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宛伶 屈玉丽

自汉朝开通“丝绸之路”以来，中原地区与西域的联结和沟通不断，无数文人墨客踏足西域这片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土地，留下了众多传诵千古的诗篇。这些诗歌或写景状物，或寄情抒怀，不一而足，极大地拓宽了中国古代诗歌的题材，促进了西域文学蓬勃宏富的发展。以历代西域诗歌为对象进行古代西域诗歌的文学特征和文化价值探析，能够对西域文学研究和古代诗歌研究做一个补充，更为系统化地认识中国古代西域诗歌的内容和诗人的思想情感，发掘诗歌中的文化和史料价值，了解中国历史上西域的自然地理风貌和社会特色文化。

西域宏大辽阔的风景与中原的烟柳江南截然不同，易对出塞的诗人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故西域诗歌中的雪山、沙漠、河流、植被、动物、器物等物象被诗人们诉诸笔端，赞叹西域景物的辽阔苍茫、壮丽奇伟、大气磅礴。这类西域物象新颖丰富，形成了独特的西域诗歌物象群。与此物象群比肩而生的还有广阔的西域诗歌题材，文人在西域的活动往往是随军出塞或羁旅谪居，因而其诗歌题材范围与中原固有诗歌相比得到了极大的开拓，具有明显的西域特色。

（一）物象新颖丰富

西域诗歌中出现最多的，便是天山、沙漠、日月这类物象，具有鲜明的西域地理风貌指向性。天山是西域的标志性山脉，沿天山的南路和北路都是丝绸之路的要道。①按：“陆上丝绸之路一直是东西方之间交流的重要贸易通道和文化走廊，……在新疆境内的交通线路包括天山以北的草原丝绸之路、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缘东西向延伸的绿洲丝绸之路。”参见韩春鲜、肖爱玲的《丝绸之路天山南部东段交通线路的历史变迁》，《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天山不仅被行旅的诗人作为描写歌咏的对象，也常作为物象出现在诗句中，加上风、雪等意象共同渲染环境。“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以“雪满天山路”营造出送别时苍茫寒冷的意境。“上天山似上青天，马缩如猥车倒悬”（王大枢《上天山》）生动形象地写出天山险峻难攀的观感。李銮宣的《瀚海歌》如“阴云黯，掩娥魄，颓飙惨淡埋羲轮”“旷野时时露白骨，深夜往往飞青磷”等句，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南疆沙漠的萧索广袤和气候的诡异多变。萧雄的《戈壁》描绘了戈壁“大漠连天、飞鸟尽、人踪灭”的静穆荒凉景象。日月在西域特有的地貌映衬下，显得格外壮丽奇异，日月亦反过来更衬环境之寥廓。如李白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关山月》）让人感受到西北的寥廓高远，意象营造出阔大的时空背景，更突出相思之凄远凝重。通过这些诗歌，读者可以感受到诗人经行西域时对其壮丽风光的喜爱、感叹和赞美，并从中领略古时西域之大气巍峨、高远辽阔、险峻萧凉的特点。

除了雪山、荒漠、日月，西域诗歌中还有当地独有的树木、花草、动物、器物等物象。西域植被在诗人笔下往往具有神异高洁的特质。唐代岑参在《优昙波罗花》中描写了西域雪莲花的高贵圣洁，清代龙铎的《南山松树歌》对巴里坤的山川和传奇色彩的松树极尽赞美，宋伯鲁的《托多可道中戏作胡桐行》将胡杨比作种种神话传说或历史典故中的人物或物件，形象描绘了胡杨的千姿百态。红柳作为西域特有的植被亦被诸多亲临新疆的诗人写入篇章，如萧雄《听园西疆杂述诗》，邓缵先《红柳》等，胡杨和红柳也成了西域标志性的植被。另有《渡海都河冰桥》《渡陷河》《过河源》等诗写了西域不同季节和视角的河流景观和行旅环境，或展现了初春塞外的优美风光，或表现了西域艰险自然环境造成的行旅困顿，不一而足，别具特色。

