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艳莹 刘婧玲

(大连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4)

近年来,发达国家普遍引入绿色认证机制,通过认证标志将企业生产的环境质量披露给消费者,消除绿色产品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利用需求增长和溢价引导企业主动进行绿色生产,形成继“命令-控制”和经济激励之后以信息披露为特征的第三波环境政策创新浪潮[1]。

为解决工业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政府也在大力推进绿色认证制度的建设。《中国制造2025》和《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明确提出加快打造以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供应链为核心的中国本土绿色认证体系。从2017 年开始,工信部已连续四次组织开展绿色认证申报工作,截至2019 年底已认证通过1402 家绿色工厂、1097种绿色产品和90 家绿色供应链企业①根据工信部公布的各批次绿色认证名单统计得到。。由于本轮的绿色认证机制建设由国家自上而下推进,各个地方政府为了迎合中央的要求,显示自己的绿色政绩,纷纷采取给予企业补贴的方式来鼓励更多企业申请绿色认证。比如,安徽省自2017年起对获得国家级绿色工厂和绿色产品认证的企业给予一次性补贴100 万元和50 万元;天津市对获得2018 年度国家级和市级绿色工厂认证的企业分别给予不超过60 万和30万元的资金补贴;2018 年4 月成为全国首个绿色产品认证试点城市的湖州市遴选14 家行业龙头企业开展绿色产品认证,对通过认证的企业给予一次性补贴20 万元,每多获得一张绿色产品认证证书再补贴2 万元。

地方政府在资金方面的扶持,使得当前中国企业申请绿色认证不仅有可能以溢价形式获得市场需求侧的收益,还能获得由政府补贴形成的非市场收益。由此引申出三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第一,与没有补贴相比,政府进行补贴是否会增强绿色认证机制对产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 第二,在一段时间由政府补贴激发的认证热潮过后,会不会出现绿色认证“无人问津”的情况? 如果这种可能性存在②以往有很多绿色认证在推出一段时间后就会因为没有企业申请而被市场淘汰,例如由国家工商局注册许可、由中国商品学会和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共同制定的绿色认证体系“绿色选择”。,又是否会阻碍行业的绿色转型? 第三,除政府补贴外,采用其他扶持政策是否更能促进绿色认证机制发挥作用? 一般来说,补贴会增加财政负担而不可持续,探索其他有效的扶持政策更能为绿色认证机制的实施提供长期稳定的制度保障。

作为政府治理绿色产品市场中“柠檬”问题的重要抓手,绿色认证对行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已受到理论界广泛关注。早期研究普遍认为,绿色认证通过以相比企业广告和自我声明等更为可信的方式披露环境质量信息,能够使消费者更愿意购买绿色产品,进而激励企业有更强的动机从事绿色生产,从而促进行业整体环境绩效提升[2-3]。但新进研究则发现,绿色认证机制并不总是会产生合意结果,长期来看究竟会改进还是恶化行业环境绩效取决于认证成本[4-5]、环境规制强度[1]、消费者混淆[6-8]、标准制定主体的异质性目标[9-10]等特定条件。但是,这些研究都假定,绿色认证仅通过产品市场分割产生的溢价来影响企业行为,忽略了产品市场之外的政府补贴这一非市场收益的影响。例如,Brécard[7]通过对由中等、高环境质量的绿色认证企业和低环境质量的灰色企业间的价格竞争进行分析,发现消费者混淆会通过降低高环境质量认证企业的需求而改变市场结构,绿色认证最终能否改善行业总体的环境绩效取决于两类认证企业环境质量的差异;Karthik等[11]构建了需求驱动的博弈模型,考察绿色认证和政府规制对产业绿色发展的影响,证明绿色认证能够引导低环境质量企业采用绿色技术并申请认证,但只有在高环境质量企业也选择申请认证时,整体行业环境绩效才能得到改善。

