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郎晓波 鲁华君

追溯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虽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会存在差异，但仍可以找到贯穿其中的共同历史诉求，即几乎在各个时代人们都对美好生活表现出无限的向往与追寻。这种追求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发展的原动力。由于美好生活是侧重从社会整体面体现出大多数人的幸福生活状态，因此，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也是共同富裕的核心问题。从社区的本源和本能来看，美好生活正是共同体生活的应有之义，诠释了共同体之于个体和社会的价值所在。

在社会学领域，对“社区”概念的系统性阐述可以追溯到滕尼斯提出的“共同体”(Gemeinschaft)和“社会”(Gesellschaft)这对范畴。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领域，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对社区研究都影响深远，不少学者一度将“社区”和“共同体”画上等号。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源于人的本质意志，是结合的本质意志的主体；
而社会则源于人的选择意志，是结合的选择意志的主体。(4)[德]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00.共同体作为社区的核心要义，其任何关系在结构上或者其本质是一种更高的和更普遍的自我；
与此相反，任何社会的关系都表现着一种先在的、人为的、非自然的可能性。社会被设想为一个能发挥作用的功能整体，它拥有自己的法，但这种法是由其原始的、作为他们的选择意志的内容所派生和构成的。而共同体的求生意志和求生力量源自于它的本性，它也有属于自己的法。由此，滕尼斯提出了两种对立的法的原则体系：在共同体的法的体系里，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成员，他们相互间存在天然形成的关系；
在社会的法的体系里，个体之间是完全独立的，只有通过各自的选择意志才结成相互间的关系。(5)[德]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00.共同体与社会之间存在对立的、替代性的张力关系，因为选择意志倾向于瓦解本质意志，并使之依附于自己。人类历史经历了“从原始的、共同体的生活形式和意志形态发展为社会和社会的选择意志形态的过程，即从人民的文化到国家的文明”。(6)[德]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59.共同体和社会之间的二分法，“既是一种关于历史进化论的概化，也是一种关于行为特征的类型学。从历史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共同体到社会象征着从中世纪状态进化到现代主义、从农业经济进化到自由市场经济以及从乡村进化到都市社会”。(7)Glen O. Robinson. Communities[J]. Virginia Law Review，1997，83(02)：269—348.这种二元划分勾勒出了人类关系的进化特征。帕克·格斯特(Park Goist)曾指出，共同体的生活具有这样的品质：信任、亲密、随意、共享、平等参与公共生活、自由以及具有依靠诚实和辛勤劳动的价值观念。(8)Park Dixon Goist. City and “Community”：The Urban Theory of Robert Park[J]. American Quarterly，1971,23(01)：46—59.罗莎贝斯·坎特(Rosabeth Kanter)在关于美国的公社与乌托邦的经典社会学研究中区分了建构共同体的三种主要动机：即希望按照精神性的价值观念而生活、希望通过治愈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病症而进行改革以及希望提升个体“社会心理的成长”。(9)Glen O. Robinson. Communities[J]. Virginia Law Review，1997，83(02)：269—348.在这种怀念原始共同体和期待新社会的矛盾之间，社区概念延续了“原始共同体”的特征且邻里社区仍是模本。(10)吴晓林，覃雯.走出“滕尼斯迷思”：百年来西方社区概念的建构与理论证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1)：134—147.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区研究产生了重要学术与政策影响力，他们的很多研究都旨在处理都市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1925年，帕克曾这样写道：“随着大城市的发展……以家庭、邻里以及地方共同体为代表的各种原有社会控制形式被逐渐破坏，它们的影响被极大地削弱。”(11)Park Dixon Goist. City and “Community”：The Urban Theory of Robert Park[J]. American Quarterly，1971,23(01)：46—59.帕克认为，地方性共同体是都市有机体的重要构成部分。帕克以一种怀旧之情回顾了人类的部落和氏族时代，试图在新的都市环境下复兴某些古老的传统要素。作为一个都市研究的现代社会学者，帕克当然并不是要完全复古或回到过去，而是设法将传统生活形式及其功能与现代生活的关联形式相结合，因此，他提出了“作为一个有机体的城市”的观念。帕克关于都市的研究深受德国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的影响，齐美尔研究兴趣颇为广泛，其中群体、社团和社会互动如何影响个体是他的重要关注点之一，而这也正是帕克所关心的问题。1903年，齐美尔发表的重要论文“大都市与精神生活”明确探讨了都市性。帕克认为，个体主要通过群体中的参与行为赋予生活以意义。但是，如果个体的世界发生了改变，如从乡村移居到城市，那么其交往的基础也就发生了改变。(12)Park Dixon Goist. City and “Community”：The Urban Theory of Robert Park[J]. American Quarterly，1971,23(01)：46—59.因而，作为有机体的都市就需要重建被现代生活扰乱的各种社会关系。帕克并不是对小规模共同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而感到绝望，而是设法在工业化的大都市中寻找新的、超共同体的情谊和联结关系。也就是说，帕克并不是反大都市，而是在城市和共同体之间寻求一种对话。为此，帕克用“有机生态学模型”来研究城市，以解释城市生活及其社会组织具有的独特性。他认为人类社会是通过两个不同而又相互依赖的层次而组织起来：一个是共生性层次，在该层次，人类与有机自然界是共享的，其特征是充满着生存性竞争，遵循“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原则，这为不同的有机体在紧密地联系中实现共生提供了生物学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城市也是如此：无数的人们依照共生关系而生活在不同的功能区域。另一个是文化层次，它使人类组织区别于植物和动物，人际沟通使协商一致的行动得以可能。

