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欣亮 王 昀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200234)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教育产业的影响，澳大利亚于2021年颁布并实施《澳大利亚国际教育战略(2021—2030)》(AustralianStrategyforInternationalEducation2021—2030)(以下简称《2030战略》)。《2030战略》是引领澳大利亚在后疫情时代国际教育发展的全新国家战略，旨在从国家层面力推国内教育行业的全面对外开放，支持教育产业逆势复苏[1]。

《2030战略》既是澳大利亚在后疫情时代引领国际教育全球变革的纲领性文件与战略性举措，也是该国促使教育国际跃升的战略导向和行动基础。它立足国际教育新常态，指引澳大利亚国内教育部门促进国际学生来源多元化，以降低财务风险并最大限度地改善国内和国际学生的学习体验，增强自身对全球需求变化的适应能力。同时，它要求人才培养必须满足国家对未来技能的需求以发展澳大利亚的企业，创造更多的本地就业机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复苏。

《2030战略》是在澳大利亚首部国家层面的国际教育战略——《国际教育国家战略2025》(NationalStrategyforInternationalEducation2025)尚未执行结束之际所做出的应急调整。它旨在打造一个更具适应性、创新性并且积极融入全球市场的国际教育产业，进而确保澳大利亚在教育、培训与科研等领域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扭转教育产业因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局面。

(一)战略愿景

作为后疫情时代首部国际教育战略，《2030战略》从学习体验、教育市场、品牌形象、联合行动、创新协同等方面出发，构建起立体型、全方位的国际教育综合体系。它的总体目标是进一步巩固澳大利亚在全球教育、培训和科研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使之成为国际教育版图中值得信赖、具有行动力的合作伙伴。《2030战略》的实施，令澳大利亚在未来10年中不断丰富教育供给类型，为各类学生、研究人员和供应方提供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联通与合作机会，构建全球教育共同体。在总体目标统领下，《2030战略》具有三个主要目标取向。一是终身育人。为各类学生提供从毕业前到就业后的最佳学习体验，不断深化产、学、研、工一体化的国际人才培养模式，满足学生、毕业生和行业未来的需求[2]。二是提升形象。不断创新优质教育供给模式，构筑本国卓越教育、培训、研究的国际品牌形象。三是持续优化。不断加强澳大利亚教育出口服务以及与国际合作伙伴的战略联系，促进本国教育产业可持续性发展[3]。

(二)推进路向

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教授针对全球化背景之下的教育政策制定明确提出，一项战略计划最重要的不仅在于规划内容，还在于如何调动、协调一切因素形成一种政策的网络传导模式，最终促成战略转化为实效[4]。《2030战略》在整体架构上，采取横纵双向矩阵形式交叉设计，在战略主旨的观照下，通过行动框架、行动方案、绩效标准形成三级路向，并逐级细化、稳步推进。整个规划在起草之初就力图通过政策网络的“笼络功能”将教育系统中发挥正式组织作用的政策主体和具有非正式组织作用的行动主体纳入其中，进而在横跨领域上打破原来单一线性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以便使各方积极配合完成教育国际化的成功转型。

1.促进多元发展

《2030战略》提出，为有效应对诸如疫情等外部生态因素对本国教育系统带来的重大冲击与挑战，澳大利亚必须灵活对接成熟市场和发展新兴市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各类潜在机会国家，以便有效抵御未来全球教育的不确定性。为此，该国从国际生源多样化和教育供给多元化两个方面来达成上述目标。

首先，国际生源构成多样化和生源国别多样化双轮驱动，提高国际教育产业风险抵御能力。为切实降低无法预计的财务风险和生源危机，澳大利亚计划不断优化各类学生群体的生源构成和国别来源，为各类教育机构提供最佳生源组合，使国内教育部门在遭遇外部风险时可以有充裕的弹性调整空间。其次，在线国际化与在地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同向发力，提升国际教育产业多元供给能级。针对线下教学的弊端，澳大利亚加快布局数字在线教育、微认证授予和海外校园建设，以便更为灵活地回应国际学生定制化、便利化的学习需求。同时，《2030战略》着力解决限制在线学历认可的非关税壁垒，在确保在线和在地授课质量的前提下，与国际合作伙伴分享监管在线教育的专业知识，为教育机构提供一流在线课程的交付框架与方法。促进多元发展的内容见表1。

