庭式圆顶建筑革命性的创举。”②[英]帕瑞克·纽金斯：《世界建筑艺术史》，顾孟潮、张百年译，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第147页。“圣母与圣婴”是十分典型的宗教题材绘画，绘画和雕塑被用来装饰作为文化和社会中心的教堂和修道院，其艺术体现经院美学特质。“经院美学的一大问题，是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将美与其他形式的价值融合了起来”，具有审美感性和寓言功能，兼具超越之美、比例之美、光之美③参见[意]翁贝托·艾柯：《中世纪之美》，刘慧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年，第27页。。作为对圣徒的一种崇拜，朝圣在丰富图像和艺术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朝圣者所参观的圣殿都拥有一些可供艺术家模仿、复制的著名雕像。朝圣之路逐渐成了各民族间的主要通道，文学和艺术的新创造可以通过朝圣之路传播开来。中世纪艺术具有很强的象征性，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象征符号，大教堂是信仰的象征。首先表现的是先祖（包括诺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等，他们都是耶稣的远祖）；
紧随其后的是先知和女先知；
最后是使徒④参见[法]埃米尔·马勒：《图像学：12世纪到18世纪的宗教艺术》，梅娜芳译，曾四凯校，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20页。。宗教艺术受时代影响，从希腊到罗马，再到拜占庭，艺术的“常”与“变”在丝绸之路视域中清晰可辨。

丝绸之路上的阿拉伯艺术世界。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崛起。穆斯林宗教及其意识形态广泛传播，思想、形象和概念在文化和智力活动的所有领域和所有层次上，都有广泛的交流和互相渗透。这在艺术、建筑、文学和科学方面都产生了显著的结果，创造出惊人的成就⑤参见[俄]李特文斯基主编：《中亚文明史》第3卷，马小鹤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第386页。。公元651年，阿拉伯帝国的使节拜见唐高宗李治，伊斯兰教传到中国。公元751年，唐朝镇守西域的军事长官高仙芝领兵失误，在中亚怛罗斯遭遇伏击，上万的中国官兵成了阿拉伯军队的俘虏，他们把中国的造纸术和纺织丝绸的机器带到了巴格达城。巴格达市面有中国纺织高级丝绸的织机，有中国的金银匠、画匠、泥瓦匠及纺织工匠⑥参见[俄]李特文斯基主编：《中亚文明史》第3卷，马小鹤译，第386页。。公元6—8世纪是中亚艺术在整个中亚早期封建公国制度下重新高涨的时期。它的某些地方性风格从伊朗萨珊王朝的东部各地延伸到七河地区、哈萨克和新疆，其晚期希腊罗马式艺术遗产中的技巧和风格掺入了晚期罗马、拜占庭和印度艺术因素，与伊朗萨珊王朝的艺术和突厥的草原艺术也具有同源关系，“并且它还在某种程度上与它们一起构成共同的综合体”⑦[苏]普伽琴科娃、列姆佩利：《中亚各族文化艺术史》，贾东海主译，边守义等参译，柳力总校，第 19页。。继突厥之后，回纥与唐朝进行“绢马交易”，中原丝绸随之源源不断地流入回纥，然后又经中亚粟特人之手流往西亚、拜占庭。而东罗马、大食、印度、波斯等地的玻璃、香料、药材、狮子、骏马、驯象等大量传入中国内地，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琉璃盘、琉璃瓶等均是阿拉伯伊斯兰风格的精品⑧参见葛承雍：《大国之唐》，第77页。。公元8世纪以后，中亚地区的文化艺术陆续被伊斯兰化。西方玻璃生产中心转向阿拉伯国家，阿拉伯玻璃工艺技巧又有了新的发展。由于阿拉伯玻璃艺术受到域外文化的影响，并不断兼收并蓄，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器型和纹饰。海上是中国去往南亚、阿拉伯、东非和经红海至欧洲的重要通道，瓷器向域外输出到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泰国、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最远至非洲。为了适应外销需求，瓷器装饰有中国风格的图案和唐代诗词，有西亚、波斯风格的图案，有阿拉伯宗教箴言、伊斯兰图案和印度佛教纹样，艺术交融特色明显。中国艺术方法也影响阿拉伯人，他们学习唐三彩工艺，加入了自己的文化元素，习惯在器物上刻划带有宗教色彩的菱形图案①参见石云涛：《中国陶瓷源流及域外传播》，第 55页。。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世界几大文化体系中营养最丰富的体系群之一。它不仅从人种血脉中秉承了埃及、两河的内含文化及波斯文化，还融会吸取了希腊文化、印度文化及中国唐宋文化的养料②参见范梦：《东方美术史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第173页。。伊斯兰文化反对偶像崇拜，其艺术表现对象和面貌与唐朝和拜占庭截然不同，其图案纹饰、书法艺术、各式工艺美术品的设计制造、美观精致的瓷器和宏伟的建筑独具特色，而其在交流中融合创新的特点则与唐朝和拜占庭异曲同工，并相互影响，极大地丰富了丝绸之路的艺术历史内容。