20世纪70年代后，社会冲突论逐渐占据了学术场域，这种思潮的转变也直接影响共同体的研究。1972年，弗雷德里克·贝特茨(Frederick Bates)和劳埃德·培根(Lloyd Bacon)提出了冲突论视角的共同体模型，他们视共同体为一种社会系统，也即对共同体结构、行为和过程的研究聚焦于间质性(interstitial)群体，这些间质性群体起着将各个基础性群体(elemental groups)和复杂组织联系起来的纽带作用，从而使之形成共同体系统。(13)Frederick L. Bates，Lloyd Bacon. The Community as a Social System[J]. Social Forces，1971，50(03)：371—379.在贝特茨和培根看来，劳动分工导致了共同体系统的结构以及基础性群体之间的社会交换，这个过程是在包含着联结关系的“间质”中实现的，而且也正是在这里，冲突得以管控，从而复杂的社会系统能够顺利地进行运作。(14)Frederick L. Bates，Lloyd Bacon. The Community as a Social System[J]. Social Forces，1971，50(03)：371—379.在共同体的冲突论视角看来，共同体是一个竞争性系统，它的内部充满了各种冲突性行为，私人利益经常凌驾于共同利益之上，私人目的遮蔽共同体目标，并且由于相互依赖的需要而经常产生剥削和敌意，而并不是相互之间的信任、合作与协助。但是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的共同体，它所具有的独特结构性特征能够管控这些冲突以及交换社会产品所必需的竞争，其中，国家介入、公私合营是重要的管控途径。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社区作为共同体系统成为西方国家提供公共服务、解决赤字和债务问题的手段。(15)Cameron，D. PM’s speech on Big Society[EB/OL].(2011-02-14). http://www.number10.gov.uk/news/speeches-and-transcripts/2011/02/pmsspeech-on-big-society-60563.共同体变为调解国家与个体之间关系的重要切入点。对此，阿米塔伊·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提出了“反应性共同体”(responsive community)这一重要概念，并指明这是一种“社群主义的视角”(communitarian perspective)。(16)Amitai Etzioni.The Responsive Community:A Communitarian Perspective[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6，60(01)：1—11.在他看来，共同体可以在社会对秩序的需求以及个体对自主性的需求两者之间寻找一种共生性平衡，换句话说，它能既维持社会秩序又捍卫个体自主性。

