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振环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433)

中国大陆高校历史系的教师讲授“中国历史文选”，大多依托周予同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简称“周本《历史文选》”)这一教材。自20世纪60年代初问世以来，周本《历史文选》上下册累计发行量高达40余万册，被教育部列为国内高校文科相关专业首选的“优秀教材”。笔者之前利用文本、档案和口述资料，完成了《经典创造与学术传统：周予同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1)发表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全面复原了这一经典教材的生产过程，指出该教材在选篇上重在养成学生的历史观念、注意选材的典型性和多样性，以及注重选篇之间的关联性，以使学生充分理解历史的复杂性。论文还从首注、述注、校订、纂集、存疑等方面，对这一经典文本在校勘和注释方面予以高度评价。

周本《历史文选》教材的故事里还套着一组课程讲授的情节。与教材编纂密切相关的还有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开设的同名课程。本文尝试在前一篇分析论证的基础上，以遗存的生动有趣、更感人的口述和档案资料，结合自己亲身经历，阐述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以周先生引领的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团队，在亦教亦编的过程中，如何完成《中国历史文选》这一教材的编纂和修订，同时将“中国历史文选”这一经典课程的教学，成为体现复旦严谨、求实、创新和批判这一学术传统的经典案例。

1956年筹划主编《中国历史文选》教材的主角是周先生(1898—1981)，之前他已经开始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讲授“中国历史文选”一课。1961年5月，他受中央教育部的委托，编选一本供全国综合大学历史系用的《中国历史文选》，而且还要赶在当年秋季开学前出版。于是，他亲自动手挑选文章，动员了当时在中国古代史教研组任职的大部分青年教师，除担任行政事务的秘书黄世晔(2)黄世晔(1919—2020)，出生于江苏宜兴。1938年考取西南联大经济系，1943年毕业留校研读历史学科。1958年起任教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曾是周本《历史文选》编纂的主要参与者。先后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和拉丁美洲研究室工作，曾任历史系副系主任，著有《墨西哥通史》等。刘金华、李春博主编：《教兼西东 志笃初心——黄世晔先生纪念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和助手朱维铮外，参与编撰人员有苏乾英(1910—1996)、汪槐龄(1920—2020)、邓廷爵(1922—1991)、赵人龙(1923—1972)、徐连达(1931—2019)、丁长洪(1934—)、唐玉田(1934—)等。刚刚留校的青年教师朱维铮作为助手穿梭于他与各位教师之间，做该书编纂的协调工作。

周本《历史文选》的每篇文稿的题介与注释，都是周先生亲笔改定，从五月中旬忙到七月中旬就交稿了，前后只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十月间便出书了。周本《历史文选》分上下两册，上册1961年5月启动，同年夏天即告完成，(3)周予同：《中国历史文选·三版前言》，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页。作为中国高等学校文科历史专业的课程之一，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各种典型的历史作品，培养学生阅读并运用一般文言文史料的能力，也向学生介绍一点有关中国史料学和中国史学发展概况的常识。周本《历史文选》上下册初版、再版、三版的时间并不一致。1961年10月中华书局初版上册，上册选录篇目涉及：《书》《诗》《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世说新语》等。从编纂工作的启动到正式初版，前后仅仅半年，从编选、整理、校点和注释，直至排印、校对到出版，这样的高效率，即使放在今天都很难令人想象，周先生的这一编纂计划一定是激活了这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们内心智性和感性的巨大力量。

1961年周本《历史文选》上册出版后，颇受好评，学界期盼能早日看到下册。1962年暑期，已经65岁的周予同先生和古代史教研室的几位青年教师仍在忙于完成《中国历史文选》下册的初稿编纂。30多年前就注释过皮锡瑞《经学历史》的周先生，对古典注释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注释有简注、详注、集注好几种，注释得好，使后人从事研究工作，可以节省许多精力。我国的古籍浩如烟海，不可能全部都详细注释，或者译成现代汉语。如果能对一般名著都加以简注，就很不错了。这本文选，为了适合教学的要求，采取简注的办法，尽管‘简’，每字每句却也丝毫不得马虎。”例如下册有夏燮的《中西纪事》中的一篇，夏燮官卑职微，事迹很少见于一般史书，为了查考其生平和著述，周先生费了很大的力气，翻阅《安徽通志稿》等资料，还借得夏燮好友平步青的《樵隐昔寱》，加之请教专家，才弄清了夏燮的生卒年月、生平和著作。他还时时教导青年人要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于所引用的资料，每字每条都要有根有据，即使抄录前人的片言只语，也要注明出处。(4)荣申华：《字斟句酌，百改不厌——访周予同教授谈〈中国历史文选〉的编注》，《文汇报》1962年8月24日，第2版。

