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晓华

（海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方兴未艾，并且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目前，互联网与公民政治生活的融合改变了公民政治参与的传统方式，利益诉求和政治表达渠道更加便捷多样，是推动社会民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中国网民人数已达10.11亿，比2020年12月增长2175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1.6%，比2020年12月增长1.2个百分点。”［1］接触和使用互联网的中国公民日益增多，互联网已成为公民参政的主要手段。一般而言，互联网对国家和人民的政治生活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便利和好处，另一方面带来了许多风险和挑战。

（一） 优势（Strengths）

1. 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公民享有更充分的话语权

传统上，公民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间接性，只有被动接受传统媒体信息时才能做出回应。在互联网时代，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公民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比过去的传统参与方式更加自由。网络的开放性和相关互联网法律法规的制定，使公民的个人信息得到更好的保护，公民可以直接与政府部门互动。

2. 互联网的包容性使政治参与方式多元化

互联网最主要的特点是网络平台的包容性。公民可以通过博客、微信、政府网站、各媒体网站等途径获取和了解时政信息，参与公共事务讨论，表达政见和诉求。同时，其他公民可以通过互联网实时与公民的意见和建议互动，了解彼此的观点。国家和政府还可以广泛征集民意，深入基层，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和需要，进一步提升政治决策效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3. 互联网的发展降低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成本，提高了政治参与的效率

在过去的政治参与过程中，公民通过购买杂志、报纸和其他纸质媒介才能获取信息，政治参与成本高、参与效率低。随着中国信息公共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手机、电脑等通信设备已成为大多数公民不可或缺的生活工具。公民可以通过腾讯、网易、搜狐、新浪等媒体开展社交活动，他们可以在没有固定地点的情况下从网络媒体获取第一手信息，信息获取成本低廉，极大地提高了公民参政的效率。

（二） 弊端（Weaknesses）

1. 城乡网民规模差距导致参与结构失衡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中国政治参与的主体和形式不断扩大。尽管中国的互联网技术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互联网基础设施并没有覆盖每个家庭。在互联网背景下，城乡居民参政议政仍然存在巨大差距。就互联网普及率而言，城镇地区占78.3%，而农村地区仅占59.2%。虽然中国的每个公民都有平等的参政权利，但目前中国政府和主要媒体基本依托互联网媒介发布信息。因此，对于农村网民而言，政治参与结构仍然不平衡。

2. 网民的属性结构激化了公民无序参与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合法、理性、自主、适度地对公共事务或政府决策表达个人或集体意愿的行为”［2］。显然，无序的政治参与是非理性、被动和极端的行为。中国男女网民比例基本平衡，但在年龄、职业、教育和收入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由于互联网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不同年龄、教育背景、职业和收入的公民的参政行为也不尽相同。中国的网民大多是中青年，他们的参政活动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更加理智和规范。初中教育在中国所占比例最大（见图1），现阶段，初中生接受的教育比大学生少，缺乏老师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的指导，初中生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差。这将导致他们盲目、非理性地参与政治活动，扰乱政治秩序。在公民收入方面，公民最关切的是自身的生活需求，经济收入为公民政治参与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大部分网民的收入相对较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有序性（见图2）。

图1 网民学历结构

图2 网民个人月收入结构

3. 信息不对称导致公民政治参与滞后

互联网时代各种社交媒体的普及和应用蔚然成风，公民能够从多种途径获取政治信息，参与政治活动。从客观因素来看，由于网络信息的复杂性和互联网发展的不平衡，导致政治信息存在数字鸿沟，有时甚至出现假消息传播的弊端，导致公民无法及时有效地获取政治信息或者被假消息误导，从而造成公民政治参与滞后。数字鸿沟导致的公民政治参与问题在短时期内会一直存在。从主观因素来看，由于公民自身的政治知识、政治观念、经济水平、受教育程度及所处的政治环境不同，在传播和获取政治信息时也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此外，性别、年龄、职业等内部因素的驱使也会影响公民的政治认知，进而导致获取的政治信息存在边缘化倾向，造成公民政治参与滞后。