20世纪晚期以来，“共同体”再次活跃在社会政策、学术圈、大众文化及日常生活的社会互动之中。(17)Patricia Hill Collins. The New Politics of Community[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10，75(01): 7—30.大体而言，新世纪之交的学术界关于共同体的思想经历了某些重要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如今的共同体研究者不再将共同体视为是自然发生的、自成一体的、自在自为的空间实体或非政治化的范畴，而是将它视为一种政治建构物。也就是说，共同体既是政治行为的组织原则，也是一种理解政治的意义系统。其次，共同体不仅仅是一种认知性的建构，而是充满着情感和价值意义；
它并非一个空洞的分类范畴，而是一种经验事实。再者，共同体并没有在现代社会中彻底消亡，在更加现代的社会中，人们反而经常会退回到共同体状态。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逐渐渗透地理社区，人们借助网络保持联系并交换信息推动了虚拟社区的发展。(18)K. Ahmed Pervaiz，Glenn Hardaker. The Role of On-line Communities on the Interne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1999，8(01)：75—81.社区的概念并不一定与地理相连，互联网让人们在虚拟社区找到了共同体的归属感，社区作为共同体的存在被概念化为虚拟公共领域。因此，作为社区本源和本能的“共同体”，在现代社会重建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消逝，人们试图通过共同体生活以修复日益被社会侵蚀的人的完善性，达到精神与身体的和谐，从而寻求美好生活。

自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的社区建设在应对现代性、全球化的变迁及中国本土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多重挑战中提出和开展。社区概念的引入，是中国单位制解体后基层社会治理体制重构的直接产物。回顾国家对推进社会和谐、增进基层稳定所做的努力，对社区建设模式进行的创新尝试以及从中积累的经验和启迪，这都是全球化视野下中国社区建设本土实践的缩影，亦是全球社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兼具意义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的生活场域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综观国内学者关于社区概念的描述，其构成主要包括地域、生活方式、居民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到90年代后期，学者又在构成要素中加入生活设施、管理机构和文化等内容。归纳来看，这一时期的社区概念指涉居住人口、相对明晰的地域边界、组织、文化和认同感等要素(见表1)。

社区在中国是基层组织单元，也是多元的社会场域，是一个以社会成员日常生活为主轴的综合空间。社区建设既要完成国家基层政权建设(国家化)的重任，也通过契约关系(市场化)的建立推动社会整合(社区化)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三化合一”赋予社区兼具意义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双重属性。意义共同体表现为社区地域内的邻里交往、趣味团体及其他非正式组织，利益共同体则包括各类正式组织及基于产权关系形成的物权物业制度关系。这两方面的属性互相影响互相形塑，共同满足生活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当然，社区利益共同体所涉及的利益，既有物质层面，也有精神层面。例如，在乡村社区，利益共同体直接表现为对集体经济的共同拥有，维系社区生活、生产和消费。在城市社区，城镇和城市的发展及其在提供大规模市场化住宅方面的新发展，使人们认识到，社区居民缺乏凝聚力和同一性。为了培育社区文化和社区精神，地方政府通过建立社区公共空间，以便为人们提供娱乐和文化活动，并且为居民自治提供可能。

表1 国内代表性学者对社区概念的认识(19)刘君德等.中国社区地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2.

(二)新型社区组织体系与多功能复合体

新世纪初期，国家统合社会的变革在基层全面展开，表现为社区规模的调整和扩大，也体现在建立新型社区组织体系、提升社区多重功能，具体包括：首先，社区内部形成组织新格局。一个包含社区党组织、居民自治组织、社区群团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其他专业化社区服务组织的组织新格局基本形成(见图1和图2)。社区组织建设的重点围绕着社区与政府、社区内部各组织、社区与居民的关系进行互动与衔接。政府主导城市社区组织建设，并配置社区资源，社区组织特别是居委会承担较多行政职能。基于这样的权力体制，社区组织往往很难让居民形成归属感。

图1 城市社区组织体系

图2 农村社区组织体系

其次，社区服务、社区经济和社区文化建设等多重功能得以强化。政府在提出社区服务这一概念时，表明社区服务指的是在上级政府指导资助下，以街道和居委会为依托，发动各类社会力量，建设各类服务设施，为居民群众尤其是困难群众提供社会福利。社区服务的主旨是在社区建立一种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福利性服务体系。2012年，浙江省提出构建“现代大民政”的全新理念，将社区服务作为政府推行社区规划与政策实施的重点，创新社区服务模式，以新的理念和新的体制机制将社会资源真正转化为社区民生福祉。自党中央提出和谐社会建设后，发展社区经济建设也成为和谐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社区经济是指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以基层社区组织为主体、以服务于社区建设为目标，利用社区自身的资源优势，为社区居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消费据求而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一切经济活动的总称。(20)文军.社区经济略论[J].社会，2000(06)：53—56.相比于社区研究中的其他内容，对社区经济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当然，社区经济作为一项经济活动早就存在。无论是先进国家还是欠发达地区，均尝试用“社区经济发展”(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的方法来解决贫穷、失业、环境及投资下降等问题。(21)黄洪.以资产为本推行社区经济发展——香港的经验与实践[J].江苏社会科学，2005(02)：227—231.此外，社区文化是打造生活共同体的应有之义。中国的社区文化建设始于20世纪90年代，旨培育居民的社区意识、社区凝聚力等现代社区文化的基本要素。

