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辰

（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英国籍坦桑尼亚裔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获得2021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颁奖词写道：“因为他对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文化和大陆之间的鸿沟中难民的命运的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洞察”［1］。古尔纳结合自身经历，创作了一系列以殖民前后的东非和英国为背景的作品，它们聚焦于身份、殖民、移民、性别压迫等主题，深入解析了特殊流动人群面对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殖民和种族主义余孽时的痛苦与迷惘，用异化的人物性格映射了当代社会的脆弱一面［2］。

《囚笼》是古尔纳的短篇小说杰作，讲述了一个以移民为主角的爱情故事。在一个非洲小镇里，小店售货员哈米德遇到了年轻美丽的姑娘茹基娅，她的屡次购物让他萌生爱意，他渴望得到她的爱，并将她视为走出自己暗淡生活的拯救之星。茹基娅之后多次来店里买东西，他也想方设法给她一些小恩小惠。直到一天，姑娘购物之后对他挑明：“你总在给我东西，我知道你也想得到回报。那样的话，光靠这些小恩小惠就不够喽。”［3］316随后就一头扎进黑暗里，整个故事也戛然而止。小说题名“囚笼”，意在喻指优势种族对弱势种族的身份歧视和地位禁锢，及其前者对后者所造成的身份遮蔽和人性扭曲。围绕小店这个特定场所，小说主要呈现了劳动空间、流动空间与压抑空间三种空间类型。本文试从空间批评角度对《囚笼》进行后殖民主义解读，通过探究店员哈米德所置身的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解读其作为一名移民及被殖民者在后殖民权利话语下所遭遇的多重困境，而来自哈米德的全部痛苦纠结，则说明在后殖民语境下被殖民者与移民想要摆脱社会与自身的双重囚笼获得自由与解放，仍旧前路漫长、任重道远。

作品开头就写道：“有时，哈米德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已经在这小店里待了很久很久，而且将会在此度过余生。”［3］309小店这个生活空间从始至终伴随主人公哈米德，他在里面产生，在里面劳动，也在里面消失。它不仅为故事的发展前进提供了场所，小店里的劳动关系还让哈米德及众多被殖民者与移民的生存困境浮出水面。小店里面的劳动给哈米德带来了安稳和平和，让他不再因为私语声而吓破胆，让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可以获得短暂休息［3］309。只有当他在小店里劳动，他才感觉自己是社会之一员。哈米德通过劳动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私人空间、家宅空间，这个空间是他仅有和绝对依赖的。哈米德的身体是劳动的身体，和小店融为一体，哈米德就是小店，小店就是哈米德。“哈米德露天睡在里面的院子里。碰上下雨天，就在店里收拾出一块地方，凑合上一晚”［3］312。哈米德每日每夜都待在小店，从中获取社会存在感与生命意义。哈米德代表了很大一部分被殖民者：一方面他们渴望拥有自己的空间，来回避他人的干涉；
渴望拥有自己的身份，来逃避空虚无助。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奉献出自己仅有的生活，变成社会机器的一部分，只要机器运转，他们就存在。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4］，认为当劳动脱离了自我创造与自我满足，不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不再是人与世界的和谐，不再为劳动者所有，它便成为人们的负担，劳动的过程就沦为劳动者身份丧失的过程。“从根源上看，劳动本身具有二重性，只有那些合乎美的规律、合乎人的目的的创造性实践才指向人的自我实现；
反之，那些导致人的实存与本质相背离的行为就是异化劳动。”［5］小说中的哈米德并非因为每天劳动的创造性与充实感而沾沾自喜，单调麻木的劳动让他丧失了自身存在的意义。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他的接收器都被异化感觉封严堵上，并以虚假满足的形式让外在压迫转化为主动认同，其实这种异化劳动“是对生命力的一种长期占有、消耗和麻醉，是一种非人的苦役，甚至是更使人疲惫的苦役”［6］。因为它不仅是经济及劳动方面的异化，更是一种感性的异化，而这种精神上的异化才是最深度的异化。单向度的劳作只能产生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这就是哈米德的人生困境与生活写照。他每日麻木的劳动像是一剂剂渐忘药，让他失去自己的时间、情感、喜怒，失去人之为人的特性，并在心理和生理两方面导致严重的畸形效果。