西域诗歌中独有的动物、器物等物象如“胡马”“骆驼”“驼铃”“琵琶”“芦管”“觱篥”“胡笳”等，或具有异域带来的新奇感，或与军事战争有关，影响了后世诗歌的物象选择。这些具有西域特色的物象亦出现在中原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中，成为历朝历代中原与西域文学、文化交融影响的佐证。“胡马”一词，在诗歌中有时泛指产在西北民族地区的马，如“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李白《胡无人》），“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王维《老将行》）；
有时也指代胡人的军队，与战争联系在一起，如“胡马缠伊洛，中原气甚逆”（杜甫《八哀诗·赠司空王公思礼》），“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姜夔《扬州慢·淮左名都》）等。骆驼是西北沙漠的代表性动物，也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骑乘载货动物，因而常与大漠、商贸联系在一起，如“寒沙茫茫出关道，骆驼夜吼黄云老”（陈孚《居庸叠翠》）写出诗人想象中的塞外黄漠之景，“韦帽笼鸦鹘，毡囊载骆驼”（王冕《漫兴·其四》），“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杜甫《寓目》）等诗均是引“骆驼”表现西域之景事。与骆驼有关的“驼铃”除了同样表现西域景致，亦成为丝路商贸的象征，如“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马祖常《河湟书事·其二》）等。西域乐器物象中，“琵琶”“芦管”“觱篥”“胡笳”等源于西域的乐器，从西域诗歌逐渐走向中原文人创作的作品中，不仅仅是单纯的象征西域之物，背后也蕴含着诗人的情感，还反映了中原与西域乐器文化的交流。“琵琶”具有独特的象征意味，因“明妃出塞”的典故，琵琶多与和亲、别离之幽怨相联系，如“卤簿山河暗，琵琶道路长”（阎朝隐《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借“琵琶”写和亲道路之远苦，“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李颀《古从军行》）写西域道路上的荒凉景象，隐讽上位者用兵。“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借琵琶悲声添环境之萧瑟感、人之悲痛感，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中“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借边关“芦管”之音表达将士的思乡之情。东汉蔡琰作《胡笳十八拍》影响深远，后人诗中常出现“胡笳”一词渲染悲凉和离思，如“明月，明月，胡笳一声愁绝”（戴叔伦《调笑令·边草》）写胡笳之声惊醒了边关戍卒的思乡梦，更觉乡愁之沉痛。“边城夜夜多愁梦，向月胡笳谁喜闻”（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庾信《咏怀六首》）、“敦煌壮士抱戈泣，四面胡笳声转急”（曾棨《敦煌曲》）等诗句均以“胡笳”系浓郁悲愁。由此可以看出，这些乐器物象在诗句中往往和情感、历史典故相联系。

（二）题材广阔多元

西域诗歌的题材大致可分为咏史怀古、咏物言志、游旅见闻、思乡怀远、征戍战争等，范围十分广阔，种类多样。丰富多元的题材为古代诗歌的表现范围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诗歌亦可成为丝绸之路历史事件和文化交流的史料佐证，从中可以窥见古时历代文人的活动和西域千百年来的自然风貌。

“咏史诗是直接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歌咏对象，寄托了作者的思想感情，表达了作者某种议论或见解的诗作”①张小丽：《宋代咏史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2页、第13页。，怀古诗实质与咏史诗同，区别为前者是经过古人成败之地而感，后者是读史而感。西域诗歌中的咏史怀古诗较少讽喻之作，而是多引历史典故表达作者对古时英雄的追思，抒发豪情壮志，这与西域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的著名军事战争和曾涌现的英雄历史人物给予的启示有关。李益的《塞下曲》节奏明快，借东汉马援、西汉班超、唐代薛仁贵三个典故表达自己建功立业的志向，最后一句“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传达了诗人防守边疆的理性历史观——要对外敌保持警惕，要留有制约和威慑的手段。陆游的《诉衷情》《焉耆行》（其一）等诗歌亦是通过西域地区的历史人物和典故传达自己想要驱逐入侵者、报国建功的志向决心。褚廷璋的《雅尔》追寻汉唐时在雅尔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展望如今的西北安定，同时又暗喻战争之残酷悲壮。张宣明的《使至三姓咽面》叙述赞美了班超投笔从戎、出使西域、建功封侯的史实，可以看出诗人出使西域时心中的感发和壮志。如此类的咏史怀古诗还有《恭颂左公西行甘棠》等。