进入新时代，城镇化与社会转型凸显中国社会治理的“结构性”挑战：一方面，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加速，社会分化、流动趋势明显，新阶层和新移民大量涌现，给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压力；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社会成员的就业方式向“契约合同”型转换，数字技术的运用则加快了这种转型步伐，社会亟需建立新型整合机制。社区成为承载公众生活、满足公众社会需求、形成归属感的不二选择，因此，社区再造及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迫在眉睫。

(一)“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提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是自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后，党中央正式将这一最新理念完整写入中央文件。关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创新，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一个突出的亮点。(22)郭声琨.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N].人民日报，2019-11-28(006).“社会治理共同体”丰富和明确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战略目标，即通过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将社会治理制度的优势持续转化为治理效能。202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作为社区治理领域的新概念，“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提出进一步为社区建设的“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注入新意。

(二)“基层治理共同体”的三重涵义

从“共建共治共享”到“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提出，本质上都是公共性的构建过程，即强调不同主体和居民通过参与社区事务，激发参与意识，提升社区的自我协调和自治能力，进而培养理性、负责的参与精神，并形成长效、稳定的参与机制。(23)李友梅等.中国社会治理转型：1978—201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10.

“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涵义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制度层面的“共建”。社区治理体系涉及诸多治理主体，这就要求各治理主体的功能定位、职责范围以及目标诉求都应实现程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积极构建新型社区整合机制是新时代社区建设的重要特征。政府构建或引导社会整合机制建设时，往往更多依赖于不突破法治范围的制度创设，包括流程再造、文化制度以及团队制度。全国各地不失时机地将比较成熟的地方做法上升为制度，通过推进社区治理创新的制度化解决社区治理改革动力问题、规范并激活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从而实现政府治理和社区治理、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建”的制度环境。第二，交往互动层面的“共治”。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资源要素更加集聚、人口流动更加频繁、社会结构日趋多元，社区迫切需要全新的交往互动机制与平台来应对和解决沟通协商、矛盾化解及利益表达等问题。随着“互联网+”思维及数字技术的全面革新，不少地区将“智慧社区”建设上升为中心战略。同时，新技术的采用、居民参与、跨部门协作等也都是应对这些问题的创新思路。随着这些新手段的使用，各类不同社区治理机制形成互促共进的良好局面，社区成为“共治平台”接纳不同主体和成员形成通畅、高效、民主的交往互动载体。第三，价值目标层面的“共享”。从合法性到公共性是人类社会治理模式历史演进过程中所追求的价值走向。(24)束媛媛.从合法性到公共性——社会治理模式演进中价值的走向[J].理论观察，2010(02)：39—41.对于新时代的社区治理而言，“公共性”的价值导向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能力。新公共行政的先锋学者弗雷德里克森(H．George Frederickson)曾指出，公共不是一个大而空的概念，它要解决能力的问题。(25)[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张成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46.“基层治理共同体”概念的提出不仅解决了上源政社关系的基本定位与政府行政管理合法性问题，还在社区体系中将街道、社区、社会组织、市场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公共资源借助“共享”的内在要求进行内在整合。更为重要地，作为一种内驱力，“基层治理共同体”通过社区系统的能力建设达到各子单元间“共享”目标。因此，“共享”既是社会治理“公共性”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也在能力上指向更高层次的实践策略。

通过以上对社区概念和社区建设发展历程的考察研究，我们发现，社区包含地域形态、居住形态、交往形态、关系形态、文化形态、生产形态、组织形态等丰富要素，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性单元。“未来社区”在继承和发展之后探索并建立新形态。人类对未来社区形态的前瞻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文明的批判反思性和建设性。(26)田毅鹏.“未来社区”建设的几个理论问题[J].社会科学研究，2020(02)：8—15.