表1 促进多元发展

2.对接澳大利亚的技能需求

《2030战略》明确提出：第一，将技能培训与课程系统相贯通，以便国际学生可以将所学知识与技能应用于求职就业，满足日益变化的劳动力要素发展与技能迭代要求，支持本国商业、产业和经济发展；
第二，以职业选择为导向，引导国际学生根据全球劳动力市场需求规划个人学业与技能发展路径，大力发展授课型硕士项目；
第三，大力加强科技研发在国际教育项目中的比重，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为了驱动技术升级和经济繁荣，澳大利亚注重将教育战略与科研创新对接起来。例如，2020—2021年的“国家竞争性拨款项目”(National Competitive Grants Programme)中，82%的资助项目均为国际联合攻关预留相应份额[1]。这些项目聚焦全球高端技能前沿，将人力资本优化与科研协同相关联，使人才培养为产业提升提供智力支持。对接技能需求的内容见表2。

表2 对接澳大利亚技能需求

3.以学生为本

学习体验是影响国际学生选择留学目的地的主要因素，包括留学成本、支持服务、信息获得、全球流动以及就业选择等许多要素。《2030战略》从为本国学生和国际学生提供世界级能力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设定工作基点。

第一，着力构筑学习、实习、就业三位一体的全流程育人模式。为了便于国际学生深度融入澳洲社区与民众、拓展课外社会生活，澳大利亚鼓励政府部门与学校、企业和社区联动，为国际学生提供各类实习、研习、见习的机会，促使校内学习与校外社会流动有机衔接，互为补充。第二，充分发挥国际校友网络的影响力与传播力，实施“国际校友—教育大使”战略，通过校友联络机制进一步扩大国际学生数量和规模。第三，多措并举培育本国学生的国际视野，协同推进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提升国际影响力。澳大利亚通过求学、就业、文化或体育交流等形式积极推动本国学生向外流动。一方面依托新科伦坡奖学金计划、流动补助金等财政资助项目支持本国学生去中国、泰国、越南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交流学习，感受多元文化与劳动力市场，提升跨国“软技能”和全球整体教育经验，满足国家对多元化高技能人才需求；
另一方面，不断完善国际教育关系网络，为本国学生对外交流提供渠道支持，让学生可以体验不同的国际教育模式，探寻人生发展新机遇。第四，多部门协同合作，统筹保障学生权益。为进一步提升学生在澳学习体验，增强他们学习、工作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澳大利亚确立对方协作、共同推进国际教育的联动机制。为实现部门联动与协同，澳大利亚以国际教育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负责监督国际教育战略内容与推进举措，并动态调整专设机构来提升服务能级[2]。以学生为本的内容见表3。

表3 以学生为本

4.维持增长和全球竞争力

质量是国际教育的生命线，也是贯穿澳大利亚国际教育战略的主线[5]。澳大利亚以严格的质量框架作为保障，同时建设国际教育绩效数据库，定期根据数据库反馈来提升教育质量、树立品牌形象、输出标准体系，力促国际教育持续发展，提升全球竞争力。

第一，健全教育质量监管与保障体系。为了保证国际教育质量与效益，澳大利亚通过构建体系完备的立法与政策框架，确保任何层次的教育活动均受到严格的质量保证和监管。第二，赋予签证机构权限，灵活实施签证制度改革，提高国际教育惠及率。针对后疫情时代国际学生的需求变化，澳大利亚及时调整签证政策，进一步优化教育产品与签证类别的匹配度与完整性。针对因新冠肺炎疫情无法及时毕业、就业或赴澳的国际学生，澳大利亚通过简化签证在线申办流程、丰富签证类型、延长签证宽限期限等举措，有效管理那些想在澳大利亚学习、工作或永久居留的国际学生，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客户服务。第三，严格设定国际教育质量标准，着力推动各类资格框架在全球范围内的互认。为了提升全球竞争力，守牢质量底线，澳大利亚对注册机构的招收标准、教学场所等方面均有严格规定，确保教育体系内的学习者拥有良好的学习回报。维持增长和全球竞争力的内容见表4。

随着深度学习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日益成熟，教育领域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教育向着“互联网+教育”智慧学习环境个性化和结构化的方向转变。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打破了原有国际交流机制和既有通行规则，使得原本由人员、教育项目、教育提供者、政策、知识、观点以及服务等要素所构成的教育体系面临迭代升级的挑战。

