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富 毕现科

（安庆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近年来，“四新”建设成为推进教育现代化、开展一流本科教育、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关键举措。《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22年工作要点》也提出要“以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为工作统领”，“加快完善以‘四新’建设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国范式”。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必须进一步深化“四新”建设。“四新”建设理念着重强调学科建设的实用性、交叉性和融合性，突出“交叉融合再出新”，对于探索专业交叉融合下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1]。作为传统人文学科的历史学专业应该紧紧抓住新文科建设的机遇，推进应用性教学改革，助力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更好地达成。

在“四新”建设架构中，新文科理念成为引领高校人文社科专业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精神以及“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均强调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大多地方高校也着眼于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目标。大变局时代作为战略考量的新文科，是事关中国长治久安、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在此背景下，传统人文学科在重新认识学科本质属性、继承本学科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必须改变固有教学理念、模式、方法，积极应用新技术手段，推动课堂革命，发挥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作用，以专业基础课程和核心课程为突破口，以课程的应用性教学探索为重要手段，带动学生与课堂、教师联动，打造优质精品课程，为培养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应用型卓越文科人才创造必要的教学平台和育人环境。

历史学专业要“肩负起构建文化体系、保持强劲内驱力、增强文化辐射力”的使命，“担负起重建宏大叙事的责任”，在专业建设上必须进一步做到“促进学科内在沟通交融，打破学科间的障碍”，推动课程的应用性教学改革实践以及历史学专业创新性人才培养[2]。在目前的高校历史学专业教学体系中，从课程入手，应用性色彩较强的除了教育实践或专业考察类课程外，专业核心课或专业基础课中则首推中国历史地理。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高校历史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和教学传统中，中国历史地理课程一直倍受重视。宋史大家邓广铭曾提出研究中国历史的“四把钥匙说”（即职官、地理、目录、年代）[3]，其中一把钥匙就是历史地理，众多高校都将其开设为专业基础课、核心课或选修课。中国历史地理课程秉持尽全时空、人地互动的学术理念，系统介绍当前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理论及发展现状，以专题形式讲解历史时期中国的气候、植被、野生动物、江河湖沼、沙漠、海岸成陆、民族与边疆、政区沿革、军事地理、经济区域、农作物分布、都城与工商城市、交通线路、历史人口与移民、文化重心与风俗区、历史地理文献与古地图等内容[4]。历史地理教学内容长时段特征鲜明、与现实关联度高、应用性色彩显著，为学生今后从事历史学科教学、史学研究以及观察思考社会提供有益的时空视角、环境分析等历史地理学思维方法，亦有助于在学生心中传承培育“有用于世”的学科理念及现实关怀。因此，历史地理课程可以作为历史学专业探索应用性教学改革的重要切入口，同时辅以历史学其他专业课程的同步探究，如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系列课程与当代社会建设发展之间有诸多关联、契合或可借鉴之处，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环境史等其他专门史课程亦可发挥一定的规划参考或咨政功能，共同构建历史学专业课程的应用性教学体系。

学界针对应用性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提出有年，但应用性教学受到广泛关注还只是最近十多年的事。相比较而言，理科数理化类基础课程有关实践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人文类专业课程重理论教学、轻应用教学的现象仍旧比较突出。从已有研究看，大学英语、文学概论、心理学等课程已有一定的应用性教学改革考察和探讨[5-6]，而历史学类课程的探索整体略显滞后。这本身与历史学非应用型学科的人文属性有直接关系，当然也与历史学专业课程普遍存在的新技术应用及实践性教学方面的主动意识不足有很大关系。

近年来，各高校从教学理念、方式、方法等不同角度推进了历史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如赵飞[7]提出新文科背景下创新实验实践教学、培养学生史学职业技能的历史学本科教学改革路径；
孔祥军[8]从技术与文献视角探讨了历史地理课程的教学改革；
江田祥[9]探索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耦合下中国历史地理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创新路径；
吴轶群[10]则强调历史专业课程实践教学中要突显爱国主义精神和环保意识的培养；
赵淑清[11]、魏影[12]等对互联网条件下引入“翻转课堂”、混合慕课等教学模式改进传统教学做了实践探索。尽管如此，由于各高校历史专业课程实际开课总学时受限，目前历史学核心课程的授课方式仍多以课堂讲授为主，教学计划中实践学时较为缺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科经世致用意识的培养和服务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目标的达成。从教学实际来看，除了适当增加实践学时、充分利用智慧课堂教学手段外，加强课程内容本身的应用性教学设计，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迫切的现实意义，且更具可操作性，对于丰富和深化历史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内涵、优化专业资源整合、提升课程目标达成度、促进校地校际合作交流等均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

