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英 季卫兵

（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94）

农村教育是中国教育的基础领域。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发展农村教育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方针和政策，农村教育作为一项战略性、基础性工作得到重视和加强。本文从相关档案文献中梳理出有关农村教育的重要论述，展现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领导农村教育变革的重要历程，并尝试归纳其规律和经验。

加强农村教育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农村地区的文盲率高达95%”［1］，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1949年6月，毛泽东作出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2］这一重要论断，并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等消灭文盲后进行”［3］，要求对农民的教育要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结合起来。

加强农村教育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建设的迫切需要。发展工农教育必须把政治教育与文化、技能教育相结合，“用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4］。围绕这一主线，党和国家层面强化了农村教育服务新中国建设的价值旨归和实践导向。1950年，政务院明确提出要打破“教育是超阶级”的错误思想，强调“教育为工、农、兵服务”。［5］

加强农村教育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切需要。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农村教育几乎停滞，只有极少数人群能接受教育。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基层干部由于缺乏文化，在工作中面临严峻挑战，而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翻身的广大农村群众在思想上逐渐得到解放，也希望能够多识字、有文化，为国家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十分注重研究农村人口的具体特点，有针对性地推动农村教育发展。普通农民、学龄儿童和农村干部群体构成了当时农村教育的主要对象。

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在当时占农村劳动人口的大多数。一方面，这一群体的绝大多数认同共产党的领导，但对党的施政方针存在理解不到位、执行不彻底情形，亟须进行政治引导。针对“部分农民存在的集体经营与个体经营两种思想的矛盾”［6］，中共中央在领导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注重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逐步使集体经营观念更占优势。另一方面，农民要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或单纯代际手工技艺传递的生存境遇，就离不开必要的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广大农民只有不断学习先进技术，才能从总体上提高农村生产力。

农村学龄儿童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生力军。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小学入学率不到20%，中学入学率只有6%”［7］，农村地区的比例则更低。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把提高农村学龄儿童接受教育的比例作为重点任务，一方面及时纠正当时农村学校教育脱离生产实际的偏向，促使学生所学能有效对接劳动生产需要，另一方面，鉴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全国农村教育难以整齐划一地推进，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各校从实际出发办农村教育。例如，“规定初级小学的入学年龄原则上不超过12岁，高级小学的入学年龄原则上不超过16岁，严格限制不足学龄的儿童入学。但对于已入学的超龄生，采取办法让他们继续留校学习，在师资条件允许且超龄生较多的地方办速成班，或单独办速成小学”［8］。

这一时期，农村干部队伍的能力素养与农村建设需求存在较大差距。为此，中央把农村干部教育作为农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部分农村干部不敢、不愿领导生产的倾向，党和政府对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他们能在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中充分发挥管理和组织作用。1950年，政务院颁布《关于举办工农兵中学和工农兵文化学校的指导意见》，提出在几年内把全国工农兵的文化水平提高到中学水平。在实践中，党和政府为农村干部举办了大规模的工农兵中学和文化补习学校，选拔有条件的农村干部到高、中等学校深造。

1.政治与政策教育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把加强政治和政策教育作为农村教育的首要任务。例如，强调“应在所有农民业余学校设立政治课”［9］，基本政治原则和主要方针政策应纳入文化课教学中。同时，“应该经常进行工农联盟教育”［10］，注重引导农民正确理解国家工业化对全国和整个农村的重要性，使他们认识到工人和农民、城镇和乡村是相互支持的关系，从而“安心从事农业生产，不要盲目涌向城市”［11］。此外，加强对农民增产增收的政策指导，实行奖励农民生产的政策，并借此在农民中倡导勤劳致富，帮助他们加强自我改造，在农民中强化“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发展集体经济，逐步从个体走向集体”［12］的思想认识。

2.文化知识传播与普及

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人口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基本语言文字和基本科学知识的普及成为农村教育的重中之重。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在文盲基础上发展，只有开展农民业余文化教育和办好各类农村学校，改变我国农村的文化落后状况，才能适应新中国农村建设的新任务。为此，中共中央提出“识字教育应成为新中国农民文化教育的核心”［13］，加强农民的业余文化教育，在过渡时期基本扫除农村青壮年文盲。同时，强调“农民的文化教育要为农业生产服务”［14］，要求各地合理确定完成扫盲的标准，并积极组织已达到扫盲标准的农民进一步学习珠算、生产生活常识等。