在方法上,现有研究大多都采用静态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采用不同环境策略企业间的差异化竞争对产品市场均衡的影响。然而,绿色认证对行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是多主体互动的复杂演化过程,特别在现阶段地方政府对企业通过认证给予补贴的情况下,是企业不断选择环境策略和政府补贴政策动态调整的结果。演化经济学认为,异质性企业不会总是选择相同的行动规则[12-13],随机因素和时间的变化增加了企业环境策略选择的不确定性,因此从动态演化视角考察绿色认证机制的长期效应更符合现实。目前只有很少的文献在研究绿色认证机制时采用了演化方法。Blanco 和Lozano[14]通过对绿色认证溢价受自然资源状况影响的演化博弈分析,发现认证成本过高将产生损害环境的转移动态。Jin[15]构建了刻画政府和绿色认证企业间策略性互动的演化博弈模型,证明降低标准执行成本会促进企业在认证后按照标准进行绿色生产。Lozano等[16]从企业间环境策略选择的交互过程入手,证明一种绿色认证能否在市场中存活下去受到引入认证时绿色企业占比和企业初始环境策略的影响。不过,这些研究同样假定绿色认证仅通过产品市场收益影响企业选择,没有考虑政府补贴对引入绿色认证后市场演化的影响。

本文将针对现阶段中国地方政府竞相实施绿色认证补贴的现象,在Lozano等[16]的研究基础上,创新性地从演化视角考察补贴政策对绿色认证机制带动行业绿色转型效果的影响。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三方面:(1)首次将政府补贴引入到企业绿色认证的收益函数中,考察了政府补贴和市场溢价双重收益作用下企业进行环境策略选择的动态效应,弥补了现有研究忽略来自政府的非市场收益对企业环境策略选择和市场演化影响的不足;(2)从初始补贴强度和补贴持续时间两个维度比较了不同类型补贴政策的异质性效应,发现短期补贴不会提高绿色认证机制对产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低强度补贴反而会加大认证被市场淘汰的风险,丰富了有关政府补贴的非合意效应的研究,为纠正现阶段地方政府简单用补贴来扶持绿色认证机制的做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3)进一步考察了补贴之外其他政策工具的作用效果,证实加强认证机构监管和降低认证费用则是提高认证机制有效性的更好政策,加大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披露力度则会产生相反效果,为政府推动绿色认证机制建设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路。

在内容安排上,本文的第二部分为问题描述和基本假设;第三部分考察了不存在绿色认证、存在绿色认证但政府不进行补贴和政府对绿色认证进行补贴三种情形下的市场演化均衡;第四部分比较了其他扶持政策对绿色认证市场演化的影响;第五部分为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

市场中存在数量为N={1,2,…,n} 的企业,每家企业在一个时期只生产且销售一单位产品,不同企业的产品仅在污染程度即环境质量上有差异。企业可以通过选择高于政府最低环境标准的绿色生产策略来降低产出的污染水平,此时企业需要付出污染减排成本A。不失一般性,与已有关于需求驱动的企业绿色转型文献一致[17-19],本文设定市场中有一定比例具有绿色偏好的消费者,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高环境质量产品。根据企业的生产和认证策略选择,将企业分为三类:仅满足政府最低环境规制要求的灰色企业、自愿采用高于环境规制要求的绿色生产方式但不申请绿色认证的绿色非认证企业、自愿采用高于环境规制要求的绿色生产方式并且申请绿色认证的绿色认证企业,分别用下标b、g、cg表示。之所以假定市场中存在绿色非认证企业,是因为认证需要企业支付额外的成本,包括认证机构收取的认证费用以及相应的人力成本支出等。如果与企业自己进行信息披露相比,绿色认证的对外信号显示收益不确定[20-21],或者企业自愿从事绿色生产主要出于利他主义[22]和降低未来的环境规制压力[23-24]等内部动机,不耗费成本进行认证就有可能成为绿色生产企业的一个理性选择。Vera[25]和Cappelen[26]的研究也同样认为会存在绿色非认证企业。市场中各类企业的数量占比为si(i=b,g,cg),且∑si=1,si∈[0,1]。由于企业选择不同环境策略的收益由溢价和政府补贴共同决定,根据演化博弈理论,不同环境策略的收益差异促使企业向收益最高的策略演化,但这种调整并不是及时的。对于市场溢价和政府补贴,进一步做如下假设。假设1 绿色生产差异化溢价与市场中灰色企业数量占比正相关。企业产品的绿色程度具有经验品属性,消费者无法准确识别。不过,企业往往会对此做广告或进行自我声明。消费者虽然存在信任折扣,但也会部分相信。因此,假定只要企业进行绿色生产就会获得区别于灰色企业的绿色差异化溢价δ,并且始终大于零。由于灰色企业越多,绿色企业的差异化优势越明显,面临的需求价格弹性越小,越能够利用市场势力提高产品的价格①李长英[27]在产品差异化一章中给出了详细的证明过程,本文为节省篇幅未详细列出证明过程。,因此与Lozano[16]的研究相同,本文假定绿色差异化溢价的大小与市场中灰色企业数量占比正相关,表示为λ=0,δ(0)＞0。为避免绿色非认证策略主导灰色生产策略,假定差异化溢价的最小值低于污染减排成本,即δ(0)＜A。