第三时期：丝绸之路艺术转捩与蜕变（公元10世纪—公元19世纪）

公元10世纪到公元19世纪，是丝绸之路艺术史的第二个千年，是转捩期和蜕变期。这一历史时期，影响人类历史的要素及结构趋于复杂。海上丝绸之路兴盛，世界格局变化加剧。中国两宋及辽、金、西夏对峙并存，蒙古人西征，十字军东征，奥斯曼帝国兴衰，文艺复兴，发现新大陆，开拓新航线，工业革命，郑和下西洋，欧洲中国风，西风东渐，等等重大的历史现象，几乎都与丝绸之路的兴衰演变相关。同时，“几个主要宗教或思想体系在互相影响下，都有所重组更新与修正。中国的宋明理学与心学、印度教的复兴、佛教的中国化、伊斯兰教的分裂、基督教的宗教改革等”③许倬云：《观世变》，第31页。，这些世界重大历史和文化现象对丝绸之路艺术史的影响深刻而久远。

第五时段，公元10世纪——13世纪

这是丝路艺术转捩期，转捩是重大变化，也是关系趋于复杂。其中与丝绸之路艺术演变关系重大的因素诸多。最重要者：一是陆上丝路受阻衰落而海上丝路兴盛，由此带来艺术交流和创化的新样态；
二是蒙古西征对世界冲击，地缘政治重构，横跨欧亚的世界史在蒙古时代揭开第一页，“它把亚欧整个大陆连在一起，使得东西之间有了更多联系”④葛兆光：《作为一个历史世界——蒙古时代之后的东部亚洲海域》，《文史哲》2022年第4期。；
三是拜占庭与阿拉伯伊斯兰关系的演变对世界影响深远。

海上丝绸之路崛起，中国古典艺术进入巅峰时期，中外艺术关系发生重要变化。从宋朝开始，中国文化艺术进入集大成和巅峰时期，外来文化艺术的中国化结出硕果，这不但影响了中国的艺术格局，也影响了其他地区丝绸之路艺术的面貌。自汉至唐，丝绸之路东段中国艺术体现出的特点是强大的容纳之量和消化之功。这时期主要是接受消化异域文化艺术的时期，开疆拓土、对外开放、广泛吸收、交融创化是这时期中国艺术的主要特点。“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演进，在不断地开拓、丰富、提炼、完善之后，到了宋代，中华艺术之河流入了一个集大成的时代。”①廖奔：《宋代的艺术》，《人民政协报》2016年10月10日。有学者指出，宋代艺术的转型是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造成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崭新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展开；
第二，文人集团的壮大；
第三，市民阶层的崛起。宋代社会历史性转折，“创造了一个广大而富裕的民间社会，为艺术脱离对宫廷的依附，脱离对贵族的依附，自信而朝气蓬勃地走向街市，走向乡村，走向世俗，走向大众，铺平了道路”②廖奔：《宋代的艺术》，《人民政协报》2016年10月10日。。从丝绸之路视域来看宋代的历史转型和艺术转捩，除了以上原因外，还有宋代对外来文化艺术的吸收已到了融合创化形成独立艺术体系的阶段，特别是艺术与宗教的关系发生重要转折，艺术改变了对宗教简单依附的局面，已经内化为对艺术思维方式的建构。从盛唐气象到缠婉宋风，审美风格也发生了重大嬗变。“中国文化的进程从鼎盛期的唐代过渡到转型期的宋代，从开放的唐文化过渡到封闭的宋文化，从古典文化的巅峰过渡到近代文化的滥觞，完成了一次极大的历史转折和精神递嬗。”③廖奔：《宋代的艺术》，《人民政协报》2016年10月10日。丝绸之路东段的这种艺术转捩，也是蜕变和新生，对东亚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的瓷器、绘画、建筑、石刻、书法、服饰、音乐、舞蹈等，都达到极高的水平并自成系统，独立于世界艺术之林，和而不同。中国宋元时期，形成稳定鲜明的中国艺术系统，中国艺术对外国的影响力逐渐加大，特别是外销瓷对世界瓷器制造的影响，中国绘画、书法对东亚的影响也日益显现。丝绸之路上中西方艺术元素的融合，在宋代发生了重要变化。