2019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将启动实施未来社区等标志性项目”，推动现行社区开发的“造房子”模式向未来社区营造的“造社区”模式转型。“未来社区”核心内容概括为“139”：“1”即一个核心“以人为本”，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未来社区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3”即三维价值坐标，包括人本化强调以人为本，提供全年龄段、全时间段、全功能链的多元化服务；
生态化强调绿色、环保、低碳的可持续发展要求；
数字化强调以现代通信、大数据等为基础构建智慧互联体系。“9”即未来邻里、教育、健康、创业、建筑、交通、能源、物业和治理等九大创新场景。(27)周华富.浙江未来社区的创新实践[J].杭州科技，2019(05)：24—25.2021年2月，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同志在“未来社区”建设工作座谈会上表示，“未来社区”将成为浙江省推进以人为核心现代化的创新举措，并打造成为浙江的一张金名片。“未来社区”本身既是一个实物，更是一个综合平台、一种治理模式、标准和品牌。在成为全国实现共同富裕先行探路者之后，浙江将“未来社区”作为大力建设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打造多功能、复合型、亲民化社区精致生活场景，建成一批引领品质生活、呈现未来元素、彰显江南韵味的示范性社区。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本质是党带领全体人民推进“五位一体”协调发展，共享改革发展重大成果从而实现人民生活富裕富足、文化自信自强、生活和谐和睦。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赋予“未来社区”新的时代使命，高质量创建“未来社区”要坚持社区美好家园的属性，以新的需求满足、新的治理变革和新的技术应用推动城乡社区一体化发展与全社会共同进步。

(一)追求美好生活是“未来社区”建设的根本属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质的规定性进行明确，即在社会层面指向全面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并实现共同富裕。2020年，浙江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72.17%，城镇化率全国领先，人口市民化水平不断提升，全省GDP突破6.4万亿元，人均GDP约10.66万元。(28)浙江在线. 2020年浙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72.17%，未来五年浙江新型城镇化发展重点公布[EB/OL].(2021-5-27). https://js.zjol.com.cn/ycxw_zxtf/202105/t20210527_22589386.shtml.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促使居民追求越来越高的生活品质。作为新时代的生活共同体，未来社区致力于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更好满足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有机统一，从而赋予社区作为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共同发展”的意蕴。

(二)推进城乡一体是“未来社区”建设的关键要求

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重在“共同”，难在“共同”。“共同”的要求是既要城市繁荣，又要乡村振兴。破解城乡社区二元发展格局、构建新型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打造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的关键议题。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浙江逐渐发展成为全国城乡发展差距最小、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最高的省份，但仍有26个欠发达县和近300余个欠发达乡镇。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走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的路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建未来社区和未来乡村更需要建立城乡互动、相互哺育的良性关系。这个良性关系，不是把乡村变成城市，也不是把城市变成乡村，而是在保存乡村既有文化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存方式多样性的前提下，使得乡村能够成为更适合人们居住的地方，并且为城市提供源源不绝的发展动力。(29)郎晓波.“链合”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与农村社区转型——基于浙江J村的考察[J]. 农业经济问题，2014(05)：42—48.城市社区也需要在新一轮的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汲取资源和发展契机，以实现生活共同体的重构。统筹均衡的城乡格局把城乡社区视为一个连续统，资源能够自由流通，治理体制相互衔接，让城乡居民共享现代社会文明成果，形成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并为城乡社会流动创造条件，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三)共建共治共享是“未来社区”建设的重要路径

社会生活中要形成共同富裕的理念，尤其需要培育共享、互惠的社会心态。而形成这样一种共同富裕的社会心态，要靠以社会建设为基础的社会治理，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有积极性参与其中，构筑一个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生活共同体。(30)王春光.共同富裕的思想渊源、基本定律与实践路径[J]. 新视野，2022(03)：19—2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共同富裕是一个多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和个人的能动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未来社区”是共建共治共享进而推动共富的“实景化”呈现。高质量创建“未来社区”离不开社会各主体的积极参与。浙江在推进“未来社区”建设的新征程中，十分重视提升党委政府抓社会建设之一新能力，不断谋划社会领域系统性、综合性改革，逐步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下协同高效的联动机制。2021年10月，浙江省委社会建设委员会正式揭牌，探索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工作机制。全省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五社联动”机制，积极推进未来社区全生命周期社会服务便民利民，高水平打造“基层治理现代化”示范区。以未来社区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有机更新为抓手，推动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有效整合，牢牢把握“未来社区”的家园属性和民生属性，推动政府、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有机协同。