西域诗歌中的咏物言志诗，诗人多借西域某物表达自己的心胸志向，如杜甫的《房兵曹胡马》咏物言志，通过描摹赞美西域大宛马的神貌和品格，表达了诗人自己也想如骏马一般为国立功的志向。李颀《崔五六图屏风各赋一物得乌孙佩刀》赞美乌孙佩刀的锋利和佩刀武士的威风凛凛，表现诗人征战边疆之志和英勇豪放的气概。这两类诗歌均表现了诗人昂扬的斗志和豪大的志向，成为西域诗篇中阳刚宏伟的代表。“耻与众草之为伍，何亭亭而独芳。何不为人之所赏兮，深山穷谷委严霜”（岑参《优昙波罗花》）寄托了自己怀才难遇、高洁自守的傲世之情，颇有“香草美人”之风。龙铎在《南山松树歌》中对巴里坤的山川和传奇色彩的松树极尽赞美之余，也表达了自己如松树“拉杂摧烧伐作薪”有才不得用的愤懑和不平。

游旅见闻诗多反映西域丝路的景观和地貌，如元代丘处机的《当暑雪山甚寒烟云惨淡乃作绝句》和《阴山途中》，前者描摹了白雪皑皑的天山日出时的辉煌景象，后者运用比喻和想象描写诗人远眺时所见天山的连绵辽远、山顶积雪的灿烂明丽。清代景廉的《冰搭坂行》从不同的视角再现了天山的寒冷峻险，全诗如李白《蜀道难》一般纵横洒脱，充满浪漫奇幻的色彩。李銮宣的《晓抵星星峡》展现了大漠驿站星星峡迤逦曲折的地形地貌，想象丰富。洪亮吉的《三台阻雪》和《咏雪景·自乌兰乌素至安集海》等诗对西域茫茫雪景描摹生动，用典繁复。通过这些诗歌，读者可以感受到诗人经行西域时对其壮丽风光的喜爱、感叹和赞美，并从中领略古时西域之大气巍峨、高远辽阔、险峻萧凉的特点。另有《渡海都河冰桥》《渡陷河》《过河源》等诗写了西域不同季节和视角的河流景观和行旅经历，或展现了初春塞外的优美风光，或表现了丝路行旅的艰难，别具特色。

思乡怀远多和征戍出塞联系在一起，如《晚度天山有怀京邑》表达了久戍边城的诗人浓烈的思归之情。《关山月》一派凄苦愁绪，反映常年戍守边疆的战士思念家乡和妻儿；
《和王七玉门关听吹笛》和《早秋塞上闻笛》分别表述了边关戍守人和征战将士因闻笛引发的思乡愁绪。《沙碛道中》表达了西域旅人在万里之外对家乡的依依怀恋；
《孚远道中二首》描写了羁旅之人在秋天塞外的萧瑟见闻，表现了游子惆怅迷惘的心情。