下册初版于1962年12月，先作为试用教材全国发行。1962年上册初版重印时，又对初稿中“不当之处”做了“必要的改正”。1964年完成上册二版修订，1965年修订下册，但未完成。1977年第三次修订上册，1979年上册以第三版面世，仍作为高校通用教材。下册经周先生和朱先生修订后，再版于1980 年11月。因周予同先生健康欠佳，委托朱先生执笔修订，下册三版修订本于1983年面世，“只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下略事订补”。(5)朱维铮：《中国历史文选·再版重印附记》，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页。

周本《历史文选》首先突出的是不完全按文字体裁及难易程度来排列篇文的先后，而“按时代先后排列，养成学生历史观念”。这一点最早在周先生的编辑计划(草稿)中已经提出。在1979年修订本中这一编撰观念更加突出，如特别增加了甲骨文和金文的“武丁卜辞”(二则)和“大盂鼎铭”。选文上起先秦甲骨文和金文，下迄魏源《海国图志》和梁启超《新史学》。20世纪80年代，朱先生在致编辑姜俊俊的信函中提出了修订版目录前后调整的学理依据：“篇目选到清末为止，一则避免辛亥革命后选谁不选谁的问题；
二则略压缩字数，故原拟选的末篇，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写于五四前夕)，决定取消，可压掉二万余字。章炳麟与梁启超两书，也依写作时间，调整了次序，这样以《新史学》殿尾，似可为多数人接受。”(6)《朱维铮致姜俊俊信稿》，20世纪80年代，此件藏上海古籍出版社。这样的篇文前后安排，一方面表达了博古通今的气象，另一方面也是主编周先生及其修订者朱先生涵泳旧学、绍介新学旨意的表达。

其次，注意选材的典型性和多样性。如有作为最早档案文献汇编的《尚书》，也选择了作为史料的《诗经》；
作为国别史的《国语》和《战国策》；
有正史、实录(如《明实录》)，也有不同类型的札记和笔记，如《世说新语》《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
有典志体史书的《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
有编年体代表的《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长编》，以及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
有第一部学案体学术史的《明儒学案》，也有百科全书式的世界史地文献《海国图志》。在1979年修订本中更加强了这一特色，上册增加了谱牒文献的《世本》，2013年最后修订本中以《诗经》《七月(国风)》、《公刘(大雅)》和《閟宫(鲁颂)》，完整地呈现了《诗经》风雅颂的不同面貌；
下册增选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海外游记《大唐西域记》和著名读书札记《日知录》。不仅在不同史书的选材时是如此，即使同一本史书中的选篇也贯彻这一典型性和多样性的原则，如正史《史记》，除了选用“本纪”(《秦始皇本纪》)、“世家”(《陈涉世家》)、“列传”(《孙子列传》)及其“类传”(《货殖列传》)，当然还有“表”(《六国年表》)。这为学习者全面了解中国史书的体裁，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注意选篇之间的关联性，以使学生通过历史选篇来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如《尚书·牧誓》和被认为是孔子删书留存的《逸周书·克殷解》，两篇都是记述武王伐纣的故事。《牧誓》是一篇武王克商前的战争动员令，而《逸周书·克殷解》则记述了征服殷纣王的过程，内容较之《牧誓》为丰富，两者有某种互文关系。周本《历史文选》1979年修订本增补了《楚辞·天问》，将《诗经》和《楚辞》形成一个系列，贯彻了诗中有史的理念。从《史通》的“六家”、“二体”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书教》，都可以见出编者突出史书编纂体例的深意。魏晋南北朝有三大史注，即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和刘孝标《世说新语注》，而选编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即《三国志》卷一·魏志卷·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俭啬”和“汰侈”，除传达三书各自的典型性外，还有突出互相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性的用意。编选者在选编过程中的独具匠心，于此可见一斑。