海上丝路与瓷器外销中的艺术。海上丝绸之路起于秦汉，唐代有重要发展，宋代以后更加繁荣，通向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南亚、阿拉伯至东非沿海诸国。瓷器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宗商品。丝绸之路东段的宋代是中国经济、文化、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也是文明程度很高的时代。自唐五代陶瓷在亚非诸国的流行至宋初，这时期是瓷器外销的第一个高峰期。宋至明初是瓷器外销的第二个高峰期。广州、杭州、明州（今宁波）、泉州的外销瓷器，面向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和南亚、西亚大部分国家及非洲东海岸等，几乎覆盖了南海海域、印度洋海域和东北亚地区。有研究认为，公元12—13世纪，泉州海外贸易臻于极盛，与泉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增加到100多个。宋元时期的泉州地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艺术景观，有印度教石刻和名种宗教艺术交融的雕刻遗迹，其中印度教石刻达300多件，如保存在开元寺的三组印度教神庙遗物——狮身人面女像浮雕石刻。泉州地区海上交通贸易发达，成为世界各大宗教，包括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景教、印度教、摩尼教（明教）、犹太教等的汇聚之地④参见王镛主编：《中外美术交流史》，第90、91页。。由泉州可以推想其他沿海港口城市的类似情况。宋元陶瓷在亚非诸国的畅销，也引起了各国对中国陶瓷的仿制热潮。瓷器的造型、纹饰具有中国特色，又受到外国接受者欣赏兴趣的影响而不断变化。中国的绘画语言承载在外贸商品中，也随之向西方传播。以瓷器、丝绸、雕刻杂件为主的艺术工艺品通过海陆丝绸之路流入了欧洲。当这些物品出现在欧洲的时候，中国传统艺术不知不觉地被临摹转写，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欧洲古典绘画①参见龚之允：《图像与范式：早期中西绘画交流史（1514—1885）》，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5页。。除了瓷器外销之外，绘画、书法等成就辉煌，手工业发达，纺织、造纸、印刷等产品在海上丝绸之路产生了广泛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代，儒家得到佛教的形而上思维的充实之后，转变为画家和诗人的无限灵感源泉②参见[英]迈克尔·苏立文：《中国艺术史》，徐坚译，第 77页。，宋代的文学艺术全面深化发展，构成丝绸之路东段特殊的艺术景观并影响到东亚艺术的嬗变。

蒙古西征与十字军东征对丝路艺术的影响。公元1219年，蒙古开始西征，先后占领亚欧各地，实行军事统治。蒙古西征和入侵中原，冲击世界地缘政治，充满暴力和恐怖，给中国与欧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这一时期，绿洲丝绸之路中国段受阻，但中亚仍然利用这条商路。中亚从蒙古的入侵中恢复后，艺术中心重新建立起来。公元13世纪末—14世纪初，在蒙古帝国境内，商业有了显著发展。从燕京经哈刺和林到中亚、近东和伏尔加河流域的道路上，商队贸易又重新活跃起来。另一方面，中国蒙古统治者还从国外和中国其他地区如中亚、西亚、西藏以及中印半岛等地招聘了一些著名学者、建筑师、雕塑家、书法和画家等来为蒙元帝国服务③参见[苏]普伽琴科娃、列姆佩利：《中亚各族文化艺术史》，贾东海主译，边守义等参译，柳力总校，第12页。。前蒙古时期的技能和传统不但得到恢复和发展，还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不同文化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共同组成了新的娱乐和表演艺术。呼罗珊和阿姆河以北地区的戏剧和表演艺术以及节日庆典的表现形式经历了一场质的变革④参见[俄]李特文斯基主编：《中亚文明》第3卷，马小鹤译，第547—549页。。元代青花瓷输入波斯以后，波斯画家多模仿中国作品，在绘画中亦采用龙、凤、麒麟等中国传统图像⑤参见王镛主编：《中外美术交流史》，第95、99页。。公元11世纪至13世纪，在欧亚大陆上经历了前后8次十字军东征，绵延两个世纪。十字军造成了大量的生命财产损失，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欧洲与地中海地区，甚至远到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字军在东方的发展促进了地中海地区内部的往来交流，在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后，阿拉伯瓷器工匠的百年烧瓷技艺与金属釉技术流传到了地中海西部地区，还有丝绸、牙雕、圣物盒和金银器等进入了拉丁欧洲，拜占庭艺术中保存下来的古典传统风格因此得到广泛传播。欧洲的手工艺人同样从伊斯兰传统装饰艺术、人物或花草中得到启发⑥参见吕章申主编：《地中海文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藏文物精品》，北京：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3年，第177页。。丝绸之路艺术在动荡的年代曲折发展。

