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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身份认知影响下的民国海洋文论建构

2023-03-11 13:55:12

陈绪石

(宁波大学 科学技术学院,浙江 宁波 315300)

近代,英美日等海洋国家强势入侵,固守在东亚大陆的中国被迫向海洋国家开放。民国文人大量译介欧美海洋作品,开展海洋文学批评,同时,他们也希望国家向海上拓展,围绕国家的海洋发展问题研究海洋文学。民国学人认为,以海洋为题材的文学就是海洋文学。这种概念界定虽不完善,理论上的研究也未展开,但是,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首次建构海洋文论,其内容涉及:何为海洋文学,海洋文学有哪些美学特征、如何发生、有哪些功能等。目前仅有王伟曾简述民国出现了“如何建设海洋文学的相关讨论”[1],本文从国家身份认知视角探析民国学者的海洋文学发生论和功能论。

近代,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认为英国等海洋国家是洋夷,而中国是天朝大国。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以海洋为主线图说地球各国,认为海洋有重要地位,他仍持“中国中心”论,在《释昆仑》篇中力证昆仑即葱岭,以为:“山居东西正中,虽译名不同,而宇内高山独推亚细亚洲,为欧罗巴洲各山所不及,谓非葱岭而何?以万山之祖当万国之中,谓非昆仑而何?”“昔之有天下者,疆域偏狭,多不能有昆仑;
能有昆仑,能知昆仑为河源者,皆自我大清高宗纯皇帝始。”[2]魏源虽坚持“中国中心”论,但肯定海国洋夷有其长,中国当学习它们的长处,他强调大清必须做到:其一,打造具有强大战力的海军;
其二,国家支持海商、发展海外贸易;
其三,加强港口建造。魏源的认知难以被当时士大夫和朝中权贵认可,西方国家尽管船坚炮利,但政府和士人群体依然鄙视洋夷。后来,甲午战争彻底摧毁华夏国民的自信,梁启超曾说过:“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3]181“天朝大国”梦幻灭,在西方的地理学和海权理论传入中国后,近代中国知识人有了全新的国家身份认知。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许多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海洋学术,清醒地认知国家实力,断定近代中国乃是与英美日等强大海国相对的贫弱大陆国家。梁启超从文化地理学视角,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指出:“我国大陆国也。”[3]1545同时在他的其他著述中也阐明其中的原因。《地理与年代》曾写道:“东南虽濒海,然其地之岛民,无文化足以裨我,又以地大物博之故,凡百闭关皆足自给,故民族从不作海外发展之想,益无以改其单调的保守的之特性。”[3]3579中华民族固守东亚大陆,创造灿烂农业文明。对“天朝上国”而言,海洋通常是屏障,以华夏自居的中国王朝是东亚大陆上的强大农业国家。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梁启超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为海洋国家,因为他们勇于在海上冒险,进行海外拓殖,攫取海权,已发展成海上强国甚至帝国。他转述了世界文明发展的三阶段理论,第一阶段是大河文明时代,中国是佼佼者;
第二阶段是内海文明时代,古希腊城邦是典范;
第三阶段是大洋文明时代,英法美等是海上强国,他认为世界在前进,文明在飞跃,曾经辉煌的中国因停滞而落伍。在《新大陆游记》中,梁启超以地理学和海权理论分析问题,认为美国为新型海上强权国家。从人文地理学角度断定国家身份是一个学术研究视角,梁启超之后研究中西文明、民族或国家差异的学者,常用类似方法。在“五四”时期,杜亚泉曾说过:“西洋社会,发达于地中海岸之河口及半岛间,交通便利,宜于商业,贸迁远服,操奇计赢竞争自烈。吾国社会,发达于大陆内地之黄河沿岸,土地沃衍,宜于农业,人各自给,安于里井,竞争较少。”[4]他指出肇始于地中海的西方文明是海洋商贸文明,中华文明是大陆农业文明。民国文人阎折梧在《从海洋文学说到拜伦,海贼,及其他》中也称:中国为大陆之邦,西北欧许多国家是海洋国家。大陆中国实力贫弱,英美日等海国国力强盛,近代人的认知主要总结自中国与它们的碰撞实践,且日渐明晰。近代早期,中国仅畏惧西方的海上器物,在甲午战争中,中国惨败于岛国日本,海洋国家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飙升。幕府时代的日本是封闭农业国家,农耕、儒学、幕府政治构成稳定、保守的日本国。西方海洋文明东渐打破该局面,中华农业文明被日本抛弃,日本开启脱亚入欧历程,“明治天皇即位时《御笔信》中,就提出‘要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5]。明治维新使日本转型为海洋国家,主要体现有:一是重工商实业主义取代重农抑商观念;
二是吸纳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海洋学说,并以它们如《海国图志》《海权论》为治国良方;
三是加速打造近代海军,岛国的海外扩张本性日益增强。日本国力的提升在甲午战前就被不少士大夫如李圭、黄遵宪、郑观应等发现,天朝败于岛国,举国震惊,在深刻反思之后,中国的维新派如康有为、梁启超提出须向强大的敌国日本学习。

