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海员 朱丽霞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我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各大主流媒体也纷纷参与政策宣传与成果展示，展现了媒体单位的责任与担当。在众多宣传手段中，纪录片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播载体，在讲述扶贫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方面有着突出的作用与优势，受到各类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的青睐。①

纪录片《跑夺》时长50分钟，是在广东省珠海市对口帮扶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过程中，由珠海传媒集团精心筹划，跨越2020和2021两个年度拍摄制作而成的。摄制组多次奔赴怒江实地调研采访，通过纪实跟拍手法，记录珠海和怒江扶贫干部、珠海支教老师克服重重困难，帮助12岁傈僳族智力障碍少年跑夺走出深山接受特殊教育改变命运的故事。本文以《跑夺》为例，探讨地方媒体进行乡村振兴题材纪录片创作与传播的方式。

“宏大叙事”曾经是主流媒体纪录片的常用思维，尤其是在面对民族历史、国家战略类大主题时更是如此。比如，2006年，中央电视台跨国摄制的《大国崛起》以世界上9个国家跨越500年相继崛起的历史经历为题材，总结这些国家发展与崛起的历史规律，“让历史照亮行程”。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广播电影电视局、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集团）联合摄制的《无与伦比的辉煌》将从1931年中国人第一次出现在奥运赛场到2008年北京承办奥运盛会77年间有关奥运的历史大事件一一呈现，展现百年奥运、中华圆梦的历程，谱写“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赞歌。

作为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纪录片，要阐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宏大主题，并在有限的篇幅中去呈现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战略，宏大叙事自然是重要方式。然而，在新媒体技术高度发达、自媒体平台精彩纷呈、媒体融合趋势日渐明显的情况下，要让这种宏大主题更加接地气，更容易为普通观众所接受，达到多维传播效果，就需要有更加个体化和包容性的叙事策略。“无论是宏大制作，还是微观记录，都要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创作原则，需要让中国故事的话语权回归普通人的视角、个体化的叙事路径。”②《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纪录片从个别事件、个别人物切入大主题、展现大情怀的做法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也为纪录片的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作品《跑夺》作为珠海帮扶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宣传纪录片之一，整个作品没有提到扶贫、乡村振兴，甚至没有刻意提及任何一个具有知名度的人物和地点。作品以傈僳族有智力障碍的12岁乡村儿童——跑夺为主角，以从珠海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支教教师李浩的行动为线索，围绕“劝学”与“上学”展开叙述。全片有正面镜头的出场人物包括跑夺一家、支教老师、村干部等十多个人；
场景主要是跑夺位于海拔3000多米高的家和距离300公里外的特殊学校。该片没有宏大的场面、没有技术特效、没有煽情文案，然而在跑夺出山上学这一充满波折的故事中，充分反映出珠海根据中央精神，聚焦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实际，精准扶贫、扶智，为实现“控辍保学”一个都不能少所做出的努力。“扶贫先扶智”“乡村振兴教育先行”“各民族一家亲”等政策，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展现出来。真实环境、事迹与生活细节，更能引起观众共鸣，激发情怀。这正是地方媒体在探索展现宏大主题时的努力，也是融媒体环境下纪录片创作的新趋势。

法国社会学家、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认为：“叙事遍存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它跨越国度、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犹如生命那样永存着。”③纪录片是一种特殊的叙事艺术，它以“影像书写”来再现现实，同时追求多样化和具有独特性的叙事策略。在叙事策略中，叙事视角是一个非常复杂而重要的问题，创作者需要明确自己创作的作品由“谁”站在什么“位置”来讲述故事。不同的叙事视角呈现给观众不一样的侧面，也传达出创作者对人物、事件不一样的主观倾向。

法国文学评论家热拉尔·热奈特在《叙述话语新叙事话语》中将叙事视角划分为“零聚焦”“内聚焦”“外聚焦”三大类。这三种“聚焦”类型在小说、影视作品中广泛使用。其中，“零聚焦”是一种无固定视角的全知全能叙事，叙述者比作品中任何人物知道的都多。“内聚焦”是指叙述者只能说出某个人物所知道的情况。而“外聚焦”是指叙述者只叙述人物的行动、外表及客观环境，而不叙述其动机、目的、心理与情感，叙述者所知道的比人物还要少。

