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丹旸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20世纪末以来，西方事件哲学和事件论思想逐渐走向理论前台，为文艺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参照与研究方法。事件以其本体论的优先性以及与文艺研究的贴合性，促进了关于文学文本的新认识，可以被纳入文学场域和文论话语，并在当代形成“文学事件观”思想热潮。文学事件观反对对象性的、静态的、孤立的文学认识，主张将文学放入多元历史情境、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以及主体的生存实践中，对文学审美意义进行动态阐释，反思文学性建构、文学的价值功能、文学活动的独特性等问题。从互文性向事件性的认识观演变，使文学意义阐释注重文学文本的开放性与流动性，强调能动主体对文本书写阅读的动态参与，从文学作品与文学性的“生成”过程、文学活动复杂的社会历史性和多维关联性出发，回归实践的、动态的文学存在观。文学不再是脱离主体的稳定静观对象，而是一项现实活动和生成事件，人们在积极的文本分析与互动中逐渐建构生成一种被命名为“文学”的“实际存在物”。

“文学”是什么？“文学”与“非文学”之间如何区分？有关文学本质的问题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是文艺学的“元理论”。研究文学本质的目的在于为文学研究树立一个边界，解答文学的独特性是什么，什么是文学应该关注的，文学研究应走向何处等关键问题。对文学本质问题的关注与现代文学学科建立和专业性文学批评的兴起紧密相关。20世纪以来，文学研究进入自觉阶段，文学被定义为一种“语言艺术”。文学理论研究重点从作家心理、社会历史的外部批评转向文学作品的语言文本与形式结构，积极探索文学作品的内部因素与内部规律。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理论流派强调，文学作为一种“语言的诗性活动”，其语言本身便具有文学的内涵与特质。文学的本质研究，在于探索使语言形式具有独特文学性意义的法则与模式。对文学作品本身的关注重建了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即明确文学研究的对象与目标在于作品语言文本，形成20世纪文本主义的文学认识主潮。正如卡勒所言，语言学贡献了一系列的概念，为文学诗学的发现提供了一种自动程序和总体性框架[1]。

文本中心主义试图从语言修辞、形式结构、符号功能等方面对感性的文学作品进行理性、客观、科学的研究，从而形成一种“文学性”共时认识，建立普适的文学规则与结构模式。文本中心主义的文学研究方法，其优势与局限同样突出，对自律封闭的“文学性”探寻虽说可以建构一套系统科学的文学语言研究方法，但追求超越社会历史的普适性文学语言创作模式，会导致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分离。文学仿佛成为一个独立的语言艺术王国，文学本质的理解局限于文本内部而无法与社会历史流变以及丰富的文化资源产生关联，也限制了读者阅读实践对文学作品和文学性丰富内涵的发掘与创新性领悟。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批判封闭狭义的文本中心主义观点，提出互文性思想，文学文本走向对社会历史等外部因素的开放。不过后结构主义的文学理解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文论的反拨，造成了文学性的泛化与蔓延，深刻影响着“反本质主义”的后现代文学认识。

后现代理论解构传统文学语言观，反思整体结构、本质、中心等理论话语本身，强调去中心、反一元决定论和反宏大叙事的理论态度，以极具颠覆性的怀疑精神，深入文学结构研究范式内部对其进行瓦解。文学文本观念受到解构思维影响，不满于此前对文学的唯语言论理解。通过区分文本与作品、作者与读者概念，文学的意义生产以及文学本质认识问题逐渐与多文本交叉所形成的差异性关系相连。文学内部研究打开了单一、整体、封闭的文本中心主义认识，转而强调动态的复数文本交流与意义生成过程。作者赋予文学语言意义的权威地位被否定，文学作品的阅读接受过程进入理论家视野，具有了文学意义的再生产功能。后现代理论家注重文学生成的过程，拒绝针对文学本质的单一整体认识，主张从多个视角理解与认知文学活动。一切关于本质的言说都是话语霸权与意识形态的体现，一种无中心的反本质话语逐渐兴起。文学研究的反本质倾向在文本概念的扩张中体现鲜明。文本不再停留于文学内部，而是具有包容世界的野心。泛化的文本概念持续蔓延，从文学领域渗透进入社会生活各类现象。文学与现实世界的交流都要在文本的维度上进行，而文学的特性可以在任何把言语固定下来的社会文本、历史文本与文化文本中获得发现。文学性并不局限于文学作品内部，现实世界变成了文本、表征和话语，文本与世界之间再无鸿沟[2]。文本思想在扩张文学研究领域的同时也危及到文学存在自身，文学研究被分割至文本可存在的任何学科领域与语言话语中。如果“文本之外无他物”，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处于持续越界的流通交叉过程，那么文学和其他现实存在之间便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文本话语内部的不同语言材料而已。如此说来，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何在？文学存在的独特性到底应如何理解？

