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志熙

“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新纪元和新传统。继承现代文学遗产、发扬现代文学传统，是今人的文化责任，搜集整理现代文学文献则是亟待开展的工作。近三十年来出版界陆续推出了一些著名作家的文集或全集，如鲁迅、郭沫若、茅盾、沈从文，以及巴金、老舍、曹禺、张爱玲等等，有人的作品甚至一出再出、不惜耗费，而与此同时却也有不少现代作家的作品处于散佚湮没状态，长期缺乏搜集、整理和出版。这是很不平衡的。

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过去狭隘的政治观念和派别意气，致使一些重要文学社团的骨干作家的文学作品，一直得不到认真的系统的收集和整理。比如陈西滢是《现代评论》-《新月》派系的骨干作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方文坛上举足轻重，可是他后来长期遭受政治上的贬斥，新时期以来也仍然受到学界冷落，致使其文学成就和文学遗产长期被埋没。二是一些现代作家英年早逝或长期远离文学热闹场，他们的作品便被埋没，亟待抢救性的收集与整理。如刘梦苇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诗坛上的重要人物，曾被誉为“新诗形式运动的总先锋”，可惜刘梦苇1926年9月病逝于北京，很快被人遗忘，他去世至今已九十多年了，还没有一部刘梦苇的诗文集结集出版。又如鸥外鸥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重要诗人，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蛰居广州、与主流文坛疏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更移居海外、寂寞终老，文坛和学界也淡忘了这位卓越的诗人，这是很可惜也很不公平的，由此也导致了学界对新诗发展史的片面认识。再如在小说创作方面，阿湛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与汪曾祺齐名的卓越新秀，可是他后来被打成右派、遣送青海劳改；
六十年代初死于彼地，从此被人遗忘，连现代文学研究界也很少有人知道阿湛其人其作。因此，抢救刘梦苇、鸥外鸥和阿湛这类作家的遗文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三是有些著名作家虽然也出版了作品集，但由于没有仔细收集且又缺乏严格的文献整理规范，其作品集所收文献的来源和版本往往含混不清，失收在外的作品还有不少，致使读者和学界对这些作家的理解不免片面以至失误。比如杨振声是新潮社的骨干成员、清华大学首任文学院长，曾被视为三四十年代北方文坛的领袖人物，可是坊间出版的“杨振声文集”之类，遗漏甚多且缺乏校勘，所以有必要重新辑录他的诗文，为学界和读者提供更全更可靠的文献。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辑存丛书》旨在收集和整理有特色、有成就而长期被遗落的现代作家作品，丰富现代文学的宝库，为读者和现代文学研究者提供完备可靠的文献，进而推动新文学传统在当代的进一步发展。该丛书首选上述五位现代作家——陈西滢、杨振声、刘梦苇、鸥外鸥、阿湛作为收集—整理对象。该丛书严格遵循文献学的学术规范，整理者努力搜求第一手的原始文献——出版的初版本或报刊上的初刊本，每个文本都注明原始出处，然后由本丛书负责人进一步增补、统一编排，对全部文献进行仔细校勘和适当注释，最后结集为《西滢文存》《杨振声文存》《孤鸿集——刘梦苇诗文辑存》《鸥外鸥诗文辑存》《阿湛小说散文辑存》五部文集，希望为保护现代文学遗产、发扬现代文学传统，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要之，拾遗补阙是本丛书的主要目的。这五部作家文集的编校就是拾遗补阙的结果。为免烦琐，这里且对五个作家的集子略作介绍，统置于各集之前，而不必再为各集另写前言了。