知识分子的国家身份认知在文学界有一定意义,当包括海洋文学在内的西方海洋文化被大量输入中国时,文人开展海洋文学讨论,如《康拉特评传:纪念这个新死的英国大作家而作》《从海洋文学说到拜伦,海贼及其他》《英国的海洋文学》《海洋文学论》等。从文论内容看,国家身份认知明显作用于海洋文学发生论和功能论的建构。

民国时期的文人谈论海洋文学,普遍认为古代中国的海洋文学作品缺乏或难以被发现。“五四”期间冰心在《往事(一)》里借笔下的人物说:“也许是我看的书太少了,中国的诗里,咏海的真是不多;
可惜这么一个古国,上下数千年,竟没有一个‘海化’的诗人!”与冰心印象式的评说不同,不少民国文人展开海洋文学理论研讨,有着冰心一样的认识,即在古代文学长河里没有多少讲述海洋的作品。目前所能获取的由作家和学者所撰述的海洋文学讨论文章有30 余篇,如诵虞的《新近去世的海洋文学家——康拉特》(《文学周刊》1924年)、蹇先艾的《如何建海军文学》(《海军建设》1942 年)、柳无忌的《海洋小說家康拉德〈阿尔麦耶底愚蠢〉的绪言》(《长风文艺》1943 年)、义人翻译的《英国的海洋文学》(《中国周报》1944 年)等。从文章的标题看,所论述的对象基本上是西方海洋作家作品。当时的学者大都认为中国是一个海洋文学不发达甚至贫乏的国度。“海洋文学这个名字却甚新鲜,因为在中国,我们几乎没有海洋文学……”[6]91“甚至‘海’这个字在中国的文章诗词中不常见。”[6]92徐迺蒙有类似看法,古代中国基本没有海洋作品,勇于创作与理论研讨的民国文人是“海洋文学甫立襁褓一代”[7]。

自古以来,海洋就是中国文人如庄子、李白、苏轼等乐于书写的对象,民国文人也并非完全无视中国海洋文学,如柳无忌在《海洋文学论》里略说了木华的《海赋》,徐迺蒙在《建设海洋文学》中肯定了冰心海洋作品的价值,但这无法改变他们的整体观感,即中国几乎没有海洋作品。究其原因,一是自晚清文学界革命以来,中国文学就进入了一个学习西方和日本文学的时代,民国文人较容易接触欧美国家的优秀海洋作品;
二是近现代的战争频繁,社会动荡,文人们无法静心考察中国文学,容易忽视中国文学中的海洋作品。

民国文人从作家生活经历出发建构海洋文学发生论,认为西方海洋国家有许多作家活跃在海上,而古代中国作家几乎与海洋绝缘,这是有无海洋文学发生的根源。英美海洋强国的不少作家如斯摩拉特、拜伦、库柏等有丰富海洋生活经验,写有海洋作品,康拉德是民国文人特别欣赏的海洋作家。他是波兰人,20 岁以后才开始学英语,后来加入英国籍,在商船上做过水手、大副和船长。康拉德因病不再航海,“他就终结了二十余年的海上生活,而开始为艺术的著作生活。他将其海上生活之所经历,如汹涌的波涛,剽忽的海盗,愚昧的蛮人等为题材,演作小说……以后,他几乎每年有一种作品出版,都是令人惊心动魄的海洋的冒险小说”[8]。有了海上冒险生活和海洋远航体验,所以就有海洋作品的诞生,这种文学发生论是反映论,也类似于柏拉图的摹仿说,海洋文学是作家对人类海洋实践活动的摹仿。反之,作家没有海洋冒险实践,就没有模仿和反映对象,就不能创作海洋作品。柳无忌指出,中国虽有漫长海岸线、很多岛屿以及为数不少在海上劳作的国民,但是,几千年来,“中国好作家亦与海洋绝缘,在他们的心目中海不过是汪洋的神秘的水的集团而已”[6]92。因此,他断定,中国几乎无海洋作品。然而,古代中国的文化人与海洋的缘分不深但不至于绝缘,他们在观看海洋、遥想海洋,少数文人也有海航经历,如苏轼被贬至儋州。除此之外,明清期间还有前往琉球册封国王的士大夫群体。与此的相关海洋活动,被写入文学作品中。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远观和想象海洋的文学作品实在不少,沧海泛舟作品也存在,还有琉球册封文人记述了远洋航行经历。不过,柳无忌认为,海洋文学必须是海洋题材作品,且给予读者海洋意识。基于这两点考量,中国涉海文学作品中的海洋意识薄弱,毕竟中国文人惯常的倾向是重陆轻海,且缺少长时间的海上生活感受,即使前往琉球册封的文人有海航体验,但代表的是明清大陆帝国,琉球是蛮夷之地,怀柔远人之举决定了士大夫的大陆帝国意识压倒海洋意识,所以,柳无忌的论断虽不尽准确,但也绝非毫无道理。

