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胜柃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赋诗活动是春秋时期一种独特的文化活动，《汉书·艺文志》记载：“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1]“断章取义”是当时运用《诗》的一种惯例和普遍原则，即仅取诗的部分意义或比喻义、引申义。先秦文献中记载赋诗的典籍最集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国语》和《左传》，但《左传》《国语》记载的赋诗并非都可以称为“赋诗断章”，因为“它是指宴饮朝聘之际，主人、宾客为表己意而自选诗之特赋，不包括造篇及例赋。例赋用诗的意义是固定的，无以更改，而特赋诗之意义则可以突破诗歌原有的仪式义，根据自己的表达需要作出当下的理解，这就是卢蒲癸所说的‘余取所求’”[2]。以此为标准，《左传》《国语》共有赋诗32场。《诗》被用作国家外事酬应，或被官僚、士大夫们用以赞美、讽刺、规劝和请求等。赋诗既是一种文化活动，又是一种有效的外交和人际交往手段，多发生在“聘”“盟”“会”“成”等多种场合。在《左传》《国语》记载的赋诗事例中，赋诗者的身份主要是诸侯、卿大夫和上卿。

目前，学界对《左传》《国语》中赋诗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赋诗的概念与特点、赋诗的功用、赋诗的文化内涵、赋诗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方面。比如张宇恕的《“不歌而诵谓之赋”质疑》[3]、刘丽文的《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礼学渊源及形成的机制原理》[4]、郑彬的《春秋用〈诗〉及其社会功用研究》[5]等都对赋诗的概念与活动规则进行了论述；
关雯的《周代礼典的美学解读》[6]和孙敏的《〈左传〉、〈国语〉赋诗、引诗研究》[7]等概括了赋诗在政治、外交和言志等方面的功能；
过常宝的《春秋赋诗及“断章取义”》[8]、刘丽文的《春秋的回声——左传的文化研究》[9]等剖析了赋诗中体现出来的礼仪、制度、风俗、精神等文化内容；
刘生良的《春秋赋诗的文化透视》[10]、毛振华的《〈左传〉赋诗研究》[11]等对赋诗的后世影响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学界对于赋诗活动演变的研究较少，只有少数学者关注到了这个问题。比如屈园的《〈左传〉赋〈诗〉考论》[12]、毛振华《〈左传〉赋诗习俗的渊源与流变》[13]、刘生良《春秋赋诗的文化透视》[14]、李炳海《春秋后期引诗、赋诗、说诗的样态及走向》[15]、韦春喜《歌诗·赋诗·引诗·说诗——先秦时期〈诗经〉接受观念的演变》[16]、周秉高《论“赋诗断章”的发展轨迹》[17]。以上关于赋诗活动演变的研究，多集中于讨论赋诗活动的兴衰历程，而对其兴衰过程中的具体演变趋势则是少有论及，即使偶有提及，也显得简略、笼统而零散，没有详细而全面地揭示出赋诗活动的具体演变趋势。本文将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着重论述赋诗活动在兴衰过程中呈现出的几种演变趋势。

赋诗是一种用来亲和四方来宾的外交礼仪活动，有固定的用诗、用乐之礼仪规范。赋诗活动的前期十分强调仪礼规范，而到赋诗活动的兴盛期，人们对于仪式规范逐渐不那么在意，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形式上由繁入简。人们所关注的不再是仪式本身，而是注重通过赋诗达到言志、观志、讽谏、达意等实用性的目的。赋诗的仪礼性被削弱，实用性增强。