艺术交流的多样与宗教艺术的新变。公元10世纪，拜占庭艺术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一个让哲学家、学者和历史学家尽情复兴艺术和文化的时代，一个大规模建造教堂和修道院、创立各种学院特别是法学院（培养法官以基督扩张之后的帝国的运作）的时代”⑦[英]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孙芳译，第109页。。拜占庭艺术到了公元11、12世纪,其艺术的发展就已不仅仅停留在对古典原作的单纯模仿上了,而是从古希腊艺术的启迪中获取创作的灵感,进入到一个着力创造具有自己独特风格作品的新时代⑧参见沈坚：《希腊化与拜占廷帝国》，《史林》1995年第1期。。罗马晚期的艺术显露出与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等艺术形式的结合，并在教堂建筑、圣像画、壁画、细密画等方面有重要发展。波斯画家吸收了古埃及和巴比伦宫廷中画在羊皮纸和象牙板以及墓室珠宝盒上的小型绘画和镶嵌画的方法，借鉴了欧洲中世纪的手抄本圣经画和祈祷文附图，学习了中国画工笔花卉的技法，将东西传统美术中的许多优点消化融会在一起，形成了独具风格的波斯细密画。有专家指出，波斯细密画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初期，受到了中国绘画的影响。中国绘画对波斯细密画的影响，最初是通过蒙古人为中介而产生的，这种影响从元代延续到明代，逐渐与波斯本土的传统融合，成为波斯细密画的有机组成部分①参见范梦：《东方美术史话》，第152页。。公元12世纪，真腊国（柬埔寨）的吴哥窟建成，其艺术特色独步天下，其与印度教、佛教的密切关系及其本土化令人惊艳。1370年，中亚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帖木儿王朝。它通过不断地对外战争，致使数千名手工业者、艺术家、学者以及大量文物从被征服土地上运往撒马尔罕和马维兰纳赫尔的其他城市，以兴建大型建筑物、陵墓、大清真寺、豪华的宫殿，这些建筑已成为14世纪末中亚雄伟壮丽的建筑艺术古迹。

第六时段，公元14世纪—公元19世纪

这个时段是丝绸之路艺术曲折蜕变时期，丝绸之路出现空前的重大变局。“1368年明朝建立，蒙古人北撤，至少在东部亚洲，历史就发生了转折……在蒙古时代开始联结的欧亚世界，又从合而离，分成若干个相对独立、各有秩序的历史区域。”②葛兆光：《作为一个历史世界——蒙古时代之后的东部亚洲海域》，《文史哲》2022年第4期。丝绸之路东段的中国经历了明朝（1368—1644年）和清朝（1644—1911年）的兴亡和社会变迁，其间郑和下西洋的举动非凡而结果令人深思；
丝路西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兴起，延续千年的拜占庭帝国覆灭。从公元15世纪起，环东海、南海，也就是 “东部亚洲海域”，凭借政治上的朝贡圈、经济上的贸易圈以及文化上的知识圈，重新叠加成一个纵横交错而又互相联系的“历史世界”③参见葛兆光：《作为一个历史世界——蒙古时代之后的东部亚洲海域》，《文史哲》2022年第4期。。继起的大航海、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等世界性事件，改变着人类对世界和自身的认知，也改变着世界及其艺术的表达，为古代丝绸之路的终结和其艺术的蜕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也为新千年丝绸之路及其艺术的复兴打开了新的空间。

