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玲 韩永辉

宏观经济政策保持一致性和相互协调，有利于减少政策相互冲突的成本、增强政府信誉和合理引导公众预期，然而保持宏观经济政策一致并不容易。最早提出宏观经济政策不一致的是Kydland和Prescott（1977），①Kydland F E,Prescott E C.“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85,no.3,1977,pp.473-491.当时理性预期开始在经济学界盛行，他们认为即便根据动态最优化理论做出宏观经济政策，也会出现政府执行的政策跟政府所宣称将要执行的政策不一致的情况，因为政策制定者不是在跟自然博弈，而是在跟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博弈，即宏观经济政策会出现动态不一致的情况。随后，出现大量研究宏观经济政策不一致起因的文献。Fischer（1980）认为当政府的政策目标与代表性个体的效用函数不一样时，就会产生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①Fischer S.“Dynamic Inconsistency,Cooperation and the Benevolent Dissembling Government.”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vol.2,1980,pp.93-107.Rogers（1986）从政府分配目标角度进行分析，发现调整税收政策，有利于收入分配目标的实现，导致政府在税收政策上出现不一致的情况。②Rogers C A.“The Effect of Distributive Goals on the Tim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Taxe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17,no.2,1986,pp.251-269.Bianchi和Mendoza（2018）研究了金融管理当局的监管政策不一致，认为其原因是金融活动的参与者不会将其在经济繁荣时期做出的借款决策影响到危机期间抵押品价格的情况内在化。③Bianchi J,Mendoza E G.“Optimal Time-consistent Macroprudential Polic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26,no.2,2018,pp.588-634.

企业存在价格粘性已有较多研究。学者从库存便利性、④Blinder A S.“Inventories and Sticky Prices:More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economic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2,no.3,1982,pp.334-348.调价获利微小、⑤Akerlof G A,Yellen J L.“Can Small Deviations from Rationality Mak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o Economic Equilibri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5,no.4,1985,pp.708-720.存在调价成本等方面论证了企业存在价格粘性的原因，⑥Mankiw N G.“Small Menu Costs and Large Business Cycles:A Macroeconomic Model of Monopol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0,no.2,1985,pp.529-537.并有大量文献估计企业价格粘性的大小。⑦Kashyap A K.“Sticky Prices:New Evidence from Retail Catalog.”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0,no.110,1995,pp.245-274;Levy D,Bergen M,Dutta S,et al.“The Magnitude of Menu Costs:Direct Evidence from Large U.S.Supermarket Chains.”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vol.112,no.3,1997,pp.791-825；
金雪军、黄滕、祝宇:《中国商品市场名义价格粘性的测度》,《经济研究》2013年第5期；
陆旸:《成本冲击与价格粘性的非对称性——来自中国微观制造业企业的证据》,《经济学（季刊）》2015第1期。但是，企业存在产出粘性问题却罕有研究。现实中，企业面临市场需求变动时产出调整存在粘性的情形并不少见，我们可以留意以下两个事实。

第一是在较长时期内国际原油价格大幅波动与国际原油产量基本不变的事实。⑧原油价格数据来源于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
原油日均产量数据来源于国际石油网。2020年2月以后，随着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的深入，国际资本出现恐慌，至2020年6月国际原油日均价格由高峰期的486.4元/桶跌至244.6元/桶，跌幅为49.7%，但在此期间国际原油的日均产量仍然基本维持不变，涨跌幅低于1%。第二是在特定时期国内粗钢价格大幅波动与粗钢产量基本不变的事实。⑨粗钢价格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产业情报竞争网；
粗钢产量数据来源于富宝咨询。从2017年7月至2017年9月，粗钢价格经历了大幅上涨，但是企业的粗钢产量基本维持不变。

接下来，文章将在第一部分构建一个包含混合粘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第二部分利用所构建的模型用贝叶斯估计的方法验证混合粘性的存在性问题，在第三部分分析混合粘性的存在对宏观经济政策不一致的影响，第四部分为本文的结论。