(一)空间互联：国际教育的场域逻辑

按照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场域是位置间建立相互关系的网络,是一种具有独立性的社会空间，它通常依附于资本的物理场域与意义场域的结合而存在[6]。其中,物理场域是显性的实际存在的物质空间,意义场域是交融现实情景和虚拟情景的交往空间[7]。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与影响下，传统的教育空间已被瓦解，而教育方式的转变重构了教育要素流动的时空架构，倒逼着国际教育在交互场域上发生结构性变化。为有效配合《2030战略》的推进，达成各场域内的教育要素互通交流与能量转换的新格局，澳大利亚力求在全新的国际战略中打造层叠空间互联互通的全新国际教育场域——不仅包括显性的物质空间和活性的虚拟空间,还催生出覆盖面广、虚实结合的泛在空间，以此冲破各类外部因素对国际交流的阻隔，实现人员、项目、资源、课程和计划的全球流动。

1.在地国际化：物质空间的“现实场”

相较于以跨境流动为主要形式的传统国际教育活动，“在地国际化”是20世纪90年代末兴起的一种新兴教育理念，最早由瑞典马尔默大学副校长本特·尼尔森提出。他认为在地国际化是指“教育领域中发生的除学生海外流动之外的所有与国际事务相关的活动”，即让所有学生在本国本校“足不出户”就可以接受国际教育课程，体验多元文化的学习，提升跨文化素养，开拓全球视野[8]。此后，学者乔斯·贝伦和埃尔斯佩思·琼斯提出在地国际化应更加注重全体参与，主张在地国际化应有目的地将国际和国内文化维度整合到面向国内学习环境中所有学生的正式和非正式课程中，促进学生形成国际性素质[9]。由此可见，在地国际化高度依赖于教育的国际化政策、国际化布局、合作基础和教育质量联通各层次学习者，借此促成知识要素的就地流动、消化与增效。它超越了以往教育国际化中将人的地理空间位置移动视为必需，转而将目光移至课程、教学、管理、评价等方面的国际化[10]。首先，澳大利亚积极对外开拓高价值发展区域。它与各国政府、国际合作伙伴等多方多点合作，采用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和管理模式，在国外筹建各类海外分校、国际教学点、产学研实践基地等优质教育机构，形成基于区域教育需求的联合孵化机制。这些海外教育机构采用国际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多元化和跨文化的教育，培养学生国际化的语言能力、沟通能力、思维方式，使之成为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核心素养的“全球通用人才”。其次，澳大利亚大力将国际化课程引入国内教育机构中，吸纳优秀国际学生与本土学生混班学习，让多样化学习层次、领域和水平的国内、国际学生以及教师在跨文化交流与多重现实中增进对各自本土文化和全球教育理念的了解和认同。对于澳大利亚师生而言，这有利于培养其跨文化敏感性与胜任力，提升其知识、眼界与能力层面的国际化水平。

表4 维持增长和全球竞争力

2.在线国际化：虚拟空间的“情境场”

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等技术作为一种物质性存在,能够构成或者生成技术方案,通过联结人、信息及各种要素而交织出网状的学习空间[11]。随着虚拟体验在线科技数字网络的广泛应用,虚拟空间也给国际教育带来了无限可能。面对日益交织的教育场景，人类已步入一个更加互联的知识世界。虚拟技术的重要特征是让学习变得更为多元、更加可视、更具情境性，由此所催生的智慧课堂令学习资源智能化、学习主体主动化、学习方式信息化、学习评价立体化[12]。为此，《2030战略》推出一揽子行动方案，以“主导式虚拟交互”和“旁观式虚拟体验”为主要方式创设学习情境，满足不同学习需求。首先，主导式虚拟交互能针对有国际学习需求，却暂时无法赴澳或出于节省学习成本等原因而只想参加在线教育的学生。澳大利亚依托在线教育体系，如自适应学习系统、智能测试等系统，识别不同层次的学习需求，辅助学习者有目的有计划地使用虚拟技术创设的学习空间，访问所要触及的学习资源,设计自我指导的学习环境以及与教师建立互动，在充分支持学习者自主性的基础上，为他们提供完整的学习体验与模拟情境。其次，旁观式虚拟体验由教育机构负责筛选情境，为学习者提供所需的知识和信息。它能根据学生的学习习惯、思维方式等表现对学生遇到的教育问题做出回应，通过信息交换和能量在线传递,使国际学生通过远程学习与本地学生实现同步课程更新，维持整个远程教学和学习系统的生态优化。

