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彪

（延边大学 朝汉文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唐代社会由于经济的发达、思想的活跃、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诗史的悠久等，促进了诗歌的发展，使唐诗成为整个中国诗歌史上的顶峰。那个时期诗歌风格、题材、体裁等样式繁多，是诗歌文学繁荣、发展的时期。自石器时代开始就保持了密切的经济文化上的交流的中朝两国，伴随着唐代社会的发展，两国的交往交流也随之发展到一个高峰，两国在诗歌方面的交流与交互影响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没有的程度。朝鲜朝的诗家们充分注意到了这种状况，并且针对唐诗的各种体裁作了以下的论述。

诗歌体裁是诗歌的形式之一，它与诗歌要表达的诗歌内容密切相关。而中国诗歌形式的发展，经历了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等阶段，其中的七言诗又包含各种体式。

1.诗歌各体至唐大备

朝鲜的南龙翼(1628—1692)在《壶谷诗评》中，以个别诗人及其诗风为主，对唐、宋、明诗分别进行批评，在论到唐诗时说：“诗家各体，至唐大备，譬如芳春草木百花盛开，灿烂炫耀，使人悦眼而迷心，此后代所以莫及焉。”

从诗歌史上看，唐代距《诗经》产生的西周，有1600多年的历史，其间，诗歌的内容和形式的方方面面不断发展、完善，唐代诗人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使诗歌各体在唐代定型、完备，后代难以超越。唐代诗人能够如此，除经济、思想、诗史方面的原因外，朝鲜诗家金正喜(1768—1856)，在《阮堂诗话》中补充的理由是“诗道的广大”，他说：“凡诗道亦广大，无不具备。有雄浑、有纤浓、有高古、有清奇，各从其性灵之所近，不可得以拘泥于一段。论诗者不论其人性情、以自己所习熟断之，以雄浑而非纤浓，岂浑函万象、寸心千古之义也？是以有杜、孟，有白，有王韩，有义山、樊川，有长吉、卢仝。”

作诗的道理广大，不限于一家、一派的观点。人的天性不尽相同，凭借灵气在诗歌中的表现也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诗歌。评诗者不当以自己的主观爱好妄加评论。引文中列举的诗人，从他们相互间风格的参照中，可见彼此在诗歌风格上表现出的不同特色。

2.诗歌各体的含义

朝鲜的尹春年(生卒年不详)在《体意声三字注解》中，申景濬在《旅菴诗则》中，都解释了诗歌各种体裁的具体含义。《体意声三字注解》根据元代杨载的《诗法源流》，将其中的“体”“意”“声”详加注解而成书。在诗体的注解上，《体意声三字注解》与《旅菴诗则》基本相同，但前者比后者多两种诗体，即五古、七古。《体意声三字注解》对各种诗体的注解如下：

“五言古诗：诗以古名，盖继《三百篇》之后者，世传枚乘诸公之作是也。七言古诗：从张衡《四愁诗》来。辞：因其立辞，谓之辞。歌：放情长言谓之歌。行：步骤驰骋有如行书，谓之行。宜痛快详尽，若行云流水也。歌行：兼之曰歌行。操：操者，操也。君子操守有常，虽厄穷犹不失其操也。曲：身音杂比，高下长短，谓之曲；
委曲以尽其意也。吟：吁嗟感慨，如蛩螀之吟，谓之吟。叹：沉吟深思，发乎太息，谓之叹。怨：恚恨也，愤而不怒曰怨。引：序先后、载始末，谓之引。谣：非鼓非钟，徒歌谓之谣。宜隐蓄谐音而通俚俗也。咏：咏之谓言永也，嗟叹之不足，故永言之。篇：篇者，偏也。写情铺事，明而偏也。律诗：有对偶音律，谓之律诗。绝句：绝句者，截句也，句绝而意不绝，蹙繁就简也。”

如上注解，或追究诗体起因，或述及诗体内容，或兼评诗体风格，或考察文字关联，不一而足。唐各种诗体大备及其内涵由此可见。比较而言，当今诗论对各种诗体的划分，显得过于简单。

3.诗体与意声的关系

不是诗歌中孤立的因素，它与诗意、诗声关系紧密。尹春年《体意声三字注解》中，首先对体意声的具体含义有如下论述：

“则诗家之所谓正宗者，有三焉：曰体也、曰意也、曰声也。所谓体者，即元稹所谓由诗以下九名，皆属事以作，虽题号不同，而悉谓之诗，如歌、行、篇、咏之类也。所谓意者，子思子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谓之和。’夫中者，性也；
和者，情也。而其所以主张之者，意也。所谓声者，即沈约所谓宫羽相变、低昂殊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者也。”