诗人在描摹西域景色、表达自己身处或怀想西域的感情时多用词激情奔放，运用了想象、夸张、比喻等表现手法，充满幻想和传奇色彩，浪漫唯美，富有感染力。

（一）浪漫表现情感

古代西域诗歌的“塞客衣单，孀闺泪尽”①（南朝·梁）钟嵘著：《诗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3页。中大都饱含诗人真挚深切的情感体验，无论是抒写建功报国的豪情，还是娓娓道来的相思幽情，均动人肺腑，触及人心灵深处，引发共鸣，且多用联想、想象、夸张等浪漫的表现手法。如“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刘细君《悲愁歌》），诗人想象自己成为一只天鹅返回故乡，其内心强烈的思归之情如振翅黄鹄一般呼之欲出，读来更觉无奈沉痛。“云疑上苑叶，雪似御沟花”（骆宾王《晚度天山有怀京邑》），诗人眼前天山南路的云和雪不是云和雪，而是化作了长安的花叶，借景物联想表现自己对故土长安的思念深情。“夜半李陵台上月，可能还似汉宫圆？”（吴伟业《戏题仕女图·出塞》）由“月亮”意象引发联想，将汉将李陵归降匈奴之孤独苦闷与出塞和亲的女主人公联系到一起，隐晦表露自己对前明的追怀感恩之情。“好奇狂客忽至此，大笑一呼忘九死”（洪亮吉《松树塘万松歌》），激情昂扬，抒发了诗人面对天山万松的狂喜。“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杨昌濬《恭颂左公西行甘棠》），赞颂左宗棠改善边陲的盛举，夸张和拟人的手法让豪情和赞美之意张扬舒展。“瀚海阑干多少恨，襟痕烛影隔窗纱”（邓缵先《红柳》）先用夸张的手法，“瀚海阑干”引人遐想遗憾之深广，接着虚像转向具体，衣襟上的泪痕和映在窗纱上的烛影表现了自己身处边疆对故乡家人的深挚思念，结合整首诗苍茫萧瑟的意象，更添悲情浪漫的色彩。

（二）浪漫描绘景物

西域的景观在中原诗人的眼中是绚烂多姿的，沙漠、高山苍茫壮阔，植被动物新奇怪异，多能触生诗人夸张浪漫的联想，其生动的描绘表现了诗人的惊艳绝伦的才思和气吞山河的豪情。如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用一种夸张壮丽的笔法表现了西域守边环境的苦寒恶劣。描绘西域风景和环境的诗句中，诗人或用表现事物形态巨大的词，如“征人欲行马瑟缩，冰大如船复当谷”（洪亮吉《三台阻雪》），言山谷冰雪之巨，“雪花如掌吹血腥”（谭嗣同《西域引》），夸张地写出了西域雪花之大、冰雪之广来表现环境酷寒奇丽。或用极端表现时间和空间广阔辽远的词，如“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王之涣《凉州词》），运用想象和夸张绘出凉州一带的辽阔荒凉，别具美感；
“势将烧尽天山雪，一睹万古青芙蓉”（宋伯鲁《天山落日》），用“烧尽”“万古”这类夸张的字眼表现了天山落日映雪的壮观景色。还有一些比较浪漫唯美的联想抒发作者之情思，“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唯美的写出了胡地气候的变幻无常和雪之骤急，西北冬景联想江南春景，冲淡了寒峻的体验。《托多可道中戏作胡桐行》中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将胡杨比作“幽闺女”“玉清客”“沉沙戟”“通天柱”等种种神话传说或历史典故中的人物或物件①廖肇羽：《西域历代文学作品选注》，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1页。，形象描绘了姿态特殊的胡杨景象，意趣盎然地赞美了西域胡杨的美丽独特。

西域远离中原，不论是征戍之人、沙场将士还是出塞文人，来到西域便是背井离乡的天涯羁旅客。在音信通讯落后的古代，漂泊的离人游子们思恋故土和亲人之情便在西域这片土地上绵绵而生，因而易与征戍之人和思妇共情。实地经历也让诗人们看到了很多西域的社会现象，因此许多古代西域诗歌关注战争征戍和社会变迁对个体和民生造成的影响，蕴含着浓浓的人文关怀，体现了人本精神。

（一）关注战争、征戍与和亲造成的个体离散

战争和征戍往往造成边关将士和远在故乡的亲人、妻儿相隔万里不得相见，和亲具有政治和军事意义，也让很多韶龄女子埋骨他乡青冢。有青史留名的和亲公主为两地和平做出贡献且善终，亦有和亲女子在远离故土的异域中悲惨终老甚至死于非命。这些个体无力抗争自己的命运，文人对此也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关注。