反观殖民者，他们如果想保有对少数优质资源的占有权限，想让被殖民者为他们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想成为社会精神的绝对胜者，那么被殖民者必须主动服从并且拥有相对应的社会性格。哈米德并不是在皮鞭的挥舞下忙忙碌碌，而是发自后天性格里的服从。社会性格是指：“一个群体共有的性格结构的基体”［7］28，它通过社会话语、教育系统、交流游戏等生成和加强。哈米德等被殖民者虽然饱受殖民者的另眼相待之苦，但为何依旧本本分分地在自己岗位上幻想最后一丝安稳？因为塑造其性格结构的社会文化语境已经先他而存在，并使得以卑微、软弱、守规矩、脏兮兮为内涵的“被殖民者性格”固化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那么这些文化性格就会像囚笼一样随着时间流逝越发变得坚不可摧。因而，拥有这种性格的“哈米德们”就会对任何社会压迫与等级划分都能逆来顺受，甚而他们会想尽办法爱上自己本不该做却认为该做的事。“他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因为他只想那些他能做的事”［7］30。哈米德因为驾轻就熟地拿取货物而充实满足，货架是他仅仅能够掌握并熟悉的事物。被殖民者们不会举起“不服从”的大旗，性格之笼除了禁锢和伤害，也给他们带来了细微的安全感和存在感，笼里的他们逐渐缺失了思考意义的能力，直到最后只能听见机器的轰轰作响，泯灭了主体。

小说中的小店不仅仅是简单的物质交换场所，也是人流、物流的节点。小店及其邻近空间共同组成了一个变化的地理学空间，它既有着社会空间关系的静态性的一面，也有因流动的资本、流动的劳动力、流动的顾客以及流动的权力所构成的动态性的一面。正是后者孕育着新空间的生产与抵抗主体的诞生。在小店内，哈米德尽自己所能充当好售货员的身份，他知道每个顾客的喜好需要，知道每件物品的位置味道，他会因为对货架上每件货物驾轻就熟而沾沾自喜，这份喜悦不是哈米德独处时凭空产生的南柯一梦，而是人流与物流在哈米德心中激起的片片涟漪。茹基娅的出现无疑深深影响了哈米德心理的转变，他开始对自己的生活产生怀疑产生厌恶，感觉自己“一辈子都像个傻子一样被困在圈栏里”［3］310。哈米德和茹基娅相遇是小店内外的交汇，是小店之内人流物流之延展，是社会与个体的一次深刻对话。在内外交汇之际，单调、统治、屈服与抵抗、对话、革新在野蛮生长。

哈米德的被殖民者形象通过茹基娅的目光统治逐渐变得单调无趣，从对自我身份的肯定变成怀疑厌恶。姑娘第一次来到小店里的时候，哈米德对她献殷勤之后感觉“像是有一只大手正掐住他的喉咙，把他从地上拎起来”［3］310，同时茹基娅等了一会儿，一脸嫌恶。那只大手正是茹基娅的异样目光对哈米德身份的变相统治，也是殖民者意识形态对被殖民者身份意识的扭曲蹂躏。当哈米德开始想起茹基娅，便开始厌恶起自己的身份来。哈米德认为茹基娅完全有理由鄙视自己。尽管哈米德已经隔一天对自己清洗一次，但他在想起茹基娅的时候还是感觉身上和嘴里都臭烘烘的，并且他认为自己就算洗得再勤快，也无法改变自己的一贯身份。