历史学课堂教学的应用性设计不仅要契合时代特征，反映社会需求，而且要努力挖掘思政元素，倡导核心价值。以“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发展史”的教学为例，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呈现。

首先，在教学理念设计上，通过讲授古代沿革地理的深厚传统与研究方法上的古为今用，以展现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认同。历史学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学生具备广博的历史知识、深厚的人文素养，其毕业要求应能增进学生的情感认同和文化自信[13]。这一点在沿革地理发展史中蕴含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在扎根于传统沿革地理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人文社会科学逐渐与国际接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历史地理学是同时与中国传统学术方法联系最紧密的学科之一。当然这并不表现为历史地理学科思想的保守，而恰是其底蕴深厚、深植传统，注意传承中学精华、不简单盲从西学的证明。史地学界普遍认识到，历史时期任何地理现象都离不开具体的时间和地域，尤其是历史文献资料的记载大多以历代政区为基点，因此对于历代疆域与政区演变的考察（即沿革地理研究）始终是众多历史地理课题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中国悠久的沿革地理学术传统为今人从事史地学研究，既留下了数量壮观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也积累了较为系统的沿革地理理论与方法。一代代史地学者通过对史籍的钩沉考辨，对传统沿革地理方法加以进一步改造与利用，在方法论层面实现了对乾嘉学派考据理论的当代应用，为史地学上承传统、下启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学术根基。

揆诸中国现代史地学发展史，学科奠基人顾颉刚即是沿革地理考据的巨匠，从所授“中国沿革地理史”课程，到所作《两汉州制考》《古史中地域的扩张》《州与岳的演变》等著，均可见其深厚之考据功底。在国内史地研究三重镇中，以谭其骧为代表的复旦史地所学者群长期以来重视严格的沿革地理训练及扎实的历史文献学基础功夫，是沿革地理现代应用的典范。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关于历史地理学科归属的大讨论中，存在一个失之偏颇的现象，即学术界在逐渐接受地理学学科归属观点的同时，有意无意间淡化了历史学的作用和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谭其骧敏锐地观察到这一危险倾向，在《学术月刊》专文探讨《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问题，从历史人文地理及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多个角度，指出忽视历史学方法、忽视文献资料重要性将会对学科发展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要努力加以纠正。特别是在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文献资料几乎发挥着主导作用。此后，他又多次强调并预言，历史人文地理将是中国历史地理领域最有希望、最繁荣的分支，藉此更进一步彰显历史学方法和文献资料功夫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主导地位。此后一段时期，学界在传统沿革地理（如历代正史地理志汇释丛刊、历史政区地理等）及新兴的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如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社会地理等）均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大大推动了历史学方法的应用以及历史人文地理研究领域的深化拓展。

沿革地理的理论与方法可谓历史地理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学术传统与源泉。试想，如果放弃了历史学研究方法及文献资料的铺垫，仅仅通过技术手段做实地之考察，史地研究势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丧失其最主要且最有发展前景的领地。通过沿革地理的深厚传统与研究方法上的古为今用等相关内容的讲授设计，融入学科发展理念内涵，可以让学生加深对传统舆地之学的认知和理解，进一步增强专业认同和文化自信。

其次，在教学方法设计上，通过前辈学者学术历程的案例讲授，揭示近代历史地理学成长过程中对域外资源和相邻学科成果的持续引介以及理论建设上的洋为中用、相互借鉴，体现方法上视野上融会他山之石的重要性。

自20世纪初近代地理学理论方法传入中国，历史地理学理论已经引起了部分有识之士的关注。譬如清末新政中学制改革课程设置，已体现出时人对今地理与历史地理有别的基本认识。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现代地理学思想方法的大量介绍使原先从事传统沿革地理研究的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应该借鉴新的科学方法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并探求其中变化的规律。自此以后，伴随禹贡学会的创立，更多的西方史地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史地学的发展历程，加速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理论化与科学化建设。这方面，以侯仁之为代表的北大史地学人做出了卓越贡献。