可以看到，文本中心主义导致文学研究的内外分野，并在解构思维中形成“文本之外无他物”的“泛文本”观。文学与非文学边界模糊，文学性概念蔓延，不能继续承担为文学研究树立边界的责任。反本质的文学认识论危机造成了“文学终结”(End of Literature)话语的兴起。2000年，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在其论文《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中指出，面对科技发展与信息爆炸的全球化时代，单纯为文学自身的目的研究文学的时代已经过去[3]。文学终结不是文学艺术形式与文学研究的彻底消失，而是被命名为“文学”的思想活动在新文化语境中发生新变与转型。新时代的文学改头换面，以泛文本的面貌仍然继续存在，并且急需新的理论话语对其进行持续性反思。经过上世纪英美新批评、俄苏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等文艺批评方法对文学独特性语言形式的“祛魅化”，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逐渐被理论思辨所包围和“解域”。正如黑格尔所言，文学艺术作为理念的感性显现，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会进入终结性节点，从而走向更高的理性精神成熟期。哲学思辨对文学艺术魅力的剥夺造成了文学终结的当代局面。“文学性”概念的泛化蔓延一方面揭示了文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普遍“胜利”，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后理论时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如何将反本质主义文学认识带来的颠覆性与革命性张力重新纳入文学理论话语建设，成为当代思想家面对的重要议题[4]。当代文学理解应该从“语言思维”霸权统治下的“文学性”探求中解放出来，思考文学作为一种现实活动和生成事件的存在意义。

特里·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指出，文本的动态开放与文学性概念的泛化和模糊化，造成文学本质的认识论危机，也是当代文学事件观的理论前景与思考议题。“什么是文学”的看法始终无法避免对文学本质的“视角主义”认识。众多文学定义实际上形成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局面，只是部分解答了文学本质的问题。也许现在应该从生成的、事件的视角出发，提出一种文学哲学(philosophy of literature)，文学理论其实是对文学作品进行反思的文学性策略[5]191。文学的事件性阐释本身具有浓厚的反本质主义色彩，其对传统同一性、总体性、因果性本质思想体系的反拨与重思，启发了当代文艺研究注重文学文本的动态阐释与审美意义建构，走向文学实践本身的回归。

新批评与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关注文学作品的物质性实在，从语言角度思考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并提出“文本细读”“陌生化”等思想，试图发现文学语言疏离于普通语言的独特性，探索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内部所固有的法则。“文学性”被思考为由一种话语与其他话语之间的种种差异性关系所产生的一种功能。之后的结构主义文论延续新批评与形式主义对文学语言的关注，指出文学研究不只是分析某部作品的语言，还致力于构建理解文学的普遍程式规则与模型结构。结构主义文论并不试图解释个别作品的意蕴何在，而是剔除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对文学作品的影响，将文学视为“语言模式”进行结构或系统上的共时性研究。文学成为一个封闭稳定、独立自足的系统，理论家可以通过语言追踪文学的深层结构，以达到对人文学科普遍真理的思想认识。结构主义文论对静态、共时文学体系的强调，对文学语言的科学性分析，导致文学研究日益僵化。一批理论家从结构主义内部掀起“自我瓦解”的“后”浪潮。