在这一部分，文章将构建包含价格粘性与产出粘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一）企业

假设市场上存在Ⅰ类与Ⅱ类两种类型的企业，都连续分布于（0，1）区间、面临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不同的是，Ⅰ类企业通过选择价格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并且存在价格调整粘性；
而Ⅱ类企业通过选择产出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并且存在产出调整粘性。Ⅰ类企业有ςp的概率不能最优定价，不能最优定价时使得，可以最优定价时价格为使得：

其中β为主观贴现率，λt为收入的边际效用，Pt为一般价格水平，mct为边际成本，为Ⅰ类企业中第j个企业的需求函数。Ⅱ类企业有ςy的概率不能设定最优产出水平，不能设定最优产出水平时使得yⅡj,t=yⅡj,t-1，可以设定最优产出水平时产出为使得：

其中PⅡj,t(yⅡj,t)为Ⅱ类企业中第j个企业的反需求函数。两类企业有相同的生产函数：

其中kij,t-1与Lij,t分别为投入的资本和劳动。由成本最小化可得企业对资本和劳动力的需求为：

其中wt为工资率。

（二）最终产品生产商

最终产品yt由Ⅰ类与Ⅱ类中间产品构成为：

其中ω为Ⅰ类产品的市场份额，θ中间产品替代弹性。当ω=0时，代表经济体仅存在产出粘性；
当0＜ω＜1时，代表经济体同时存在产出粘性与价格粘性；
当ω=1时，代表经济体仅存在价格粘性。最终产品生产商利润最大化行为决定两类产品的需求：

假设最终产品市场处于充分竞争，则由零利润条件可得：

（三）资本品生产商

资本品生产函数为：

资本品生产商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四）金融中介

参考Mertens（2008）、杨飞（2016）的假设，①Mertens K.“Deposit Rate Ceilings and Monetary Transmission in the U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55,no.7,2008,pp.1290-1302；
杨飞：《存款利率上限、金融脱媒与货币政策传导》，《财经研究》2016年第1期。金融中介可发放的贷款量由存款量与新增货币供应组成，即：

其中γM为货币乘数，1/γd为存-贷比例，为居民存款，(Mt-Mt-1)为中央银行新增的基础货币量。假设金融中介的准备金可以获得接近存款利率的回报率，但是每单位存款面临一定比例的资金管理成本γb。若为金融中介的贷款利率，则金融中介的利润为。假设金融中介为风险中性，处于充分竞争状态，则贷款利率为：

（五）家庭

其中Tt与Πt分别为政府税收与家庭作为企业所有者获得的利润。家庭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其中λt为收入的边际效用；
πt=Pt/Pt-1为价格指数。

（六）政府

政府部门分为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参考梅冬州和赵晓军（2015）的假设，②梅冬州、赵晓军：《资产互持与经济周期跨国传递》,《经济研究》2015年第4期。政府通过一次性税收为财政部门融资，并将新增货币收入划归财政部门，因此财政部门的预算约束为：

其中Gt为财政支出，假设其服从一阶自回归形式：

③不带时间下标的变量表示该变量的稳态值。

其中eGt代表财政支出冲击。中央银行的政策体现在对存款利率和货币供应量Mt的干预。假设中央银行对存款利率干预遵循泰勒规则：

其中eRt代表存款利率冲击，则方程（18）代表政府的利率政策。假设货币供应量增长服从以下形式：

其中gt=Mt/Mt-1，则方程（19）代表政府的货币数量政策。

（七）均衡条件

模型涉及的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资本品市场、借贷市场及最终产品市场，各个市场的均衡条件分别为：

（八）外生冲击

模型对数线性化后，涉及两类参数。第一类参数与经济系统的稳态特征相关，对此类参数本文利用校准的方法来赋值。第二类参数与经济系统的动态特征相关，对此类参数本文采用贝叶斯的方法进行估计。