1.《西滢文存》 陈西滢（1896—1970），原名陈源，字通伯，江苏无锡人。西滢是他为《现代评论》周刊“闲话”专栏撰稿时使用的笔名，遂以名世。陈西滢16岁赴英国留学，先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22年冬回国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稍后并任系主任，1929年转任武汉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3年赴伦敦中英文化协会工作，1946年出任中国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1966年退休后侨居英伦，1970年3月29日病逝于伦敦。陈西滢是《现代评论》派的“主将”，与鲁迅、周作人论战，可谓旗鼓相当。他的《西滢闲话》是现代散文名作，梁实秋将他与胡适、周氏兄弟、徐志摩并称为五四以来五大散文家。陈西滢在1930年代淡出文坛、不参与争论，但仍有不少散文发表，在抗战时期写作了不少精彩的国际政治评论，赢得日本论敌的敬畏。陈西滢生前只出版了《西滢闲话》，去世后台湾地区出版了《西滢后话》、大陆出版了《西滢文录》，但只收了部分集外文，还有许多文字散在集外。为此，本丛书负责人与研究生杨勇共同发掘出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陈西滢的大量佚文，汇编为《西滢文存》，共收文八十余篇、三十二万言。这些新辑的文本，既有纯文学性的随笔文字和文学批评，展现出老练的文笔和透辟的批评识见，也有讨论国内外社会政治问题的时论政论，显示出广泛的社会关怀和开阔的国际视野，而又简练中肯，不像一般学院政论的肤廓不切实际。希望本集的出版能推动陈西滢研究的深入开展。

2.《杨振声文存》 杨振声（1890－1956），字今甫，亦作金甫，笔名“希声”等，山东蓬莱人，现代著名教育家、文学家。杨振声曾是新潮社的骨干成员，在文学上出道甚早，“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就致力于问题小说和乡土小说的写作，1925年又悉心创作了长篇小说《玉君》，名噪一时。杨振声留学美国专攻教育，1928年出任“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教务长兼文学院长，对清华中文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三十年代初杨振声受命创办“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的前身）并出任首任校长。抗战爆发后，杨振声受命参与组建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对战时高等教育和校园文艺的发展亦有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杨振声调任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中文系教授，1956年病逝于北京。杨振声是三四十年代北方文坛的领袖人物，曾经提携沈从文、萧乾等文学后辈，但杨振声自己在生前只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玉君》，去世之初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了他的小说选集《玉君》，薄薄一册而已。其实，在现当代报刊上还散存着杨振声的大量作品。近二十年来虽然出版了几本杨振声的“选集”“文集”之类，但这些集子大都收集有限且未作校勘。本丛书负责人曾经整理重刊过杨振声的散文，此次辑校文献、汇编为《杨振声文存》，逾四十五万言，是杨振声作品的首次完整汇集和严格校勘本，希望此集能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比较完备可靠的文本。

3.《孤鸿集——刘梦苇诗文辑存》 刘梦苇（1904—1926），原名刘国钧，湖南安乡人，幼年失父，母亲改嫁，他与祖母相依为命。1923年刘梦苇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成为一个热心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新诗人，与湖南工人运动的领袖黄爱、庞人铨是同志和好友。毕业后的刘梦苇辗转北京、上海、宁波等地，艰苦谋生而不忘创作。兹因患肺结核病而又因病失恋，终致一病不起，1926年9月9日病逝于北京。刘梦苇是湖南本地从事新文学创作的第一人，是新文学青年沈从文、胡也频等人的领路人，并被朱湘推为“新诗形式运动的总先锋”。他的新格律诗论及诗作影响和启发了徐志摩和闻一多等新月社诗人，连眼高于顶的哲学家张东荪也特别赞赏其新诗《铁道行》为杰作。诗歌之外，刘梦苇还写有话剧三部、小说集一部，散存在报刊上的还有不少小说、散文和杂文。刘梦苇生前只出版过短篇小说集《青年的花》，临终前曾自编诗集《孤鸿集》、转托诗人朱湘谋求出版，但辗转因循，未能如愿，诗稿也丢失了。迄今刘梦苇病逝已九十多年，其临终遗愿仍未能实现。本丛书负责人多年来不断收集，积少成多，渐成规模，现汇编为《孤鸿集——刘梦苇诗文辑存》，约二十五万言，仍用诗人生前题名，以示纪念。同时汇集了其生前友好的怀念文和编校者的考证文，以便读者参考。