“互文性”概念就是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的一个重要发现，用来指称这样一种现象：一篇看似整体一致的文本，都必然指向其他文本。一个文本内总是充斥着其他主体的语言词汇，插入了其他文本的语句片段，存在多数文本之间的交叉与流通。因此，文本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独立结构，而是处处蕴含他异性因素，由复数文本的重叠、引用、转换、派生等改造而来。“文本”(text)一词从语源学上追踪，也有“纤维”“编织”“织网”等义。互文性理论发现了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存在的交织现象。一个文本，作为与别的文本相互交织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吸纳和组织了其他文本的语词片段，包含“多数文本”的因素。克里斯特娃率先提出“互文性”概念。她发现语言学家早已认识到语言系统静态研究的局限，转向对语言言说行为和话语实践的关注。而当时的法国结构主义文学研究仍保持一种相对封闭的态度。互文性概念可以突破结构主义理论局限，促进文学研究从纯语言角度扩展至话语主体以及社会历史语境的开放。克里斯特娃指出，文学理论家巴赫金已经发现文学作品语言的对话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经常存在多个说话者或思考者角色，作品中多主体之间彼此平等，通过相互交流形成对话。并且，不同主体的话语总是无法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历史语境相分割。受到巴赫金的启发，克里斯特娃聚焦文本中的对话性，认为文本也如主体一般，存在复数的对话关系。在互文过程中，其他文本可以不断破坏与插入原有结构，生产与重构文本意义[6]157。一个文本总会吸收其他文本的陈述话语。文本的交叉不仅是语词层面上简单的重复或引用，更是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置换。文本的互文性特征，使得文本不再传达一个预先存在的、固定的意义，而是具备一种意义生产力。克里斯特娃有意识地避开巴赫金思想中的主体间性视角，而是倾向于使用更为抽象的术语即文本，来描述这种文学作品内的对话关系，以互文性代替了主体间性概念[6]87。

罗兰·巴特很快注意到互文思想对文学研究的启发，提出“作者之死”，并区分了作品与文本，走向对文本开放性阅读和多义性生产的思考。文学文本不再被视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实体，而是由一系列预先存在的代码、话语和文字片段组合而成的产物。文本中的每个语词都是互文的。因此文学研究不仅需要关注文本本身所包含的能指集合，还要发现文本之外延伸至文化语境中的意义关系链条。互文性破坏了关于文学单一意义起源的传统认识，一个文本总是由预先存在的复数文本组成，所以文学文本的意义不再有起源，文本成为具有多重他异性元素的开放系统。稳定的语言符号结构已被破坏，而作者也不再是意义的创始者，只是互文意义和互文关系的编撰者[7]。文学文本的互文关系强化了读者阅读在文学性生成过程中的重要性。读者拿到手的不是一个稳定的、自成一体的文学作品或静态研究对象，而是一个未完成的文本空间，其中充满能指的物质性堆积。面对混杂的文本材料，读者必须通过摸索复数文本的互文线索重新书写与创造文本，形成个人对文学意义的理解。文本作为一种表意实践，是文本书写者和阅读者相遇其间的生产舞台本身。互文性保障了文本生产力的持续性，一切写作和阅读行动都产生新的文本，并与此前的文本形成对话[8]。互文性思想使“一”文本以“多”文本的复数形式呈现出来，打开文学研究的封闭结构，批判性地反思了如何将社会历史、读者阅读等外部因素纳入文学意义生产过程的问题。文学作品不再是作者天才灵感的产物，而是一个大量文学语言符号关系凝聚的文本空间，是不同词句交叉存在的互文性场所。作者使用的每一个词、所书写的每一段话，都来源于语言系统，背后体现了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作者只是作为语言的编译者与使用者，通过混合语言进行作品书写，而不再赋予文学作品意义。意义的生产在于文学结构中不同语词文本的差异性运用与关系性建构，并且需要读者向文本的主动性合作才能获得显现。文学研究视角从整体的、统一的作品转向多层的、分裂的复数文本[9]。

文学文本所强调的开放性、生产性、复数性、解域性以及意义的非确指性，使事件概念拥有进入文学的可能。从作品到文本的视角转换，将批评主体纳入文本语言的流动空间，获得了阐释文学的自主权。文学不仅由静态的语言符号构成，更是一种语言具体运作的话语行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只是语言，更是呈现为语言织体的文本，是活生生的诗性语言。文学文本成为各种理论话语竞相争夺的领地，关于文学的本质性思考走向多元化与生成性。理论家德勒兹指出，语言不是一个同质的系统，而应该是一个不均衡的、异质的系统。文学作为自由的语言“生成”过程，不能被理解为稳定的实体，而是属于不定型、未完成的东西。文本的生产性写作作为语言意义的生成事件，永远没有结束，永远正在进行中[10]。在流动变化的文学审美意义生成中，主体可把握的只有每一次文本交流的动态文学事件。每一次语言词组、文字片段、思想内容的重复性书写都可以被视为围绕文本出现的文学事件，需要不断进行意义阐释。每一次文学事件都体现着书写者、阅读者、批评者的主体实践行为和对“文学”本身的理解。在文学审美意义的事件性阐释中，主体都有一种企图，即解放生命，将生命变为某种属于自我的东西，赋予文学存在的意义[11]。