（一）参数校准

与经济系统的稳态特征相关的参数包括家庭主观贴现率β、资本产出弹性α、资本折旧率δ、存-贷比率倒数γd、资金管理成本γb、基础货币与政府支出的比例M/G和政府实际支出占实际总产出的比例(G/P)/y。由方程（14）可得β=1/(1+Rh)，由于模型的每一期代表一个季度，因此可用1994年至2020年3个月定期存款利率的平均值将β校准为0.9953。①文章所用数据若非特别说明，均来自Wind数据库。用1994至2019年各省劳动者报酬总额与全国GDP比值的平均值校准(1-α)，从而校准资本产出弹性α。参考梅冬州和温兴春（2020），将资本折旧率δ分别赋值为0.025。②梅冬州、温兴春：《外部冲击、土地财政与宏观政策困境》,《经济研究》2020年第5期。参考侯成琪和龚六堂（2014）将资本产出弹性α和企业价格加成率倒数θ分别赋值为0.5和6。③侯成琪、龚六堂：《货币政策应该对住房价格波动作出反应吗——基于两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金融研究》2014年第10期。用1994年至2020年金融机构存款与贷款比例的平均值将γd校准为0.75。由方程（11）、（12）可知γb=(Rf-Rh)γd，结合前面校准的参数，用1994年至2020年贷款利率的平均值将γb校准为0.0053。用2004年至2020年基础货币与政府名义公共支出比值的平均值将M/G校准为0.48。用2004年至2020年政府名义公共支出与名义GDP比值的平均值将(G/P)/y校准为0.24。

（二）混合粘性识别

与经济系统的动态特征相关参数包括价格粘性型企业每一期不能最优化价格的概率ςp、产出粘性型企业每一期不能最优化产量的概率ςy、价格粘性型企业产品的市场份额ω、劳动供给弹性倒数γL、企业价格加成率倒数θ、资本调整成本γI、政府支出波动的一阶自回归系数ρG、存款利率波动的一阶自回归系数ρR、存款利率对产出缺口的弹性ρy、存款利率对价格指数的弹性ρπ、基础货币增长指数波动的一阶自回归系数ρM、消费效用冲击的一阶自回归系数ρc、生产技术冲击的一阶自回归系数ρA、投资技术冲击的一阶自回归系数ρI。此类参数采用贝叶斯的方法进行估计，其中对价格粘性型企业产品的市场份额ω的估计过程，也是对经济系统粘性类型的识别过程。

以1994年第1季度至2019年第4季度的GDP、①由于2020年经济遭受新冠疫情影响，该年的诸多经济指标严重偏离潜在水平，并且模型在设计时没有考虑新冠疫情对产业链的影响，因此贝叶斯估计时不考虑2020年以后的数据。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价格指数、②价格指数的构造方式为，首先用当季名义GDP除以当季实际GDP得到当季价格，然后将当季价格除以上一季度的价格得到价格指数。存款利率③以季度化的、3个月定期存款利率平均值作为当季的存款利率。和基础货币增长指数④由于缺乏1994年第1季度至1995年第4季度基础货币增长指数的季度数据，1994年第1季度至1995年第4季度基础货币增长指数由相应时期金融机构贷款指数数据代替。为观察变量，然后按以下步骤进行处理，使之与文章第一部分理论模型中yt、ct、It、πt、、gt等变量偏离稳态的百分比对应。观察变量处理过程为：第一步，将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社会固定投资总额用GDP平减指数处理，将其换算为实际GDP、社会消费品实际零售总额和社会固定资产实际投资总额；
第二步，将实际GDP、社会消费品实际零售总额和社会固定实际投资总额、价格指数和基础货币增长指数对数化；
第三步，将第二步得到的数据去除季节效应；
第四步，将第三步得到的数据与存款利率用HP滤波，取其波动项。表1为贝叶斯估计的结果。

为了与传统价格粘性模型比较，表1还同时报告了仅存在价格粘性模型的贝叶斯估计结果。由于传统价格粘性模型仅存在价格粘性，因此不涉及价格粘性型企业产品的市场份额ω和产出粘性型企业每一期不能最优化产量的概率ςy这两个参数的估计。从贝叶斯估计后得到的对数化数据密度来看，存在混合粘性的模型对现实数据模拟更好。表1反映了当假设经济系统同时存在价格粘性与产出粘性时，其对数化的数据密度为1622.1317，远高于假设经济系统仅存在价格粘性时的情形。

表2对两种模型的预测误差进行了总结。从表2可以看到，混合粘性模型对产出、投资和价格指数的各个指标预测的误差平方和均小于价格粘性模型预测的误差平方和，但是价格粘性模型对消费预测的误差平方和小于混合粘性模型预测的误差平方和。若以产出、消费、投资和价格指数的4个指标预测的误差总平方和计算，表2表明了混合粘性模型的预测精度高于价格粘性模型的预测精度。