骆宾王的《晚度天山有怀京邑》，表达了久戍边城的诗人浓烈的思归之情。王维的《伊州歌》展现出一位女子在“清风明月”的秋夜里苦苦思念远征丈夫的情景，最后一句的回忆“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②廖肇羽：《西域历代文学作品选注》，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页。引人遥想这十几年来女子与丈夫音信不通的凄苦心境，表现了作者对战争征戍造成夫妻分离的批判和对思妇的深深同情。李白的《关山月》，一派凄苦愁绪，反映常年戍守边疆的战士思念家乡和妻儿。高适的《和王七玉门关听吹笛》和清代岳钟琪的《早秋塞上闻笛》均表述了边关戍守人和征战将士因闻笛引发的思乡愁绪。《雅尔》揭露了战争的残酷和无情，表达了诗人对战争中牺牲将士的深切痛惜和同情。吴伟业的“夜半李陵台上月，可能还似汉宫圆”（《出塞》）以李陵典故联想出塞的女子萧索悲凉和孤独苦闷的心境，张籍的“毡城南望无回日，空见沙蓬水柳春”（《送和蕃公主》）流露出对和亲公主与故乡亲人相见无期的悲悯，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西域诗歌里不乏女性诗人创作的真切深挚的诗篇。西汉刘细君①按：刘细君，西汉江都王刘建之女，汉武帝时被作为宗室公主和亲，远嫁西域乌孙。所作《悲愁歌》在题材和思想情感上与前面几类有别，表现了远离故土的和亲公主在异国生活时对于习俗的不适，抒发了思恋故土的深沉愁绪，流露出一种五内郁结的伤感之意，真切感人。让人在关注乌孙公主历史贡献之余亦看到和亲的个体不为人知的痛苦。唐代陈玉兰的《寄夫》是一首江南思妇担忧思念戍守边关丈夫的诗，“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陈玉兰《寄夫》），通过夸张和想象表现思妇对丈夫的细微关切，温暖生动。江南和边关万里之遥，西风吹到女子身上却让女子忧心远方丈夫的寒苦，这看似无理的关心更为深切地表现了女子对丈夫的深深牵挂和忧思。清代赵明霞《春闺怨》亦表现了因离别而产生愁怨的闺中女子缠绵凄婉的情思。以上几类诗篇缠绵真挚，都寄寓了诗人对离人思妇个体遭遇的深切同情和人文关怀。

（二）关注社会历史环境对民生的影响

西域诗歌中也有关注社会环境对民生影响的内容，表现了诗人深沉的历史思考及渴望和平安定的人本精神。如清代诗人福庆的《罗布人》，诗中提到西域古老土著居民罗布人曾经原始自在的生活习惯，“不耕不牧自全天，缉毳为衣藉翼眠”②廖肇羽：《西域历代文学作品选注》，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9页。，如今却因为气候变化离开原有家园，生活也与耕牧经商的外族人无异。清代诗人景廉的《威呼》简趣地描写了南疆独木舟“卡盆”的轻巧工妙，表现了当地人民的智慧。另有诗歌表现作者由西域所见所闻引发的古今之思，如《哈密火州城》写的是明代官员陈诚路过曾经的高昌首府吐鲁番时所见当地断壁残垣、萧条荒凉的景象，时移势迁，引人感慨。清代福勒洪阿的《伊犁台毕尔哈图山中见翁仲》认为“翁仲”③按：“翁仲”相传为秦时巨人，守边时使匈奴人畏惧。翁仲死后秦始皇下令仿其形状铸成铜人，后指铜像或墓道石像，此处泛指石人。是历史的见证人，见证了以前的战乱和如今的太平，表达了诗人对边关和平的喜悦和赞美。唐代常建的《塞下曲四首（其一）》叙述了西汉时期中原朝廷与西域乌孙友好交往的场景，流露出诗人对和亲促成的边境安定和平的欣慰和赞美之情。诗人们思索社会环境，纵观古今社会变迁，流露出尊重保护部落特色文化、渴望安定和平以兴民生的人文思想。