前期的赋诗活动十分遵守礼仪规范。首先，赋诗活动中的诸侯僭礼行为常受到抵制。如文公四年(前623)，卫宁武子到鲁国聘问，文公和他一起饮宴，并为他赋《湛露》及《彤弓》，宁武子不辞谢也不答赋，这是不合于礼的，于是文公便“使行人私焉”，宁武子对曰：“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觉报宴。”(1)本文关于赋诗的事例均引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以下不再一一标注。原来宁武子以为他赋错了，《湛露》为周王宴诸侯的诗，《彤弓》为周王宴赏有功诸侯的诗，鲁文公赋之，皆不合于礼，所以宁武子不辞不答。其次，诸侯在赋诗之后通常要进行拜礼。拜礼有“拜”和“降拜”，同级别的宾主双方通常是“拜”。如文公三年(前624)，晋国人请求改订盟约。因曾对文公无礼，此次晋襄公设飨礼招待文公，放下大国身段向其示好，并赋《小雅·菁菁者莪》。晋襄公借诗首章中的“既见君子，乐且有仪”一句，将鲁文公比作君子，庄叔领会了晋襄公的示好意图，马上“以公降，拜”表示感谢，“晋侯降，辞。登，成拜”，双方十分客气。又如文公十三年(前614)，鲁文公如晋寻盟，归途中郑伯宴请文公于棐，赋诗请平于晋，当季文子赋《采薇》之四章暗示答应请求时，“郑伯拜，公答拜”。“降拜”是一种更为谦恭的礼节，即降阶再拜，如秦伯设宴招待重耳，重耳赋《河水》，秦伯赋《六月》相答，赵衰赶紧让重耳降阶而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在“赋诗断章”前期，赋诗的主宾双方十分遵守礼节，甚是客气。前期赋诗共有6场，只有2场没有行拜礼，可见前期赋诗活动对仪礼规范的重视。

到了赋诗活动的兴盛期，人们不再关注仪式自身，而是注重通过赋诗达到实用性目的，仪礼性被削弱。这时，人们对诸侯僭礼行为已习以为常，没有任何抵制和批评。如上文提到的文公四年卫宁武子到鲁国聘问，鲁文公赋诗不合于礼，宁武子便不辞不答以抵制。但襄公八年(前565)，晋范宣子聘问鲁国，襄公设享礼招待他，季武子赋《彤弓》，显然不合于礼，但范宣子坦然接受并不以为失礼。滥用礼乐的例证还有鲁国叔孙豹访问晋国，晋侯款待他时使用了天子享元侯之礼，这显然超出了礼乐等级。除此之外，来而不往非礼也，赋《诗》讲究礼尚往来，拜谢之后，还应答赋，否则就会被视为无礼。前期赋诗 6 场，有 2 场没有回应，一次是文公四年，卫宁武子到鲁国聘问，此次宁武子不作答是因为对方不合礼仪。另一次是文公七年(前620)，先蔑前往秦国迎接公子雍，他的同僚荀林父再三劝阻，先蔑不肯听从，于是荀林父赋《大雅·板》第三章进行讽喻，先蔑没有赋诗回应。到了中后期，赋诗不回应的情况越来越多，人们对不答赋的现象也习以为常。中后期赋诗共有26次，有18次无回应，并且18次无答赋中，仅有一次遭到了抵制，可见中后期对仪礼的忽视。另外，不行拜礼也已经司空见惯，中后期赋诗26场，行拜礼的只有5次。由此可见，相比于前期，人们对于仪式规范不那么在意了，而是旨在通过赋诗达到言志、观志、讽谏、达意等具有实用性和功利性的目的。

前期的赋诗活动往往是双方一唱一和甚至是多人多轮对答，具有群体性特征。赋诗活动后期，单向赋诗占据主流地位，赋诗不再遵循严格的仪礼要求而成为某一方的单独表达。各自独立的赋诗言志使赋诗行为的群体性被削弱，个体性被凸显出来。

首先，在前期，赋诗多是有往有来，而且有的赋诗活动会有多轮的双方对答。如文公十三年，郑穆公与鲁文公于棐地饮宴时，子家和季文子就进行了两次对答：子家赋《鸿雁》，季文子回应《四月》；
子家赋《载驰》，季文子又回应《采薇》。又如《国语·晋语四》记载，秦伯设宴招待重耳，首先是秦穆公赋 《采菽》，重耳回应《黍苗》；
再是秦穆公赋 《鸠飞》，重耳回应《河水》；
最后秦穆公赋 《六月》。赋诗活动共经历了两个半回合。