实际上，在禹贡学会创立之后相当一段时期，大部分《禹贡》学刊同仁仍是遵循沿革地理的路子开展地理考据，学科理论建设付诸阙如。尽管当时西方地理学思想已在中国形成了比较广泛的影响与实践，但真正意义上将西方现代地理学理论引入中国传统史地研究的当属侯仁之先生。1946年侯仁之师从英国著名地理学权威、西方历史地理学代表人物达比教授。达比认为，历史地理学所利用的资料必定是历史的，但它的观点却是地理的，其研究主题是对“过去时代地理环境的重建”。西方历史地理学理论经过近百年的持续探讨，在达比的进一步阐释下，学科性质、工作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趋于完善。受之影响，侯仁之于1948年率先翻译发表了达比《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介绍了其重视学科理论建设又强调应用实践的学术思想。此后大量西方历史地理理论论著被源源不断介绍到中国，如秦士勉译《美国历史地理》（1973）、辛德勇译《历史地理学导论》（1987）、韩光辉译《历史地理学：对象和方法》（1992）、阙维民译《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2008）等，这些译著为中国学界观察西方学术脉络、解决中国自身学科发展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营养，为建构中国史地学理论体系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其他相关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也被广泛介绍并应用到历史地理研究中来。

在此基础上，深入思考和探讨中国历史地理学科性质、学科归属、研究对象、学科体系以及研究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的著述也不断涌现，如侯仁之《关于历史地理学的若干问题》（1961）、《历史地理学刍议》（1962）、《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979）、《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1993），韩光辉《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中西比较》（1996），王振忠《历史社会地理研究刍议》（2004），邓辉、胡阿祥等关于“区域研究的新走向”笔谈（2004）等，将现代地理学及相邻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引入史地研究，广泛运用野外考察与历史资料相结合的方法，或从社会学与区域研究的视角开拓了众多全新的研究领域，基本解决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科性质问题，并基本建构起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框架。

应该看到，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经历了由被动应对到学术自觉的演进历程。中国史地学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学科体系并蓬勃发展，正是对外部世界持续保持开放并主动学习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和谐相融的产物。可以预见，只要中国史地学界继续保持开放的心态，融会中西，多做“元思原构”的学术尝试，以中国之无与伦比的史地资源定能为国际历史地理学研究贡献更多有价值、有影响、有分量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可以说，在域外资源与相邻学科成果的持续引介以及理论建设上的洋为中用、相互借鉴等问题上，通过师生共同研讨交流，有助于学生加深对“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明交流互鉴观念的理解，进一步增强大历史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再次，在教学内容设计上，通过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不遗余力地推进学科基本文献整理以及开展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项目等内容的阐述研讨，彰显史地学科服务社会需求的主动意识，以激励学生关心现实、服务大众，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学科自身建设与服务社会需求两者并不矛盾，这一点在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有明确体现。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都离不开基本文献资料建设，中国历史地理学从诞生那天起就强烈意识到整理文献的重要性。1934年在《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顾颉刚与谭其骧就提出了未来学会的五大任务，其中两项都与基本史料建设相关，即“考订校补历代正史地理志”与“辑录经济、移民等文化史料以作专题之研究”；
其他三项也离不开基本史料研究，即“编辑中国地理沿革史”“编辑中国地理沿革图”与“编辑中国地名辞典”。此后禹贡学会同仁基本围绕这几大战略任务开展研究工作，有些任务业已完成，有些任务一直开展到今天仍在继续。譬如谭其骧主编的“正史地理志汇释丛刊”便是一项宏伟浩繁的史料整理工作，已编纂出版了《汉书·地理志》（周振鹤汇释）、《续汉书·郡国志》（钱林书汇释）、《晋书·地理志》（孟刚、邹逸麟汇释）、《宋书·州郡志》（胡阿祥汇释）、《隋书·地理志》（华林甫等汇释）、《两唐书·地理志》（吴松弟汇释）、《宋史·地理志》（郭黎安汇释）、《辽史·地理志》（张修桂等汇释）等八种。正史地理志的整理汇释为我们提供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明悉两千年沿革概况、细节与脉络的可信本子，大大便利了今人对正史地理史料的使用，为史学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再如谭其骧主编的《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七册）、《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三卷）以及侯仁之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六卷）等，皆为本学科史料编纂之创举。这些史料的整理编纂既是扩大学科基本文献容积、嘉惠学林士子之举，同时在编纂史料动员人力的过程中也为学科发展培养锻炼了大量后备人才、壮大了学科队伍。