文艺复兴对丝绸之路艺术的延伸和超越。14世纪，欧洲兴起文艺复兴思潮，重新发现希腊罗马文化艺术贯通了一千多年来的历史精神。这一复兴运动发生于丝路之路西段节点的意大利，一定意义上是丝绸之路传统的继续，也是对人类文艺历史的回顾、反省。所以，从丝绸之路的视域看文艺复兴，或许会对人类艺术的历史有新的感悟和理解。复兴意味着对某些永恒的经典的重新肯定，也意味着它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文艺复兴是反对神权、解放人性的文化运动，从根本上重新认识艺术与人、与世界的关系，重新确立了文艺发展的方向。社会开始重视具有专业技能的能工巧匠，重视作为个人的画家和雕塑家。雕塑艺术借鉴希腊罗马古典形式，是文艺复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这似乎又复活并超越了希腊罗马帝国艺术。文艺复兴并不只有象征意义，有些艺术家去到意大利发掘艺术技巧，在对古典艺术兴趣的复苏中，表现新的思想意识，创造了大量的艺术杰作。16世纪至18世纪，希腊神话在欧洲精英阶层的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这一时期的用具和住宅装饰中，诸神与英雄们的爱情故事成为最受欢迎的主题，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人们幻想中的地中海。对希腊罗马文艺的复兴，是轴心时代以后人类的又一次觉醒。觉醒的民族进入新的“历史结构”中，而一些民族注定要经历痛苦而后才能痛定思痛。中国对世界新潮的欲拒还迎，直到20世纪才有真正的反省，但在艺术上则多有认可和接受。

大航海对丝绸之路艺术进一步交流的推动。大航海使人类走出了丝绸之路的既有领域，也推动了古老的丝绸之路出现新气象。15世纪中叶，以“三宝太监下西洋”为标志的中国航海事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郑和下西洋和欧洲人发现新大陆，虽然动机和结局不同，但都有历史意义。1492年到1519年，哥伦布和麦哲伦的环球之旅，证实了地球是圆的，打开了欧洲对世界的眼界，也带来了对外贸易和经济的扩张，对完成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转变起到了作用。地理大发现打破了世界各地的孤立状态，促进了世界物种和人员的大规模流动和重新分布。新大陆的发现，也突破了丝绸之路几千年的网路范围，开辟了新的航线，这是对丝绸之路的超越，也是对丝绸之路上积累的人类交往交流经验的继承和发扬。威尼斯和大海相连，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城市，它的强大和财富来自于它在欧洲和东方之间海上贸易中的战略地位。16世纪初以来，伴随着资本的大量注入，印度的艺术、建筑和文化也开始走向繁荣①[英]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孙芳译，第 234页。。中国的丝绸、瓷器都随着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输到欧洲。另外，中国的很多劳工也从中国的本土来到东南亚，参加了印度洋沿岸的一些岛国的香料生产和运输、贸易。自1738年开始，对庞贝和那不勒斯附近的赫库兰尼姆等罗马小城邦的考古发现，使人们对古代有了重新的认识。西洋绘画对清前期宫廷乃至民间绘画也产生了影响。欧洲传教士与西洋绘画的传入——利玛窦与西洋绘画的初传，从南怀仁到郎世宁——清前期西画的影响，这些传教士画家客观上为中国带来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成果，为中西文化艺术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京历代王朝的都城建筑各有偏重，元朝全力建造大都新城，明朝侧重构筑宫殿、陵寝、各类礼制建筑，清朝则偏爱营建山水园林②参见王镛主编：《中外美术交流史》，第120页。。圆明园西洋楼建筑群，这座中西合璧的园林建筑艺术表明西方的建筑风格和技巧在这时被接受和融合创化。大航海改变了世界相互联系的路径，也促进了东西方艺术更快地交流交融。

