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舒满 高国富 （..宁夏大学，宁夏银川 7500）

内容提要：新时代构建社区文化治理的价值度向根源于文化建构。在社区场域探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简称“三交”）的最大公约数，促进各民族在居住空间、文化认知、心理情感等方面的全方位互嵌，对于维系社区团结稳定意义重大。基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大公约数”在社区文化治理中的理论向度、历史向度、互构向度，并依托银川市G社区文化治理的实践经验阐释其实践向度，提出了社区文化治理的内在核心指向、创新社区文化治理实践路径和社区文化治理的成效结果，对构建包容互洽治理模式、从个体行为层面奠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文化基础和营造有利于民族团结的生活情境氛围具有重要价值意义。

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总结提出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 “十二个必须”重要思想，其中“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作为重要内容之一，着重强调要“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1］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中强调，“要推进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积极营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开展各族群众交流、培养、融洽感情的工作，形成密不可分的共同体”。［2］社区文化治理作为消除民族隔阂、增强民族凝聚力、增进民族感情的重要推动力，在社区文化治理中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认同因素，有助于减少社区空间内各民族交流互动的偏见认知和刻板印象。有鉴于此，本文基于“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3］的研究理路，从理论向度、历史向度、互构向度、实践向度的四维阐释，寻求反映民族关系实践的根源性基础理论以及相应研究的规律性成果，在探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简称“三交”）最大公约数的历史逻辑基础上，探究“三交”最大公约数在社区文化治理中的创新进路。

（一）理论逻辑起点：社区文化功能性价值叙议

社区概念从表词上理解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基础，但也内涵着固有的社会文化与情感关联本义。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最早提出，人们共同居住的社区有着彼此支持的情感纽带和共同的道德承诺，“共同领会”的文化价值诉求是会聚彼此联系与意志的内在必然特征。涂尔干将社会成员所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视为社会团结存在的原由，并称之为“机械团结”，这种团结具有社会整合功能且是“建立在包含着某种共同意识同时又受到这种共同意识规定的社会生活的基础之上的”。［4］同样，帕森斯从社会行动的角度肯定了社区文化的凝聚、整合功能，认为社会与社区内人们的行为互动受文化模式中的观念（如价值观、信仰、意识形态等）影响，这些观念作为一种共同的“情境定义”在共同理解的基础上可以减少彼此交往互动的阻力。西方学者从古典社会学理论到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延伸发展，始终积极强调共同价值观、共有道德意识、共通文化诉求是紧密社区人们之间互动关系的基本资源。

我国关于文化要素作为社区研究的核心议题，早在1935年吴文藻就提出“社区既是指一地人民的实际生活，至少包括人民、人们所居住的地域、人们生活的方式或文化三要素，明白了文化，便是了解了社会，而社区生活中文化才是真实的活的文化”。［5］现代社区概念的研究已作为涵盖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小地方”加以考察［6］，因而，国内学者对于社区文化的考察也更加注重其内生的功能性，刘庆龙等人认为在社区建设中，社区文化具有增进人际感情，强化社区成员认同感和归属感的作用，甚至是影响社区治安的深层次因素。［7］蓝煜昕等人将社区韧性概念引入社区治理体系研究中，提出社区文化可以赋予社区行动意义，为社区治理指明方向，且社区文化韧性越强在危机状态下越易凝聚为信任感强的治理共同体。［8］闫平的研究认为社区文化是道德治理的有效载体，社区文化建设能够从凝聚社区居民共同道德理想、塑造社区道德形象、提高社区居民幸福指数、营造社区安定团结道德文化氛围四个方面助推道德治理。［9］由此，社区内涵的文化力量，即作为联络居民关系、维系社区与社会运作的价值、情感、道德基因也成为国家行政力量在基层的治理资源。

（二）研究理据主线：交往行为理论框架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互动现象，是民族主体间往来的内在交往行为。哈贝马斯通过重构的方式，展现了交往行为的理论观点，即在交往行为的互动中，以参与者的主体间性结构为核心，两个或以上的交往主体通过语言作为沟通交往媒介，在共同生活的世界遵循着有效规范，强调交互者的平等、协商对话行为，以达成相互理解、彼此共识的一种主体间的行为理论。哈贝马斯强调，“承认、重视并遵守共同的社会规范效准（伦理学的普遍原则）是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基本前提和条件”［10］。因而，交往行为的合理性是以遵循主体之间的相应规范为特征，通过参与者所提出相互认可的合理要求而实现共同行为的一致性［11］。同时，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动、主体间性、共同语言、生活世界和相互理解构成了交往理性逻辑结构的多层互动关系，其中主体间性是协调各要素关联关系的有效评价。基于此，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框架下，民族交往至少包含四方面的交互性内涵：