假设2绿色认证溢价与市场中绿色认证企业数量占比正相关。

政府引入绿色认证机制后,企业可自愿选择是否申请,获得绿色认证的企业除要支付绿色生产所需的减排费用A之外,还需向认证机构支付固定的认证费用F。绿色认证在消除消费者对产品环境质量不确定性方面比企业主导的信息披露方式可信度更高[28],因此通过认证的企业会在绿色差异化溢价基础之上获取额外的绿色认证溢价ρ。由于认证具有典型的双边市场特征,在交叉网络外部性作用下,市场中通过认证企业增多会吸引更多消费者购买绿色认证产品,从而提高认证产品的市场溢价能力[29]。Thøgersen[30]基于欧洲多国的调查数据证实,消费者对绿色认证标签的学习过程是形成购买决策的关键因素,认证产品规模扩大会促进消费者学习,强化对产品环境友好属性的共同认知和信念,提高绿色认证产品的社会认可度和消费者支付意愿。因此参考已有文献[31-32],本文假设绿色认证溢价与市场中绿色认证企业占比正相关,即ε=。另外,消费者愿意为绿色认证产品支付更高价格的前提是认证机构对企业产品环境质量的权威评估,绿色认证的初始溢价会由于认证机构的背书而大于零,即ρ(0)＞0。

假设3政府补贴随市场中认证企业占比的增加而降低。

地方政府为鼓励企业申请绿色认证,给予通过认证的企业一次性现金补贴R。通常说来,政府补贴是对企业承担不确定风险、从事正外部性行为的补偿。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模仿先动者,不确定风险下降,补贴强度将递减。Hausmann[33]指出政府对企业试错性进入新兴产业的补贴应当在模仿型企业大量进入后减少直至停止。Melitz[34]从干中学效应入手同样证明对幼稚产业的最优补贴强度应该逐渐下降。目前,中国的补贴政策普遍采用递减机制。例如,政府对成熟LED 行业缩减补贴;对光伏产业的补贴率在10 年内从最初的50%逐年降低至零;对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同样每年减少,并从2021 年起不再补贴新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因此,为刻画政府补贴的这一递减特征,本文假设随着市场中通过绿色认证企业的比例逐渐增大,政府会逐渐减少补贴金额直至完全取消,即ξ=,R(0)＞0。模型中基本参数和含义如表1 所示。

表1 参数与含义Table 1 Parameters and meanings

本部分将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来刻画产品市场引入绿色认证机制后的演化收敛过程和行业环境绩效的动态变化。为考察政府补贴政策能否让绿色认证机制更有效,即促使更多企业进行绿色生产,分三种情形进行分析。

2.1 不存在绿色认证的演化均衡分析

作为参照基准,首先考察不存在绿色认证机制、市场自发调节的情形。此时,市场中只存在灰色企业和绿色未认证企业,各个企业通过模仿高收益者进行环境策略决策,并依据不同环境策略的溢价能力确定产品价格。x为不考虑产品环境质量属性的基础价格,绿色生产差异化溢价为δ,灰色企业和绿色未认证企业的产品价格可表示为:

上式中,g为虚拟变量,如果企业选择了绿色生产策略,则取值为1,否则为0。

根据前文假定,绿色企业的污染减排成本为A,灰色企业的减排成本为0。由于将每个企业的产量单位化为1,所以,企业的利润函数可以表示成:

根据演化博弈理论,若一种环境策略给企业带来的利润高于市场中企业的平均利润,那么该策略就会被学习模仿,选择该策略的企业占比随时间的增长将大于零,可用复制动态方程表示为:

其中,si和πi分别表示市场中选择环境策略i的企业占比和企业利润,为市场中各企业的平均利润,=sbπb +sgπg,结合公式(2)和(3),可得不同环境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

很显然,在未引入绿色认证的情况下市场存在三种均衡:(1)sb=1,sg=0,所有企业都采用灰色生产策略,没有企业进行绿色生产;(2)sb=0,sg=1,所有企业都采用绿色生产策略,但由于此时市场没有引入绿色认证机制,企业只能通过广告、自我声明等方式与灰色企业进行区分以获取差异化溢价;(3)sb ＞0,sg ＞0,sb +sg=1,市场中一部分企业选择采用绿色生产策略,一部分企业采用灰色生产策略。根据复制动态稳定性原理,构造雅克比矩阵来判断均衡点的局部稳定性。结果如图1 所示,实心圆点代表演化稳定均衡策略,空心方格代表不稳定均衡策略,点g表示所有企业都采用绿色生产策略,点b表示所有企业都采用灰色生产策略。