古丝绸之路中段艺术的余辉。1526年，来自中亚的突厥蒙古人领袖巴卑尔攻陷德里，建立莫卧儿帝国，印度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莫卧儿帝国到了阿克巴大帝时代达到鼎盛。诸宗教和平相处，文学、建筑、艺术、绘画再度繁荣。穆斯林的统治为印度文化带来了新的要素，大批下层印度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对艺术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举世闻名的泰姬陵、德里红堡是伊斯兰教建筑艺术的杰作。14世纪末—15世纪上半叶，帖木儿帝国处于强盛时期，它垄断了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的全部过境的国际贸易活动。在其疆土上，大量修建清真寺和各种皇家建筑。15世纪初，在波斯，类似的辉煌建筑同样拔地而起。波斯的建筑融合埃及、巴比伦、古希腊各民族的艺术成就,构成自己独特的雄伟壮丽的风格，发展出了完全可以与欧洲文化繁盛时期相媲美的视觉艺术，书籍、书法和其他视觉艺术，特别是细密画开始走向繁荣①参见[英]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孙芳译，第197页。。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千年帝国拜占庭灭亡了。这一事件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和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16世纪初叶，帖木儿帝国灭亡，中亚出现了乌兹别克国——昔班尼王朝（在马维兰纳赫尔境内）和哈萨克国（主要在谢米列契境内）。中国清王朝统一后，又开始与中亚各国发生经济贸易往来，古老的绿洲“丝绸之路”又焕发了青春②参见[苏]普伽琴科娃、列姆佩利：《中亚各族文化艺术史》，贾东海主译，边守义等参译，柳力总校，第13页。。这表明，丝绸之路虽然历经劫难，但其内在的生命力依然充沛，而艺术则既受制于地缘政治的变迁影响，但又有其超越性，被征服者的文化艺术常常征服了军事征服者。

丝绸之路中国风与古典艺术的终结和蜕变。欧洲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流行“中国风”并成为时尚。随着16世纪欧洲人发现远东以后，中国与欧洲之间频繁的贸易活动再次兴起。公元17世纪到18世纪欧洲艺术出现“中国热”。远销欧洲的中国瓷器、漆器、珐琅等工艺品，引起了欧洲诸国的皇室、贵族、收藏家和艺术家的浓厚兴趣。在欧洲艺术界特别是建筑装饰和工艺美术领域，出现了追求“中国趣味”、崇尚“中国风格”的热潮。据专家研究，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约有236种，其中手工业品有137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生丝、丝织品为大宗，其次是瓷器和茶叶等。随着中国与欧洲各国直航通道的开通，瓷器成为中国外销欧美市场的大宗商品。明清时期，中国瓷器外销达到高峰，行销范围遍及亚、非、欧、美各洲，景德镇窑的青花、五彩及德化窑的白瓷等风靡世界。中国广州、日本长崎、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葡萄牙里斯本、荷兰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英国利物浦……许多贸易港口成为瓷器贸易中心，青花瓷也成为元代以后外销中亚、西亚等阿拉伯地区的主要中国瓷器品种③参见曾玲玲：《瓷话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外销瓷》，第6页。。18世纪，东方艺术引领潮流，充分证明了欧洲社会对东方和土耳其文化的迷恋。而对东方异域风情的向往同样体现在建筑、音乐和服饰风格、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方面。欧洲金银器器型或带有特殊纹饰图案的仿造瓷器成为家族纪念品或观赏艺术品。据研究，外销瓷器的装饰图案有了新的发展，艺术内容和方法有很大提高。中国的阳伞系列纹饰、人物和整体布局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传递了浓郁的中国风情。历史事件纪念瓷，欧洲宗教、神话故事主题瓷器出现了许多耶稣瓷，最常见的是盘心绘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图案，十字架两旁侍立着圣母和圣约翰，反映了各朝崇尚的生活习俗、流行服饰、装饰画面。广彩满大人图案多为清朝官员家庭生活、花园游玩、狩猎等场景，以艺术性和写实性兼具的生动画面，为欧洲社会提供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珍贵图像资料。纹章瓷上绘有欧洲贵族家族的徽章，镌刻欧洲贵族历史公侯伯子男王冠图案。贴花和透雕图案紫砂茶壶最受欧洲皇室贵族钟爱。器型及图案既有传统的中国风格，也有不少融合了西方元素④参见曾玲玲：《瓷话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外销瓷》，第8、118页。。18、19世纪中国出口到欧美国家的外销画，因其多以描绘中国的市井百态、港口风光、风土人情、花鸟植物为题材，深受西方顾客喜爱，是摄影术发明之前西方人了解中国社会最直观生动的物质载体，因此常被来华的外国商人、水手作为馈赠亲友的最佳礼物选购回国。目前存世的外销画有油画、水彩画、通草画、象牙细密画、玻璃画等品种，以水彩画和通草画存世的数量最多、流传最广。而广州作为清代外销商品的主要出口港，是清代外销画生产和销售的最重要口岸①参见曾玲玲：《瓷话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外销瓷》，第6、7页。。18世纪，洛可可艺术曾受到中国明清工艺美术的影响，瓷器的艺术性和国际化水平大大提升，在建筑装潢、绘画、家具、雕塑上的复杂的形象和精细的图文出现了中国艺术元素。丝绸之路艺术随着世界的开放而更具互动性。