第一，共有的生活空间是各民族交往的场域条件，构成这一共同生活空间的因素包含关于价值观和语言结构的文化解释范式；
关于社会制度和法律规范的社会解释范式；
个性人格的个体行为解释范式［12］，这三个因素动态联结为各民族交往提供了相互理解、达成共识的源泉。

第二，共同语言是各民族交往过程中有效交流沟通的重要媒介。语言沟通是协调行为的机制［13］，通过语言架起彼此间顺畅的沟通桥梁，协调个体交往行为形成彼此尊重、友爱和顺的人际关系。各民族以语言为媒介，在交流互动中相互理解、彼此接纳、共同发展，维护动态社会的整体性，增进了各民族间的团结合作与中华民族凝聚力［14］。

第三，各民族的交往互动是建立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基础上，秉持这一原则，各民族在交往行为中遵守着一致的规范和共同的价值观，形成了以相互理解为交往导向，真实、真诚、适当为交往行为要求，实现和睦、友善民族交往关系的合理化道德实践。

第四，各民族交往活动过程体现的是主体间的互主体性、联结性和不可分割性的动态关系。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分子，我国各民族在民族问题的处理和民族关系的构建强调主体间的“共有”与“互联”［15］，各民族在相互认同、相互依存中彼此亲近，消除陌生感与距离感，形成了文化共通、心理共情的共同体关系。

（三）研究考察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大公约数”价值依据的讨论

本研究以社区文化治理实践为切入点，主要考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文化认同的最大公约数所关联的实效价值。基于这一考量，针对性地梳理和挖掘有关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大公约数价值依据的探讨，进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三交”最大公约数的探究提供理论性支撑。

李小林提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民族交往的共同价值基础”［16］；
纳日碧力戈、商爱玲、欧阳康等人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认同维度阐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定位，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普适性，决定着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发展方向”［17］，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当代价值在国家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得到体现”［18］。另一方面，文化认同是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合”“和”关系的重要桥梁，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关键［19］，更是力图实现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最大公约数，是中华民族的“铸魂工程”［20］。吕峰、高永久、吕朝晖等人从新时代民族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整合”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价值共识标志，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为依托，有利于培养理性参与的政治文化，促进民族发展的精神内核、价值共识和凝聚力量”［21］。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增强国家认同意识的价值共识，融汇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22］，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国各族人民价值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对形塑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行为规范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23］。综合学界的理论观点与研究基础，笔者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最大公约数”，并认为其在社区文化治理实践中有着重要的双向互构性，尝试探求“三交”最大公约数在社区文化治理实践上的现实效能。

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在漫长的自然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交流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历史上各民族在每一次或大或小的迁徙流动、贸易往来、和亲婚嫁中，都会带来大范围和深层次的文化交流，从而使得各民族间凝聚力和共同体意识的增强，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向社会文化深层即价值观的认同凝聚。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认同、构建、享有代表着整个社会评判是非的价值标准，这一价值标准就是各民族 “三交”最大公约数。

先秦时代，各民族有着频繁的接触与交往，“德”与“礼”的思想是维护各民族间关系的准则。秦在统一之后，废除了封建制度，实行郡县制，并且在全国推行了加强内部统一的政策和措施，内容包括“车同轨”、“书同文”、“度同制”、“行同伦” 等。其中，“书同文”表层是对文化的统一，实则是缩小了民族心理和价值观的差异，“行同伦”则体现为一种在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和信仰观念上的相对统一，是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繁荣一体、交融一体共同体的精神基础。自秦汉我国统一多民族格局形成后，维系统一、各族一家的思想在继承和发展中逐渐成为各民族的精神共识，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碰撞所形成的向心力与认同感始终是凝聚各民族的精神纽带。