图1 不存在绿色认证情形的市场演化动态图Figure 1 Equilibria and dynamics of the population in no green certification scenario

上图显示了两种不同的均衡结构。图1(a)存在纯策略均衡g和b,当δ(1)＜A,即企业进行绿色生产所能获得的最大差异化溢价小于减排费用时,b为演化稳定策略。在这种情况下,绿色企业的利润小于灰色企业,降低了企业采用绿色生产技术的积极性,根据演化稳定策略的性质①根据演化博弈理论,在自然选择压力下,突变者要么改变策略而选择演化稳定策略,要么退出系统而在进化过程中消失。,即使存在促使企业进行绿色生产的外生扰动,复制动态最终都会使市场恢复到所有企业都为灰色生产的均衡状态b,这是一种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市场状态;相对而言,所有企业都采用绿色非认证策略的均衡g总是不稳定。图1(b)中出现混合策略f,当市场中灰色和绿色企业数量达到一定比例,使得企业采用灰色生产策略和绿色生产策略的利润相同,即δ(sb)=A,f为演化稳定策略,且差异化溢价单调递增的假设使得均衡f是唯一且稳定的混合策略。

这说明,仅靠市场自发调节作用,最合意的情况是只能激发一部分企业进行绿色生产,更可能的结果是所有企业都不进行绿色生产。下文将针对政府引入绿色认证机制的情况进行分析,考察其是否能改善这一状况,促进更多企业进行绿色生产。

2.2 政府引入绿色认证机制

当政府在市场中引入绿色认证机制但不对通过认证企业进行补贴时,企业可通过申请认证而获得绿色认证溢价ρ(scg),此时采用不同环境策略的企业产品价格为:

上式中,当企业进行绿色认证时,c=1,否则,c=0。由于企业申请认证需支付认证费用F,企业利润函数变为:

构造雅克比矩阵以判断均衡点的局部稳定性:

如果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则该均衡点为演化稳定策略:

根据计算结果以及演化轨迹,得到图2 所示的三种策略在市场中比例分布的动态演化过程。三角形顶点g、b、c分别代表所有企业都为绿色生产、灰色生产、绿色认证的纯策略,三角形内部其余点(含边)的坐标均表示一种可能的混合策略。需要说明的是,线段bc上任意一点,都有sg=0,即市场中所有进行绿色生产的企业都申请了认证。Ω1为灰色企业和绿色认证企业等利润的无差异曲线,形状由绿色生产差异化溢价δ(·)和绿色认证溢价ρ(·)的函数共同决定,在Ω1上方的区域,πcg ＞πb;下方区域,πcg ＜πb。Ω2是绿色认证企业和绿色未认证企业等利润的无差异曲线,上方区域πcg＞πg,下方区域πcg ＜πg。同样,在曲线 Ω3上灰色企业的利润与绿色未认证企业相同,左侧区域πg ＞πb;右侧区域则有πg ＜πb。

图2 引入绿色认证机制情形的动态演化图Figure 2 Equilibria and dynamics of the population in green-certification scenario

由图2 可见,同时存在两种演化稳定策略②混合策略h 为鞍点,在该点企业采用三种策略的利润相同,唯一收敛于h点的轨迹构成稳定臂,稳定臂上方轨迹流演化到长期有企业申请认证的均衡点a,下方轨迹流演化到没有企业申请认证的均衡点f。。f点是灰色生产和绿色未认证企业并存的均衡点,此时虽然市场中存在着绿色认证制度,但却没有绿色企业选择申请认证,意味着政府引入的绿色认证机制已在市场长期演化中被淘汰。当申请绿色认证给企业带来的溢价小于认证费用即ρ(scg)＜F,且企业进行绿色生产和灰色生产的利润相同时,f为演化稳定策略。