表1 贝叶斯估计结果

表1呈现的贝叶斯估计数据密度以及表2呈现的不同模型的预测误差都是经济系统同时存在价格粘性与产出粘性的证据。根据贝叶斯估计的后验均值来看，价格粘性型企业的占比约为41.13%，而产出粘性型企业的占比约为55.87%，其中产出粘性型企业每季度不能最优化产出的概率ςy为75.02%。同时，承认产出粘性的存在，还显著降低了多数文献估计的价格粘性程度。多数文献估计的企业每季度不能最优化价格的概率ςp在0.8至0.9之间，而承认产出粘性时，文章估算的价格粘性的均值为52.91%。

表2 预测误差总结

接下来，文章将分析当经济系统同时存在两种粘性时如何导致宏观经济政策不一致的。以第三部分混合粘性模型估计参数的后验均值为动态参数赋值，并结合校准的稳态特征参数，可以模拟财政政策冲击、利率冲击和货币供应冲击对经济系统的影响。

（一）财政政策冲击对经济系统的影响

图1模拟了政府支出增加10个百分点后两种类型企业的需求、对劳动力的需求和产品实际价格的变化，其中产品实际价格pit的定义为,i∈{I,II}。从图1可以看到，在第2至第5个季度两种类型的企业对政府支出的反应几乎是相反方向的；
在政府支出增加后的第8至第40个季度，价格粘性型企业的劳动需求轻微高于稳态水平，但此时价格粘性型企业的需求却仍然低于稳态水平；
政府支出增加后两种粘性类型企业产品的实际价格呈现完全相反的变化趋势，其中价格粘性型企业产品的实际价格在政府支出增加后20个季度均高于稳态水平，而产出粘性型企业的实际价格却在政府支出增加后20个季度均低于稳态水平。

同时，为了比较混合粘性对财政政策效果带来的差异影响，文中同时还在图1中展示了经济系统仅存在价格粘性的情形，财政政策变动对企业的需求、劳动力的需求和产品实际价格的变化。以企业需求为例，从图1可以看到，当经济系统仅存在价格粘性，即不存在产出粘性时，政府支出扩张可以对总需求产生更加持久的刺激效果，并且不产生宏观经济政策不一致：政府支出增加后的第1至第3个季度，企业的需求都高于稳态水平。而混合粘性的存在，政府支出对总需求的刺激效果只存在于政府支出增加后的第1个季度，并且于第2至第5个季度对不同粘性类型企业的需求带来相反的效果。当经济系统存在混合粘性时，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刺激效果明显有别于经济系统仅存在价格粘性时的情形。

图1 混合粘性情形下政府支出增加对经济系统的影响

混合粘性的存在导致财政政策不一致体现在：当政策目标为刺激总需求时，在短期（第2至第5季度）价格粘性型企业需要政府实施支出紧缩型政策，而产出粘性型企业却需要政府实施支出扩张型政策；
当政策目标为扩大就业时，在第2至第7季度，价格粘性型企业需要政府实施支出紧缩型政策，而产出粘性型企业却需要政府实施支出扩张型政策；
当政策目标为降低居民生活成本时，价格粘性型企业需要政府实施支出紧缩型政策，而产出粘性型企业却需要政府实施支出扩张型政策。