4.《鸥外鸥诗文辑存》 鸥外鸥（1911—1995），原名李宗大，广东东莞虎门镇人。1929年在广州开始新文学写作，随后赴上海致力于新诗创作，是三十年代新诗坛上的“新感觉主义者”。1936年鸥外鸥转向左翼，抗战初期奔赴广州、中国香港，积极开展抗战诗歌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赴桂林，成为独树一帜的左翼现代主义诗人。抗战时期的鸥外鸥曾任穗港两地中学教师、香港国际印刷厂经理、桂林新大地出版社编辑等职，战后任教于广州国民大学、华南联合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华南师范学院、香港中华书局广州编辑室总编辑。1991年鸥外鸥赴美国依女儿居，1995年春病逝于纽约。在长达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鸥外鸥只出过诗集《鸥外诗集》《鸥外鸥之诗》和两部儿童诗集《再见吧，好朋友》《书包说的话》，且流传不广，寂寂无闻，以至于二十一世纪以来还被人称为“文学上的失踪者”，还有人撰文辨析“鸥外鸥”是不是刘呐鸥。其实，鸥外鸥是新诗史上兼容左翼立场与先锋艺术的卓越诗人，其诗歌艺术成就不在徐志摩、闻一多和戴望舒、卞之琳之下。本丛书负责人与博士生刘璐和张静轩合作收集整理鸥外鸥诗文，数年来陆续辑录到鸥外鸥的大量集外诗文，如抗战及四十年代鸥外鸥在各地发表的诗文佚篇，以及自五十年代以迄九十年代在香港发表的众多作品，汇编汇校为《鸥外鸥诗文辑存》（含少量译文），约五十五万言。这是鸥外鸥作品比较完整的首次汇集。可惜的是，一直无法与远在美国的诗人女儿取得联系，版权费且挂在账上待领。

5.《阿湛小说散文辑存》 阿湛（1925—1960？），原名王湛贤，浙江绍兴人，是作家柯灵之姊高筠贞的次子。四十年代初日军进犯浙东，正读中学的阿湛失学，辗转流浪。后来阿湛赴上海，被舅舅安排在文学刊物担任校对等工作，随即开始尝试文学创作，天才初露且勤奋异常。四十年代末阿湛接连出版三部短篇小说集《栖凫村》《晚钟》《远近》，成为崭露头角的文坛新秀，其出色的文学才华让一些文坛前辈叹赏不已。新中国成立后，阿湛在上海《新民晚报》从事编辑和采访工作，创作渐少。1957年9—10月间，阿湛因言论获罪，被打成“右派”，流放青海劳教，从此失去消息。据传闻，在六十年代初的某个冬日，阿湛病逝于青海，被埋于雪地，春暖后曝露，为野兽所食，从此尸骨无存，湮没无闻——除了著名文学批评家李健吾在二十八十年代的一篇回忆文章里为他叫屈外，很少有人再提及阿湛其人其作。其实，阿湛当年与汪曾祺齐名，是出色的文坛新秀，他继鲁迅之后对绍兴的民物风俗作出了全面的生动的描写，并成为芦焚（师陀）之后擅长运用系列小说的形式系统表现城乡生活样态的出色小说家。除以上三个集子外，阿湛还有数十篇小说、散文、杂文散存于报刊。《阿湛小说散文辑存》是阿湛作品的首次结集，共收小说散文一百二十余篇，若干疑似之作，则编为“疑似文存”一辑，全书近三十万言，希望由此使阿湛的文学心血得以留存和流传。

1928年9月陈西滢带着妻子凌叔华离开了是非之地北京，转赴武汉大学文学院担任教授和文学院院长，从此将文坛的嬉笑怒骂置之脑后，认真地从事教学和院系的建设工作，不再介入任何文坛是非之争，甚至给人有意远离文坛之感。也因此陈西滢从此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这其实是他所期望的状态——一种比较安宁的生活环境和可以安心工作的状态，能够转入对文学、文化以至于国际政治问题的严肃评论，在三四十年代仍然撰写了不少心平气和、中肯论议的散文文字，但也因为文字不再富有锐气和火气，所以也就不再被时人和后人注意了。当然，人们并未忘记陈西滢，只是人们所牢牢记住的陈西滢，仍只是那个与鲁迅论战的陈西滢，人们仍只是满足于按照鲁迅精心选择的文献、按照鲁迅定下的调子来继续批判着陈西滢。