当企业采用绿色认证策略和灰色生产策略的利润相同,即ρ(scg)+δ(1-scg)=A+F时,存在均衡点a。当满足两个条件:(1)ρ(scg)＞F,通过认证产生的溢价能够覆盖认证费用;(2)ε ＜λ,绿色认证企业占比增加对绿色认证溢价的边际贡献小于灰色企业占比增加对绿色差异化溢价的边际贡献,均衡点a为演化稳定策略。这是绿色认证机制实现了长期存续的市场均衡,所有绿色生产企业都通过申请认证与灰色生产企业实现了分离均衡,不存在绿色未认证企业。同时,与均衡点f相比,市场中进行绿色生产的企业占比更高,代表行业整体环境绩效更优。

可以发现,与图1 中行业环境绩效演化的最好结果f点相比,在图2 绿色认证机制能够长期有企业申请的均衡点a中,绿色生产企业的占比更高,灰色企业占比更低,说明认证机制的引入使得长期当中有更多企业选择进行绿色生产。这是因为第三方认证机构披露的认证信息比企业自己披露的绿色信息更可靠,绿色认证溢价部分抵消了市场演化过程中因绿色企业占比上升导致的绿色差异化溢价下降对企业选择绿色生产策略的抑制作用,所以会提高行业的环境绩效,据此得到结论1。

结论1如果绿色认证能够长期有企业申请,引入绿色认证机制会提高均衡时市场当中的绿色企业占比,改善行业总体的环境绩效。

为进一步考察初始市场状况对引入绿色认证机制后市场演化的影响,假设在市场处于灰色企业和绿色非认证企业共存的演化稳定均衡f点时,政府开始引入绿色认证机制。市场演化在图2 中表现为从f点沿着直线Ω3垂直向上移动,灰色企业数量固定不变,绿色非认证企业通过认证转变为绿色认证企业。根据演化动态图,最终运动到a点使得绿色认证长期有企业申请的条件是,引入绿色认证机制后,初始申请认证的企业数量占比应在直线Ω2之上,例如点I。从演化轨迹可知,最低认证企业数量的阈值受到直线Ω3位置的影响,直线Ω3越靠近点a表示初始市场中灰色企业占比越少,此时点I 对应的绿色认证企业占比更大。可得到结论2。

结论2若要保证绿色认证长期有企业申请,初始选择申请认证的企业占比需达到一定阈值,且市场中灰色企业的初始占比越小,此阈值越高。

这说明,绿色认证的初始接受度直接影响到其是否会在推出之后逐渐被市场淘汰,即出现没有企业去申请的状况。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在引入绿色认证机制之初通过补贴来吸引更多企业参与认证是合理的,但是补贴是否一定会提高绿色认证机制对行业环境绩效的改善效果,以及是否存在比补贴更好的政策工具,还需进一步考察。

2.3 政府对绿色认证补贴的情形

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补贴政策涉及补贴持续时间长短和补贴金额多少两个方面[35-36]。假定按照持续时间长短,政府对绿色认证企业的补贴R分为如下两种模式:

(1)长期补贴:只要有企业申请绿色认证,政府就给予补贴,补贴金额随通过认证企业占比的增加而递减,直至所有企业都申请绿色认证,补贴将减少为0,即ξ=＜0,R(scg=1)=0。

(2)短期补贴:补贴金额随认证企业占比的增加而减少,当市场中有一半企业申请了绿色认证时,政府停止补贴,即ξ

对于初始补贴强度,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不同的地方政府因财政能力和对绿色认证的重视程度不同,选择的补贴强度差异很大。比如,安徽省对绿色产品认证的补贴标准为50 万元,山东省则为20 万元。将认证在产品市场带来的溢价收益考虑在内,假定政府的补贴强度按照与认证费用的相对大小,分为三种模式:

(1)高强度:R(0) ≥F,初始补贴金额不低于企业的绿色认证申请费用。

(2)中强度:R(0)＜F且ρ(0)+R(0) ≥F,初始补贴金额不能覆盖企业的绿色认证申请费用,但绿色认证的初始溢价可以弥补企业的这部分支出。

(3)低强度:ρ(0)+R(0)＜F,初始补贴金额和绿色认证初始溢价之和小于企业的绿色认证申请费用。

在现实当中,绿色认证涉及的行业普遍具有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3]。虽然政府补贴总体上会随行业当中通过认证的企业占比上升而递减,但由于企业数量较多,单个企业认证与否对政府补贴变化的边际影响微乎其微。因此,在分析企业个体的环境策略选择时,政府向认证企业提供的一次性补贴R可以视为外生的状态变量。选择不同环境策略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由公式 (14),可得补贴情形下各环境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