茹基娅并非普通的姑娘，而是被构建的“他者”，她眼中的哈米德，是“他者”眼中的“他者”。萨义德在巨著《东方主义》中提出东方并非本来就有，而是被西方建构出来的概念范畴，“东方是非理性、堕落、幼稚的、不正常的；
欧洲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8］。西方通过对自己文化的精心构建和对“他者”的主观阐释，使东方逐渐产生异化，直到丧失自我的独立性与完整性。在哈米德所生活的非洲小镇，被殖民者是“他者”。“他者”是指主体以外的一个不熟悉的对立面或否定因素，因为它的存在，主体的权威才得以界定［9］。西方之所以自视优越，正是因为它把殖民地原来的人民看作是没有力量、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思考和统治能力的结果［10］。《囚笼》中茹基娅对哈米德说过：“那儿有一个游泳池，到处都铺着地毯。住的都是白人、欧洲人。也有一些印度客人，但那种荒郊野外来的、会把床单弄得臭烘烘的人一个也没有。”［3］313茹基娅作为一名当地的移民，一面受到殖民者的歧视与限制，使她丧失人格独立，困于沉寂身份，只能在酒店里当女招待，另一面她又开始以虚假优越感构建他人，她身为被殖民者，但继承了殖民者的另类目光，适时扮演社会殖民者的角色：对哈米德本人厌恶和排斥，认为酒店里与哈米德类似的被殖民者是从荒郊野外来的，把床单弄得臭烘烘的人。茹基娅的看法不过是当时社会分类的一个缩影，美国人、英国人，哪怕是印度的客人，都比非洲本地的居民更加爱干净、更加注意形象、更加优越夺目。法国著名心理学家拉康认为，凝视突破了简单的“看与被看”这一视觉区分，他强调将“看与被看”当作一种自我认同的方式，是一个由主体出发，然后回到并改变主体的内部心理过程。在福柯看来，凝视即是权力。萨特在他的《存在与虚无》中提到，“在主体建构自我的过程中，他者的‘凝视’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者的‘凝视促进了个人的自我形象的塑造’”［11］。哈米德在这位姑娘的目光下逐渐变质，被她的目光奴役，在她的凝视中，哈米德的自由性和超越性被剥夺。

哈米德并非从始至终被动接受屈服，他也有某种形式的反思和反抗。他想摸摸他的“救星”，让这颗星星划破他没有亮色的灰蒙蒙的生活。哈米德在“救星”的暗示下主动地生活，他迈出了第一步，“做了以前不敢做的事”。他试着走进未敢踏足的社会，他试着听见生活的低语，甚至养成了每天都要去岸边散步的习惯。他知道自己无法摘到那颗星星，但摘取的过程中他是活着的。在小说结尾，随着茹基娅又一次奔向夜色，哈米德知道茹基娅并不是帮助自己逃离苦海的诺亚之舟，她和他一样是大洪水中的难民。弗洛姆在《论不服从》中写道：“爱，是以保持个人自身的分离性和完整性为前提条件，与本人以外的某人或某事发生关联”［7］2。小说中哈米德对茹基娅的单向情感注定幻花水月，他在规训、凝视中早已失去了自我，哈米德不再是唯一的、独特的、有自己独特小癖好的个体，也不再具有个人自身的完整性，而是一个工具。茹基娅也不再拥有同情、怜悯、关心等美德，而只是机械麻木地追求利益好处。他们可以在小店内外活动，但自我早已经失去了独立性，好比滚滚长江里一滴微不足道的水，意义感早已消失不见。茹基娅对哈米德的态度从一脸嫌恶、不耐烦、神情冷淡变为揶揄嘲笑，也仅仅是为了获取哈米德对她的不断“照顾”。囚笼不仅仅属于哈米德，属于茹基娅，也属于每一个被殖民者和移民，他们都有逃也逃不掉的囚笼，就像哈米德所说：“我一无所有，这里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我的。”［3］315

在殖民文化主宰的空间里，哈米德迷茫害怕，他因为对外面的恐惧而战栗颤抖。哈米德对城市其他地方的人感到陌生，对陌生的人和地方感到害怕。在哈米德的白日梦中，有瞅着他的面目可憎的放肆大笑的强壮男人，有阴暗之中等候着他的影子们，这两者将哈米德矮小羸弱、被动无力的社会形象映衬得淋漓尽致。被窥视规训的哈米德就好像置身于边沁全景敞视建筑（Bentham panopticon）。这种监狱中心是一座瞭望塔，四周是被区分为许多囚室的环形建筑。在逆光效果的作用下，在瞭望塔中的监视者可以观察四周囚室里的一举一动，而囚犯却不知道瞭望塔内是否有人在观看［12］。囚犯每分每秒都在被未知的目光规训构建，福柯进一步指出，这种全景敞视模式会开始扎根于整个社会生活中最重要、最核心和最有生产性的部分，并且逐渐渗透进某些重大的社会职能中，最后注定要传遍整个社会［13］。哈米德无力反抗，他像环形监狱里的囚犯一样被观察、被凝视、被敌对、被构建，但他从始至终都不知道究竟谁才是阴暗中的恐怖之影。后来在梦中哈米德消失了，殖民者的规训发挥了作用，他的血液在压实的土地里无法沸腾燃烧，变得死气沉沉毫无生气，殖民者们贪婪吸食着被殖民者的灵性之血，以滋养自己病态扭曲的狂妄之心，他们将被殖民者的头颅和灵性踩烂踩碎垫在脚底，只为高出那么一点点。哈米德更像是店主与顾客之间的代理人，而他的独立意义对于老板与顾客都没有任何关系，尽管哈米德尽可能表现出对茹基娅的关心和关照，以致到最后她反而把他当作获取更大利益的工具。他在空间的压抑关系里微不足道，他作为一个抽象的售货员对于茹基娅很重要，但作为一个具体的售货员则无任何重要性可言，甚至让茹基娅心生厌恶。