经过后结构主义对互文性概念的强调，文本成为一种文学的生产力与意指实践。互文性思想提醒我们，所有文本都具有潜在的复数性与对话性，看似整体的文本缺乏明确边界，无法形成统一固定的理解。文学意义不能被单纯指认为某种文学性语言修辞形式或稳定结构所构建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意义逐渐和读者通过阅读在文本之间移动的过程相连[12]。对文学生成性与过程性的强调，意味着不断打破文本自身的同一性，不断克服和超越静态认识，不断向异质的他异空间开放，不断生成文学事件。文学内部文本间的对话交流体现不同的话语系统与规则之间的冲突性“格斗”，阅读成为文本写作者、作品人物与阅读者的一种“事件性”相遇。

罗兰·巴特曾在《S/Z》(1970)一书中将文学文本划分为“可读的”与“可写的”。他选取巴尔扎克中篇小说《萨拉辛》作为可写文本的范例，通过中断阅读法拆解作品、切割阅读单元、归类符码，试图解释读者在阅读中是如何理解小说文本并生成文学意义的。“可读性文本”与“可写性文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对读者阅读过程的不同阐释。“可读性文本”把读者定位为相对被动的接受者，只享有“读”的权利，而无法对文本意义进行修改与编辑。作者是赋予文本意义的绝对权威[13]51。读者的阅读任务是跟随作者思维，沿着故事的线性发展前进，直到被认为隐藏在叙述事件背后的真相获得完美揭示。但是，像《萨拉辛》那样充满谜团与隐喻暗示的经典文本，阅读过程不再是逻辑再现文本内部结构，而是读者通过作品语言阐释对文学文本进行解密和意义编织，类似这样的文本就是“可写性文本”。可写性文本不是以完成品形态示人，而是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指引读者进入文学作品审美意义的阐释与构建中，令读者成为文学的主动生产者[13]62。可写性文本激发新的写作实践，读者通过源源不断插入文本的交流过程，在永无止境的差异性阅读中进行不同的文学意义阐释与理解。巴特将阅读视作一种文本的生产性书写，文学的出现必须依赖“作者的死亡”与“读者的登场”。文学依靠语言书写和阅读行为来激活，并围绕文本形成文学事件。文本作为一种复数话语，总是以生成形态呈现，并且具有召唤主体行动的“以言行事”功能。可以看到，文学文本与其说提供了某种意义，不如说引发了意义理解事件的“发生”，是文学得以产生的中介。文学文本始终联系书写者与阅读者，而文本也只有在写作与阅读的主体实际参与中才能生产文学性意义。

文学文本的未完成性与中介性特征受到沃尔夫冈·伊瑟尔的关注，他探析了文本意义的阅读激活机制，以及读者何以建构文学对象并获得文学审美反应的动力学因素。伊瑟尔综合借鉴言语行为理论与现象学美学思想，指出正是文学语言所具有的述行功能和文学语言的“意义空白与未定性”，使得文本对读者具有召唤机制，驱使读者深入文本阅读，激发读者的意义理解行为。伊瑟尔指出，文本作为文学的中介性语词事件，对读者具有“召唤结构”。文学作品的书写者通过使用具有审美价值与阅读意义的“描写性语言”，而非平淡的“陈述性语言”，从而达到以言行事的目的，唤起读者的想象力与感知能力。此外，文学言语时常抛弃常规的有效性表达，包含许多“不确定性”和“空白”。这种对语言的独特运用，不具有明确的指向性，进而引起读者注意，并驱使读者接受文本，参与文本意义的具体化过程。这就是文本的“召唤结构”[14]。正是文本具有的召唤结构，号召一个积极的阅读者形象。读者对文本的每一次阅读，都是接受并建构文学情境的尝试，也使潜在的文本转变为具有文学性的艺术作品。具有召唤结构的文本是一种事件性存在。我们不是像掌握一个经验客体或可预见事实一样掌握文本，而是将文本看作一种实际的文学事件来体验[15]155。

