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丽群 袁梓晋 郭 昕

（暨南大学国际商学院，广东 珠海 519070）

以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发展使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在短时间之内得到快速扩张，形成明显的国际优势。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报告，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4 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而发展增速同比增长9.6%，位居全球第一。数字经济国际优势的形成在宏观层面推动了我国传统产业演进升级1详见网站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108/t20210802_381484.htm，而在微观层面促使企业经营范式产生深刻变革。我国许多跨国企业开始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势开展国际化经营活动，如搭建跨境电商平台、开发全球大数据客户分析系统、建立全球物联网系统并国际化、定制化智能产品等，这些全球数字平台或智能应用有利于企业实现国际化战略，获得较高的国际化绩效等[1]。不少研究也已经关注到数字化转型对跨国企业国际化活动的积极作用。例如，易靖韬和王悦昊[2]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降低跨国经营的信息不对称性，提高企业沟通效率，扩大企业出口规模；
王墨林等[3]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际化广度有正向影响。然而，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时常面临着艰巨的挑战，复杂的经济环境和动荡的国际竞争形势时常扰乱其国际化进程，较难保持企业国际化战略的规律性和连贯性[4]。那数字经济发展所创造的数字技术资源优势是否进一步帮助跨国企业保持规律的国际化节奏以确保其国际化战略实施的连贯性与稳定性呢？本文认为，解答这一问题对跨国企业下一阶段的数字化技术投入和平台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但由于影响跨国企业国际化节奏的现实因素较多，除了复杂的商业环境等外部因素之外，还包括高层管理者能力和国际化战略目标等内部因素，所以商业现实难以全面而客观地披露国际化节奏与跨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联关系。基于此，本文拟构建理论模型，通过大样本数据回归分析以揭示其理论规律。

现有企业国际化节奏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者因素和组织因素，其中，管理者因素包括管理者特征如高管的性别[5]、信心[6]或国际化经验[7]等，而组织因素则包括组织特征如企业性质等[8]、组织资源如企业资源冗余等[9]。可见，尚未有研究重点关注组织技术条件这类因素作为国际化节奏的前置影响因素。实际上，组织是一个巨大的信息处理系统，高效且灵活的数字技术资源赋能企业管理决策，有助于企业快速解读内外部信息，实现资源能力与外界环境的良性匹配。如，Hermansson 和Mårtensson[10]指出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企业优化决策方式，增强企业环境适应能力和资源控制能力等，而张国胜[11]等也认为数字赋能可以提高企业信息收集和整合能力，拓展企业资源配置的范围等。综合这些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解决决策信息的过载、不对称或失真等难题，有利于企业国际化经营活动进行科学决策，为规律且连贯的国际化战略实施改善了决策条件。在这些研究成果基础上，为弥补当前企业国际化节奏理论研究的不足，本研究拟以数字赋能为理论基础，将企业数字化转型纳入国际化节奏的前因分析框架中，以验证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

考虑到组织内外部情境特征可能显著作用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战略活动的影响规律，本文综合企业国际化战略相关研究成果，选取战略柔性和金融发展分别作为内外部调节变量，原因如下：第一，战略柔性表现为企业内部调整战略并协调资源以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的能力[12]，能够在企业组织结构固化而不适配数字技术时发挥动态匹配的作用，从企业战略高度对组织资源进行整合、协调和重新配置，以适应规律国际化节奏的挑战；
第二，金融发展水平作为衡量一个区域金融资源发达程度的指标[13]，不仅反映出企业内部数字化转型实现融资的可能性大小，也紧密关联着政府或融资机构对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支持力度。

综合以上理论模型建构，本文将选取2012～2019 年我国上市跨国公司数据进行实证，以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国际化节奏的影响，并验证其理论边界条件。本文可能的理论贡献如下：第一，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组织技术层面开展了国际化节奏前因因素研究，丰富了企业国际化节奏影响因素的理论认知，也拓展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视角；
第二，探究战略柔性和金融发展两类内外部情境因素对数字化转型与国际化节奏关系的影响，进一步检验了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获取规律国际化节奏的重要边界条件。本研究为跨国企业运用数字化转型进行规律国际化扩张提供理论依据，也为运用数字技术等组织技术条件以实现高效稳定的国际化战略提供实践启示。更进一步来看，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我国跨国企业更好更强地“走出去”，这为政府制订引导跨国企业深度推进数字化变革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一）数字化转型与国际化节奏