同为被殖民者的茹基娅，更像是殖民者建造生产线上的终极产品。扮演监视人的殖民者为了权利自动发挥效用，便对她施加了一种连续并且被动自觉的可见状态，它让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作用于她与他人的关系上。同为被殖民者的哈米德和茹基娅，非但没有因为相同的处境而相互支持、惺惺相惜，反而在她的自动监督下，哈米德不断贬低自我、丧失身份。茹基娅虽然只是一名服务生，但她自觉地延续了殖民者的异质目光，无论哈米德多么真诚努力，他还是那种荒郊野外来的、会把床单弄得臭烘烘的人。与之类似的差别判断不来自茹基娅本人对外部的认知，而是源于殖民者畸形目光的传播感染。被殖民者内部的自我监督进一步加深了她们的孤独和无力，“一个人与其他人的具体人际关系已失去了其直接性与人情味特征，而呈现出一种操纵精神与工具性的特点”［14］。为了克服被异化所带来的恐惧与无力，被殖民者们开始内部自我监督自我异化，逐渐与他人的看法趋同。哈米德通过他人或积极或消极的看法寻找属于自己的身份特征，但唯独忽略了自己，文中写道：“他害怕住在对岸黑影里的人，不光是因为他们对他虎视眈眈，还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哪儿，而他却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3］315，哈米德感到内与外的双重孤独，他没有属于自己的地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他彻底迷失了。

社会对于被殖民者的监视让他们失去权力，处于被定义、被构建的劣势。就算在相同身份的人群之间，相互的个体也不再互相保护互相支持，在自我监督的技术下被殖民者无法逃离自身的社会身份困境，他们变成了失去“家园”的孩子，无力、孤独、无可奈何。

《囚笼》蕴含了古尔纳对后殖民社会中人们生活问题的思考和反思，和对于难民移民问题的关切和关心。这个故事不仅仅发生在哈米德的身上，还上演在千千万万的被殖民者、移民者之中。作为一位移民但又是被殖民的非洲小镇年轻人，他将如何追求到自己心爱的姑娘又如何给她幸福，古尔纳所讲述的并不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追逐心爱的姑娘的故事，而是在如此社会语境下的平凡人如何得到单纯之爱，如何得到简简单单的幸福。小说结尾戛然而止，古尔纳特意为哈米德和茹基娅的故事提供了可能，也为重新审视移民殖民问题提供了希望，在囚笼中被困一生安之若命，还是拼命打破囚笼觅得新生。古尔纳在《令人钦佩的沉默》中写道：“我们交易的一部分就是被殖民化、同化、融合，遭受文化冲突，赢得一面旗帜和一首国歌，同时又变得腐败、饥饿，对一切满怀抱怨。这是一笔好买卖，我们尽微薄之力来完成任务，但仍不足以使那些过度敏感的爱国者感到满意。他们觉得让歇斯底里的陌生人危险地蹲在门里终究是一件令他们感到很不舒服的事情。”［15］在《囚笼》中，同样可以看到古尔纳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对，用后殖民主义的辩证态度对不同种族、文化和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主宰和从属关系的质疑和挑战［16］，他呼唤人们关注难民、移民的社会心理困境，进而努力为他们营造可以“安身立命”的栖息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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