不同理论家对文学事件的关注提供了这样一种共识，即文学不能被简单归结为某种独特语言形式，而必须与主体书写阅读的切身实践和意义理解行为紧密相关。从事件角度对文学文本的考察凸显了文学的生成性、过程性与能动性。文本吸引和引导读者，通过语言词句的生产性阅读，形成可被称为“文学”的一种审美活动。文学文本发起了寻求“意义”的行为，而意义探寻就是一个经由复数阅读事件而不断深入和具体化的动态过程[15]35。每一次阅读行为都构成一次作者、读者和文本间独特的三元对话事件。而文学作为一个“现实/虚构/想象”合一的世界，不断处于认识的越界中，使我们通过文学性体验产生深刻的自我意识，批判性地获得自我与世界的存在感受。

文本的事件性越来越受到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视。日本当代学者小森阳一在《作为事件的阅读》一书中对夏目漱石的小说《矿工》进行事件性阅读，为文学事件阐释学如何进行文本分析做了一次“示范”。小森阳一指出，作为事件的阅读不仅是阅读实践的介入，更是写作者与阅读者的交流对话，是不同语言系统及规则之间的“格斗与交锋”[16]4。作为事件的阅读不仅要求读者的积极介入，还要求写作者书写文本时能够运用一定的语言手法，吸引读者进入文学作品的虚构时空中，实现多主体的对话。文学意义的形成是对作者与读者的双向要求。《矿工》写作于1908年，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了一个因感情问题离家出走，并试图自杀的失意青年，在受到中介商“棉袄”与茶馆老板娘的诱导与哄骗后，从家境优渥、接受良好教育的学生堕落为底层劳动者矿工的故事。小森阳一通过出入《矿工》文本内外，运用主体理论、欲望理论、精神分析等进行作品分析，不断与作者夏目漱石、主人公“我”进行隔空对话，最终发现作者与读者、主人公与其他人物、虚构人物与真实人物之间，总是产生“我”与“他者”语言系统的交流与邂逅。小森阳一指出，作为事件的阅读就是这样一种文学实践，通过与他者表述在文本内部的事件性相遇，撼动并打破总体同一性话语，重新思考阅读行为的实践意义。事件性阅读离不开写作者对文本的特殊构建，也离不开阅读者不断地介入与思考。只有在写作者、虚构人物、阅读者的共同努力下，事件性阅读才能成为可能。而所谓阅读，就是一个不断与他者邂逅的运动[16]3。

《矿工》是一种“写生文”的事件性写作。写生文并不注重作品文本的结构完整性，而是致力于通过语言原原本本显示主体本身的知觉体验和意识活动。传统小说创作专注于人物性格刻画，认为人物所经历的一系列事件都是其性格使然或是由于遭受了性格变化，因此故事情节需要串联由人物性格所引发的事件，从而形成完整的因果性叙事。但是《矿工》中主人公的“无性格”导致其言行与心理活动在多处出现不一致，从中寻觅不出一个稳定统一的自我形象。主体复杂心理活动与言语行为中包含多处他者话语意识。小森阳一指出，夏目漱石放弃了传统的文学叙述模式，以碎片式的发生事件为主，通过文字语言，真实还原了主人公在心理意识层面与他者的非同一性相遇以及由此造成的矛盾冲突。夏目漱石创作了一部主人公由他者为其选择人生道路，因自我本位缺失和生存意义虚无而酿造的悲剧，以独特的笔法记录了主体活生生的生存体验与知觉感受经验，使得一种作为事件的文学阅读成为可能。事件性阅读通过文本内部的多声部对话召唤读者从文字语言进入作品中他者的内心思想，体验不同话语对象的冲突性意识在文本内部的交流互动，探寻真实经验世界与文学虚构语言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语言表达与主体真实生存感觉之间的张力。