由于自己的专业是现代文学研究，后来看到的旧报刊渐渐多了，也就渐渐地对加在陈西滢头上的罪名有了怀疑，于是也就萌生了收集陈西滢的集外文字的意愿。可喜的是，二十一世纪以来民国旧报刊数据库上网了，这给文献收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间尝翻阅各地的旧报刊，不时会发现一些不见于《西滢闲话》《西滢文录》两集的“西滢”或“陈源”的文字，于是随手录存了一些。2012年秋天杨勇同学来清华读硕士，稍后我和他商定以“陈西滢集外文整理与研究”作为其硕士论文题目。为此，杨勇同学专程赴武汉调查武汉大学的旧刊物以及《武汉日报》等报纸，果然颇有收获，频频来电邮报告好消息；
与此同时，我也陆续找到了陈西滢在抗战时期写的许多国际政治评论，以及二十年代的“闲话”剩余。这些就是我们编校这本《西滢文存》的基础。2015年杨勇硕士毕业后回故乡宁夏做基层干部，仍然利用工作余闲，录入了本书的大部分文章，然后由我补充了一些文章，并校注了全部文稿。由此形成了现在这本《西滢文存》的三个部分：二十年代的“闲话拾遗”、三十年代的“随笔辑存”和最后的“抗战文录”。1943年陈西滢赴欧洲任职，终于彻底脱离了中国的文坛与舆论界，不再有文字发表了。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陈西滢在抗战及四十年代撰写的国际政治评论。政治学乃是陈西滢的专业所长，他在三十年代就开始这方面的写作，抗战及四十年代几乎全心用力于此，中国的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也证明了陈西滢的不少分析是相当准确的预判，这为他赢得了日本论敌的尊敬。而有趣的是，那时的武大学生也大多不知写这些文章的“陈西滢”和教他们课的“陈源”是同一个人！陈西滢在一篇随笔《谈声誉》里曾说：“最有味的是一位政治学的权威。他写文章用一个名字，甲，教书另用一个名字，乙，他系里的一个学生——也许是不大上课的学生吧—— 一天对人说，乙是不行，甲倒很不差。”这里说的其实就是他自己的遭遇。而《谈声誉》以及《行政效率的趣剧》等随笔，则是陈西滢应老友刘英士之请“重新出山”后的散文杰作，其典范的知性风范，显示出这位文章老手的老练与通达。

至于二十年代的“闲话拾遗”，都是《西滢闲话》和后来的《西滢文录》未收的，有些“闲话”恰是当年论战的是非曲直的重要证言。多年来人们都是以单方面的言论为依据，以为陈西滢当真是可恶的伪君子和可恨的哈巴狗。其实，陈西滢乃是真心爱护学生、同样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爱国文人，他只是不愿学生们成为激烈对抗的政治牺牲品，因而对极力鼓动或反刺激学生的不负责任言行看不下去而有所批评。不料周作人等《语丝》派人居然拿“女学生可以叫局”的险恶谣言栽赃于陈西滢，试图在群情激愤中置他于死地；
并且该派文人还屡次传扬陈西滢的女友凌淑华抄袭，以至于几乎把《语丝》第63期（1926年1月26日出刊）变成攻击陈西滢、丑化凌淑华的“专号”，这一切都跟周氏兄弟的直接支持或间接怂恿相关，显示出自以为新文化人的《语丝》派文人搭伙肆行人身攻讦的封建行帮作风。这才逼迫陈西滢出手反击，由此牵连到鲁迅，鲁迅自然“不能带住”，陈西滢则决然脱离了骂战。

窃以为，不懈的战斗精神诚然难得，果决的脱离战斗其实更难，因为那意味着对骂名的默默忍受，所以是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的。1947年12月末诗人冯至曾为文专论“批评”与“论战”之区别，乍看似乎对二者并无轩轾，其实比较肯定的乃是批评性随笔的平情说理之风度，而对论战性杂文的嬉笑怒骂之做派特别提出了警告，最后的结论更是慨乎言之——

“平理若衡，照辞如镜”，是批评家应有的风度，“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是论战家在自身内感到的不能推脱的职责；
批评家辨别是非得失，论战家则争取胜利；
前者多虚怀若谷，后者则自信坚强；
前者并不一定要树立敌人，后者往往要寻找敌人；
前者需要智力的修养，后者则于此之外更需要一个牢不可破的道德：正直；
批评如果失当，只显露出批评者的浮浅与不称职，若是一个论战家在他良心前无法回答那些问题，他便会从崇高的地位翻一个筋斗落下来，成为一个无聊而丑恶的人。（冯至：《批评与论战》，《中国作家》第1卷第3期，1948年5月出刊）