陈剑等[14]提出，数字技术不仅赋能管理运作以大大提升效率，而且赋能创新能力以创造新的价值模式。这种数字赋能已深度推动管理实践创新，实现从组织结构、营销模式、生产模式到研发模式等多方面的全面变革，最终形成新的管理范式[15]。它为跨国企业国际化战略决策提供了良好的技术资源平台和管理基础，有利于实现规律的国际化节奏。

首先，数字化转型使企业更科学地规划国际化扩张进程。企业由于对国际运营的不熟悉且经验不足，在战略上存在一定的盲目或者冒进，往往导致巨大的海外战略推进风险。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后搭建数字化管理平台，建立起一套进入海外市场的知识与信息的储备与处理系统，赋予企业快速捕获海外市场信息、筛选各类环境信号、识别市场进入时机等能力，也提高企业对内外部知识尤其是海外扩张中的国际化经验的整合编排和深度总结的效率，促进企业进行内外部知识资源整合与吸收[16]。在此基础上，企业综合判断扩张机会的风险和收益，对战略目标与资源之间的快速匹配进行科学决策，从而使企业国际化扩张序列更具连贯性，保持规律的国际化节奏。

其次，数字化转型增强企业对国际化节奏的战略控制力。不少企业在动态而复杂的国际经营环境中表现出战略控制上的“无力感”，难以确保战略资源配置与战略实施需求之间实现科学地匹配等。这些往往造成国际化扩张被迫中断而产生战略推进上的“失调感”。跨国企业将数字技术广泛运用于国际化管理流程后，数字化管理能够优化企业的运转流程，并增强企业对战略资源的控制能力，使企业内部根据国际化扩张战略的需求与推进实际情况而科学合理规划资源配置，主动把控战略节奏[17]。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一：

H1：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保持规律的国际化节奏有正向影响。

（二）战略柔性的内部调节作用

数字化转型发挥治理作用的大小，往往受制于数字化战略与企业内部战略特征的匹配程度。本文认为，战略柔性通过资源机制和协调机制两种机制对数字化转型和国际化节奏产生调节作用[18]。

首先，战略柔性通过资源机制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不规律国际化节奏的影响。数字化转型发挥治理作用依赖于一定的资源支持。高战略柔性的企业可用资源范围广，能够灵活重构现有资源，并快速进行外部资源搜寻，实现资源整合和调配[19]。可见，这类企业能快速获得丰富的可调配资源以协同支持国际化战略行动，使企业数字化对不规律国际化节奏发挥治理作用更具时效性。

其次，战略柔性通过协调机制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不规律国际化节奏的影响。企业在长期经营的过程中形成了特定的组织惯例，这些组织惯例塑造了企业战略活动的非正式制度背景框架。高战略柔性的企业可以通过组织系统与外部环境对接的灵活协作对固有惯例形成冲击，减弱战略惰性，重构战略逻辑[20]，为数字化转型发挥治理作用提供宽松的战略环境，强化数字化转型对规律国际化节奏的正向影响。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二：

H2：战略柔性在数字化转型对规律国际化节奏的影响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三）金融发展的外部调节作用

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作用依赖于一定的外部资源支持，而金融支持往往是企业实施重大战略发展的必要资源[21]。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往往反映企业可能获得的金融支持力度，间接地作用于企业数字化建设对国际化节奏的影响。

首先，金融发展为企业重大战略实施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有利于建设塑造规律的国际化节奏的数字化条件。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可能对企业重大发展战略给予必要的资源。无论是数字化转型，还是企业国际化战略，均需要获得外部资源的战略支持，而且获得的支持越高则企业内部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促进企业实施规律的海外扩张战略的可能性越大。

其次，金融发展促使企业更广泛使用数字管理手段以降低不规律国际化节奏风险。在金融发展水平高且市场竞争激烈的地区[22]，金融机构会加强对企业新项目融资的全流程风险监管和评估。这意味着跨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扩张决策及融资时，金融机构会更注重对新的国际化项目的风险评估和收益分析。在此情境下，企业高管不得不考虑来源于金融机构的意见而采取更理性地国际化决策，将更强化数字化决策辅助手段的应用，从而增强了数字化转型对规律国际化节奏的塑造和保持作用。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三：

H3：金融发展在强化数字化转型对规律国际化节奏的影响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12～2019 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样本选择之所以以2012 年为观测起点，主要基于如下考虑：（1）2012 年为我国大规模智慧城市建设的元年，城市数字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企业数字化转型速度加快，数字化普及面更广，这将为本文实证研究提供较为充足的数据量；
（2）重大外生冲击前后，企业的外部发展环境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样本选取截止到2019 年，能够减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研究结论的干扰。同时，也考虑到样本数据的完整性，本文最终以2012～2019 作为实证研究的时间区间。