海洋文学发生论的建构不仅涉及个体作家,而且还论及民族和国家地理文化。阎折梧基于地理环境阐述大陆民族和海洋民族的差异,评价英国诗人拜伦,“得了他祖父航海家与游历家的气质,他更留有他远祖做斯堪的纳维亚海贼的血素,所以他渴慕着自由,天然地和那自由的海洋,有无限的恋情,因之,他有许多赞美海洋的灵句,也就吐出许多他毕生拥护自由反抗强暴的怀抱”[9]321-322。海上活动如海盗经历赋予北欧和西欧民族海洋气质,甚至滋养了它们的文明,所以,西北欧民族多海洋文学;
反之,“在中国——大陆之邦——海岸线不长的国度里,似乎少有‘海贼’的小说,那有的,只是‘水浒’‘施公案’一类的‘山贼’‘湖贼’‘江贼’而已”[9]329。柳无忌也有的类似认识,“在英伦三岛上居住着的人们,他们的祖先本是航海民族,他们自己也是船舶遍四海,商业遍全球的帝国人民。无怪乎英国产生了许多航海家,水手,与海洋文学的作家”[6]94。在另一篇文章里他说:“英国是一个海岛的国家,英国人民是一个航海的民族,而英国文学中亦最富海洋的色彩。”[10]地理环境规约了文化、文学,海洋文学发生在海洋民族(国家)而非发生在大陆民族(国家)中间。文学地理学虽有环境决定论之嫌,但有一定价值,“地理要素对文学的重要性,它可能是文学想象力的源泉,或是文学风俗画的远景,或是价值世界的地理象征和认同的隐喻,具有精神地理的意义;
它也可能是真正塑造文学地域风格的无形之手,它赋予了文学独特的地方色彩从而成为某种文学风格的‘注册商标’”[11]。国民活跃在海上,海洋促成民族文化的形成和海洋文学的发生。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的发生机制与西方的不同。西方海国民族在海上冒险、扩张,西方作家与海洋有生命融通和灵魂交流,而古代中国文人可以在海边观望、想象,在近海泛舟,甚至赴琉球夷国册封,虽然二者差异大,但西方和中国均有海洋文学发生。不能否认,中国作家的海洋体验不深,在海洋意识、海洋精神和海洋审美的获得上,他们无法与西方作家媲美,故优秀的海洋文学作品不多见,而荷马、拜伦、库柏、康拉德、海明威等都是以海洋文学而名世的作家,这容易产生西有中无海洋文学发生的错觉。

中国虽处于太平洋西岸,却是大陆国家,大陆中国日趋贫弱,不敌海洋国家,因此,民国知识分子渴望将中国打造为向海上发展的强国,并在近代不断地讨论中国的海洋国家建设问题。在《新民丛报》《东方杂志》《海军杂志》《海军建设》等近代报刊,知识分子发表大量的加强中国海军、海权建设的文章,研讨的目的是将中国建设为海洋强国。以梁启超为例,他创作了大量的海洋文本如《夏威夷游记》《新大陆游记》,传达近代中国的海权诉求。1903 年,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有关于太平洋的国事演说,梁启超撰文运用海权理论评价罗斯福的演讲词:“其地位可以利用此太平洋,以左右世界者,宜莫如中国。中国不能自为太平洋之主人翁,而拱手以让他人,吾又安忍言太平洋哉?”[12]梁启超一方面抨击了美国的海洋霸权行径,同时又主张以美国为师,将中国前途与太平洋联系在一起,还论述了如何加强太平洋海权,如海上商路权、海军力竞争等,他提出中国须为太平洋国家,并拥有其海权。在《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梁启超鼓吹国民须勇在海外冒险并进行海外殖民,且朝廷须扶持海民和海商。他几乎照搬海权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建构近代中国的海洋强国思想,致力于推动中国在身份上成为海洋国家。