伊兰·罗纳在《事件：文学与理论》一书中指出，事件与文学的本质认识相关。文学作为一种带有想象性的审美建构，一种复杂的语言书写艺术，本身就是创造新感觉的事件，并始终回应人类对语言创造与新表达的愿望。文学就是试图运用语言形式，探索和描述可能发生但尚未发生的想象性事件[17]。可以看出，文学从来不只是语言本身的事情，只有看它能创造什么和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来认识它。从纯语言角度出发对文学本质进行总结的理论现在可以说是过时了。文学总是向外部开放的、生成的，是自我存在与自我建构的，并不存在一个确定性的普遍本质。不过我们确实可以说，文学有一种“独特性”(singularity)，一种“共相”(universal)，使我们能够区分出一种被称为“文学”的文化实践。因此，真正的理论反思不是对文学的剥夺，而是重新发现“后理论时代”文学在存在论意义上的独特性，对文学的审美意义进行动态的事件性阐释。

巴迪欧在《文学在思考什么》一文中指出，文学所思考的，就是如何打开一个不同的领域，为实在界(réel)打上独特的文学性烙印，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学性可能。文学允许创造语言的特殊用法，让读者见证一种独特文学语言的诞生。虽然生命有限的主体只能在一定阶段生产出有限的文学性认识，然而艺术的精神就在于以人造的有限反抗自然的无限，通过源源不断的文学创造与生成呼唤一种新的可能和新的自由。文学不只是静观式思考，更是将我们不断拉向文学本身的永恒行动[18]388。文学艺术作为一种人类活动与文化实践，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与不可替代的独特性。文学是一场自我生产的永恒书写[18]393。关于文学的理解不再针对作为实体的对象，文学不只是静止地书写存在物，更是通过言语行动和主体现实参与而不断生成的事件[19]。“什么是文学”的背后没有确定的答案，而是与针对“文学”的认知活动与实践行为相关，即我们指定什么可以作为文学进行理解与研究。通过保留多角度、差异性的文学理解，主体只有积极参与文学活动，理解作为实际发生事件的文学，才能获得内在于文学本身的共相与独特性。“文学终结论”之后再次面对“文学的现实存在”问题时，不应将文学作为摆在眼前的现成对象等待我们去提取出它的属性，也不应将文学作为单纯记录社会历史事件的副本。文学始终是正在进行的发生与生成之物，是一个动态的现实发生事件，一种文本游戏、言语行为、书写行动[20]。文学问题不再是“文学是什么”“文学的本质是什么”，而是“如何去谈论文学”，通过参与文学事件的实践行为能够获得哪些针对文学的共性认识。文学不仅是书写的语言，还作为一种独特的建制，作为一种述行性话语，是用语言做事的方式[21]。对于文学的理解，从本质提取转换到行动实践层面上，需要调动主体积极参与的能动性，介入文学活动内部。

总而言之，文学事件阐释学强调的是文学作为一种实际发生事件的存在意义，主要思考文学不同于其他活动的独特性，并且将文学的发生和效果视为文学性的关键特征[22]。文本中心主义思想试图从纯语言模式中探寻一种能够将文学和非文学相区分的本质，但是文学不可避免地与主体认识和外在世界发生关联，因此文学的存在论思考应该关注主体对文本的书写和阅读活动，以及外部现实世界对文本的综合影响。文学文本成为可以承载多种文学事件发生的“场地”，而文学事件的发生也始终以文本为中介，召唤主体的积极参与。从互文性到事件性，具有生成与实践性质的文学事件阐释学突破了狭隘的文本中心主义视野，也真正突破了文学文本的内外界限，重新回归对文学现实存在意义的思考。

文学事件阐释学对文学独特性的探寻提出了一些方法论层面上的要求。

第一，围绕文本转向一种“事件化”的文学研究。不管文学理论进行何种话语更新，“文本”始终无法脱离文学思考的中心地带。作为文学语言凝固形态与物质化体现的文本，无疑是包容各类理论思考的巨大空间。无文本便不成文学，没有中介性的、形式化的文本，文学便失去了其基本存在的形态，而外界的非文学要素也要通过进入文本空间才能对文学本身产生影响。从事件角度解读文本，并不是注重对文学语言形式结构的分析，而是始终关注围绕文本产生的一系列众多文学事件，强调文学活动的当下存在与实践维度，将文学视为一种实际发生的事件。米歇尔·福柯强调，所谓“事件化”(eventualization)，是一种“反结构主义”的研究路径。在他看来，结构主义理论方法“不但要从文化人类学中，而且要从其他一系列科学乃至历史学中排除中断、偶发的事件”。重新关注生成变化的事件，就是“对事件所属的网络和层次加以区分，同时重构将诸事件联系在一起并促使它们相生相成的纽带”[23]。因此，“事件化”的文学研究注重文本的生成与中介特性，关注能动主体对文学活动的现实参与，强调文学文本的互文性和多维关联性，致力于重新反思文学的效果与功能。