3.在场国际化：泛在空间的“意义场”

“在场”(presence)是源自西方哲学的一个概念，意指“具体事物是变动不居的，在场与不在场不断变化，而‘理念’则是永恒的，是恒常的在场(constantpresence)”[13]101。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到“在场”及地域性活动支配的[14]。因此，“在场”成为分析现代社会发展及互动交往的一个重要理论。

从《2030战略》行动指向可以看出，“在场"与“缺场"并非零和的竞争关系，而是以虚实互为补益的形式促成教育传播与交流的真实性与泛在性，消解本土存在与全球发展之间的张力。而由此形成的泛在空间“意义场”不仅能够通过建立联结有效迁移的方式开展国际教育,为各类学生创造本土视域与国际眼界交互的深度学习场域,而且能强化知识深度、拓展学习宽度,为社会打造全球共享的学习场域。事实上，澳大利亚在国际教育品质建设、运行和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在物理空间中为学生提供“现实感”的优质教育服务，还是在虚拟空间中利用数字化系统为学习者提供“情境感”的用户体验，“在场”尤其是品牌“在场”都是作为一个核心教育传播理念被充分实践的。品牌“在场”确保了教育传播主体的国际影响力与权威力，促成了教育交流与对话的双向互动，也使各国对澳大利亚教育品质的理解与信任具有了生动而丰富的“意义”，便于澳大利亚教育要素融入他国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实践的各个层面。这些正是澳大利亚得以在全球输出教育服务、学历与资格框架，以及树立科研质量标准体系的内涵所在。作为一种通用符号，国际教育品牌不仅是国家形象的象征，还是一种超越国家形态的“在场”体现，是国际教育东道国在全球获得市场优势的一种战略手段。它为任何学习者在任何时空，以任何方式接触、感受、了解、融入澳大利亚国际教育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和真实性，最大限度地消除了教育要素在传播中存在的流失现象和情感疏离。

(二)人本关怀：国际教育的核心旨要

公共产品作为一个专业术语已经在人类社会具有200多年的学术史。从文献记载与学术承继的视角考察，公共产品的雏形可以追溯到12世纪的欧洲[15]。奥尔森和考尔等学者将排他性(Exclusive,受益群体是否有限制)和竞争性(Rival,获取产品是否接近零成本)与收益的溢出效应(Benefit Distribution)等标准作为确定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标准。由此，教育本身也被不少学者视作一项全球公共产品，甚至被视为一项全球共同利益[16]。这意味着站在学习者共同利益的角度，教育供应方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向人类社会输送符合公众福祉的教育产品，构建起强健的公共领域，最大限度上确保受教育者的学习与发展权力。

1.创新教育内容共享模式

根据各国专家和联合国认同程度，作为教育内容的“知识”，也许是最具全球共同产品性质，或最接近“纯粹公共产品”的全球共享品。为此，20世纪以来，各国都试图通过相互学习与交流，促进各自教育事业的发展[16]。知识的共享也成为教育科学的价值核心，通过教育的变革创造全人类共享的幸福[17]。澳大利亚立足教育知识的国际公共产品属性，创新知识共享模式，发挥“知识外交”的全球效用。

首先，《2030战略》注重在澳大利亚多元包容文化的基础上，推动政府部门、公立大学、学生、科研人员与相关机构等方面的扩大与国外联系，在互利共赢的前提下开展科研、教学和人员交往方面的合作，强调自我实现和利他合作，形成多层次、复合型、区域化的交流网格，共同应对全球问题与挑战。其次，《2030战略》关注“新兴经济体”国家在拓展关系网络中的战略节点作用，重视与中国、泰国、越南、南非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开展有针对性的交流与合作，确保本国优质教育服务和产品的可及性和易享性，令知识在国别间广泛传播中实现增值效应，然后向拉美、西非以及海湾等国家输出成功模式、扩大规模[18]，形成双边或多边机制的产出成果。最后，《2030战略》提出积极参与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多边组织论坛，落实政府间的文化和科学外交；
鼓励公立大学率先参与并发起国际大学联盟，开展高等教育跨国合作与交流，谋求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国际跃升；
发起并遵守各类全球公约、宣言、建议书提出的教育权力、发展目标和教育质量要求，设定推动全球教育行动的国际标准，促进国际理解与合作。