新中国成立后，在帮助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生产发展中，“移民在和当地农牧民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劳作中，逐渐建立起了民族间、地区间文化的相互认同并进而促成了双方文化的变迁与相互融合”［24］。改革开放后，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中的时空重叠性日益增加，劳动力的流动、区域的开发建设、旅游观光市场的形成等都推动中东部地区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规模不断增大，各民族分布更加广泛，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普遍分布格局。党的十八大以后，在各项区域发展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支持下，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日趋频繁与活跃，各民族在更具深度和广度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了彼此在文化观念、生活方式上的相互影响、相互欣赏和相互认同，形成了共有的精神共识与价值追求。

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趋势中，强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共性，就是寻求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价值标准和价值认同中的“最大公约数”。“讲文化认同，最核心、最关键的就是要增进各族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2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国家价值目标、社会价值取向和公民价值准则有机结合，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超越，既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纲领，也成为培育和巩固共同心理素质的指引”［26］。因此，在新时代的民族工作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最大公约数”。这个“最大公约数”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在经济交往、社会交往、文化交流中的自觉历史选择，是最大限度代表和凝聚中华文化的文明基础和核心价值理念，也是中华民族维系统一、稳固国家、安稳社会的重要精神根基。

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下，各民族交错居住在同一社区的现象逐渐成为常态，各民族在社区场域的交往交流交融日趋频繁，社区的人文环境呈现出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特征。挖掘“最大公约数”在社区文化治理中的价值效能，能够增进社区文化认同，提升各民族在社区场域交往交流交融的精神共识与内聚力。在社会治理领域，“文化被构建为既是管理对象又是管理的工具”，［27］因此，社区文化治理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最大公约数”在逻辑上相互关联，在内容上相互交织，要以双向互动的视角审视两者关系。

（一）“三交”最大公约数是社区文化治理的价值机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大公约数”的选择是各民族文化交往互动、交流互鉴、交融共存的结果，其自身在文化网络中就是重要的治理资源。社区文化治理就其行动逻辑而言，就是政府在社区治理网络中，借助社区文化作为治理对象与治理工具，培育和繁荣良好的社区文化，发挥文化的人文色彩与柔性治理功能。社区空间成员关系是“以认同的意愿、价值观念为基础的”，［28］因此，构建和谐安定、凝聚人心的社区文化环境需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大公约数”提供价值支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认同的基础，决定着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涵与方向”［29］。各民族在“三交”的历史进程中，在互相了解、交流中彼此相互学习、欣赏和借鉴，并逐渐形成了立足全社会成员价值认同上的最大公约数，这个最大公约数有着凝聚价值共识、增强社会内聚力、规范行为秩序的内在价值属性。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大公约数”的生成逻辑和功能属性而言，其本身在社会发展的各领域都担当着价值支撑的现实意义，对构建社区文化治理更是契合时代发展和国家治理理念的有效价值资源。

社区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思想和精神形态的微观表现，其治理的有效性体现在是否捍卫国家政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是否推动社会的良性运转；
是否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各民族交错居住的社区空间中，寻求社区文化治理中的价值依托，通过人为的环境调节，打造开放包容的生活文化空间，以具有同一性价值追求的文化精神形态，提升社区成员的向心力与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塑造和培育我国各族群众积极健康向上的群体理想，进而形成各民族的共同价值基底”［30］。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各民族“三交”的最大公约数是塑造和培育社区文化的价值标准，是增进社区内部各民族群众感情的重要精神纽带，也是评价社区文化治理效果的价值依据。

（二）创新社区文化治理是促进“三交”最大公约数的实践过程

各民族“三交”最大公约数一方面是社区文化治理的价值机理，另一方面创新社区文化治理，在治理工作中培育社区共同体要素，凝练和倡导价值共识，塑造和谐美好的文化环境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有效基层实践。“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指国家治理体系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行为取向和价值及其均衡和谐”［31］。以此为价值取向的治理体系必然会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各治理领域与治理环节的践行。