由于记录对象不同，以及导演讲述故事的艺术构思不同，纪录片的叙事视角呈多元化色彩，有时候叙事视角还会随着故事的进展发生变化。“零聚焦”视角下，导演可以灵活切换时空，挖掘人物内心，刻画人物形象，丰富故事细节。“内聚焦”则常以片中某一个人物（通常是“我”）视角展开情节，通过这一人物引领，带领观众进入故事，拉近观众与纪录片的距离，增加故事真实感。在“去中心化”的新媒体时代，读者偏重自己对人物、事件的主观判断，喜欢有交流互动的平等对话，不满足于叙述者进行价值的单向传递。为此，人物纪录片尤其是以小人物为主角的纪录片，如果能将摄像机当作“墙壁上的苍蝇”，导演完全用一种客观呈现的方式进行故事讲述，即“外聚焦”视角，则更加符合观众的审美趣味。纪录片《最后的棒棒》即是采用这种方式。

乡村振兴题材纪录片《跑夺》是以小人物跑夺为主角的人物纪录片。作品时长50分钟，没有主持人、没有解说、没有画外音，全片完全由同期声和画面构成，依靠片中人物对话、行为和客观环境，用镜头语言推进事件发展，展现以跑夺及其家庭为代表的小人物的真实生活状况及心理、行为发生的变化，甚至连结果也让观众自行去观察、感受和评价。这种通过“外聚焦”方式呈现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乡村振兴过程中各部门的努力与作为所带来的农民生活状况的变化，其真实性得到极大保障。

叙事结构是创作者根据表达主题内涵的需要，对素材进行的组合与排列。传统叙事多采用循序渐进的线性结构，即按照时间顺序或因果关系来推进故事内容，强调故事的开头、经过、结尾。这种看似呆板的故事结构，却以其紧凑的节奏与强大的黏性吸引观众。观众能够在片中看到社会生活一隅，也依据一定的时间或者逻辑来解读故事，容易产生情感共鸣。

纪录片《跑夺》规模不大，故事以时间为序，围绕主人公跑夺的经历展开，完全靠故事化影像和线性结构，讲述2020至2021年间，跑夺出山上学的十几个生活场景。该片使得观众能够清晰地了解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尤其是各种生活细节的呈现更能引起共鸣。如第一次劝学成功后，跑夺家人突然反悔，不让跑夺下山进特殊学校上学。外婆哽咽着说（傈僳语）：“他一直待在山上，从来没有出去过，他会害怕的。如果他在我们身边，他有什么我们都知道，如果让他读书去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照顾他了……像他这样怕是教不会吧。”家人对孩子的担忧、牵挂以及对跑夺下山上学的顾虑，通过人物平实的语言呈现出来。而亲情作为一种人类普遍情感，使得观众看到后很难不动容。最后，经过村干部、支教老师的共同努力，跑夺终于成功上学。然而，面对陌生环境，他有过躺地不起、不进教室、跑出学校找父亲等种种行为，他的茫然、对抗、念家、思亲情绪，也无一不让观众产生共鸣和共情。

《跑夺》作为单一主题、单部形式的纪录片，以线性结构为主，坚守了叙事真实。但如果从传播角度来看，其情节还可以借鉴戏剧的叙事技巧，挖掘环境、情节、人物的内在冲突，强化其艺术效果，以戏剧的张力来吸引观众，以矛盾的解决来凸显乡村振兴的难度及成果。

“文化纪录片创作的目的绝不止于记录本身，在纪录影像与乡土社会的对话机制中，基于乡村振兴和文化传承等传播议题的融入，创作者所希望达成的目标是发挥纪录影像传播的影响力，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视角。”④纪录片作为“国家相册”，必须真实客观地记录现实。而乡村振兴题材纪录片不仅承担着及时传递国家政策、展现成果、记录国家乡村振兴的过程与细节的任务，还要传递创作者对现实的思考及寻求问题解决途径的诉求：如何让受众更充分地理解国家政策，感知政策所带来的变化；
如何让农民感知自身努力的成果，激发农民自主性；
如何解决乡村振兴中人力、物力、财力问题，并传承保护乡土文化，激发文化自信……要达到这些目的，纪录片的传播过程和创作过程同等重要。

笔者梳理近期地方媒体部分乡村振兴题材纪录片的传播路径发现，大部分地方媒体乡村振兴纪录片是由政府部门和官方媒体联合主导摄制的，主要通过广播电视频道等官方途径传播，并且以传统媒体为主。然而，在以新媒体技术为主要驱动力的融媒体时代，受众群体构成以及受众的观看途径、浏览习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这种情况下，“乡村振兴题材电视纪录片的制作与传播，应正视技术赋权引起的主体移位现象，摆脱传统的单向传播桎梏，提升节目与受众的交流感、互动性，在创作与接受两个维度积极融入新媒介的传播环境。”⑤为此，在改进创作的同时，需要多方探索，增加乡村振兴纪录片的传播渠道。表1列举了部分地方媒体通过融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传播路径，共同推出乡村振兴纪录片的情况。