2.优化教育服务收益效应

随着国际教育的深入发展，更多国家意识到国际教育所带来的巨额经济和人力资本好处，纷纷通过高额奖学金、差别化待遇吸引国际学生[19]。相较之下，《2030战略》更加注重国际教育对于澳大利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保障作用，它从直接经济利益驱动的收益方式转向国际教育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并重的收益模式。一方面，澳大利亚通过部门统筹协调、大数据平台、多元课程供给等方式吸引更多国别来源的国际学生赴澳学习，引导经济社会和教育机构向着更为多元的方向发展，借此进一步提升澳大利亚国际教育的结构均衡性，不断扩大教育服务贸易辐射区，增强经济贸易的韧性与合理预期。另一方面，澳大利亚采取资金投入、税费减免等多类组合方式，为国内教育产业减负的同时，引导其将注意力转向教育质量和教育能力的提高，以便吸引更多国内外学生的关注。此外，澳大利亚通过降低甚至豁免行政收费，切实降低学生的学习成本，使教育服务能惠及更多的受众群体，产生更好的社会效应。对澳大利亚而言，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正在逐步替代单纯依靠教育服务所产生的短期经济收益，而国际教育服务正日益彰显出其所特有的人文性与普惠性。

3.聚焦教育对象终身发展

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工作的性质，促使各层次学生参与到国际教育中去获得体验、学历与能力。为了给学生提供全球最佳学习体验，澳大利亚政府在《2030战略》中明确提出，将数据、法治与网际作为国家促进学生终身发展的战略支撑，形成全过程育人的闭环模式。首先，数据驱动，智慧服务凸显育人效能。澳大利亚通过数据政策，在数据采集、存储、导出、验证、共享等方面形成完备的政策体系与访问流程，确保数据收集的广泛性和数据访问的公开性。通过精准的留学信息和就业信息，包括学生、注册培训机构、行业、企业、政府等各层级利益相关者，澳大利亚能及时掌握学生学习满意度和就业情况，便于动态调整对学生的支持服务，使其学习成果最大化。此外，即时、共享、在线的数据链有助于产业链和学习链上的相关人员及时把控项目开展的过程管理，同时能识别国际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化和发展趋势，确保教育战略紧跟时代步伐。其次，法治维权，司法管辖构筑育人保障。澳大利亚通过立法确保优质教育产品供给与学生签证项目的完整性，以及学习期间兼职工作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在全新的《2030战略》中，澳大利亚更是将教育服务与就业机会的一致性列为法律保障范畴，确保学习、就业和移民三权一体，协调发展，令学生的发展权得到切实维护。最后，网际赋能，传递模式延展育人维度。基于体系完备的数据资源库，澳大利亚已经在世界各地都建立了架构完整、运作得当的校友网络。澳大利亚把所招收的各类学员都视为持续培养与关注的对象，给予他们职场技能提升资源、最新技能培训资讯、学员社交网络等资源，最大程度上为社会各阶层的学习者提供符合个人职业需求和生活期待的纽带联系[20]。各类校友既是教育要素的实体表征，又能通过自身的学习经验和职场成功来吸引、感染更多的朋辈、机构参与澳大利亚交流学习活动。这进一步夯实澳大利亚在国际教育市场的领导地位,同时创造出更多就业机遇，实现就业前景最大化。

新冠肺炎疫情促使世界各国在教育领域实施大量利好政策来尽快恢复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各国对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的争夺。因为，各国都希望借助于国际教育中的竞争力与话语权来谋求在教育对外开放过程中掌握更大的主动权，借此引领全球教育趋势，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防范能力。为此，澳大利亚亟待提升国际竞争力和辐射力，保持该国在教育国际市场上的领导地位，从而吸引更多国际学生以各种形式参与由澳方提供的教育项目。

《2030战略》基于已有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升级并推动新战略的实施。它既保留了已有国际教育战略的特色，又采取符合后疫情时代教育国际联动的全新举措，体现出澳大利亚在应对国际教育形势变化时的敏锐性与主动性。可以预见，《2030战略》的政策主张为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利益相关者带去了全新的憧憬与希望，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该国欲借国际教育提振本国经济发展、拓展外交合作、稳固国际地位的政策意图。尽管该战略的实际成效有待实践的考验，但是对《2030战略》的政策解读与把握可以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和国际中文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实践参考。

(本文得到上海师范大学“比较语言学与汉语国际传播”创新团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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