先分析政策目标为刺激总需求时，财政政策不一致的作用机理。为了将注意力集中于分析财政政策不一致的作用机理，文章在此仅分析出现政策不一致的时期，即政府支出增加后的第2至第5个季度。当经济系统存在混合粘性时，出现财政政策不一致是由于政府支出改变时，两种粘性类型企业在短期可以调整的生产内容不一样。政府支出增加后仅导致当季总需求增加，为适应总需求的变化，47.09%的价格粘性型企业在当期提高价格，24.98%的产出粘性型企业在当期提高产量。但政府支出增加后的第2个季度开始，总需求开始下降，价格粘性型企业在上一季度提高的价格从第2季度开始以每季52.91%的速度衰减，进而导致其实际价格高于稳态水平，最终的结果是其需求低于稳态水平；
而产出粘性型企业在上一季度提高的产量从第2季度开始以每季75.02%的速度衰减，结果是其需求高于稳态水平。接着分析政策目标为扩大就业时，财政政策不一致的作用机理。由于劳动需求为企业的派生需求，因此两类企业的劳动需求呈现差异变化。最后分析政策目标为降低居民生活成本时，财政政策不一致的作用机理。对于价格粘性型企业而言，其产品实际价格上升是由于政府支出增加后，在当季度导致总需求增加，从而引起可以调整价格的部分价格粘性型企业提高产品价格。对于产出粘性型企业而言，其产品实际价格下降是由于政府支出增加后，在当季度导致总需求增加，引起可以调整产出的部分产出粘性型企业提高产出。在给定企业需求的情况下，使得其产品实际价格下降。

（二）存款利率冲击对经济系统的影响

图2模拟了存款利率降低1个百分点后两种类型企业的需求、对劳动力的需求和产品实际价格的变化。从图2可以看到，两种类型企业的需求、对劳动力的需求和产品实际价格在降低存款利率时的反应几乎是相反方向的。存款利率降低后，价格粘性型企业的需求在第1至第40个季度都低于稳态水平，而产出粘性型企业的需求则从第2至第10个季度高于稳态水平；
价格粘性型企业的劳动需求在第1至第40个季度都低于稳态水平，而产出粘性型企业的劳动需求则从第3至第40个季度高于稳态水平；
价格粘性型企业的实际价格在第1至第15个季度都高于稳态水平，而产出粘性型企业的实际价格则从第1至第15个季度低于稳态水平。

混合粘性的存在导致利率政策的不一致体现在：当政策目标为刺激总需求时，若以第2至第10个季度的需求计算，价格粘性型企业需要政府实施提高存款利率的政策，而产出粘性型企业却需要政府实施降低存款利率的政策；
当政策目标为扩大就业时，若以第3至第40个季度的劳动需求计算，价格粘性型企业需要政府实施提高存款利率的政策，而产出粘性型企业却需要政府实施降低存款利率的政策；
当政策目标为降低居民生活成本时，若以第1至第15个季度的实际价格计算，价格粘性型企业需要政府实施提高存款利率的政策，而产出粘性型企业却需要政府实施降低存款利率的政策。

图2 混合粘性情形下降低存款利率对经济系统的影响

政策目标为刺激总需求时，利率政策不一致的机理为：利率下降时，家庭的跨期选择为增加当期消费、减少储蓄，从而引起社会投资下降、社会资本供给减少，进而引起资本价格上涨、企业的边际成本上升。边际成本上升，将导致可以调整价格的部分价格粘性型企业提高产品价格。由于降低利率对总需求的正向刺激作用几乎被社会投资下降所抵消，因此在短期总需求几乎不变。提高价格的决策却使得价格粘性型企业失去部分市场份额，导致其需求减少；
同时使得产出粘性型企业获得价格粘性型企业失去的市场份额，导致产出粘性型企业需求增加。政策目标为扩大就业时，利率政策不一致是由于利率变化对两种类型企业的需求带来相反的作用，而劳动需求为企业的派生需求。当两类企业的需求反向变化时，两类企业的劳动需求就呈现反方向变化。政策目标为降低居民生活成本时，利率政策不一致的作用机理为：利率下降时，家庭增加消费，导致社会减少储蓄，从而引起社会资本供给减少和资本品价格上涨，进而引起企业边际成本上升。对于价格粘性型企业而言，可调整价格的部分价格粘性型企业选择提高产品价格。同时，由于降低利率对总需求的正向刺激作用几乎被社会投资下降所抵消，在利率降低后的第2个季度开始总需求存在下降的压力，导致一般价格水平下降。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价格粘性型企业的实际价格高于稳态水平。对于产出粘性型企业而言，由于产出粘性型企业获得价格粘性型企业失去的市场份额，导致其需求增加。产出粘性型企业应对需求增加而提高产量，由于产量的增加轻微高于需求的增加和一般价格水平的下降之和，使得产出粘性型企业的实际价格低于稳态水平。