“在现实实践语境中，社区文化治理又呈现为运行着文化政治机制的具体文化实践行动”［32］。社区文化治理其本身具有与政治、经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和调节功能的禀赋价值。社区文化环境的治理实践，就是社会公共文化生活以社区为场域塑造公共精神，贯彻文明和谐的文化价值理念，充分彰显公共文化生活在社会治理单元的公共职责。因此，社区公共文化生活要“力图将渗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健康生活方式普及到现代城市所有社会群体的公共生活中，建构一个承载着文化认同的多元化社会”［33］。就此基础上，社区文化治理的实践也是文化认同逻辑的生动体现，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大公约数发挥价值功能的现实场域。以凝聚共识、激发认同感、形塑公共精神为构想展开社区文化治理实践策略，可以拉近人们的互信关系，突破自我隔离的陌生人人际关系，增加各民族群众的接触互动，增进彼此的了解，在共居的生活空间建立共情机制，以非制度性的因素调节民族关系增进共同体氛围，通过社区治理主体的实践行动，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大公约数真正介入到居民的生活实践、行为习惯和文化活动中。

对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言，自交往到交流直至交融的历史潮流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入发展离不开一定的实践活动，实践支撑与空间条件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本前提。就此意义上来说，不同的社区文化治理实践影响和决定着各民族间在一定空间内接触互动的深度、广度、频度以及持久性与稳定性。创新社区文化治理实践，充分利用社区文化资源，建构社区共同体的文化空间，凸显社区空间情感性、凝聚性和人文色彩的本质特征。

银川市G社区在辖区内共有居民4300多人，其中回族、蒙古族、满族、藏族等少数民族有379人，占社区总人口的9%。G社区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以文化建设引领社区治理，与辖区企业、部队、院校、社会组织联合建设“五立提升工程”（设立一个民族情联络站、建立一支志愿服务队、成立一个文化帮扶小组、创立一支文艺演出队伍、树立一种民族团结精神），营造出各民族团结互助、友爱互敬的人文环境，促进了社区内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一）同心聚力：社区文化治理的内在核心指向

自2018年以来，G社区大力创新活动载体，以各民族共同认同的最大公约数为同心聚力的主线，增进民族团结。G社区充分整合治理资源，实现资源共享，难题共解，从同心同德办活动、同心同乐享幸福、同心同助化民忧、同心同安解民愁、同心同富促发展五个方面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服务和公益服务平台，推动各民族在文化上的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社区文化治理在“同心”建设的核心指向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通过联合辖区部队、院校、企业开展“小课堂大宣讲”“邻里节”“我们都是一家人”等活动，组建文艺团体丰富社区文娱活动，营造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良好氛围，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二）互学互助互促：创新社区文化治理实践路径

G社区在同心聚力的文化治理基础上，提出了“互学互助互促”的实践主线，主张在充分发挥居民主体力量的前提下促进社区内各族群众“互学提高、互帮发展、互促和谐”。具体来说，其主要采取以下实践路径：

第一，以互学带动居民参与。一方面，G社区充分发掘内部优势，发动老党员、组建志愿服务队，搭建科学学习的平台、政策宣传的平台、价值培育的平台、文化生活的平台、移风易俗的平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大力开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色国情教育，鼓励居民原创绘制涉及民族团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疫情防控、文明实践等漫画读本，增强各族群众相互交流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G社区整合外部军、地、校资源，以社区为主，联合营区、校区，组建艺术团、歌舞团开展各类文娱活动。邀请专家学者队伍、英雄模范队伍、青年学生队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区文化，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价值取向，开展宣讲活动，强化各族居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互学互乐中各族群众“三交”的最大公约数成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共同价值追求，进一步加深了各族群众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感情认同。

第二，以互助增进民族团结。G社区在互学参与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各民族友爱互助的共识精神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一方面，搭建民族团结“结亲互助”平台，挑选条件较好、热心向上、发挥正能量的家庭与部队官兵、外地少数民族大学生结对，“结亲互助”活动已从开始的3对发展到目前22对，帮助少数民族残疾人、困难大学生等多类人群。另一方面，积极与辖区企业、部队、学校、社会组织联合组建共享平安志愿服务队，以“团结一家亲”为中心开展全域旅游、扶贫帮困、环境保护等志愿服务，共组织活动100余次，参与2000余人，服务时间300余小时，受益群众超1万人。在互帮互助的实践中，社区友善团结的文化氛围促进各民族群众共建和谐友爱大家庭，增进了社区内各族群众对社区大家庭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感。