进入中后期，赋诗唱和次数明显减少，甚至变成赋诗一方的单独表达，群体性被削弱。中后期赋诗共26次，单方赋诗就有18次，占了三分之二以上。如襄公十四年(前559)，诸侯跟随晋国进攻秦国。到达泾水，军队不肯渡河，叔向与叔孙穆子相见，穆子对叔向赋了《匏有苦叶》一诗，叔向马上回去准备了渡船。可能因为情况紧急，叔向没有赋诗回应。又如襄公十九年(前554)，齐国与晋国讲和，在大隧结盟，穆叔进见叔向，赋《载驰》第四章。叔向没有赋诗回应。再如昭公元年(前541)，郑简公设享礼宴请赵文子、叔孙豹和曹大夫，子皮向赵文子通告宴请的时间，赵文子赋《瓠叶》，子皮也没有赋诗回应。可见赋诗已成为某一方的单独表达。

其次，在一般情况下，赋诗主要用于诸侯和贵族之间的交际活动，在此基础上，与个人志意有关的“言志”“观志”的赋诗出现了。襄公二十七年(前546)，郑伯在垂陇设宴招待赵武，赵武让七子赋诗言志。子展赋《召南·草虫》，以君子称赵武，意为自己忧虑国事而信任晋国，赵武谦虚地说“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鄘风·鹑之贲贲》，其中有“人之无良，我以为君”两句，较为直接地怨刺君上。子西赋《小雅·黍苗》四章，把赵孟比作周贤臣召伯，赞美他在弭兵之盟中的功劳。赵孟谦逊地说一切成功应归之于晋君。子产赋《小雅·隰桑》，以诗中“既见君子，其乐如何”一句，表达相见的喜悦，表示愿尽心侍奉晋国。子大叔赋《郑风·野有蔓草》，表示自己与赵武初次见面，深感荣幸。印段赋《唐风·蟋蟀》，公孙段赋《小雅·桑扈》都是称赞赵武能尽礼文。通过观察七子在赋诗活动中的表现，赵武对七人的人品、志向作出了评论，并预测了他们的命运。他首先批评伯有“志诬其上”，认为他不会有好下场。他最欣赏子展和印段，认为子展身居高位却谦恭礼让，是人民的主人；
印段享乐时懂得节制，是保住家族的当家人。这次赋诗活动，明确地提出了“《诗》以言志”的观点，这是对“诗言志”观念的又一表述，即将诗作为个人志意的表达，并不是发生在诗的创作中，而是发生在诗的应用和阐释活动中。这里的“《诗》以言志”用以直接抒发怀抱和展示风采，展示了赋诗者的个性。赋诗成为“言志”和“观志”的个体行为，个人好恶、意图、感激、憎恨、逢迎和嘲讽等，都可以通过温文尔雅的赋《诗》表达出来，赋诗活动的个体性便凸显出来了。

在“赋诗断章”的中后期，参加活动的客方有时不再通过赋诗以达到谈判、劝谏、请求、示好等明确的政治目的，而是作为观赏者出现，赋诗的审美娱乐性凸显。

如昭公十六年(前526)，郑国的六卿在郊外为韩宣子饯行，韩宣子邀请六人赋诗以察看他们的志向和郑国政治动向。子齹第一个赋诗，他赋《野有蔓草》，借诗中“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两句，表示初见贵宾，深感荣幸；
子产赋《郑风·羔裘》，借诗中“彼其之子,邦之彦分”两句，赞美宣子是国家的杰出人才；
子太叔赋《褰裳》，取诗中“子不我思，岂无他人”两句，暗示宣子要善待郑国，否则将另投他人；
子游赋《风雨》，借诗中“既见君子，云胡不夷”两句，表示见到宣子，郑国就心安了；
子旗赋《有女同车》，借诗中“淘美且都”赞美客人仪表不凡；
子柳赋《萚兮》，取“倡予和女”一句，表示宣子提倡在先，自己将和而从之。赋诗结束后，韩宣子赋《我将》，取诗中“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几句，表示要畏惧天威，平定天下。这场赋诗活动成为展示郑诗的一场文化盛宴，韩宣子则成为这场艺术表演的观众。对比上次赵武在郑国的赋诗，这次赋诗活动更为和睦融洽。郑六卿采用的几乎都是爱情诗，以情爱喻国家亲善，显得更加风流文雅，借助《诗》本义带来许多审美体验。通过郑六卿所赋之诗，韩宣子领会了郑国想与晋国交好的愿望，故而满心欢喜地说“皆昵燕好也”。赋诗把外交活动文明化、艺术化，其所引用之《诗》和通过赋诗来表达的情感内容具有一种艺术特质和审美特性。政治家在片言之间，微言相感、吐纳成文，这种外交辞令充分体现了对审美形式的追求。