这辨析切中肯綮，尤其是对论战杂文的危险之警告——若一心克敌制胜因而道德自高、师心自用、无所不为、任性而作，往往会走向反面、跌入丑恶——是值得杂文家深长思索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年过六旬的杨振声被调往边远的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的前身），不久就病逝了。由于过早去世，他一度不受现代文学研究者之重视亦在情理之中。当然，人们并没有完全遗忘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孙昌熙、张华二位先生编选的《杨振声选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此书编选精心，许多作品都是从报刊上抄录的，很不容易，因此出现一些文字讹误问题，也是可以谅解的。此后也不断有杨振声的“选集”“文集”之类问世，但大多照抄孙、张之选，因人成事，而编选率意、多是商业化的出版物，实无足多者。

我在2014年撰写《气豪笔健文自雄——漫说文坛健将杨振声兼谈京派问题》时，就深感杨振声的文字需要重新收集和整理，乃整理发表了《杨振声随笔复原拾遗录》，但由于顾虑工程量大，尚未下定决心自己来做全面的收集整理。后来随手把一部收文较多的杨振声文录与原版原刊稍作对校，遗憾地发现该书在校对和校勘上太疏忽了，那是会贻误读者和研究者的。于是才下决心从头做起，这就是《杨振声文存》的编校缘起。2017年正式启动了编校工作，选修我的现代文学文献课的清华研究生们，一边听课讨论，一边帮我录入杨振声的作品。参加录入工作的有前后两届同学，他们是程帅、石世豪、宋祎凡、巴达伟、杨晨、柯盈如、李聪、苏心、许雪菲、涂荀粲、本杰明、袁翠、刘雨桐、何沐霏、袁梦颖，真是人多力量大，同学们分工录入了近百篇杨振声的作品，为本书的后续编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近两年我又陆续补充了四十余篇新发现的佚作，并对全稿进行编辑、校对、校勘和适当的注释。由于疫情的阻挠，新发现的文献，有些我只知出处而碍难找到原刊，幸好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陈越兄是找旧报刊的“圣手书生”，我但凡有所求，他无不想方设法帮我找到。如杨振声发表在北京《新民报日刊》上的长篇童话《和平鸽旅行团》，按说有线索可寻，然而所谓北京《新民报日刊》却遍查无着，后来陈越认为可能是新民报社在北京出版的《新民报日刊》，恰与在上海出版的《新民报晚刊》相对应，于是在这两份报纸上都找到了《和平鸽旅行团》的连载。有些文献则是随意浏览旧报刊的意外收获，令人有喜出望外之感。如杨振声1932年5月22日发表的骈文《〈大公报〉万号纪念》，就是陈越翻阅报纸偶然发现的，而杨振声发表在1949年5月30日香港《大公报》上的书信《谈沈从文的近状》，则是我偶然碰见的，没想到那时最接近沈从文的杨振声在最近的时间里有这样一封书信……

鉴于既往的杨振声“选集”“文集”之类缺乏校勘，甚至缺乏校对，所以本书严格按照文献学的规范，收文以初版、初刊为底本，与后出版本或刊本对校，无法对校的，则慎用理校，凡所校勘皆出校记，而不改原文，同时对其中的中典、外典和今典，略作注释，以便读者参考。只有找到文本的原件，才能避免辗转挪录之误。为此要特别感谢山东师范大学的李宗刚先生和他的学生，热情帮助我找到了久觅不得的《国立青岛大学周刊》第1期（1931年5月4日出刊），为发表于该期的“校长报告”（今收入本书的《国立青岛大学的已往和将来》）提供了可靠的底本。吉林大学的张涛兄也费心为我寻找杨振声荣获东北人民大学首届科研成果的论文《水浒的艺术性》，虽然仍未找到，厚谊仍可感念也。此外的杨振声文字，可能还有点吧，但不会很多了。在创作量大的当代文人看来，这四五十万言是何等的区区之少也，可想想杨振声是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和颠沛的流转之中，忙里偷闲撰写出这些文字的，而其中至少有十篇小说和十篇散文都堪称是现代文学的精品之作，也就足够了。