第二，事件思想延伸和拉长文学活动，关注文学整体过程中的变化生成。20世纪文学理论深入文学内部，多样的理论不断将文学活动分解细化为不同的阶段与过程，带来理解文学的视角主义观点。文学本质不再是永恒的超历史时空存在，而是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下产生不同的理解，最终形成关于文学共识的一个动态集合。哲学家怀特海指出，事件强调多重关系，取消了传统哲学中单个、孤立的实在观念。只有从可以直接感知的事件出发，才能以动态的、不断生成与变化的认识代替种种静态的实体性认知。文学事件阐释学对关系性、连通性、历史性、实践性的强调，启发文学研究超越文本内外区隔，一切以文本为中心但又注重文本之外的现实存在，关注文学语言虚构与现实世界的关联，重视围绕文本产生的各类变化事件。

第三，文学文本不仅是一类特殊的语言，更是一类特殊的、具有审美维度的言语行为与话语事件。文学运用虚构力量使文本语言具有“以言行事”的现实影响[5]147。生成哲学家德勒兹指出，生成是对存在的解域和持续逃逸，是一个运动过程和彰显生命力的活动。哲学、艺术和科学都是进行生成和创造的通道。哲学通过创造差异的概念思考生成的力量。而艺术以及文学的生成在于创造感觉的聚块。文学以语词句段为创作材料，通过生成文本的活动将语言创作上升到主体的经验与感觉凝聚，利用文字的虚拟力量影响现实生活与实际存在。文学不仅是一种语言创造活动，更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与经验。文学语言创造出一种此前并不存在的全新感知物，为文学活动参与者体验生命生成和全新存在状态提供中介与通道[24]。通过进入艺术文学等感觉通道的刺激和启发，主体才能重新获得感性本身所遗漏的体验认识，感受从不同的知觉流动中不断生发的文学经验[25]。文学通过虚构手法将已知世界编码，把未知世界变成想象之地，不断穿越现实边界，创制出一个想象成分与现实相混合的新世界，为现有世界增加新的感知维度。文学的未完成性始终召唤人的参与，为主体的在世存在与参与现实世界提供了另一种“文学”的可能。

作为一种人文科学的独特类型，文学始终拥有旺盛的生命力，这一点可以在文学性的泛化蔓延中获得“反向的”证明。若文学失去了存在的功能与意义，也不会在众多人文社科领域内还能够发现泛文学的因素与特征。因此，不是文学走向“终结”，而是传统文学定义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已然陈旧，走向了生命的终点，急需要重新思考与转型。后现代反本质主义文学思考质疑“本质”概念本身，刻意推动文学性的扩张与蔓延。但是在一系列越界尝试之后，“什么是文学”之问的价值愈加彰显，对这一问题的回归始终是最切近文学的方式之一，也是当代文论一个绕不去的坎。文学事件阐释学强调深入文本、动态生成、实践参与，通过语言文本分析对文学审美意义进行独特性阐释，避免文本中心的本质主义文学性理解，展示了事件理论反思、怀疑与批判的价值功能。文学理论不是对文学本质的质疑与剥夺，而是一种思考策略，允许我们发掘众多不同文学理论分支之间的相似与共性，最终形成一种流动的、生成的、充满无限可能性的文学认识。

猜你喜欢 文学性文学意义 一件有意义的事新少年(2022年9期)2022-09-17我们需要文学西江月(2021年2期)2021-11-24毛泽东诗词文学性英译研究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1年3期)2021-08-13论《阿达拉》的宗教色彩及其文学性河北画报(2021年2期)2021-05-25有意义的一天小天使·一年级语数英综合(2020年6期)2020-12-16生之意义文苑(2020年12期)2020-04-13《洛丽塔》与纳博科夫的“文学性”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9年1期)2019-11-25“太虚幻境”的文学溯源红楼梦学刊(2019年4期)2019-04-13梁亚力山水画的文学性大观(书画家)(2018年6期)2018-07-08诗里有你北极光(2014年8期)2015-0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