中华几千年来于丝绸古道上发生的历史事件，在众多西域诗歌中有所体现。一些事件通过民间文人的记述传诵，和历史脉络相呼应，因其内容的丰富独特和情感的真挚浪漫，增色历史的留白；
还有一些民俗风物，未必见于史书，却以诗歌这种文学载体流传于今，让我们一窥其貌。诸如对西域历史人物、军事战争的遥念和纪实，历朝历代文人沿丝绸之路的行旅逸事、出塞见闻，对西域风俗景物的歌颂和赞美等，均再现了历史上以丝绸之路为主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和社会变迁事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值得后人细细品探。

（一）反映陆上丝绸之路的军事战争和文人活动

陆上丝绸之路是古代西域与中原、中西亚乃至欧洲联结的重要交通干道，这条路不仅是古人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承载，也是军事家和羁旅者的征途。沿陆上丝绸之路发生的军事战争和文人活动在西域诗歌中多有反映。萧纲的《从军行》（其一）虽是批判战争之作，但描述了一个由汉将、匈奴及西域轮台要塞构成的体系，《从军行》（其二）歌颂大汉开辟西域的战争英雄，诗中描绘的战争场景和运用的典故反映了汉朝李广利、霍去病等人对西北边疆的开拓；
李世民的《饮马长城窟行》是其出塞时所作，反映了贞观四年春，李绩、李靖等率军追击敌军至天山北的胜利战争等；
古代中原前往西域的文人主要为出使、随军、游历，其路线多沿丝路，完成使命的同时记载地貌见闻，具有史料价值。文人的往来活动也大大促进了文化发展和交流。例如宗泐的《过河源》是其奉朱元璋之令前往西域求经返回后所撰，诗序中还考察了巴颜喀拉山是黄河和长江的共同发源地，且因实地考察而在诗中怀疑了伶伦嶰谷取竹制笛的真实性。①廖肇羽：《西域历代文学作品选注》，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9页。王希范《送陈员外使西域》和周恂如《送陈郎中重使西域》等诗表达了诗人对明朝陈诚等人五次西域之行的劝勉、鼓励和赞美，反映了明朝官员出使西域、设置管理机构的活动以及东西方政权沿陆上丝绸之路频繁交流的历史。②按：明永乐年间，塔什干、撒马尔罕、波斯等地使节和商人经由丝绸之路前来中原朝贡和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明朝政府也在沿途设置驿站，提供食用，由此大大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商业贸易和经济文化交流。

（二）反映中西的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

从西域诗歌中可见古时中原和西域、中亚乃至欧洲地区的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商贸多骏马、乐器、玉器等物，并由此产生了丰富的骏马文化、乐舞文化、玉器文化等，在诗歌中可一窥其貌。《史记·大宛列传》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③（汉）司马迁：《史记》卷123，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70页。，来自西域的骏马作为汉朝战争利器和中西交通开拓的象征，是帝王所钟，也得到了诸多诗人的歌颂。汉武帝所作《天马歌》二首，背后反映了当时汉武帝两次得西域骏马的情节：第一次是暴利长从渥洼水边得马献给武帝,撰称马出自泉水中，以神异色彩取悦汉武帝，帝喜而作诗；
第二次是传言大宛在贰师城藏匿良马不献,引发了汉伐大宛的战争。④刘兆云：《汉武帝〈天马歌〉纵横谈》，《西域文学论集》，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9页。后者在“贰师惜善马，楼兰贪汉财”（萧纲《从军行》）中亦有所体现。杜甫的《房兵曹胡马》除了描摹大宛马的形神，“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亦影射了盛唐文人豪迈昂扬的心胸气概。汉唐时期中原王朝对西域的征服和丝路往来促进了骏马文化在诗歌中的发展，《全唐诗》约有120首咏马诗，骏马意象也分散在历朝历代各文学作品中，代表豪情力量和征服感，展现了时代风华与自信。