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学习现代文学，只知刘梦苇是一个薄命诗人，那时能看到的也只有他的一两首别致的爱情诗。稍后攻读现代文学方向的研究生，读书的范围扩大了点，也只能在朱自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新诗集》、陈梦家编选的《新月诗选》、蓝棣之先生编选的《新月派诗选》里读到刘梦苇的六七首诗而已，并且这两部“新月”诗选都把刘梦苇置于末尾，仿佛他只是著名的“新月诗派”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尾巴。因此，当八十年代后期的某一天突然读到诗人朱湘回忆说：“我还记得当时梦苇在报纸上发表的《宝剑之悲歌》，立刻告诉闻一多，引起他对此诗形式的注意，后来我又向闻一多极力称赞梦苇《孤鸿集》中《序诗》的形式音节，以后闻一多同我很在这一方面下了点工夫，《诗刊》办了以后，大家都这样作了。”朱湘因此赞誉刘梦苇是“新诗形式运动的总先锋”（朱湘：《刘梦苇与新诗形式运动》，《文学周报》第335期，1928年9月16日）这话让我颇感惊讶，而又将信将疑。因为有此疑惑，我也就从那时候起开始留意收集刘梦苇的遗作，渐有收获，……到了新世纪的2006年刘梦苇逝世八十周年的前夕，特意撰写了《孤鸿遗韵——诗人刘梦苇生平与遗作考述》一文，公布了个人收集的初步结果，并在文末呼吁——“对薄命诗人来说，最大的不幸也许并非肉体的死亡，而是其艺术心血的湮没。所以，希望那些掌握着刘梦苇其他佚作的同行与我联系，大家帮忙给这位薄命诗人编一本集子吧。”次年，又写了《孤鸿遗韵再拾——刘梦苇另一些诗作失而复得记》，公布了一些新收获，文末并再一次呼吁：“所幸遗作的收集已粗具规模……把这些作品编辑起来，应该是不薄的一本。可是有哪个出版社愿意将这些遗作汇集出版么？我不知道，但私心仍然祈望有贤明的出版家愿意玉成其事，那对不幸早逝的诗人之灵当是莫大的告慰。”为此，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托关系”，拜托了湖南文联的一位负责人，把这个文章交给诗人家乡文联的刊物《理论与创作》发表，私心是希望能引起诗人家乡有关单位的注意，以便在他们的文化出版计划之中给刘梦苇的遗作留一点小小的余地。可是，一切如石沉大海无消息。我只能继续收集、继续等待机会。

又过了十年，我自己有了一个小项目和一点经费，出版终于有望了。于是以刘梦苇遗作的整理打头，动员清华中文系的研究生们帮助我录入文稿，同时也作为他们搜集文献的学术练习，我自己也着手补充、编辑和校订工作。同学们的支持是难以忘怀的，虽然他们大都早已毕业离校了，但还是在这里记下他们的名字——曹学聪、刘璐、邱叶红、曹翰林、陈旻、周寻、马海波、赵珮卿。其中好几个同学都发表了关于刘梦苇的小论文。有的同学在文献上有自己的独立发现，如来自马来西亚的研究生赵珮卿，居然在1925年7—8月间的马来西亚《新国民日报》副刊《南风》上发现了一篇刘梦苇的小说《爱的死》，这个小说在国内也还不知发表在何处——我根本就闻所未闻！同时，鲁迅博物馆的陈洁女士也热情提供了鲁迅保存的刘梦苇给《莽原》投稿的两首诗手迹照片，其中一首是未发表的遗作，至今墨迹如新，令人感慨万千。在前年的最后校订阶段，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陈越兄又帮我找到刘梦苇早年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的短文《想！花的不幸》及刘梦苇的剧作《纪念日——为黄、庞三周年纪念作》。以我个人之力，这些佚作是不可能找到的，所以特别感谢陈越兄的无私帮助。

到现在才出版这本集子的确是太迟太迟了，但这位才华杰出的诗人在病逝了九十五年之后，终于有了属于他自己的一个集子，其文学心血因此得以存留，这毕竟是一件可感安慰的事情。