根据复制动态稳定性定理分析各均衡点的稳定性,得到图3 所示的政府补贴时不同条件下市场演化均衡结果的相位图①限于篇幅,文本仅将重点结论进行说明,其他情形的讨论结果可向作者联系提供。,各点和线的含义与图2 相同。

图3 政府对绿色认证补贴情形的均衡相位图Figure 3 Equilibrium configurations of the population in subsidy scenario

在图3(a)中,均衡点c表示市场中所有企业都进行了绿色生产并申请了认证,意味着在绿色认证的激励作用下行业实现了彻底的绿色转型。没有政府补贴时,c为演化稳定策略需满足的条件是ρ(1)+δ(0)＞A +F和ρ(1)＞F。在政府采用短期补贴策略时,不论初始补贴强度如何演化结果都和没有补贴时相同,说明短期补贴不会提高市场演化到点c这一理想状态的可能性。

如果政府采用长期补贴策略,在初始补贴为“低强度”时,均衡c的稳定条件变为ρ(1)＞F,初始补贴“中强度”和“高强度”时,均衡c的演化稳定条件都变为ρ(1)+δ(0)＞A+F。显然,只要政府长期进行补贴,c为演化稳定策略的条件会比没有补贴时变得更宽松,即更容易出现行业彻底绿色转型的理想状况。不过,值得关注的是,政府初始补贴“中强度”和“高强度”对绿色认证市场演化结果的影响相同,说明当补贴达到门槛值R*(0)=F -ρ(0) 时,继续加大补贴强度并不会进一步提高市场演化到上述理想状况的可能性,产生“天花板”效应。根据以上分析,得到结论3。

结论3短期补贴不会提高绿色认证推动产业实现彻底绿色转型的可能性,长期补贴具有这一作用,但当初始补贴强度达到门槛值R*(0)=F -ρ(0),加大补贴强度不会放大这一效应。

图3 (b)和图3(c)代表市场演化到绿色认证事实上已被淘汰、没有企业申请的两种状态。当政府初始补贴强度选择低强度模式时,不管补贴是长期还是短期,f点和b点都会在特定条件下成为演化稳定均衡。其中,图3(c)是更为消极的状况,当绿色生产差异化溢价达到最大依然不足以覆盖污染治理费用,即δ(1)＜A,且政府补贴方式为低强度时,b点为演化稳定策略,市场中所有企业均为灰色生产。这说明,政府在一开始就对认证企业给与低强度补贴反而加大了市场演化到全部企业都进行灰色生产的可能性,提高了绿色认证被市场淘汰和引发逆向效应的风险。

自2013 年以来,中国纠正了单纯以经济增长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强了环境保护在地方官员考核体系中的权重[37]。为避免在新一轮以环境绩效为核心的晋升锦标赛中落后,各地都争相对企业申请绿色认证进行补贴。不过,很多跟风模仿的经济落后地区政府往往因财力有限而只象征性地给予较少的额度。因此,在高、中和低三种强度的补贴模式中,低强度补贴很可能是当下较为常见的一种形式。为进一步考察这种低强度补贴可能对绿色认证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作用的扭曲,接下来对图3(d)所示的存在a、h、f三个演化稳定策略的情况进行深入分析,该情况的演化动态图如图4 所示,各点线含义同图2。

图4 政府对绿色认证进行低强度补贴情形的演化动态图Figure 4 Equilibria and dynamics of the population in low-intensity subsidy scenario

对比图2 和图4 可以发现,不同于引入绿色认证机制但政府不进行补贴的情形,在政府补贴情形中,当政府采用“低强度”补贴方式①长期和短期的“低强度”补贴方式都会产生这种情况,当然,短期补贴会导致这种结果的的条件是scg∈ [0,)。时,三种环境策略共存的混合策略h变成演化稳定策略,使得市场演化轨迹发生了很大变化。若无补贴,在图2 中,h点附近区域或是向上演化到a点,申请绿色认证的企业数量将越来越多,且所有绿色生产企业都申请绿色认证,例如图2 中点Ⅰ;或是向下演化到f点,即灰色生产和绿色未认证的策略共存、市场中没有企业申请绿色认证,例如点Ⅱ。当政府对绿色认证企业进行低强度补贴时,图4中h点附近区域将全部收敛至点h,包括点Ⅲ和点Ⅳ,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点在无政府补贴情况下最终演化到了有更多企业申请绿色认证、行业环境绩效得到更大幅度改善的点a。这说明,低强度补贴导致部分在没有补贴时原本可能申请绿色认证的企业最终放弃认证甚至转为灰色生产,不利于行业环境绩效的提升。结合上文对图3(b)和图3(c) 的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4低强度补贴会加大绿色认证被市场淘汰的风险,提高市场演化到全部企业都选择灰色生产的可能性,降低绿色认证机制对行业环境绩效的改善效果。