周本《历史文选》的编选和修订同样有着时代的影响，其编刊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从上海档案馆保留的关于教材修订的档案可见，1961年9月1日上海高教处发文，要求设立审阅环节，审阅人的名单由主编单位与审阅单位商定。周本《历史文选》的审阅人最初确定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周谷城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束世澄(7)束世澄(1896—1978)，字天民，号秋涛，江苏芜湖人。幼入私塾，1911年入安徽法政学堂，毕业后在芜湖任私塾教师。1920年考取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次年正式录取文史地部，师承柳翼谋先生。1924年起在南京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执教。抗战时期为四川大学和安徽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安徽政治学院教授。1949年后，执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著有《洪秀全》《中国封建社会及其分期》等。担任，但周先生对后者作为审查人尤其不满意：“束世澄对历史许多问题的看法，与我根本不同，如何审查。”(8)“上海市高教局批文”，上海市档案馆卷宗B243-1-226,1961年9月21日，下凡引用的档案卷宗，均承上海海洋大学孔维恒博士提供(下同，恕不一一另注)，特此鸣谢！周先生说自己领导的《历史文选》的编撰团队意见是统一的，但在上海则有人批评他“右”，在北京又有人批评他“左”，“使我左右为难”。(9)《文科教材编选工作汇编》(5号)，上海档案馆卷宗B243-2-268-44,1961年6月16日。1964年由朱先生执笔撰写的《文科教材编选工作汇报》(44号)称上下册的修订工作已基本完成，但其间抽掉了三篇宣扬大汉族主义的文章，增加了五篇记载农民起义和文化思想方面的文章，注释也加详了，并吸收了外地同行的合理意见；
解题的变动大，三分之一以上是重写的。(10)上海档案馆卷宗B243-2-460，1964年。很明显，这是受到来自“左”的压力。其中所述抽掉了三篇“宣扬大汉族主义”的文章，具体不详，笔者认为是范晔《后汉书》“班超传(卷七七)”、《明实录》的“朱元璋北伐檄文〔太祖洪武实录卷二一〕”、王夫之《读通鉴论》的“唐起兵用突厥”〔卷一九隋炀帝〕；
增加的“五篇记载农民起义和文化思想方面的文章”，应该是《后汉书》中有关农民起义的“刘盆子传”，以及思想文化方面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魏收《魏书》“释老志”、玄奘《大唐西域记》“朅盘陀”、顾炎武《日知录》“宋世风俗”。朱先生也提出周本《历史文选》初版有《诗·东山(豳风)》一篇，“描写士兵厌战情绪是宣扬‘和平主义’的思想”，(11)《文科教材编选工作简报》(39期)，1964年5月10日，上海档案馆卷宗B243-2-460，据孔维恒博士称，该档案卷宗目前已下架。结果修订本中确实删掉了。周本《历史文选》修订本的注释也有加详，解题内容的变动大，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重写的。初版的解题仅仅限于史著的介绍，“现在试图用马列主义的史学观点对史学著作和人物进行评价，并按照这一要求进行修改”。这一修改工作由朱先生和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朱永嘉一起进行。可能修改的内容过于激进，修改稿送到周先生这里，主编没有通过。周先生说这样的修改，“很多老先生看了要摇头的。但他又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只做了文句的通顺工作”。原来计划还要请周先生写一个《中国历史文选》修订稿的序言，周先生认为“现在抓不准，一会儿强调批判，一会儿强调继承”，“怕犯错误”，所以坚持不写序言。(12)朱维铮：《文科教材编选工作汇报》(44号)，上海档案馆卷宗B243-2-460，1964年。于此可见，在20世纪60年代要创造这一经典文本，难度可想而知。

周本《历史文选》详略适中的注释方法备受赞扬，如宋衍申的《历史文选教材的编选与历史文选学科的建设》一文称周本《历史文选》精心遴选了各个历史时期不同文体的典型篇章，注文力求繁简适中，主要采用简注法，可以充分发挥教师教学的能力，培养学生使用工具书和原始资料的能力。周本是一部高水平而又有特点的教材，在学术界一直享有盛誉。(13)杨燕起、陈泽延主编：《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一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88～94页。这里可以将周本《历史文选》的运用，以及任教“中国历史文选”一课的复旦诸师长串联成一门课程教学史系列。

1． 以“学生为中心”的周予同先生

《中国历史文选》编纂不仅是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文选”一课教学的重要前提，也成为该课程得以顺利展开的重要保证。据周本《历史文选》修订者、也当过周先生助教的朱先生说，周先生授课“极富知识分子的气质(用今天的时髦话说当叫‘民国范’)。上世纪50年代，中国头牌明星赵丹要拍电影《闻一多》，为了展示闻一多作为大学教授的风采，就专门到复旦来下‘生活’，听了周先生一个学期的课，以观摩、体认、模仿周先生的书卷气”。(14)徐洪兴：《学术之门的引路人》，《怀真集——朱维铮先生纪念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7～188页。

从50年代起，就有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求学的学生描述过周先生上课的实景，如1952至1956年在历史系就读、后来考上周先生研究生的吴浩坤写道：