体意声的具体含义是：体即“合为事而作”的歌、行、篇、咏之类作品；
意即喜怒哀乐的“中和”表现；
声即宫商角徴羽五音在诗中有规律地变化。尹春年接着论述了三者之间的关系：

“然则曰体、曰意、曰声之于诗家，犹三达德之于《中庸》也；
三纲领之于《大学》也。今之句法，只凑合五字七字而者也，非古人之所谓正宗者。不备，则岂能造《大学》之道乎？由是观之，沧浪之正路主乎意，而体、声在其中；
伯谦之正音、西涯之五音主乎声，而体、意亦在其中。而至于景元之所谓正宗，乃总其体、意、声而言者也。”

尹春年在这段引文的前后，说律诗的要义不像有些习诗者以为的那样，只讲求平上去入、语句对偶即可，其要义、正宗在体意声的综合运用。在三者关系中，无论以意为主、还是以声为主，体意声三者都缺一不可。三者对诗歌的重要，就像知、仁、勇为《中庸》之三达德，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大学》之三纲领那样重要。

申景浚在《旅菴诗则》中，对体意声的关系更明显地阐释道：

“以体为主，以意为用，以声和体，此三者，诗之纲领也。”

诗体不同，诗歌情感的基调不同，即“意”不同，诗意是与诗歌中的形象结合在一起的，以形象表现情感的基调即“以意为用”，而体、意，都要用相应的声音配合，即是“以声合体”。

五言、七言古诗的传统，南齐声律学的出现，永明体诗歌的产生，诗人对新诗体的追求，使律诗在初唐初步形成，中国诗歌史上从此诞生了一种新诗体，也就是原来的诗歌，在自然音调和谐的基础上，增加一种人为声律的规定。因为律诗讲究声律，对于朝鲜普通诗人来说，学习起来要比古诗难度大。但朝鲜的汉诗学习、创作由来已久，一些深谙律诗的朝鲜诗人，仍能够创作出工整的律诗，有的诗家还对律诗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1.律诗各体至唐大备

车天辂在《题之峰诗卷后》中，肯定了律诗的产生、定型及其在史上的地位：

“齐梁间略有律体，至于李唐大备。律止于唐，为千古诗人赤帜。三到之说，尽矣!然有始盛中晚之别，后之学者，莫不岁鉥掏擢，祖述之、宪章之，然入中晚之唐者，鲜矣！况入始盛之世乎？”

车天辂认为萌生于齐梁间的律诗，到唐代各种体式完备，成为后世诗人追随的榜样。学诗的眼到、口到、心到“三到之说”说明了后人对律诗的追随，但取得盛唐律诗那种成就的诗人为数不多。

2.律诗与古诗的关系

李瀷在《星湖僿说》中，说明了律诗产生的时间，并从诗歌言意关系上分析了律诗与古诗的关系。

“律诗五言生于六朝，七言生于沈、宋。自此诗道大变，盖诗本于《风》《雅》，皆四字为句，字少则意或未畅，故变为五字。五字犹欠，少变为七字。然古诗上下脉络或相照为句，绝句尾联或十字或十四字相照为句，可以容其思议。”

三代之时，民风淳朴，人们思想单纯，情感率直天真。时间越往后推移，人们的思想越多元，情感越复杂，于是这种情感和思想的诗意表达，就越需要不断扩充诗歌语言的容量。因此，诗歌语言由一开始的四言经五言而变为七言。统一的思想情感容易在诗中全篇相照；
复杂的思想情感只能在诗中部分相照。

3.律诗当本乎性情

朝鲜正祖(1752—1800)在《日得录》中论及了唐律诗与性情的关系：

“余既编《杜陆分韵》，复取二家近体诗，依本集序次而全录之，分上下格。书之句句相对，所以便观览也。《杜律》二卷，《陆律》十二卷。亲撰引曰：‘《风》《雅》变而楚人之《骚》作，词赋降而柏梁之诗兴。魏晋以还，五言浸盛。有唐之世近体出。而及至赵宋，遂为诗家之上乘，谓之以律。律之云者，有二义焉：其一宫商徵羽之和也，其一制令典宪之严也。隔八而金石，用五而关匀，盖亦难乎为言哉!于唐得杜甫，于宋得陆游诗当以三百篇为宗，而三百篇取其诗中一二字以名篇，故古人有言曰‘有诗而后有题者，其诗本乎情；
有题而后有诗者，其诗徇乎物。’若所谓杜陆者，真有诗而后始有题者也。予之所取在于此，而不在于声病工拙之间。’”