近现代知识分子关于海洋国家建设的研讨,对海洋文学功能论的建构具有一定意义。文人呼吁以海洋文学推动国家向海上拓展。20世纪40 年代,民国文人发表了多篇海洋文学建设文章,希望作家多创作海洋作品,因为海洋文学有特别的功能。其一是救亡,“研究海军的几个朋友,最近颇有志于提倡海洋文学,内容不仅描写海军抗战的情形,连海上生活,沿海渔民状况,海外华侨的史实,都包括在内,我认为这是很可喜的事情,而且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不惟可以宣扬许多海军民族英雄的丰功伟烈,另一方面还能唤起国人对于海军的注意,努力建设海军的国防……”[13]这段文字不但着眼于抗战,而且,还涉及沿海渔民、海外华侨,国家领土等;
其二,他们主张海洋文学创作要切实推进中国的海权建设。有的作者在论说上更直接,“在海洋时代不但未成过去而且钩心斗角的今日,以我国悠长海防线,海洋文学自有其在民族上存在意义与社会特有的价值”[7]。海洋时代指的是大航海以来,人类文明进入大海洋时代。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梁启超以激情语言概述人类的三阶段文明,并高呼20 世纪是太平洋世纪,梁启超的观点来自于日本学者,“最早使用太平洋时代(Pacific Age)一词的是一位日本政治经济学家稲垣満次郎(Inagaki Manjirō)”[14]。该学者结合李特尔的文明三阶段思想,提出在20 世纪人类将进入太平洋时代一说,梁受其影响,期望近代中国向太平洋进发,成为太平洋主人。在知识人热议国家层面海洋经略的近代,徐迺蒙就海洋时代谈海洋文学在民族存在上的价值,即是强调海洋文学须有助于国家向海洋的发展。

柳无忌指出海洋文学可以培育国民的海洋意识,推进中国的海洋国家建设,力促中国的海洋国家身份之实现。他在《海洋文学论》里开宗明义,新兴的国家需要新兴的文学,民国是新兴的,需要吻合新国家身份的海洋文学。他眼里的现实是:“因为没有海洋文学,所以这些勤俭耐劳的海员在异国的海轮上工作着,所以这些在中国海中星罗密布的岛屿已沦入他国的掌握中,所以在战争时期不但失去了海上的霸权,而且绵长曲折的海岸线也都紧紧地为敌人封锁,随着几个港口与商埠的相继陷落。”[6]91柳无忌痛惜港口、商埠的陷落和海上霸权的丧失,他指出,海洋文学的贫乏致使中国与海洋国家身份无缘。因此,他希望:“从文学作品中给予读者一种‘海洋的意识’,使人们切实地认识海洋,爱好海洋,因对于海洋发生兴趣而从事于航海的工作,以及海防的爱国工作。文学有宣传的力量,我们要藉文学这种宣传的效能以加强一般民众对于海洋的观念,扫除以前我们那种闭塞在陆地上的意识,不知天地之大,不识洋海之广阔。”[6]95他强调,海洋文学须给予国民以海洋意识,使他们对海洋感兴趣并愿意将个人价值的实现置于海上,柳无忌的论述切中要害,因为海民是海洋国家的根基,海洋国家建设的推进和海洋国家身份的实现均离不开海民的实践。

柳无忌建构海洋文学审美功能论,不止于文学本身,还涉及国家向海洋发展之需要的问题,他的海洋文学审美论是功利主义的审美功能论。柳无忌以英帝国海洋文学作品为例,论述海洋文学具有独特的美学特征,包括自由、伟大、雄壮、恐怖、神秘等审美品格。他说:“文学也急切地需要一种新的刺激,一种雄壮的浩荡的精神,一种唯有从海洋中始能获得的写作灵感。……旧文学太拘泥于一些传统的题旨,把人的思念闭塞在一些陈腐的事物上,因此没有生气,缺乏灵感。在复兴时期的中国文学应当开拓着新的世界,在海洋上,以及其他的地方。”[6]96柳无忌认为古代中国几乎没有海洋作品,海洋题材可以赋予中国文学新的精神和美学品质;
此外,他以为复兴时期的中国文学需要海洋,所谓的“复兴”,指的是中国在重视海洋经略、演变为海洋国家之后的再次强盛。柳无忌似察觉到,海洋文学与国家身份、实力有关,比如,古代中国的海洋文学作品多为海边远观和陆上幻想类型,海洋文本折射出中国的大陆国家身份;
对英国的海上帝国认知来自它的强大海军、国民的海外贸易和拓殖,同时,由于英国海洋文学展示了水手、军人和殖民者的英雄气概、冒险精神和开拓意识,读者亦能认识到,文学里的英国就是海上帝国。因此,柳无忌论述海洋文学的审美品质,强调新的中国需要海洋文学,就是希望以海洋文学充实国家的海洋软实力。