周予同先生和蔼可亲，待人有长者之风。他上课不用讲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只有写大段板书的时候才看一下笔记本，很有个人风格。我对他开的“历史文选”很感兴趣。……当时想追随他搞经学史，大三学年论文的题目就是他给我出的，叫“论墨子思想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性”，1956年稍加修改，作为毕业论文通过了。系里毕业分配，我被分配考周先生的研究生，方向是“中国古代史学”。周先生看我来自农村，经济比较拮据，为我着想，曾经两次劝我不考他的研究生而改当他的助教，这样生活比较稳定，经济也有保障，但我想多读点书，后来还是考了他的研究生。没想到1957年“反右整风”，我突然被划成了右派，周先生也爱莫能助。“文革”初期，我不仅穷，粮食也不够吃。周先生当时也困难，工资被冻结，还好几次把剩下的粮票二十斤、三十斤地塞给我，有时附上三十元钱，让我买粮食。这样的恩情，我是永记不忘的。(15)郑诗亮：《访谈︱吴浩坤：“文革”期间复旦师友的遭际与命运》，《澎湃新闻》2016年4月17日。

1955至1960年就读的王春瑜，回忆周先生曾为他们这一届讲授过“中国历史文选”，称其在课堂教学中，幽默风趣，谈笑风生。(16)王春瑜：《六位恩师》，《博览群书》2017年第9期。1957至1961年在复旦历史系就读的姜义华也称周先生上课时会“写一黑板的书名”。此外，他会谈一些八卦，“这些东西往往比他的课更生动”。(17)熊月之撰稿：《姜义华口述历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120页。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就读的樊树志亦有类似的回忆：

在没有教材的课堂上，另一位老师周予同选择了比念讲稿更吃力的方式——写板书，一列列的竖写繁体字漂亮而整洁。书香在充满韵味的书写中悠然而至，同学们一边陶醉地欣赏，一边忙不迭地抄写，甚至暗自庆幸老师有写板书的习惯，因为他那带温州口音的普通话，常让人误把“班固”听成“苞谷”……老一辈教授的魅力如老酒般徐徐散发，看似书呆子的周老师不仅有趣，还深知调节气氛的法门，总是在学生们奋力抄写板书的空隙，看似随意地聊聊文坛逸事，轻易撩起小年轻的热情。(18)孙雅兰：《历史老师·樊树志：我一生都无法追上的历史老师》，《新周刊》2019年第417期，https://zhuanlan.zhihu.com/p/63068386，2020年3月3日检索。

以前每次听朱先生讲授《中国史学史》，都将“班固”念成“包固”，一直不明就里，也没敢问朱先生原因，读到樊先生的回忆，方明白周先生的上课，给自己的学生带来了多大的影响。

1956至1961年在历史系求学的俞兆鹏回忆道：周先生“身体微胖，口才很好。上课时常穿着一件青灰色长衫，头发梳得光光的。当时全国高校尚无统编教材，他上课前先发给我们油印的课文，讲课时总要在黑板上把大量资料抄给学生。除了讲课，他更重视给学生介绍学术动态和学习方法。他说研究历史必须懂得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种学、民俗学、考古学、建筑学、文学艺术、哲学、古汉语、外国语，并具有一般的自然科学知识。他鼓励同学们努力学习，争取成为历史学家。他常称学生为‘小专家’”。(19)俞兆鹏：《追忆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老师和同学》，载《世纪》2021年第6期。20世纪20年代深受五四新文化熏陶的周先生，曾强调不把学生造成一种器具，而热情洋溢地主张教育应该以“学生为中心”，帮助学生发展自己的学习能力，完成自己的人格，应当培养能参与改造社会的个人，造就健康、活泼的人格。周先生把这些理念贯彻在其教授的课程之中。上述这些学生的回忆，无不呈现出周先生“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特点。

2. 倡导平等讨论的朱维铮

朱先生(1936—2012)，祖籍江苏无锡。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门化，留校任教。他师承陈守实、周予同先生，继承了复旦优秀的史学传统，治学能力和成果在早年即为学界所瞩目，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朱先生主持整理、编选和校注多种重要典籍，2006年曾获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博士，著有《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等。(20)邹振环：《朱维铮先生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史”》，《安徽史学》2013年第1期。在朱先生的学术生涯中，作为《中国历史文选》修订者的角色，是他最为看重的。他曾自述参加编注《中国历史文选》“对自己有提高，表现在知识面宽，过去读书时兴趣在隋唐，编教材以后，从古到今接触到原始资料；
比较多地注意史学界的学术争论，接触实际问题，促进学习理论；
写作能力有很大的锻炼和提高”。(21)朱维铮：《文科教材编选工作汇报》(44号)，上海档案馆卷宗B243-2-460，1964年。周本《历史文选》选入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一篇有“彗星先出东方”一句，1961年初版时未出注。1979年版称：“据研究，这是指哈雷彗星，每隔七十六年在地球上空出现一次。我国保存着它在两千二百多年内出现二十九次的完整观察记录。《史记》这段记载，便是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的第一次准确记录。古代迷信，以为彗星出现，国家将有灾变不祥之事，所以史书中常郑重地把这些天文记录转载下来。”(22)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97页。据朱先生说，这一条是他在修订时利用学界新近的研究成果增补的。他说在协助编选周本《历史文选》的五年里，“通过篇目选择、正文校点、典故注释、解题写作等，不仅有系统地通阅了中国史学的大量原著和史家传记，而且熟悉了中国史学的各类体裁、取向、观念和方法的衍变过程。周先生十分注意传统史学与不同经学形态的关联，每每给我启发，感到不知经学传统的畸变过程，史学史研究就跳不出编纂形式描述的窠臼。令我感念的，还有一九六二年《中国历史文选》上下册，都通过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编选办公室组织的审查，准予修订后公开出版，作为全国高校历史系的正式教材，这时周先生就鼓励我，在撰改各篇解题初稿时，重视贯通，以便将来组合成单行的《中国史学小史》。没想到，这等于已在为第二年讲授中国史学史作准备”。(23)朱维铮：《从业中国史学史四十年》，2004年1月于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的演讲稿。承高晞教授惠赠此未刊稿，特此鸣谢！