另外，赋诗者运用诗文的象征意义，通过隐喻的方式传达志意，可以调动起听者丰富的联想与想象，进而使其产生审美感受。如《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夏四月，赵孟、叔孙豹、曹大夫入于郑，郑伯兼享之……赵孟为客，礼终乃宴。穆叔赋《鹊巢》。赵孟曰：‘武不堪也。’又赋《采蘩》，曰：‘小国为蘩，大国省穑而用之，其何实非命？’子皮赋《野有死麇》之卒章。赵孟赋《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无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兴，拜，举兕爵，曰：‘小国赖子，知免于戾矣。’饮酒乐，赵孟出，曰：‘吾不复此矣。’”郑简公设享礼宴请赵孟、叔孙豹和曹大夫，叔孙豹赋《 鹊巢》，借“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将赵文子比为鹊，自己比为鸠，希望得到赵文子的庇护，免于被杀。赵孟连忙以“武不堪也”作为辞谢。叔孙豹又赋《采蘩》，诗中有“于以采蘩？于沼之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句，以蘩菜喻鲁，以公侯喻晋，表示鲁愿意为晋效命。子皮赋《野有死麕》的最后一章，曰：“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子皮以此喻赵文子抚爱诸侯，以礼相加。赵孟立即心领神会，于是赋《棠棣》，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句，言兄弟之国相亲。

与观乐不同的是，观志依据的是诗的文字意义，因为赋诗的惯例是只取诗的部分意义或引申义，所以相当于把诗文当成“隐语”，用其象征意义、通过隐喻的方式传达赋诗者的志意或隐秘动机，不为《诗》本义所束缚，这样可以调动起听者丰富的联想与想象，在情感上产生共鸣以及审美享受。这种隐喻的方式充分挖掘出了诗的无限韵味，使效果更加形象生动。总的来说，“赋诗言志”实际上是借用他人之诗来为自己“代言”，用这种方式美化、修饰语言，将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审美化，凸显了赋诗的审美性。

赋诗言志是一种具有神圣性、权威性、身份性的言说方式，这种特殊言说方式具有委婉性和含蓄性，容易营造一种和谐的气氛，能够有效地避免很多直接言说可能带来的正面冲突，有利于双方统一意见和缓解矛盾，也显示了卿大夫的学识修养。最早的赋诗活动发生在鲁僖公二十三年(前637)，文公、成公时期有少量的赋诗活动，襄公、昭公时代达到鼎盛，定公、哀公时代走向衰落。《左传》中的赋诗活动除了有兴衰变化，还呈现出三种演变趋势：仪礼性削弱，实用性增强；
群体性削弱，个体性凸显；
政治性削弱，审美娱乐性凸显。“赋诗言志”广泛盛行于春秋各国的交际场合，但是到了战国，礼乐文化土崩瓦解，春秋卿大夫委婉含蓄、温文尔雅的诗赋外交辞令，便被战国策士们气势磅礴、恣肆汪洋的说辞言论所取代了。

猜你喜欢宁武赋诗诸侯又遇二月二青年文学家(2022年7期)2022-04-24初雪东坡赤壁诗词(2021年2期)2021-06-01">春秋——诸侯争霸的擂台赛
家教世界(2020年25期)2020-10-07新探宁武子之愚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20年3期)2020-01-09浅析宁武县“二人班”音乐的演唱风格锦绣·下旬刊(2019年9期)2019-09-10深化改革增活力 创新管理促发展——山西宁武大运华盛老窑沟煤业公司中国煤炭工业(2019年3期)2019-08-27醉菊当代人(2018年10期)2018-12-22李白赋诗 宋瓷真迹——国酒故里 产品极具收藏价值！现代营销(创富信息版)(2018年3期)2018-03-15西周金文所见周天子对诸侯臣属的聘问之礼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3期)2017-05-17烽火戏诸侯故事作文·低年级(2016年1期)2016-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