这段引文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简略回顾了诗歌、包括律诗发展的历史；
二是律诗的两个条件，即五音之和与押韵、对仗之严；
三是选编杜陆律诗的理由。选编杜陆律诗的理由是，对于"难乎为言"的律诗，杜甫和陆游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不但他们的律诗语言韵律和谐严整，而且他们的律诗先有诗而后有题，即“其诗本乎情”，杜陆律诗在形式和内容上的这种完美统一，是正祖选编《杜陆分韵》的理由。作为一代君王的正祖，不但在载道观中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而且在律诗编选上注重诗歌性情，可以看出正祖对诗歌本质的重视。正祖所编选的选本本身就是一种批评，且有明确的观点与事例论证这种批评的合理性。

朝鲜诗家对律诗的论述还包括：尹春年《体意声三字注解》中、申景濬在《旅菴诗则》中对律诗格、意、声等具体而详尽的阐释，并以具体的中国或朝鲜诗人的律诗为例。此外，还有众多诗家对律诗的评注，本文将在“唐诗评注”部分中收录这部分内容。

律诗的各种严格规定，使诗人作诗和诗家论诗都要本其章法而行。同时，它也成为中朝诗家评论律诗的共同标准。中朝诗家对律诗观点的异同，还体现在对律诗各种体裁代表诗人及其诗歌的认同上。

朝鲜南龙翼的《壶谷诗评》推举的律诗各体代表是：

“唐诗各体中压卷之作，古人各有所主。而以余之妄见论之，五言绝则王右丞‘人闲桂花落’、七言绝则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五言律则杜隰城‘独有远游人’、七言律则刘随州‘建牙吹角不闻喧’等作，似当为全篇之完备警觉者。”

李晬光在《芝峰类说》中，说诗人很难众体兼备，五律五绝推举孟浩然，七绝推举王昌龄：

“李白之七言律，杜甫之绝句，古人言非其所长，至如孟浩然盛唐之高手，而五言律绝外，七言律不满数首，亦不甚警角，长篇则绝无所传。王昌龄之于七言绝句，亦独至者，各体不能皆好矣。”

清代王士祯《唐人万首绝句选序》：

“考之开元、天宝以来，宫掖所传，梨园弟子所歌，旗亭所唱，边将所进，率当时名士所谓绝句尔。故王之涣‘黄河远上’、王昌龄‘昭阳日影’之句，至今艳称之。而右承‘渭城朝雨’，流传尤众，好事者至谱为《阳关三叠》。他如刘禹锡、张祐诸篇，尤难指数。由是言之，唐三百年以绝句擅场，即唐三百年之乐府也。”

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七言绝句少伯(王昌龄字)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叶燮《原诗》“七言绝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龄”。中国诗家对七绝推举较多。王士祯还推举李白的《早发白帝城》，王昌龄的《长信秋词》与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还推举王翰的《凉州曲》，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刘禹锡的《石头城》，杜牧的《泊秦淮》，郑谷的《淮上与友人别》。李攀龙也推举王昌龄的《出塞》，等等。

胡应麟在《诗薮》中推举杜甫的《登高》为七律的代表作、杜审言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为五律的代表作，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推举崔颢的《黄鹤楼》为七律的代表作。

以上有代表性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中朝诗家对于律诗各体代表诗人诗作的看法不尽相同，这与评者个人的主观偏好有关。现归纳如下：

相同之处是，中朝诗家都推举王昌龄七绝的突出成就，并推举王之涣的《出塞》，都推举杜审言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为五律的代表作。朝鲜诗家推举王维五言绝句的成就，中国诗家孙洙在《唐诗三百首》所选的29首五绝中，王维的占5 首，似亦推举王维。不同之处是，朝鲜诗家除肯定杜审言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为五律的代表作外，还推举孟浩然。中朝诗家虽都推举王维的五绝，但在具体诗篇上，朝鲜诗家推举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孙洙推举的五首无此篇。朝鲜诗家推举刘长卿的“建牙吹角不闻喧”为七律的代表作，中国诗家推举崔颢的“昔人已承黄鹤去”、杜甫的“风急天高猿啸哀”为七律的代表作。中国诗家对唐律各体代表诗人诗作的推举，比朝鲜诗家多，这是情理之中的事。

总之，朝鲜诗家对唐诗体裁的论述比较详尽，涉及唐代诗体的各个方面，这不但体现了中朝文学交流的深入，也展示了从域外视角对唐代诗歌的评论，给人以新鲜的感觉。朝鲜诗家不同于中国诗家对唐诗的批评观点，也对我们认识唐诗具有借鉴意义，同时也是不同民族之间文学交流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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