第三，以互促实现社区和谐。G社区在社区文化治理的过程中从民生问题入手，将互促同富作为维护社区稳定，增进民族感情的关键环节。为此，G社区一方面依托创业就业服务平台对社区待业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创业就业培训，同时，发动辖区商户解决社区各民族群众的就业问题，近5年带动就业280余人。另一方面，通过“民乐互助帮办社”增加就业岗位，安排辖区失业人员就业并开展保洁、代买、维修等利民便民服务，免费为孤寡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服务120人次，带动就业28人。在互助同富的实践中，社区以“诚实守信”的价值理念引领各民族商户文明经商、诚信于民，形成了良好社会风尚，促进辖区内各族居民共同致富，推动社区和谐文化环境的构建。

（三）自觉认同：社区文化治理的成效结果

认同的发生必然伴随着价值上的选择与判断。社区文化治理的实质就是促进和实现社区居民对深层次的价值认同以稳固社区共同体。G社区在文化治理实践的核心功效是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层价值认同为文化纽带，强化和增进了社区各族群众对社区共同体的自觉认同、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认同。

第一，社区共同体的自觉认同。社区文化治理的关键是发挥社区文化的柔性治理功能，培育社区共同体要素，使社区居民在心理上自觉认同自己“社区人”的身份，从而达到居民对社区建立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效果。G社区通过自己组织建立服务组、互助队、艺术团调动社区各族群众积极参与社区各类文化活动、公益活动等繁兴了社区文化，提升了社区内聚力，将社区文化环境的建设与优化作为增强社区居民认同感的催化剂，使社区各族群众在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中感受感知社区文化的魅力，从而对社区这个共同的大家庭产生自觉的感情共鸣，投入个人的喜爱、认同和依恋之情。

第二，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社区“是连接中华民族大家庭与各民族小家庭的桥梁，反映各族居民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的真实接受程度”［34］。G 社区动员社区居民作为建设力量，以互学互助互促的实践目标，在辖区范围内用最简单的、参与性强的文娱活动、志愿服务、结亲活动等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理念落实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使居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解不再停留在理论阐释上。G社区通过文化建设、环境建设加强公共资源优化配置，深入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邻里和谐、互助友爱的中华优秀文化基因作为增进居民感情、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精神养料，坚持以各民族的文化认同推进社区居民的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并将此转变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行动。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认同。G社区在文化治理的实践中始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区文化治理的根本遵循，以浸润在各族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共识作为增进社区各族居民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为社区事务的治理提供了和谐稳定、团结友善的文化氛围。通过鼓励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调动居民组建服务队，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各族群众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认同，特别是对于民主、平等、和谐、诚信、友善等内容的认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蕴涵的人文精神与道德规范真正融入到社区工作、社区文化、社区服务之中，以价值追求的精神内化推动人们自觉行为的转化，为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共同的精神基础。

社区文化建设是社区工作价值向度的根源，社区不仅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更是促进各民族“三交”的重要平台，社区环境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基础，在这一空间结构下文化资源的凝聚整合功能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社区文化治理需要把握各民族“三交”的最大公约数，这一最大公约数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所共识共知的，是在心理情感上共鸣契合的，是在文化交流中共生互促的，是在价值观层面共同认可遵循的，更是符合时代发展方向、蕴含治理效度的。因此，本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与启示：

第一，社区文化是社区治理的“价值轴心”，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下，社区文化治理一方面是助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末梢力量，另一方面是凝聚价值共识缓解冲突关系的柔性因子。寻求社区空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最大公约数”运用于文化治理中，建立社区团结互信的共情机制，是应对危机状态治理梗阻的有效手段。社区文化环境的营造需要在多元民生诉求中把握清晰明确的共识主线，构建基于认同之上的包容互洽治理模式。

第二，各民族共居、共事、共学的社区场域已成为城市发展的实然走向，在社区文化治理中构建各民族“三交”的最大公约数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精神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直接聚焦于全体国民成员本身，并以其为载体［35］，以有形、有感的社区文化治理实践活动建立起各民族群众自身参与的行为关系网，并在频繁互动的过程中高度集聚各民族的价值共识与共鸣情感，从强化个体行为层面实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有效性，奠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文化基础。

第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隐存着共同理解、共同认同的文化价值理念和社会行为规范，这构成了“三交”最大公约数的生成依据。作为国家主流价值观的凝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价值取向，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超越基础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义着国家目标、社会取向、个人准则的有机结合。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价值基础的外显标识，将其视为“三交”最大公约数运用于社区文化治理实践能够最大限度地释放高效动力，使社区的基层治理与促进民族团结有效衔接，营造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活情境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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