（三）货币供应政策冲击对经济系统的影响

图3模拟了基础货币供应增加1个百分点后两种类型企业的需求、对劳动力的需求和产品实际价格的变化。从图3可以看到，与降低存款利率时的反应类似，两种类型企业的需求、对劳动力的需求和产品实际价格在增加基础货币供应时的反应也几乎是相反方向的。基础货币供应增加后，价格粘性型企业的需求在第2至第15个季度都低于稳态水平，而产出粘性型企业的需求则从第1至第40个季度高于稳态水平；
价格粘性型企业的劳动需求在第2至第15个季度都低于稳态水平，而产出粘性型企业的劳动需求则从第1至第15个季度高于稳态水平；
价格粘性型企业的实际价格在第1至第15个季度都高于稳态水平，而产出粘性型企业的实际价格则从第1至第15个季度低于稳态水平。

混合粘性的存在导致货币数量政策的不一致体现在：当政策目标为刺激总需求时，若以第2至第15个季度的需求计算，价格粘性型企业需要政府实施减少货币供应的政策，而产出粘性型企业却需要政府实施增加货币供应的政策；
当政策目标为扩大就业时，若以第2至15个季度的劳动需求计算，价格粘性型企业需要政府实施减少货币供应的政策，而产出粘性型企业却需要政府实施增加货币供应的政策；
当政策目标为降低居民生活成本时，若以第1至第15个季度产品的实际价格计算，价格粘性型企业需要政府实施减少货币供应的政策，而产出粘性型企业却需要政府实施增加货币供应的政策。

图3 混合粘性情形下增加货币供应对经济系统的影响

混合粘性的存在导致货币数量政策不一致的作用机理与混合粘性的存在导致利率政策不一致的作用机理几乎一样，因为货币数量的增加导致贷款利率下降或货币数量的减少导致贷款利率上升，从而使得改变货币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调整利率。不同的是，改变基础货币数量时对资本价格的影响将更加明显，因为短期内资本存量无法进行大幅调整，而基础货币的改变将影响可贷资金的数量，从而直接影响资本的价格。

文章首先提出了混合粘性存在的可能性问题，然后对混合粘性存在性进行了验证，接着分析混合粘性的存在对宏观经济政策不一致的影响，得到如下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经济系统中同时存在价格粘性型企业与产出粘性型企业。文章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利用贝叶斯方法估计了存在混合粘性（同时存在价格粘性与产出粘性）的宏观经济模型与仅存在价格粘性的传统宏观经济模型，无论是用于指示模型选择的对数化数据密度，还是模型预测误差，都表明存在混合粘性的宏观经济模型更切合实际情况。根据贝叶斯估计的后验均值来看，价格粘性型企业的占比约为41.13%，而产出粘性型企业的占比约为58.87%，其中产出粘性型企业每季度不能最优化产出的概率ςy为75.02%。

价格粘性型企业与产出粘性型企业的同时存在，将导致宏观经济政策不一致。存在混合粘性时，宏观经济政策不一致体现在：当政策目标为刺激总需求时，价格粘性型企业需要政府实施支出紧缩、提高存款利率或减少货币供应等政策，而产出粘性型企业却需要政府实施支出扩张、降低存款利率或增加货币供应等政策；
当政策目标为扩大就业时，价格粘性型企业需要政府实施支出紧缩、提高存款利率或减少货币供应等政策，而产出粘性型企业却需要政府实施支出扩张、降低存款利率或增加货币供应等政策；
当政策目标为降低居民生活成本时，价格粘性型企业需要政府实施支出紧缩、提高存款利率或减少货币供应等政策，而产出粘性型企业却需要政府实施支出扩张、降低存款利率或增加货币供应等政策。

由于混合粘性的存在，应对经济周期时，政府应实施结构性的财政扩张政策。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为扩大总需求政府购买应偏向于产出粘性较高的行业，而当经济处于上行周期时，为缩减总需求政府购买应偏向于价格粘性较高的行业。

类似地，混合粘性的存在也要求政府应对经济周期时应实施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为扩大总需求政府应对产出粘性较高的行业通过窗口指导实施低利率政策或宽松信贷政策，而当经济处于上行周期时，为缩减总需求政府应对价格粘性较高的行业通过窗口指导实施低利率政策或宽松信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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