本研究所需国际化节奏数据整理自CSMAR 数据库中的海外直接投资系列数据，其中，海外营业收入缺失的样本以年报数据进行补充；
数字化转型数据通过在年报文本检索相关关键词整理得到；
战略柔性、金融发展及控制变量数据均整理自CSMAR国泰安数据库和CNRDS数据库。

为确保研究的严谨性，本研究剔除以下数据观测值：年报可能存在异常值的被ST、PT 处理的、资不抵债的、来自金融、保险行业的、某年份海外营业收入数据以及相关数据披露不全的，等等。最终得到包含1080 家公司共4664 条观测值的面板数据。

（二）变量设计

（1）因变量：国际化节奏（rhythm）。国际化扩张的规律性一般由海外营业收入增长率变动情况或海外子公司数量变化情况衡量。本文借鉴Chen 等[23]的做法，选取一定时期内企业海外营业收入增长率变化情况来衡量国际化节奏。首先，选取[t-4,t]作为观测时间窗，建立时间t 与海外营业收入（OI）的自然对数Ln(OIt)的线性回归模型，使用回归系数b2的标准偏差的反自然对数衡量国际化节奏，计算公式见表 1。b2的标准偏差的反自然对数越小，国际化节奏越规律。

（2）自变量：数字化转型（digital）。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定量测度是数字化转型实证研究的关键问题。目前较为主流的数字化转型测度方法为文本分析法，即通过判断企业年报文本中是否有数字化相关词汇或统计数字化相关词汇出现的次数来衡量企业数字化强度。利用文本分析方法能有效将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意图和规划的信息披露定量化，从而运用于实证分析中，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因此，本文借鉴吴非等的相关研究[24]，收集了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对包括区块链技术（如区块链、数字货币等）、人工智能技术（如商业智能、机器学习等）、大数据技术（如数据挖掘、文本挖掘等）、云计算技术（如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运用（如B2B、B2C 等）在内的五个层面数字化转型词汇进行词频统计，以数字化词频来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

（3）调节变量：战略柔性（sf）和金融发展（fin）。①Kurt[25]采用企业财务杠杆测度战略柔性，但战略柔性包含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两方面，而单一的财务杠杆指标仅能一定程度的体现资源柔性而难以衡量协调柔性。因此，本文根据Sanchez[18]的分析，以企业资源配置变动情况来全面衡量战略柔性。首先选取资产负债率作为财务柔性指标，无形资产比率作为物质柔性指标，研发人员占比作为人力柔性指标，建立[t-1,t+1]三年时间窗，分别计算上述三个指标在t-1、t、t+1 三年内的方差，将三个指标方差标准化后进行加总，所得即为战略柔性指数。方差总和越大，战略柔性越强；
②参照刘君[26]的研究，保险业发展水平可以体现该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因此采用地区保险保费收入取对数衡量金融发展水平。

（4）控制变量：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选取了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两职合一（dual）、财务杠杆（lev）、盈利能力（roa）、企业绩效（tobinq）、海归高管（foreign）、海外扩张意愿（oversea）、董事会规模（bsize）、独董比例（bind）作为控制变量。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年份效应（year）、行业效应（ind）、地区效应（region）。具体变量定义见表 1。

表1 变量定义

（三）模型构建

为检验假设一，本研究构建公式（1）：

为检验假设二，本研究构建公式（2）：

其中，digital×sf为中心化后的数字化转型与战略柔性的交乘项，预计系数符号为负。

为检验假设三，本研究构建公式（3）：

其中，digital×fin为中心化后的数字化转型与金融发展的交乘项，预计系数符号为负。

（一）描述性统计

表 2 列示了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国际化节奏变量的最小观测值为1，最大观测值为12.20，方差为0.382，表明不同企业间国际化节奏不规律程度的差别较大；
数字化变量最小观测值为0，一些企业数字化转型起步可能较晚或尚未开始转型；

战略柔性变量的方差为0.058，远大于平均值0.008，表明企业间战略柔性能力差异较大；
金融发展最小值为13.95，最大值为19.51，表明样本企业所在地区间金融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差距。