(四)数字化和低碳化是“未来社区”建设的鲜明标识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需要顺应现代科技发展潮流。自 20 世纪晚期以来，随着科技革命和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人类关于社区建设的规划能力也大大提升，社区研究和社区实践一改往昔“怀旧模式”，依托科技革命探索未来导向的创造，如智慧社区、低碳社区、数字共享社区等。浙江注重将数字赋能、节能环保、绿色建筑、新能源新材料等新技术融入“未来社区”创建过程之中。“未来社区”是落地数字社会多跨场景的主要空间，统筹运用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和数字化技术，通过数字社会“城市大脑+未来社区+未来乡村”的核心场景打造，让社区生活更智慧、更便捷。2021年5月，浙江省未来社区智慧服务平台2.0上线运行。智慧服务平台坚持“全景式、立体化”迭代升级，建立开发者场景生态，按需不断丰富社会事业公共服务、居民品质生活服务等服务内容，为“未来社区”各相关方提供标准化、多样化、柔性化的数字化产品、系统与服务，形成共同富裕基本单元建设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围绕“未来社区”的“三化九场景”要求，建立“数据驱动”与“居民自治”相结合的社区决策机制，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交通流等高效运行，提升社区整体智治水平。数字化让社区美好生活更智能快捷，也不断赋予其文明、绿色、健康的底色。“未来社区”更加注重社区生态环境打造，通过运用新材料新技术减少建设过程以及建筑本身的环境污染问题。“未来社区”的建设还注重合理优化社区空间规划，打造个性化多样化的立体绿化空间，推行绿色低碳的社区生产生活方式。

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本质是人的需要得到丰富发展和有效满足，而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
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
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
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31)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50.这一思想从共同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通过物质与精神、生活与思想、自然与人文、生态与社会，以及个体与整体、现实与理想、客观结果与主观感受等各个方面全方位揭示了现代化的本质，也进一步为实现人的现代化增添动力的共同体发展指明了方向。从西方“共同体的本源”到新时代中国“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提出，学界和实践领域关于社区概念的演绎和发展为政策层面应运而生的“未来社区”提供概念证成。

浙江省“未来社区”的建设实践，也为共同富裕现代化的时代新课题提供了启示，其新意在于：第一，将“未来社区”建设目标紧扣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对社区作为传统“生活共同体”和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双重结合与超越。第二，将“三化九场景”作为“未来社区”的价值坐标和集成系统构建新型城市功能单元，精准回应了共同体富裕现代化的实践主旨，即通过人与社会(人本化)、人与自然(生态化)、人与技术(数字化)的和谐共处，弥合社群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三，从社区规划、组织体系创新、科技支撑、文化发掘等方面提供全面的现代社区培育和建设方案，将美好生活社区新形态新模式推向实践新阶段。

当然，从作为一项未竟的探索来看，“未来社区”还需通过创新发展进一步回答好三大实践议题：第一，全球范围内的社区建设(西方很多国家也存在诸多行政主导型的社区管理模式，例如加拿大和新加坡)都或多或少涉及政社关系，既社区建设中的政府职能和居民自治的范围与方式；
第二，如何在异质化和流动性的现代社会中培育出真正被认可和接受的共同体认同，从而使社区成为现代人“脱域”后的可持续结合方式(对滕尼斯式的共同体情结之延续)；
第三，如何实现不同社区，尤其是城乡社区的均衡发展，实现互惠互补的区域整合关系而非简单的进化和替代，即共同富裕所期待的“共同”。