不惟如此，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孜孜埋首于自身学科建设的同时，亦密切关注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动态与社会的需求，适时启动或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工程，以出色的研究成果不断彰显了学科存在的价值并持续扩大学科影响力，使学科发展进一步走向完善和独立。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众多领域都与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密切相关。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秉承中国学术经世致用的传统，始终强调学有所用、用世益民。从20世纪30年代开展边疆史地研究以呼唤民众关注边疆危机，到20世纪50年代启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从北京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到西北沙区、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变迁调查研究，再到近年推进《中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的编纂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历史地理考察等，一个个重大工程的开展一次次将历史地理推向时代的前沿、公众的视野。对于一个亟待完善的新兴学科而言，取得这样鲜明的存在感与显著的成就必然为学科快速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因此，基本史料建设与重大项目工程的相得益彰不仅强化了学科存在本身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激发学生关心现实、探索自然、传承“有用于世”的学科精神、培育可持续发展意识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最后，在教学目标设计上，通过对历史地理学界前辈学者与时代同频、与民族共振的个人奋斗史的回顾，彰显学术大家们身上集体迸发出的爱国热忱与学术报国的无悔初心，以厚植学生内心的家国情怀，筑牢潜心向学、立志报国的信念。

一个学科的成长离不开优秀的领军人物，中国历史地理学今天的发展成就正是在以顾颉刚、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为代表的前辈学者、学术大家的带领下披荆斩棘、历尽艰辛、矢志不渝取得的，顾颉刚筚路蓝缕、引领风气的开创之功实不可没，谭、侯、史三大家的个人魅力与学术情怀同样厥功至伟。

顾颉刚素称“但开风气不为师”，民国史学界虽名家辈出，但论开风气者实难有超越顾氏者。他不仅创“古史辨”派将疑古思潮引入正史研究影响深远，更立禹贡学会奠定中国历史地理学千秋发展之基。在20世纪30年代纷乱的时局与繁忙的事务中，顾颉刚一如既往洞察潮流、革故鼎新，其非凡之识见与勇往之意志令人钦佩。若非如此，史地学今日必将是另一番景象。

谭、侯、史三大家的爱国情怀及对学术的热诚亦为今日史地学开创辉煌鼎立勋劳。老一辈学人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多个重要历史时期，切身感受了沧海桑田、翻天覆地的历史变迁，一生历经无数波澜起伏与曲折岁月，但任何情况下他们也不放弃对学术的信仰及对社会的希望，任何艰苦环境都坚持从教从学，坚信学必有所用，他们身上闪烁着的热心求用、奉献国家的情怀令人动容。谭其骧在七十余高龄非但没有放弃学术，反而无怨无悔、全身心地投入到撰稿、审稿、指导研究生、出席学术会议、开展实地考察、谋划学科发展蓝图，每日工作到深夜，不觉其苦，反觉幸福。侯仁之1949年9月从英国学成归国，1950年春即获邀参加首都计划委员会开展北京城市史地研究，为新中国首都建设出谋划策，他为此由衷感叹“终于使我学有所用，感到十分鼓舞”。史念海素来强调，一门学科如果不能为世所用，那它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也就成了疑问，因此要将研究与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而非为了学术而遁入象牙之塔。他早年从事沿革地理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开展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研究，及至花甲之年还毅然走出书斋，奔波于黄土高原的沟梁塬峁，通过亲身考察结合文献记载，还原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环境演变过程，为科学治理提供决策依据。

历史地理研究领域多与国计民生、社会发展息息相关，老一辈史地名家带头以实际行动践行学科宗旨。由上述点点滴滴可见老一辈史地学家已完全将个人的学术生命融入到民族国家血液之中，觉得为民族、为国家工作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正是因为他们执着的奉献才支撑起历史地理学今天的发展格局，他们对民族对学术的赤诚与情怀势必感染着一代代后来者共筑起史地学的宏伟大厦。教学中通过学科前辈爱国精神与学术赤诚的引领感召，把家国情怀潜移默化注入学生内心深处，以达成培德铸魂、立德树人的教学目标。

综上，基于新文科所倡导的交叉性、融合性、实践性教育理念，历史学相关专业课程在应用性教学设计方面，必须立足课程特点、反映学科特色、体现系统性思维。教学理念设计上要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当代文化自信等结合起来，教学方法设计上要吸纳一切可借鉴的经验、融会他山之石，教学内容设计上要面向当下和未来、彰显社会需求，教学目标设计上要做到能力与价值并重、厚植家国意识。

高校历史学专业课程应用性教学模式的构建，以上所举仅其一例。要实现新文科背景下全课程体系更广泛的应用性教学目标，需要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方面统筹调整加以改革，并且将相关课程放置在历史学专业课程整体乃至新文科建设目标框架中加以设计。