在海洋国家建设讨论背景下,民国文人阐述海洋文学功能的论说都具有现实功利性。“海洋文学”在民国时期浮出“海面”,文人热衷于研究海洋文学,论析海洋文学的美学特征,从实质上讲,他们都是时代的呼应者,试图以海洋文学讨论为国家的向海洋转型助力。张陟在研究海洋文学类型时指出:“对海洋的审视、发掘与占有,使隐藏于民族记忆边缘的海洋浮出地表,为崛起中的大国提供文化与审美的心理支撑,是身处全球化进程之中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必然。”[15]民国是一个迈向海洋的国家,许多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海洋国家建设问题的讨论。欧美海洋文学作品备受青睐,他们论析海洋文学的美学特征,如诵虞在《新近去世的海洋文学家——康拉特》里论述的海洋文学自由之美,梁遇春在《青春》译后记里解读的海洋神秘之美,袁家骅在《吉姆爷》译者序言渲染的海洋作品悲剧美等,试图以海洋文学之美感染读者,推动国民亲近海洋、走向海洋。民国学者以为,海洋文学可以给予国民海洋意识,甚至与民族存亡有一定关联,他们试图以海洋文学突出海洋国家身份。他们夸大海洋文学的社会功能。柳无忌以为,中国不是海洋国家,无海权,海岛被他国占领,国民在海上和海外遭受欺侮,起因是中国没有海洋文学。包括柳无忌在内的民国文人建构海洋文学理论,其语境是晚清以来政府的意欲向海洋推进和知识人的海权建设研讨,深受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影响。

由于西方海洋强国和新崛起海洋国家日本屡屡战胜大陆中国,近代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被迫有了建设中国为海洋国家的理念。在国家由重陆轻海向注重海洋经略转型之时,知识分子热议海洋国家建设主题,海洋文论被赋予浓郁海洋家国情怀就在情理之中。民国文人大力译论西方优秀海洋文本,尤其是大英帝国拜伦、康拉德、斯摩拉特等作家的海洋作品是建构理论的重要材料。他们以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海上剽悍的民风和大英帝国在海外的扩张造就英国海洋文学的发达,海洋文学具有海洋的自由、悲壮、严厉、神秘等美质,张扬了海上强国风范。理论建构的向西看,意义在于为民国作家树立典范,推动作家多创作展现海洋雄风的文学作品,重铸民族精神,争取海洋权益,为中国的海洋国家建设服务,促成近代中国的海洋国家身份。

古代中国的海岸线漫长,但“海洋中国”的一面往往不彰,海洋文学相对贫乏,海洋文学理论阙如。近代,中国特别重视海洋在国家发展中的价值,民国文人基于国家需要,推介西方海洋文学经典,建构海洋文学理论,为海洋国家建设提供海洋审美支撑。在当下,中国海洋文学研究方兴未艾,民国海洋文论建构的经验有借鉴意义。一是在海洋文学发生论的建构上,民国学人论及海洋文学地理问题,对当今的学者而言,它是有价值的研究思路。首先,学者可以建构“海洋强国”语境下的写作论,导作家贴近、融入海洋,促使作家多写、写好海洋作品。其次,学人还可以超越民国文人的海洋文学发生论述,将海洋文学地理研究延展至文本研读上,因为它更适合用来论析作品里海洋空间的情感价值取向论题,如海洋家国情怀、家园归属感和海洋认同等主题都有研究的价值。二是在海洋文学功能论的建构上,民国文人从国家需要角度强调海洋文学须具有社会功能,对当下学者而言,它带来正反两方面的思考。学术界已从多元化视角对跨学科视域下的海洋文学与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既为今后海洋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同时也为“蓝色诗学”(Blue Poetics)和“海洋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建构积累经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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