我的手头至今还保存着鸥外鸥的几首早年诗文复制件，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在北大读书时复制的，复制件已然发黄，初读时的惊讶却还记忆犹新，而那时的诗坛学界几乎不知道鸥外鸥的存在——直到最近才检索到两广地区的学者在八十年代还是讨论到鸥外鸥的，只是未引起主流学界和诗坛的注意。事实上对鸥外鸥的忽视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可喜的是新世纪以来大量旧报刊进入数据库，我在继续披阅中续有收获，渐渐增进了对鸥外鸥及其诗文的了解。恰好在这个时候，受严家炎先生之命参与他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项目，由我负责抗战及四十年代文学史的编写，便借此“公差”之机把鸥外鸥及其诗文写进了这部文学史，稍后又写了一篇专论。只是那时文献积累毕竟不足，解读也就不免出错。比如我曾根据刊发本把鸥外鸥的一首“政治抒情诗”《无人岛先占论——进军无人岛事件》错误地解读为对意大利法西斯的批判，而没有注意到此诗收入《鸥外诗集》时定题为《无人岛先占论——法国进军无人岛事件》。按，法国殖民当局1933年4月在越南组织“远征队”，侵入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岛、安波沙洲、太平岛、南钥岛、中业岛等9座岛洲，强行树国旗、埋占领碑，随后便宣布将南沙群岛划归巴地省管辖。所以鸥外鸥的这首“政治抒情诗”其实是对法国殖民当局的讥斥。现在借此机会自我纠正一下，以免我的误解继续贻误读者和其他研究者。

由于这些因缘和教训，让我深感搜集整理鸥外鸥诗文的必要。辑录工作得到了清华中外文系研究生的积极协助：2018年刘璐同学辛苦拍照、率先录入了《鸥外诗集》和《鸥外鸥之诗》以及若干集外诗；
2020年印筱萌、苏心、邵同琨、赵依诸同学又帮忙录入了鸥外鸥的四个小集子《再见吧好朋友》《动物生活趣谈》《奇异的动物》《书包说的话》；
2021年前半年张静轩同学又补录了鸥外鸥的一些散文并初校了部分文稿。在此基础上，我一边核订已录入的文稿、一边加紧搜寻、补录鸥外鸥在抗战时期的散佚诗文和新时期以来在香港发表的诗文，得到了各地友朋的热情帮助：重庆三峡学院的李朝平博士、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的欧阳开斌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的李佳伟博士、武汉大学的金宏宇教授和他的博士生马天娇、中山大学的陈希教授、广西大学的彭林祥教授、广西师范大学的黄艺红副教授，都急公好义、及时援手，令人感念在心；
尤其要感谢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陈越兄，他连月来冒着疫情的危险和酷暑的考验，赴国家图书馆帮我查找文献，几乎将新中国成立后鸥外鸥发表作品的报刊一网打尽，并发掘出《巴比伦志异》等新中国成立前的作品，帮助我完成了本书最为烦难的部分。

鸥外鸥创作六十多年，作品丰富而散佚各处，我们竭力辑录而仍然力有未逮，难免遗漏和遗憾。比如在鸥外鸥主编的《中学知识》第1期（1939年8月出刊）目录上有他署名“林木茂”的《烟草植物学》和署名“江水涣”的《吻的地理学》，可是我们只能看到数据库却找不到原刊，不知这两篇作品到底刊发了没有；
又如诗人自己叹息找不到的“在《国际展望》上的《‘我的奋斗’》”，我们仍未能找到这个刊物和这篇作品；
又据说1933年鸥外鸥和章石承等组织“孤帆社”，出版《孤帆月刊》四期，可遍查南北图书馆都找不到此刊踪迹；
再如鸥外鸥主编的诗刊《诗群众》的第1期和第3期也久觅不得；
此外，鸥外鸥主编的《小朋友》杂志仍有若干期未见，而在该刊连续发表生物-地理知识散文的“林木盛”和“江水长”则很有可能也是鸥外鸥的笔名……这些都只能暂付阙如。而最感遗憾的，是一直未能与远在美国的鸥外鸥女儿李和子女士取得联系，希望她以后知道此事，能谅解我们的冒昧从事。