（三） 机遇（Opportunities）

1. 互联网时代公民政治参与实现政治与经济、教育之间的良性互动

在互联网时代，公民的政治参与活动为实现政治、经济和教育的互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从政治与经济的联系上看，公民以实现经济利益作为参与政治活动的第一驱动力。经济是民生的首要条件。对于公民而言，脱离民生而谈政治是不切实际的。目前，市场经济在互联网的加持下促进了公民经济生活的开放性，强化了市场经济对公民政治参与活动的正面效用。从政治与教育的联系上看，据统计，我国通过网络接受在线教育的网民多达3.42亿，这表明即使是在乡村地区，人们同样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来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政治素养和参政能力。

2. 政务服务的发展将加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力度

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政务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和便利化。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数字化服务使公民从线下参政转变为在线参政，国家政府服务平台也满足了远程办公的需求。在政府网站发展方面，共有14444个政府门户网站和部门网站。截至2020年12月底，全国各行各业共有12756个行政级别网站，开通信息公开、网上办事、政务动态等29.8万个栏目。这些数据表明，国家应抓好互联网发展的契机，促进公民及时准确地了解政府动态，加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力度，解决部分公民“数字鸿沟”问题。在新媒体发展方面，截至2020年12月，已有140837家政府服务机构在新浪平台注册账户，82958家各级政府开通了头条号和抖音号。政府密切关注互联网的发展，深度融合公民生活，以更加开放、快捷的方式拓展公民政治参与渠道。

3. 政治文化的发展提高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购物、网络娱乐、网络游戏、网络外卖、网络新闻越来越流行，网络教育逐渐融入每个人的生活中。通过在线教育和实体教育的融合，城乡居民的政治素质和政治技能有了很大提高。中国的网络政治文化是开放和灵活的，网民在参与政治活动过程中可以获得更多政治信息。在互联网背景下，网络文化的发展与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双向循环的过程。互联网是公民逐步实现政治化的互动学习平台，有利于公民彼此间反馈政治知识、提升政治修养，形成一种政治文化。未来，通过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的广泛覆盖和中国政治文化的进步，中国公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将会显著提高。

（四） 挑战（Threats）

1. 对政治稳定提出挑战

互联网是一个复杂而虚拟的网络空间，它为我们带来了文化、经济、科技、政治等方面的知识，同时也存在一些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不良现象，如网络诈骗、网络安全、腐朽文化等。公民的教育背景和收入结构等因素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从图1可以看出，80.2%的中国网民受过中专及以下教育，只有19.8%的人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这表明大多数公民受教育程度较低。38.1%的网民月收入低于2000元，而14.8%的网民月收入超过8000元（见图2），这表明公民收入结构的不协调现象显著。中国公民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差距在国家政治稳定中表现出危险性。一方面，受教育程度低的公民缺乏政治知识储备，可能会受到带有不正当政治意图的信息传播的影响，导致传播谣言、非法集会等阻碍国家政治稳定的极端非理性行为；
另一方面，收入水平较低的公民在社会工作中容易受到一些不公正和不公平的待遇，极易通过发表不当言论、制造网络谣言、误导网络政治舆论、歪曲政治事实等危害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治稳定的行为来发泄不满。

2. 对公民的意识形态提出挑战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媒体已成为公民参与政治的重要方式。网络信息量大、范围广，对公民的意识形态构成了挑战。一些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网民的舆论很容易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产生强烈冲击。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规范互联网的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公民言论的合法性。然而，由于网络空间的自由开放特性和部分公民的极端情绪，民主机制易遭到破坏，可能会导致网络舆论导向的倾斜。“公众舆论被一种不确定的情绪化倾向所取代。这种倾向很容易受到特定事件的影响。这种情感倾向就像颠簸的船上的货物。”［3］错误和极端的言论极易通过各种媒体平台迅速传播，影响人们正确的意识形态。