20世纪60年代，留校任教的朱先生曾担任周先生“中国历史文选”一课的助教。1961至1965年在复旦历史系就读的施宣圆(1941—2017)回忆道：“周予同老师教我们中国古代历史文选，朱维铮和贺卓君(24)贺卓君(1933—?)，浙江镇海人。195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与裘锡圭是同学,曾执教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当过周先生“中国历史文选”的助教。1978年起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从事“中国历史文选”及“中国哲学思想史原著选读”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编有《中国历史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等。是辅导老师，但那时颇为‘师道尊严’，学生与老师接触不多。”(25)施宣圆：《忆朱维铮先生二、三事》，《怀真集:朱维铮先生纪念文集》，第48～62页。由于那一时期周先生已开始成为批判的对象，(26)熊月之撰稿:《姜义华口述历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118页。如周本《历史文选》初版后，周先生就被当时西北大学的某些极左分子批评为“封建余孽”。(27)“上海市高教局批文”，上海市档案馆卷宗B243-1-226,1961年9月21日。于是，不管在校内校外，师生关系渐渐没有之前那样融洽了。

朱先生也为历史系本科生开设过“中国历史文选”，后来留校的夏义民老师曾在朱先生授课期间担任课代表。他说朱先生上课非常认真，且注重师生交流。一学期课程开始和期末，他都要发放微型调查卷，如让学生写出所知道的史家或史籍名称等，以便了解学生的课业水平；
期中朱先生还会组织师生座谈会，自由参加，学生人数少就放在学生宿舍举行，人数多则改在教室进行，课桌摆成圆圈，大家围桌而坐。这些教学实践，有助于他1963年起开始在历史系讲授的“中国史学史”一课。在后来开设的“中国史学史”课程中，朱先生也同样采取这样的座谈形式。他认为座谈的方式具有平等的象征意义，没有站立在高出地面数十厘米的高大讲台上的先生和坐着矮小课桌下的学生，只有平易近人的长者和跃跃欲试的年轻人促膝相谈的忘年交，气氛热烈而温暖。他经常首先是请学生挨个自我介绍，畅谈各自的兴趣和对老师的希冀。在看似随性的交流中，深入浅出地指导学生如何步入学术殿堂，如何读书做学问。

尽管后来朱先生已不担任“中国历史文选”的讲授，但是历史系谁来主讲这一课程他仍有很大的发言权。1985年我硕士毕业留校，先在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后转入汤纲老师负责的历史文献研究室。朱先生找主管教学的副系主任，说由我来接替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许道勋老师，担任“中国历史文选”一课的讲授。朱先生知道我不善演讲，他说你的笔头表达能力较口头表达能力为强，建议我上课前要不厌其烦地将所讲课程的内容都用笔头写下来。记得他说：“你不擅长口头表达，但照着稿子念总还是可以上讲台的。”1987年，朱先生带着我和华师大历史系的陈江、上海教育学院的陆永玲一起，到武汉江汉大学参加了首届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讨论会。虽然我1982年起就入了师门，但除了上课或参与办公会议，与朱先生还是很少有近距离的接触。参加第一届历史文选研讨会那年，51岁的朱先生，着一袭灰色的风衣，或一身乳白色的西装，风度翩翩，会议期间我是在欢迎宴席上第一次领略了朱先生惊人的酒量。驻会期间，朱先生邀我和陈江、陆永玲，去他所住的江汉大学的专家招待所聊天，印象中这是我第一次和朱先生毫无拘束地聊天。朱先生心情特别好，说了很多会议上碰到的那些学者的趣事。朱先生在大会上作了《文选与文选学》的主旨演讲，委托我记录，并将他的发言内容整理成文稿。他在发言中称，高等院校的基础课程中有“选”“论”“史”三个系统的课程，历史文选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点，教材不同于学术著作，也不同于自学读本，教材需要“教”，因此在编选过程中给教师要留有余地，也为学生自学发挥自主性留有余地。并特别强调历史文选应该担负一个任务，即引导低年级学生一开始就注重提高自己的史学素养，指出这一点很少受到历史文选讲授者的重视。(28)杨燕起等主编：《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一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72～274页。在大会发言中，朱先生在台上是完全脱稿侃侃而谈，但在整理发言时，他却给了我一份发言稿文本做参考，我发现他的整个发言内容都是预先写好的，也许这也是朱先生做的一个示范吧！