首先，要重视教学内容的多学科及多课程融通。历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因此，一方面是历史学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文献学乃至自然科学等关联学科专业知识的融通，尽可能打通学科壁垒，实现跨学科知识的再交叉、新生成，真正体现新文科在学科边界上拓展新领域的内在要求。以历史地理课程结构为例，历史自然地理融会了气候、水系、动植物、沙漠、海岸海洋等学科知识，历史人文地理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城市、文化、人口、景观等学科内容，如此丰富的课程内容为学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综合素养教学素材，也有利于设计形式多样的应用性教学案例。另一方面是基于历史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体系及教学大纲的要求，统筹兼顾，注重与先修课程、后续课程的融通。历史学课程体系中与专门史、专题史关联较大的先修课程通常是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系列课程，因此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中要串联通史相关时段的知识点，引导学生温故知新、导入新课。同时还要关注后续课程的设置，为其开启门径、引为先声。比如历史学专业考察一般安排在历史地理课程之后，可以充分发挥该课程的应用性特点，在课堂教学中预设富有历史地理课程特色的实践教学主题，以提高集中专业考察的实践效果。

其次，要重视课程设计的思政化探究。课程思政是高等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三全育人格局的重要举措。在课堂教学中积极融入文化自信、生态文明、爱国情感、科学精神等课程思政元素，润物于无声，可以更加丰富专业课程的思想内涵，突出专业发展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体现课程应用性的有力举措。历史学各专门史专题都蕴含有丰富的思政化素材，便于发掘、提取和融入。例如，历史气候变迁、野生动植物分布变迁、黄河下游河道变迁以及北方沙漠化等问题中都串联了环保意识、生态文明思想的共同线索；
历代疆域的变迁、政区的沿革、民族的分布等专题中都可以体察到爱国情感、民族团结的有关史实。同时活学活用《中国史学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古代史》《中国经济史》等“马工程”教材，充分利用好其中凝练的思政资源。

再次，要重视学习形式的多样化应用。以“互联网+”数字化教学平台为依托，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积极引入智慧课堂教学手段。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史学概论、《史记》导读、世界文明专题、中国历史地理、中国社会史等慕课资源均运行有年，是比较成熟的线上教学参考资源[14]。特别是翻转课堂，将传统教学模式下存在的实体课堂讲授普遍“脱离社会实践”“禁锢了改革时间空间”“学生主体地位不突出”等缺陷一一化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无缝结合[7]，通过问题导向、专题研讨、小组协作等形式，为教材讲授提供更多可能，充分激发学生个性化需求和内生学习动力，提升应用性教学效果。此外，开展田野调查是最佳的应用性教学手段之一。历史地理课程与田野调查是天然的孪生兄弟。挖掘有限课堂教学下的实践学时，按照课程的知识框架体系，开发历史自然地理或历史人文地理相关专题的课外考察调研线路，甚或整合课程内容，兼顾多个专题展开实地考察线路设计，特别是结合历史学专业考察实践融入历史地理课程相关专题设计，也是提高和巩固该课程应用性教学改革成效的重要途径。

最后，要重视教学效果的多元化检验。在课程教学中融入实践课堂、构筑应用性教学体系的基础上，根据多元分类评价理念，建立考试与实践考核相结合的教学评价体系。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校内评价与校外评价的结合，学生评教与同行专家评价的结合，第三方评价与社会评价的结合，线下评教与线上问卷评价的结合等。尤其是智慧教学手段的应用和专业考察的田野实践，要设置相应的应用性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方法。此外，历史学专业课程的应用性教学效果还应体现在师范性及其与中学历史教学的衔接上[15]。这一点是双向的。一方面，教育教学实习的形式和内容是否跟进了中学课改要求，教学设计是否切合中学实际，特别是中学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之核心思维（时空观念）、核心价值（家国情怀）的培养是否得到了体现，均可以作为有益的考察点。另一方面，在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毕业生是否较好地运用了大学课堂的有关应用性教学内容，是否贯彻了教学改革有关理念和成果，同样可以设定为其中的观察指标。最终基于科学育人观的综合评价结果，分析和总结课程教学与实践教学各环节的实际效果，持续改进历史学专业课程的应用性教学策略。

作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学专业在新文科建设与学科交叉融合的时代潮流下展现出其良好发展优势。历史学专业课程基于历史学科深厚的文献传统和关联学科的应用性实践性专长，贯彻中国学术的经世致用与现实关怀精神，通过应用性教学路径的探索与实践，不仅开辟了学生参与专业课程建设的渠道，强化他们的时间空间观念和“历史现场”体验，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意识，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培育和专业能力的提升，而且有助于拓宽专业视域，优化教学效果，助力历史学科与现实社会之间嫁接更多有效沟通的桥梁。为更好地落实新文科教育理念、达成应用性教学目标，在课程教学改革过程中还需进一步加强对相邻学科方式方法的融合借鉴，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提高他们在课程设计与实施中的参与度和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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