第四时期：丝绸之路艺术重新发现和复兴（公元20世纪—）

第七时段，公元20世纪—

丝绸之路艺术的重新发现。从一定意义上说，丝绸之路及其艺术是被重新发现的。19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是人类历史大发现时代。如果说15世纪是人类对地理的大发现，那么，20世纪就是人类对历史的大发现。考古发现重写了历史，也正在改写艺术史。古埃及的发现，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克洛伊城的发现，庞贝古城的发现，古印度哈帕拉文明的发现，吴哥窟的重新发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601年），中亚文明的发现，殷墟的发现，中国彩陶及其诸多文化区系的发现，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三星堆的发现，良渚文化的发现，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马王堆汉墓的发现，南海一号沉船的发现，近期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的发现，青藏高原皮洛遗址的发现，等等。在人类失落的文明中，艺术发现是最重要的内容。考古提供的关于艺术源头和艺术内容的物证，与温科尔曼写艺术史的时候，黑格尔以理念的感性显现构建艺术史的时候，其丰富程度无法相比。这些发现也打破了近代形成的以欧洲为中心的艺术历史逻辑。其中，丝绸之路艺术史是逐渐清晰的最重要的历史现象。

丝绸之路艺术新千年变局。20世纪是新千年大变局的时代，东西方各以反传统而创造了新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全球化是丝绸之路的延续和变易。丝绸之路艺术全方位、多层次地发展变化，形成新的艺术格局，艺术的观念、内容、方法、技巧、风格在空前的大交流、大冲撞、大融合中获得发展。标新立异的创新，过犹不及的反拨，科技手段带来的艺术载体、创作手法、传播和接受方式的变化，是延续几千年的丝绸之路艺术的转折、更新，也是新的开端和拓展。东西方的反传统中包含了东西方艺术的互补，其巨大的变化中，有着几千年丝绸之路艺术提供的传统经验和方法积累。

丝绸之路艺术史的当代发展。发掘和深入研究丝绸之路艺术史，将对电子化与全球化下时代艺术的嬗变发展提供不竭的资源和启示。艺术设计、建筑、绘画、音乐、舞蹈、电影、电视、纹饰图案等都可以从丝绸之路艺术中汲取养分，这不是复古，而是复兴中的创新。丝绸之路是人类的历史记忆，也是依然有现实意义的精神资源。文明交汇、人员交往、物质交流、文化交融、思想交锋是永恒的现象，人类从宗教艺术的“金规则”中、从艺术负载的文化认同中、从艺术的审美享受中可以汲取共同相处的经验，为做最佳的选择提供启示。

对丝绸之路艺术史的分期，是从丝绸之路艺术史总体性和纵向历时性的维度所做的探讨，好处是便于宏观把握，不足是不利于对丝绸之路艺术门类及其交互性关系的深入把握。笔者以为，丝绸之路艺术史的书写应该有多样的范式和不同的体例，可以有丝绸之路艺术通史，可以有丝绸之路艺术断代史，可以有丝绸之路艺术类型史，可以有丝绸之路艺术风格流变史，也可以有丝绸之路艺术思潮史，等等。而建构怎样的书写体例和范式，主要取决于哪些艺术现象和艺术作品可以进入丝绸之路艺术史的视域中，这需要另文专题探讨。

艺术，是最容易打破隔阂、从有意味的形式着眼而形成审美共识的领域，它是人类共通的语言。丝绸之路艺术遗产是人类共有的记忆，是人类精神史的肖像。对丝绸之路艺术分门别类的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而对丝绸之路艺术史整体内蕴的把握和意义的理解及价值阐释，我们还是小学生，研究之路还很长，尝试建构丝绸之路艺术史只是迈出的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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