3. 具有亲和力的夏义民

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了科教工作座谈会，因“文革”而中断11年的高考重新回到历史舞台，几百万知识青年重新获得了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绝大部分人的人生轨迹由此发生了逆转。1978年10月，笔者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在新的历史系学科体系中，“中国历史文选”成为本科生一门最为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为时一学年，每周5学时，由夏义民(1937—2019)老师主讲。他是浙江镇海人，说着一口浓重的带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1963年毕业于复旦历史系，入职后曾一度被派赴北京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随吕叔湘进修语言学，因此他对吕先生非常推崇，将其194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文言虚字》重印本作为课程的参考读本。该书中选取最常见的二十九个文言虚词，广举例句，详加分析，并附有练习，颇便使用。夏老师讲课语速很快，课上很喜欢引用一些典故，如讲授《诗经》时就以我们同班同学曹景行(1947—2022)的名字为例，称赞其父曹聚仁起名出典《诗经·小雅》，然后举例《史记·孔子世家》：“《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最后再在黑板上写上朱熹的注解：“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高山则可仰，景行则可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曹聚仁”的名字，课后我还去图书馆专门查了他的著作。因为笔者被推选为我们78级“中国历史文选”的课代表，与夏老师接触颇多。他经常在课后到我们班男生所住的六号楼来交流，询问我们是否读懂了周本《历史文选》中的篇文。同班同学张国伟的日记写道：夏老师到我们寝室来聊了一个晚上的天，内容广泛，言及学科、上课、借书、毕业分配、选修及教师等，几乎无所不包。(29)读史老张：《那些年，他们还不是教授》，《文汇报》2021年7月7日 “文汇笔会”。

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历史文选》正付诸印刷，不及赶上作为我们上课的课本。于是，夏老师为我们提供了他刻写的油印本的上册。在具体讲授的过程中，他还让我们选用王力的四册《古代汉语》作为参考读本，使我们加深对文言文的理解。记得《诗经·七月》一篇中“田畯至饎”之“饎”，周本《历史文选》和《古代汉语》就有“酒食”和“喜欢”两个不同的解释。这个大专家不同解释的著名案例，在我后来给学生的讲课中，每每被引用。

4. 不拘小节、不墨守成规的许道勋

之后“中国历史文选”一课，由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许道勋担任主讲。许道勋(1939—2000)，浙江平阳人，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考取周予同先生中国经学史专业的研究生，196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及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他是唐史专家，著有《唐太宗传》《唐玄宗传》(均与赵克尧合著)、《贞观政要今注新译》、《中华文化通志·经学志》(与徐洪兴合著)等。1981年初，邓廷爵、李孔怀老师卸任我们78级班主任后，由许老师接替，因此许老师和我们班交往颇多。张国伟对许老师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个子不高，戴一副棕色圆框眼镜。那时眼镜质量差，镜片厚，那一圈圈的镜片边缘，显示他近视度数很深。与邓老师不同，许老师个性开朗。许老师给我的印象是：和气而健谈，而且总是笑呵呵的。”(30)读史老张：《那些年，他们还不是教授》，《文汇报》2021年7月7日 “文汇笔会”。

与富有亲和力的夏老师不同，许老师上课不慌不忙、不急不躁，手拿课本几乎贴近厚厚的眼镜片，但他讲课的风格是单刀直入，不唠唠叨叨，也不东拉西扯。推荐的参考书是朱自清的《经典常谈》，上课所述一般都不出课本内容。他不拘泥于形式，也不墨守成规，一旦讨论时发现学生有自己的新见解，多会鼓励他们积极发言。他常常对学生讲，别把考试分数看得那么重要。说完往往就是那标志性的、富有个性的“咯咯咯”笑声。