结论4 说明,政府采用低强度补贴政策非但不会让绿色认证机制更有效,反而有可能引发逆向效应,即引入绿色认证机制使行业环境绩效变得更差。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低强度补贴模式下,政府补贴和绿色认证初始溢价之和小于企业申请绿色认证需支付的费用,认证不能给企业带来收益。不过,由于补贴传递出政府重视绿色认证的信号,一些企业会出于迎合政府偏好申请认证,而在获得认证之后又暗地里转为收益更高的灰色生产方式。因此,政府的低强度补贴在推行绿色认证制度初期会刺激企业的认证意愿,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类虚假认证终将被曝光,导致消费者质疑绿色认证和企业自己传递出的绿色声誉信号的可信度,这又会进一步降低企业从事绿色生产所能获得的市场收益,使更多企业放弃绿色生产,抑制行业的绿色转型。

由以上分析可知,政府只有对通过认证的企业给予长期并且较高额度的补贴才有可能提高绿色认证机制对产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低强度的补贴反而会起到相反效果。现实中地方政府普遍面临财务约束,在补贴长度和强度上都难以达到上述理想条件,这意味着当下各地都在推行的绿色认证补贴政策很有可能会失效。那么,除补贴之外,政府是否可以采用其他方式来提升绿色认证机制的市场效果? 结合已有关于如何改进认证机制效果的研究[1,5,38-40],我们比较五类政策措施:(1)提高消费者的环境意识,这会增加企业选择绿色生产策略的市场溢价幅度;(2)加大对绿色技术公共研发创新的支持力度,降低企业的绿色生产成本;(3)加强对认证机构的监管,以通过增加消费者对绿色认证的信任而提高认证溢价:(4)降低认证费用,认证费用越低,企业申请认证的激励越高;(5)加大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披露力度,这有助于避免企业进行虚假绿色认证,但政府披露个别企业的漂绿丑闻可能会连带所有绿色生产企业遭遇声誉损失,从而使绿色差异化溢价降低。

我们分两方面对上述替代性政策措施的效果进行考察。首先,检验这些政策冲击如何影响图2 代表绿色认证机制合意结果的演化稳定策略a中,不同生产策略的企业占比②市场引入绿色认证机制后,存在演化稳定策略a和f,a 是绿色认证始终有企业申请并能引导更多企业进行绿色生产的社会合意结果,所以本文以a 为例来分析其他替代性政策的作用效果。;其次,比较这些政策冲击对a点稳定性的影响。主要结果如表2 所示。

表2 其他政策工具对演化均衡的影响Table 2 Influence of other policy tools on evolutionary equilibrium

可以看到,与不进行政策干预相比,加大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披露力度会导致均衡时灰色企业占比提高,并且使均衡a变得不稳定,说明这一政策会抑制绿色认证机制的作用效果。其余政策虽然都能降低灰色企业的占比,但只有加强认证机构监管和降低认证费用两项政策可让均衡点a保持稳定,说明这两项政策能在长期当中降低绿色认证机制被市场淘汰的风险,促使更多企业选择绿色技术,增强绿色认证机制带动产业转型的作用。据此得出结论5。

结论5加强认证机构监管和降低认证费用能减少绿色认证机制被市场淘汰的风险和均衡时灰色企业的数量占比,增强绿色认证机制对产业转型的促进作用;加大对企业 “漂绿”行为的披露力度则会产生相反效果。

将结论5 与结论4 比较会发现,政府补贴在低强度模式下会加大绿色认证机制失效的风险,而认证费用F和初始认证溢价ρ(0) 恰是决定补贴强度的核心因素。当补贴金额一定时,F越小,认证机构公信力越高即ρ(0) 越大,政府补贴处于低强度区间的可能性越低,越不容易出现结论4 中的非合意结果。这说明,在提高绿色认证机制对产业转型的促进作用方面,政府不仅可用加强认证机构监管和降低认证费用来替代补贴政策,还可通过这两项措施增强补贴政策的效力。