西域充满异域色彩的风俗文化也令文人纷纷赞叹和欣赏，他们创作的诗篇也为后世读者再现了古时盛世热烈灿烂的风情。其中与乐舞文化相关的诗歌表现力和感染力极强，韵味浓厚。如唐代张说的《亿岁乐》反映了古时西域龟兹国表演泼水、求雨、祈福、驱魔的歌舞戏——“苏摩遮”的风俗习惯，以及“苏摩遮”对中原风俗和艺术审美的影响，今人亦可由此观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的史实。与之相类的还有白居易的《胡旋女》、北宋沈辽的《龟兹舞》等，辞藻华丽丰富，形象地描写了西域乐舞的轻盈欢快、节奏热烈。唐代李颀的《听安万善吹觱篥歌》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西域艺人安万善的高超吹奏技巧和觱篥这种西域乐器声调凄清的特点。诗中“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和温庭筠《觱篥歌》中“夜听飞琼吹朔管”等诗句均说明觱篥虽出自龟兹，却已在中原流行；
“辽东将军长安宅，美人芦管会佳客”（岑参《裴将军宅芦管歌》）表现唐朝贵族在宴会上使用芦管奏乐。“龟兹筚篥愁中听，碎叶琵琶夜深怨”（刘商《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等诗句中更是同时出现了“觱篥”“琵琶”等多种乐器，说明宴会上西域乐器已经流行和本土化。这类诗歌体现了西域多彩的乐舞艺术形式在中原的传播之广和西域音乐舞蹈艺术对古代中原文学创作和流行文化的影响。且吹奏乐器在中原流行和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同质化倾向，反映出两种文化的长期融合以及中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继承和发展。①屈玉丽，胡可先等：《唐诗中“觱篥”“芦管”异同考》，《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玉器是西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贸易品之一，在诸多诗歌中被赞美或寄予丰厚寓意。如唐代诗人刘驾的《昆山》表面写西域大量玉石进入中原而致使中原的玉不再罕有，实为劝诫、讽刺豪奢风气；
元代马祖常的《河湟书事》“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写的是当时西域丝绸之路上波斯商人和中国商人进行玉石、丝绸贸易的社会现象。这两首诗亦表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原与西域广泛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清代乾隆帝为西域传来的玉器做过不少御制诗，其中最为代表性的玉器当属痕都斯坦玉。②按：周轩《从乾隆帝西域诗看新疆与中亚之关系》云：“痕都斯坦玉器……多追求纯净美，一般没有俏色，但部分玉器镶嵌金银或宝石，呈现典型的阿拉伯装饰风格。雕工与中国玉雕差异较大，由于痕都斯坦玉器设计精美，磨琢圆润，很受乾隆帝的喜爱。”参见周轩《从乾隆帝西域诗看新疆与中亚之关系》，《西域研究》2012年第2期。“羊脂比色脂嫌腻，楮叶方轻叶欠疏”（《咏痕都斯坦玉碗》）、“跗鄂承还叠，英华灿且沈”（《咏痕都斯坦玉盘》）等诗句从形态、颜色、质地等不同角度描摹了痕都斯坦玉做成的器物的轻薄莹净，另有其他诗作如《痕都斯坦白玉杯》《咏痕都斯坦玉壶》《题痕都斯坦玉荷叶洗》等，表达了乾隆帝对从中亚传来的玉器的赞美和喜爱，这些诗作也反映了因中原与西域及中亚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而繁荣的玉器文化。

古代西域诗歌的文学特征鲜明，文化价值突出，由这些诗歌了解我国几千年间西域地区绚丽生动的风土人情、纷杂起伏的政治军事、多元灿烂的文化交流、引人共鸣的情志情感，对于研究古代西域地区，尤其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等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也是对中国古代西域文学和西域诗歌研究的一点补充。然而这只是漫漫西域诗歌史长河中的冰山一角，更为具体细致的西域诗歌意象、情感解读和西域文学发展脉络探析，仍需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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