（一） 从政府出发，保障公民合理的利益

公民政治参与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过程民主的基石，政府则是联系公民权利和公共权力的重要桥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民主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政治参与机制的完善和施行需要政府率先发力。首先，针对公民政治参与结构失衡问题，政府要完善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和基层组织制度。从公共服务制度源头出发，确保互联网设施惠及农村地区，缩小城乡差距。从基层组织制度切入，完善基层组织干部的评价机制，明确基层干部的权责，发挥基层干部的领导核心作用，保障地区公民政治参与的权利，有利于政治安全和政治稳定。其次，要建立健全政府内部治理机制。目前，我国政务服务网站的数量与日俱增，各级行政机构在微信、微博、抖音等网络平台上都有自己的推送账号。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及时回应公民的疑虑或意见。政府要严把部门员工，严肃处理懒政怠政行为，改善部门之间推三阻四的现象，确保公民的利益诉求得到解决。另一方面，政府应配备相应的专业人员，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满足公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诉求。

（二） 从法治出发，规范公民政治参与行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4］其一，对部分公民因政治意识淡薄而导致的参政失范行为进行道德规范教育，做好法治宣传工作。公共行政部门和主要媒体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充分利用网络平台，结合民间组织，普及和宣传政治参与的相关知识，定期邀请相关专家为公民免费举办讲座，进行采访，形成公民政治参与的反馈机制，提升公民的法律和政治素养，规范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其二，要完善互联网空间的监督机制，确保网络空间的安全和规范。目前多数网站和App（小程序）实行实名认证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公民政治参与失范的追责力度，有助于公民政治活动的有序开展。值得注意的是，实名认证制度可能会导致公民个人信息落入不法分子手中，严重影响公民的正常生活，因此，要健全相关互联网监督机制，充分保障公民参与政治活动。其三，要落实好选举、听证、信访等制度，加强法律约束，预防拉票行贿等腐败问题的滋生，确保公民政治参与环境的公开透明，保障公民政治参与的公正性和公平性。

（三） 从教育出发，形塑公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素质

列宁曾说过：“文盲不属于政治范畴，必须先教他们读书识字。没有文化就没有政治。”［5］塞缪尔·P.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也提出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人口识字率与政治稳定尤其密切相关。革命的频率与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成反比”［6］。由此可见，教育对于提高公民的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技能至关重要。与过去传统教育带来的不便相比，当前的教育模式在互联网环境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育部门应该首当其冲，为在线教育提供最大的支持。那么，在教育方面，如何提高公民的政治意识呢？其一，加强公民政治文化教育的输入和输出，提高公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素质。当前农村地区的政治文化存在较大的内在张力，教育部门和相关政府应鼓励高级知识分子参与基层组织文娱活动，通过文娱活动展现当地的政治文化内涵，提升公民的政治意识，促进公民有效政治参与。其二，充分发挥互联网功能，对贫困农村地区开展义务教育支持，同时要表彰优秀的帮教教师，提高公民的参政积极性。其三，要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不管是中学还是高等教育学校，都要把握好教育资源，建立一套完备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在学校日常管理中实践好与国情国策相适应的教育配套措施，充分体现民主氛围，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团、学生会等学校组织，培养学生参与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的能力，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念。

从政治学角度来说，公民政治参与是推进全过程民主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互联网则在其中起到了桥梁作用。在互联网背景下，公民政治参与存在的弊端和挑战实际上要比想象的更复杂，以政府为核心功能与法治教育相匹配和调试，不仅是基层组织和公共服务制度的政治输出，而且是法治宣传、监督机制、政治文化、义务教育等元素多重组合的结果。互联网环境中公民的政治参与表现为双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结果。因此，如何应对数字鸿沟问题，如何寻求城乡差距与公民所需政治信息之间的共生点，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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