此外,结论5 还说明,披露企业的“漂绿”行为直观上似乎有利于维护真正进行绿色生产的企业利益从而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实际作用却相反。个别“漂绿”企业被曝光会损伤所有企业从绿色生产中所能获得的收益,导致行业中愿意选择绿色技术并通过认证进行信号显示的企业占比下降。信息披露在环境治理中的重要性目前日益得到重视,《南方周末》每年都发布中国企业“漂绿”排行榜。本文这一发现对理性看待这类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政府披露企业环境行为的负面信息需要权衡其对以绿色认证为代表的“好消息”型环境信息披露机制的损伤。

为实现以“绿色制造”引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战略任务,中国正在大力推进本土绿色认证机制的建设。针对当前很多地方政府采用补贴激励企业申请绿色认证的现象,本文从演化的视角,首次通过刻画企业在市场和非市场两种收益作用下的环境策略选择互动过程,考察了政府补贴对绿色认证机制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只有对通过认证的企业给予长期并且较高额度的补贴才有可能提高绿色认证机制对产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低强度补贴反而会加大绿色认证被市场淘汰的风险并恶化行业环境绩效。现实中政府长期高强度的补贴必然难以持续,出于新一轮绿色锦标赛下的跟风模仿,象征性采用低强度补贴模式的地方政府不占少数,这意味着单纯以补贴来扶持绿色认证机制的做法极有可能是无效的。而且,由于补贴对绿色认证机制的改善作用存在“天花板”效应,即便能够跳出“低强度补贴陷阱”,提高补贴力度也无法持续提高绿色认证对产业绿色转型的带动效果。因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缩小补贴的行业范围,集中资金重点补贴绿色产品市场溢价能力较弱的行业。绿色认证本质上是通过消除信息不对称后的产品溢价来促进企业绿色生产的一种市场化环境保护机制,补贴与溢价在激励企业进行绿色生产方面是替代关系。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绿色属性的支付费意愿不同,企业进行绿色生产所能获得的溢价在不同行业天然存在区别。例如,食品、家具等与健康直接相关行业绿色溢价能力较强,而电子类行业相对较弱。政府应当改变目前一刀切的补贴模式,将有限的资金集中于绿色溢价能力较弱的行业。具体可利用个体购买行为的大数据、问卷调查以及实验等方式,直接识别消费者对绿色产品支付意愿的行业差异,也可以按照不同种类产品的消费者健康关切程度来间接衡量各行业的绿色溢价能力。这不仅能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更为重要的是,可以避免“撒芝麻盐式”的低强度补贴降低绿色认证机制的有效性。

第二,建立多元化的认证机构监管机制,促进认证行业兼并重组和技术创新。本文研究表明,与补贴相比,加强认证机构监管和降低认证费用是提高绿色认证机制有效性的更好政策。因此,政府要强化对认证机构的监督,引入行业协会的同行评议以及社会检举等措施,搭建认证信息的动态可追溯平台,提高认证机构的违规成本。同时,针对2015 年《认证机构管理办法》放宽准入条件后中小认证机构大量进入、资源分散导致认证成本居高不下的现象,政府应鼓励大型优质认证机构兼并和重组实力弱的中小认证机构,提升本土认证机构的声誉;为认证机构引进高水平的检验检测设备和技术创新提供财税支持,推动认证机构运用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提高认证服务效率,以切实减轻企业的认证费用。

第三,加大绿色认证的宣传力度,避免盲目披露“漂绿”行为损伤消费者对绿色认证的信任。本文发现,初始参与申请的企业占比直接影响绿色认证机制的最终实施效果。中国目前正处于推行绿色认证的前期阶段,政府需要加大宣传,方便公众了解认证标识和标准,通过市场拉力和外部的合法性压力推动更多企业申请绿色认证。另外,正如本文模型所示,在当下的自媒体时代,个别企业“漂绿”行为的曝光会通过社会网络形成信息瀑布效应,导致公众系统调低对所有绿色认证企业质量的预期,抑制绿色认证对产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政府在设计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时要避免陷入“坏消息”定式,在公布“漂绿”排行榜等负面清单同时,要以绿色认证为契机,加大对企业履行绿色承诺的正面信息的披露力度。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仅考虑了企业技术水平给定的情况,而在长期当中,企业技术水平会不断提高,因此,未来可以考虑把企业技术进步的动态效应纳入到市场演化模型中。此外,本文的结论仅来自理论模型的推演,运用微观层面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企业的绿色认证激励影响因素,通过绿色认证如何影响企业的环境绩效以及政府补贴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也是未来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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