表2 描述性统计

（二）多元回归分析

首先进行Hausman 检验，结果为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表 4 列示了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其中，列（0）为只加入控制变量的基准回归结果。列（1）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自变量数字化转型（digital），系数为-0.002（p＜0.01），表明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国际化节奏越规律，假设一得证；
列（2）中加入战略柔性及战略柔性与数字化转型的交互项，交互项系数为-0.052（p＜0.01），表明战略柔性增强了数字化转型对不规律国际化节奏的负向作用，假设二得证；
列（3）中加入金融发展及金融发展与数字化转型的交互项，交互项系数为-0.001（p＜0.1），表明金融发展增强了数字化转型对不规律国际化节奏的负向作用，假设三得证。此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规模越大、企业绩效越好，企业年龄越小、高管权力集中度越高的企业国际化节奏不规律问题更为突出。

表3 主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结论真实可靠，本研究对上述结论进行了如下一系列稳健性检验2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留存待索。：

（1）更换自变量。目前用文本分析法测度数字化转型强度的词汇表较多，不同词汇表所产生的词频变量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本文参照陈庆江等[27]的研究，更换关键词汇表，新的关键词包括数字资产、数字资源等。据此重新测度数字化转型强度并进行回归分析，数字化转型系数依然显著为负，战略柔性和金融发展的调节效应依然显著，支持本文结论。

（2）更换调节变量。参照苏昕和张辉[28]的研究，本文将战略柔性的待计算指标更换为存货与销售收入比、广告支出与销售收入比、非生产性支出与销售收入比、固定资产净值率、财务杠杆系数，进行战略柔性变量的重新测度。参考庄毓敏等[29]的研究，本文将金融发展变量更换为地区存贷款余额/GDP。之后进行回归分析，自变量系数依然显著为负，且交互项系数也均显著为负，证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3）由于样本中数字化转型程度高和程度低的上市公司之间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使用PSM 法进行样本匹配以缓解选择偏差问题。本研究依据全样本中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处理组和控制组。处理变量表示为treat，即数字化转型程度高于中位数时取1，否则取0。协变量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中所有对处理变量和结果变量具有影响的控制变量。之后采用Logit 回归进行估计倾向得分。在实施PSM 匹配后，保留匹配后样本重新回归，自变量系数依然显著为负。

（4）缓解内生性问题。为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将所有解释变量分别滞后一期、滞后二期进行回归，数字化转型系数依然显著为负。

在新兴经济体情境下，我国跨国企业受到战略资源能力的制约，往往形成不规律的国际化节奏，为可持续的跨国经营带来更多风险。随着数字经济时代到来，越来越多跨国企业开启数字化转型之路[30]。那么，数字化转型能否发挥积极的赋能作用，帮助我国企业克服不规律国际化节奏的问题，从而实现良好的长期国际化绩效呢？目前少有关于两者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数字赋能理论，选取了2012～2019 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国际化节奏的影响及其中具体的边界条件，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保证结论的稳健性。实证结果如下：（1）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企业塑造并保持规律的国际化节奏。数字化转型能够增强企业对国际化战略的把控，并提升国际化扩张知识和信息的综合处理、吸收和应用能力，降低企业海外运营风险，有利于实现规律的海外扩张；
（2）而企业内部的战略柔性和区域的金融发展水平将使数字化转型对规律国际化节奏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放大。

本文依据实证结论，得出如下启示：（1）跨国企业应加强数字化转型以数字赋能国际化发展。在逆全球化加剧的背景下，跨国企业布局数字资产，通过加强数字化工具使用提高国际化机会搜寻和分析效率，采用数字化方法辅助国际化扩张决策；
（2）为提升数字赋能效应，企业内部应提升战略柔性能力以实现国际化扩张资源的快速整合和组织的灵活协调，在外部应寻求更高水平的金融资源支持以跨国企业国际化扩张的数字化条件建设；
（3）政府就积极引导跨国企业加强数字化建设并提供必要的金融资源支持，不仅有效地降低海外运营风险，而且还促进了跨国企业持续而规律地海外扩张。

本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企业不规律国际化节奏的前因研究，但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1）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对数字化转型水平进行测度，所得数据可能与企业真实数字化水平仍存在一定差异。考虑到目前数字化转型测度方法趋于多样化，未来研究可利用新的数字化测度方法进行数字化转型与国际化节奏的实证分析；
（2）动态的国际化过程不仅包括国际化节奏，还包括国际化速度、国际化范围等等，本文受限于时间和数据，探究了数字化转型与国际化节奏之间的关系，未来研究可检验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多个动态国际化过程维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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