表1 部分地方媒体乡村振兴纪录片传播路径

笔者认为，要构建全媒体矩阵传播方式，应做到以下两点。

一是要明确传播主体。在新媒体环境下，人人都是自媒体，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的主体。各类媒体需要发挥合力，共同助力乡村振兴。首先，各地官方媒体在联结国家战略和乡村中具有天然的优势，是记录乡村发展、反映乡村变迁、助力乡村经济、繁荣乡村文化的重要引擎，要承担其作为喉舌的责任与义务。其次，在自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地方媒体要在乡村振兴视角下，联合各自媒体平台及自媒体达人，让其参与到乡村振兴题材纪录片的传播中来，为纪录片的创作与传播开辟更广阔的天地。最后，农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力军与受益者，需要特别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主体地位，让他们参与到纪录片的传播甚至创作中来。纪录片《跑夺》于2021年9月1日在珠海广播电视台与怒江电视台同步播出，并于2021年11月8日在广东广播电视台国际频道播出，随后在观海融媒App、珠海特区教育和“爱在怒江”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推送，取得了不错的传播效果。然而，仅靠官方媒体推送，是否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呢？比如，通过跑夺出山上学的故事，能否达到激励同类别家长对“乡村振兴教育先行”的理解及对儿童教育的重视？这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二是要调动媒体工作者的积极性。作为传播乡村振兴成果的主导者，官方媒体的主要使命是“在有限的叙事时间内，完成对‘乡村振兴’‘脱贫’主题的叙事建构”⑥。往常，作品制作完成后，经领导审核、在地方广播电视台或官方微信公众号播放，此项工作就基本完结，主创人员主要通过领导评价来实现自我肯定。相比而言，将作品报送各级各类媒体参加评奖，对主创人员及媒体平台可能具有更大的激励作用。如果媒体单位和各级新闻奖、作品奖能将传播数据、传播实效纳入评价体系，媒体单位及个人在乡村纪录片传播方面会具有更大的动力。

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6%，使用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电视和平板电脑上网的比例分别为33.3%、32.6%、26.7%和27.6%。我国现有行政村已全面实现“村村通宽带”，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58.8%。不仅是城镇居民，农民通过互联网接收和传递信息的比例也逐年递增。同时，以手机为代表的“小屏”移动媒体终端在视听信息传播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新兴的媒体平台成为农民信息接收与传播的主要途径，如抖音、快手、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站、西瓜视频、小红书等，既是他们接收与传播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他们精神娱乐、文化消费和互动的主渠道。基于此，各创作主体可以探索借鉴“一题多屏”创作与传播理念，从主题确定、拍摄制作到发布传播，要始终以跨屏播放、融合传播为指导，打造全媒体矩阵、“大小屏联动”传播模式。

大小屏不同传播模式对主创人员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说电视媒体等大屏适合大型纪录片传播，那么自媒体平台则更需要短小、精微、接地气，适合碎片化观看的作品。大型纪录片在传统媒体可以进行完整版的播放，在自媒体平台则需要重新剪辑、撰写文案，以更加接地气的方式和更具吸引力的片段来吸引受众，形成大小屏的互动和联动，达到互相引流、多维传播的效果。

纪录片是传播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表现形式。地方媒体在乡村振兴纪录片创作与传播方面起主导作用。因此，要发挥它在国家战略与乡村、农民沟通过程中的优势，探索全媒体环境下乡村振兴题材纪录片的创作策略与传播方式。地方主流媒体要与自媒体联合，从小切口切入，以多种叙事方式和叙事结构，真实再现伟大战略的实施过程与结果，助推乡村振兴向纵深发展。

注释：

①谢龙卉洋.地方性扶贫题材纪录片叙事策略分析——以湖南卫视纪录片《最是一年春好处》为例[J].视听,2021(06):132-134.

②祝国防.乡村振兴纪录片的创作与传播[J].新闻战线,2022(11):105-107.

③[法]罗兰·巴特.叙事学作品结构分析导论[M].张寅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

④任庭义,秦俊香.纪录影像传播中的乡村振兴与文化传承——新时代青岛乡土文化纪录片创作观察[J].当代电视,2022(08):64-68.

⑤⑥孙树群,孙翔.乡村振兴题材电视纪录片传播的困境与突破[J].阜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3):12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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