(一)合作善治：行政性复合与自主性合作

探寻行政与自治两股力量的良性互动和有序衔接方式从而在社区达致“善治”，仍将是未来很长时期内中国社区建设的主题。完全自主的自治型管理体系和行政控制的管理体系都不符合中国的发展实际。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和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行政和自治必然共存于同一场域——社区。无论是基于理论分析还是案例考察，都不难发现，社区建设中行政和自治两股力量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行政和自治间有合作也有竞争。过分强调合作会导致社区丧失自主性和独立性，过分强调竞争则容易导致社区秩序问题。这两股力量相互作用使社区建设不会朝着行政或自治两个极端方向发展，并逐渐形成基层社会治理善治体系。行政与自治的制衡与相吸体现社区建设的本质，具体来看，二者相互吸引与收放的程度不同又会展现出不同模式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正如浙江省委提出，“未来社区”不仅是实物，也是平台，还是基层治理的模式。从这个角度而言，“未来社区”需进一步加快推动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尤其在规避政府职能下移而导致社区行政化问题上作出更有效的示范性变革。

(二)包容共享：结构异质性与社区整合

社会结构变迁对社区认同造成的影响一直是社区研究关注的焦点。如前所述，深刻的结构变迁使大量异质人口在社区内聚集和共处，加深了社区内部异质性；
同时，居民关系和邻里情谊也变得更加淡漠，社区内部信任不断趋弱，社区整合遭遇严重调整。如何在异质性的社会中积极构建具有认同感和维系力的现代社区？有学者将社区发展的含义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被称之为“社区建设”，主要包括短期内可以通过政府和社区的投入与行动发展起来的内容，诸如社区生活服务中的硬件设施、物资配备和组织机构设置；
另一部分被称之为“社区发育”，主要包括发展相对缓慢、需通过长期努力才能发展起来的内容，诸如社区关系、社区凝聚力、社区认同感、社区文化和社区自治氛围等。(32)孙立平.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发育[J].学海，2002(04)：93—96.这样的两分法容易将社区形式与其内容截然分离。事实上，根据实践情况，“社区建设”和“社区发育”是同一过程。在“未来社区”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在“场景”建设中真正实现结构异质背景下的社区整合功能，有待进一步破题。只有社区成员为共同的目标贡献才能、兴趣和资源，社区才能持续发展。“未来社区”的发育相比于空间建设，是一个更为漫长的过程，需要更多制度支撑让异质性的生活共同体最终超越“利益联盟”，走向具有持续整合能力的意义共同体。

(三)统筹均衡：单向进化与多元共生

如何破解城乡社区二元发展的格局是社区建设另一个热点。在“未来社区”的“战略性”方向把握上，统筹城乡社区建设以及协调“未来社区”与周边社区的关系是两个重点内容。(33)邹永华，陈紫薇.未来社区建设的理论探索[J].治理研究，2021(03)：95—103.发达国家曾经提出城乡区块化整合发展的思路，即通过城乡之间的衔接，保障村落共同体与大社会、城市社区形成联合体。(34)D Virchow，JV Braun. Villages in the Future：
Crops，Jobs and Livelihood[M]. New York：Springer，2001：367—368.国内学者吕新雨运用“新乡土主义”的理论视角重新讨论了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认为新的乡土主义是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建立城乡互动的、相互哺育的良性关系。(35)吕新雨.新乡土主义，还是城市贫民窟[EB/OL].中国乡村发现，http://www.zgxcfx.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4355.学者毛丹认为“城乡衔接”应成为与城市化并行、并解决城乡二元分化的基本路径。(36)毛丹.村庄前景系乎国家意愿——国家规制下的村庄发展[J].人文杂志，2012(01)：150—155.农村社区要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继续保持活力，需恰当突破地域边界吸取外部资源，并通过自身转型成为整个城乡大体系中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城市社区也要在新一轮的城乡均衡发展过程中抓住发展契机，以助力城市生活共同体的再造。“未来社区”抑或“未来乡村”首先要承认城乡社区的差异性，然后强化社区联系，并创新运用网络化机制实现衔接以弥补各自不足。可见，“未来社区”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单向进化过程，而是在多态共生的系统中建立城乡互动互补的良性循环，最终为弥合城乡居民经济机会、收入能力和生活品质差距并实现共同富裕提供能量。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需要有一定空间、平台为载体，不可能凭空得以实现。(37)田毅鹏.乡村未来社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趋向[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02)：12—1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未来社区”的创建也是城乡对流机制的实现方式。因此，“未来社区”要加快建立城乡组织、服务、经济和文化纽带，推动在区域整合层面绘制共同富裕现代化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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