二十多年前偶然在旧刊物上读到一个署名“阿湛”的作家的小说，很好奇这个奇特的笔名，也很惊讶他的小说的清新别致，后来才略知他的不幸遭遇，出于同情和惋惜，我渐渐地关注起阿湛来。每当翻阅旧报刊数据库时，看到有阿湛的作品，就随手记下来备份。如此慢慢存档，渐积渐多，于是决定为阿湛编一本《阿湛小说散文辑存》——我知道，多一个阿湛或少一个阿湛，并不足以改变中国现代文学史，可是，何妨收集整理一下让其重见天日呢？

仍然是一帮清华中外文系的研究生们，在2017—2020年间帮我录入了阿湛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和部分集外作品。这些同学是程帅、苏心、涂荀粲、杨北辰、柯盈如，感谢他们的辛劳，为本书的整理打下了基础。从2020年冬天和2021年初，我对照着阿湛作品的原版本和散篇作品的原刊本，着手校订已录入的文稿，并着力打捞一些不易找到的阿湛佚作。在补充和校订过程中，仍然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陈越兄给予我最大的帮助——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乃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旧报上找到不少署名“阿湛”的作品，并且发现了阿湛用“可甚”的笔名在上海的《新民报晚刊》和南京的《新民报》上发表的散文和杂文，这真是出乎意外的收获，令人格外高兴。同时，我也发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民报晚刊》的一个记者“陈恕”在该报上发表的一些通讯报道和改写的古代儿童故事等，这些文字也很可能出于阿湛之手，但为了慎重起见，还是编为“疑似文存”，而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谢谢陈越兄的热心帮助，回想我们俩在电邮上交流文献新发现的日子，真是令人一则以喜、一则以悲的记忆。

出身贫寒、自学成才的阿湛，的确是个很聪明很善于向前辈学习的人——他以故乡绍兴“栖凫村”为中心的系列乡土小说，很可能受到他当时接触到的著名作家芦焚（师陀）的系列小说《果园城记》之启发，着力抒写江南乡镇的生活与人性之形形色色，内容相当丰富而文笔摇曳多姿，有些篇章甚至令人想起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
阿湛的另一些小说以个人的流浪生活为本，如同艾芜的《南行记》一样生动地抒写出一个年轻学生艰苦挣扎中对人情冷暖的体验和成长意识的自觉。这两类小说共有的抒情化、散文化的笔调，读来亲切感人。

阿湛其人其作几乎不为现代文学研究界所知，所以谨就个人眼目所见，也搜集了几篇与阿湛生平有关的文献，附录在集末聊供参考。其中有当年揭发他的“右派”言论的新闻报道，也有阿湛的个别朋友在日后的点滴回忆。把它们综合起来看，大体可以推知：阿湛之所以被打成“右派”，除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世风外，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交了一个爱好文学的美丽女朋友：这个女朋友是那时的“官二代”，她在天地玄黄之际移居香港，穷小子阿湛却无钱无法追随，二人从此隔绝而又难以忘怀，正是这个积郁使年轻的阿湛在新中国的时日里不免心怀怏怏，以至于忍不住发一些不满时世的怪论。由于口无遮拦，阿湛的这些言论在《新民晚报》报社里是“有口皆碑”的，他也就在不自知中为自己种下了祸根，在反右运动中被揭发以致被遣送到遥远的青海劳教……待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被称为“最美丽的台湾女作家”的郭良蕙从台湾地区回来，重访《新民晚报》社来寻找旧友阿湛，可是阿湛早死了……如此遭遇，仿佛是一篇凄美的爱情小说——小说家阿湛大概想不到，他自己用年轻的生命书写了这样一出爱情悲剧，社会不仁如斯，美好的感情往往难有美好的结局！

前辈们的文学心血是值得珍视的。本丛书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和质地，实源于诸多友朋和研究生同学们对这些前辈的文学心血之珍重，故此才会慨然相助，才能集腋成裘，这是最让人欣慰和感谢的。同时，也特别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及其编辑熊艳女士，能闻讯而起兴、主动与我联系、慨然惠允出版，并同意我按照严格的文献学规范来编校这套书，还一再为此延长交稿期限，使我终于能够保证质量地完成编校工作。最后，我愿意老实承认，之所以把这套书的总序和各集的编校后记连缀起来在刊物上发表一下，并非为了多发一篇所谓论文，而是借此给诸位前辈的文学心血做一个小广告，希望有人愿意买来读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