1985年我留校任教，根据朱先生的建议，由我在许老师指导下承担“中国历史文选”课程部分单元的讲授。第一次讨论备课事宜，许老师就告知我要注意多查工具书，包括《辞海》《辞源》和《康熙字典》；
上课务必提前十五分钟到达教学楼的教师休息室，以便于平复自己急躁、焦虑的情绪，不至于在上讲台后还气喘吁吁。第一个学期笔者随堂边听边讲，许老师把他讲授多年的大纲赐给我参考。1990年起则由笔者独立主讲，在讲授过程中，除指导学生通过课本中各种典型的历史作品，培养学生阅读并运用文言文史料的能力外，我还继承了当年夏老师、许老师的方法，努力给学生介绍文字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的基础知识，也遵循朱先生的提议，尽可能介绍一些中国史学史和文献学的常识。为了让选课的学生充分了解学习文言文史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意识，我还尝试贯彻“引起学生讨论兴趣，达到养成批判能力者”的指导思想。

5. 继承与创新

初次上讲台，不擅演讲的我颇得朱先生的鼓励，他说上课亦如写文章，需要不断的锻炼，上课前充分备课是摆脱怯场的不二法宝。笔者注意在讲课中让学生提高史料分析能力，每学期期中都会安排一次课堂讨论，如在完成《国语·楚昭王问于观射父》和《秦始皇本纪》的教学之后，给学生出了5个讨论题：(1)邹衍的地理观念；
(2)关于徐福与三神山；
(3)秦始皇的海洋意识；
(4)先秦的巫觋与秦代的方士；
(5)先秦秦汉的海神与陆神。希望学生就上述论题，写出800至2000字的发言提纲。选课的学生一般都是一、二年级的本科生，缺乏寻找史料和运用史料的能力。有的同学提出，研究需要最大程度地占有第一手资料，对能否在如此有限的文选提供的材料中写出讨论提纲和进行讨论，表示怀疑。为了打消学生的顾虑，笔者通过自己的实践进行示范，主要利用《国语》和《秦始皇本纪》的材料，完成了《徐福东渡与秦始皇的海洋意识》(该文后刊载于《人文杂志》2015年第1期)，给学生提示于有限的史料运用中撰写课堂讨论的提纲和进行课堂讨论的可行性。

2000年以来，“以人为本”的新的发展观，强调教育要注重个性、思想自由和培育学生的批判意识。在教学过程中，笔者还增选了《三国志·魏书·倭人传》和徐光启的《刻几何原本序》等，自以为属于“华外汉籍”交流的篇文，作为课堂或课外的学习实践，让学生通过版本校勘、标点、注释，要求他们利用学术界有关两篇文献的研究，写出题解，进行史料分析。让学生在寻找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中，养成一种比较的视野，保持一种“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1987年和1992年，笔者参加了在武汉和张家界举办的两届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讨会，先后提交了《翻译文献在历史文选中的地位》和《中国历史文选教学中补充有关域外文献内容的若干尝试》等论文，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收入杨燕起教授等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一集和第二集。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文选的教材层出不穷。刘乃和、张大可、张衍田、汝企和、周国林、贺卓君、张家璠、何晋、王育济、陈仰光、阙勋吾、汪受宽、李晓明、郑铁钜、陈一梅、华锺彦诸家，都曾编过《中国历史文选》。这些以“中国历史文选”为书名的教材，五彩斑斓，各有特点。由于周本《历史文选》的主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其编选的篇目见解独到，对后来诸多同类教材，都有过示范和参考作用，至今仍是全国采用面最广的教材。由于周本《历史文选》问世较早，后起的学者大多以该书为蓝本，重编“中国历史文选”教材。21世纪初，我在复旦大学文科基地班开设的“中国文化元典导读”和学校文科平台上开设的“史学原典导读”，也都以周本《历史文选》为教材，或在编纂的读本中选用周本《历史文选》中的选篇。

在高校从事历史文选教学30年的朱清如指出：“20世纪60至80年代，周予同先生主编的历史文选教材是名副其实的高校通用教材，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量最大的一种历史文选教材。……周予同先生学术之功力、严谨之态度、执着之精神，令人敬佩，堪称典范。”(31)朱清如：《中国历史文选教材编纂与普通高校之课程教学》，《武陵学刊》2015年第6期。张大可指出周本《历史文选》有两大特点：一是选文形式典型多样，内容精辟，依时代顺序选编历史名篇，力求反映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较为全面系统地勾勒出从殷商到近代不同历史时期重要的史书体例和形式；
二是体例严格，包括典籍和作者介绍的不同层次，且运用比较的方法，如介绍《汉书》，与《史记》比较；
介绍《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进行比较，把“前四史”有机串联起来，说明其继承与发展关系。解题还关注有关中国史料学和中国史学发展概况，赋予教材知识性和学术性气息，以其有规范的体例、精炼充实的内容，在学术界享有盛誉，整整影响了一代人，至今仍为多所高校使用。(32)张大可：《中国历史文选课程教学百年省思——兼谈单元制中国历史文选课》，《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杨燕起等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的第一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和第二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中，收录了多篇讨论《中国历史文选》教材得失的文章，其中被评论最多的就是周本《历史文选》。如果我们再进而检索中国知网的数据库，又会发现至今仍有很多学者撰文对周本《历史文选》一书进行纠谬，这些文章的数量远远超过对其他同类中国历史文选教材的批评。从阅读史的角度来分析，一本书的影响力大小，也是可以通过对之的批评来考量，受到批评最多的教材，往往也是该教材在国内高等院校“中国历史文选”一课的教学中使用最广泛、有着巨大影响的一个证明。因此有论者以为周本《历史文选》“几经修订，精益求精，沾溉后学、其功甚巨”，(33)孙文泱：《〈中国历史文选〉商榷》，杨燕起等主编：《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一集，第152～157页。是“中国历史文选学科史上一部奠基性的重要作品”，(34)陆永玲：《再现中世纪后期的历史编纂学》，杨燕起等主编：《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一集，第132～137页。并非溢美之词。