3.农业技术推广

农民的主要工作是发展农业生产，在农村推进农业机械化需要有大批专业人士，同时新型畜牧设备、化肥等生产要素的出现，也要求农民必须提高农业生产技能。因此，对农村人口加强农业技术教育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使农村群众学到技术知识，当时全国多地的合作社开设了技术技能课程。例如，山西省解虞县西张耿村农业生产合作社于1955年成立了农业技术夜校，帮助广大社员“学习农业科学技术”［15］，该夜校坚持“少讲精讲，学以致用”的原则，开设的技能培训课程深受学员欢迎。在技术推广过程中，各地党委政府还注重发挥农村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把群众组织起来购买新式农具，并使他们掌握新式农具的使用方法。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及地方政府紧密结合农村工作实际和人口特征，积极稳妥地部署并开展识字运动，兴办农村学校，在教育条件上予以各项保障。

开展农民业余教育和大力推进农村扫盲教育。1949年，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强调冬学是适应群众需要、与现实工作密切相关的教育形式，应在全国农村试行。1950年，教育部指出“发展农民业余教育是文化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16］。在实际工作中，推行把农民的季节性业余教育与全年的业余教育结合起来。在此过程，提倡“以民教民”［17］，即引导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民教育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除此之外，1952年政府部门主导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各级扫盲委员会，掀起了学文化的高潮。例如，西南军区的文化教员祁建华发明了“速成识字法”，使农民的识字率大大提高，对农村扫盲教育十分有效。

办好农村基础教育学校。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积极采取措施推进农村中小学建设。一是采取接收、改造、兴办结合的方式推进农村学校建设。1952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接办私立中小学的指示》，组织推动在全国范围内接办私立中小学并将其改为公立学校。此外，还酌情组织分散的半日班、早学、夜校等其他教育机构。二是举办方式上实行多轨并行。提出用“公办民助”“村学村办”等方法办校，同时允许“民学民办”，倡导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以自筹资金为主、政府补助为辅进行办学。针对农村学校大量校舍急待修缮和办学经费不足问题，中共中央要求有的地方“尽可能拨一部分土地作学田，并将7%的地方附加粮大部分用作教育经费”［18］。三是坚持农村学校教育的正确办学方向，使教育为农村生产生活服务。例如，强调升学不是学生毕业后的唯一出路，“小学和中学教育都应注重劳动教育”［19］，以便中小学毕业生能广泛参与到工业和农业生产。四是着力优化农村师资队伍。一方面利用学习研究小组和短期培训课程提高业余教师文化水平和业务能力，另一方面积极遴选优秀人才充实到农村教师队伍中，并“设法改善教员的生活待遇”［20］。

以大众传媒为载体开展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以大众传媒为载体在农村进行政治宣传教育和文化知识推广。一是鼓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农村群众创作优秀作品。以出版便于农民阅读和理解的通俗书报为重点，鼓励出版机构和有关专家“采用讲座、杂志和报纸专刊等方式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21］。二是鼓励文艺工作者面向农村文化建设需要开展文艺创作和文艺展演，发展农村急需的广播、电影、戏剧等事业，“推动文艺为人民服务”［22］。三是通过推广普通话促进科学知识的普及。中共中央要求“各团支部和各工会组织大力推广普通话”［23］，并要求青年团员发挥带头作用。同时，要求农民业余学校推广普通话教学，各地广播电台在日常节目中适当使用普通话。

更加注重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教育注重对受众群体特点的分析和研判，充分尊重农村人口参与学习、教育、培训等的主体性，努力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一是实行榜样示范法，将农民中善于组织群众学习文化知识和开展互助生产的积极分子推选为劳动模范，给予适当的物质与精神奖励。同时允许农民通过农业合作社的集体力量，自己组织开展一定规模的文化学习和教育活动。二是各地党委和政府相关部门积极指导和帮助农民，在为他们及时解决生产资料等方面困难的同时加大对农具使用、农业生产等知识的宣传普及。例如，山东莱阳地委根据合作社发展需求供应生产农具，同时对农民进行耐心的技术辅导，使得新农具在劳动群众中受到欢迎和得到大规模推广。［24］

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教育得到了较大发展。首先，我国农村教育为广大农村人口提供了比较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其次，大大提高了农民参与新中国建设的热情和能力，他们在掌握文化知识和技术本领的同时，政治素养也得到了提高，强化了参与农村建设和农业生产的主人翁意识。同时，以农民文化素养提升为前提，农业生产效率得到提升，促进了农村文化产业的振兴，有力带动了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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