徐洪兴在回忆朱先生教诲的文章中称周本《历史文选》奠定了自己古汉语的基础。他提到在华东师大求学时已经研读过周本《历史文选》，给自己留下过深刻印象。在华师大历史系任教的贺卓君和王春瑜，都是周先生的学生，后者报考朱先生的硕士生正是因为周本《历史文选》的影响。(35)徐洪兴：《学术之门的引路人》，《怀真集——朱维铮先生纪念文集》，第177～188页。周本《历史文选》也给自学的读者以极大的帮助，一位名叫陈军的读者在回忆黄世晔先生的文章中写道：

我从乡下来，读书少，恢复高考后只能急匆匆地读一个专科。做梦都不敢想复旦大学的教育该是怎么个样子。幸运的是，我认识字。识字，就可以读复旦的书。复旦有高墙，有门槛，但挡不住文字。文字待人总是平等的，文字后的学者对每一个读者都是一视同仁的。周予同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就是我常读的书之一。读着读着，我才知道黄世晔就是老先生。这书的“解题”写得好啊！究竟哪些是老先生所写，在我，不是一件重要的事了，我所感动的是这里有一批老先生，共同贡献了教人读史的思想和方法，他们所写的，真是史中有史，史又生史，意韵无穷。而且，老一辈学者一律是那样谦虚、质朴、无私。他们的形象，如同雨夜的路灯，只见灯光洒在泥泞的路面上，而其灯杆形态等等则淡化在黑夜的漫漫雨丝之中。我读这套书，恨不得把每一个字都吃下去。三十多年了，一直床头夜读，一直习惯了那小小繁体字版本。任何时候，我都能在二三分钟内钻进书的字里行间而使整个世界安静无声。我就是一只土拨鼠，于莽莽丛林中，有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小窝。(36)陈军：《黄老教我以简》，《文汇报》2020年7月16日，第12版。

“中国历史文选”这一课程，是20世纪50年代由周先生规划教学大纲，并在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历史文选”的过程中，以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在很短的时间里编纂出版了《中国历史文选》上下册，这是周先生主持下的这一编选注释团队高效率的产品。本文尝试连缀周本《历史文选》选编和课堂教学的细节，展现教材文本和教学实践互动的关系图谱，以求能把这些故事的细节变成一种鲜活的叙述。通过周本《历史文选》的编刊和“中国历史文选”一课，在复旦建构了严谨、求实、创新和批判的学术传统。

初入历史学的同学，都会希望老师能开列书单，并提示最重要的阅读文献，其实周本《历史文选》所列出的从先秦的甲骨文、金文到晚清《新史学》共计37种67篇文献，就是著名历史学家给我们开列的最重要的阅读书单。“中国历史文选”中的选文，均为历代的经典篇章，堪称经典中的经典，经历了时光的反复拣选沙汰，历久弥新而呈现出永久的生命力。人类文化的传承需要经典的滋润，一座学校、一个院系的精神基因，是通过这个学校的一些重要的课程，以及按照课程体系施教的诸位教师来贯彻的，由此将经典植入学生的心田。一门学科的传承，也是通过教材和教学实践来传递的。“中国历史文选”这一课程教学的日积月累，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为一个院系师生的某些共性。在这一教材编纂和这门课程教学过程中留下周先生及其弟子朱维铮、夏义民、许道勋等那些富有感染力的人文细节，在看似随性和富有亲和力的交流中，深入浅出地教导学子们如何读书、如何做学问。无论是谈笑风生、滔滔不绝，还是和蔼可亲、幽默风趣，都在学子们日后求学、从教、献身社会的岁月里，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师生一代又一代永志难忘的记忆，教导着一代又一代学生步入学术殿堂，在学术上不墨守成规而有所创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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