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甫，李立群

(北京工业大学 文法学部，北京 100124)

(一)农民工住房研究缘起

2020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560万人[1]。北京、上海作为我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是全国流动人口最多的两个城市。在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中，房价和租房价格都居全国前列，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是最严峻的问题之一。因此，笔者选择北京、上海两个超大城市为例。2014年国务院提到“农民工的合法稳定就业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2]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3]住房不仅是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最基本需求，也是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我国依旧是发展中国家，而发展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城市化。李善同等学者发现：当城市化率达到50-70%，城市化速度就开始减缓，2015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了 55.61%，未来我国将从快速城市化转变为逐渐放缓[4]。但是城市化的进程不可阻挡，国家城市发展势必带来新的经济发展，未来依旧会有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正如陆铭在书中说到的：“城市化的问题本质上是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问题。”[5]在学界看来，农民工是流动的，被称为两栖人、是无脚鸟、是草根，这些词都与农民工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相关。大量农民工进城后住在哪里是亟须解决的问题，笔者运用SPSS分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影响超大城市农民工住房负担的影响因素，以期为后续制定农民工政策提供依据。

(二)文献综述

1. 城市农民工住房基本状况调查。搜索农民工住房，知网上相关文献从1983年开始至今有1127条。吴维平和王汉生对京沪两市流动人口进行调查后发现：“住房的获取方式影响流动人口的住房条件。大部分流动人口会在城市租房或住宿舍, 总体来看，这些房屋的质量都很差。”[6]刘厚莲发现: “五个特大城市中，深圳租住私房比例最高，北京基础设施水平最差，北京和深圳住房支出压力最大，上海和天津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最高。”[7]通过对文献的分析，学者们对农民工在城市中的住房特征描述基本一致：进城务工农民工以租房为主，并且以合租为主，租房面积小且基础设施差。学者们相似的描述说明我国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状况大多数较差，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工的住房状况还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2. 选择住房的影响。董昕和张翼发现：农民工在城市的收入对其住房支出影响较大，如果农民工在家乡有住房，他们会减少在城市的住房支出，此外，当地的房价、农民工的非住房支出还有社会保障等因素同样影响农民工的住房支出，但是影响有限[8]。杨巧和杨扬长发现：不同职业偏向的农民工在住房选择上有较大差异，技术偏向型农民工相比劳务偏向型农民工更愿意买房[9]。张永梅、李秉勤的研究发现农民工选择住房的时候也会考虑就近工作[10]。在影响农民工住房选择的文献中，重点侧重研究某一方面或某一地区农民工住房的影响因素，而分析超大城市农民工的住房支出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综合以上文献，笔者通过对个人及家庭因素、经济因素和落户意愿因素这三类因素对影响超大城市农民工的住房支出进行分析。

以上研究为本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由于这些研究缺乏数据，即使有数据，年份也较早，与现在我国的情况略有出入。并且，对农民工的住房研究主要基于全国层面或者单个城市。北京和上海作为两个超大城市的代表,分析在北京、上海务工的农民工的住房支出其影响因素不仅对北京、上海的自身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有现实意义。

(一)提出假设

笔者尝试回答超大城市的农民工在住房支出上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个人及家庭特征会对超大城市农民工的住房支出有显著影响。笔者选择的个人基本特征：出生年代、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子女个数、户籍地是否有宅基地。分出5个子假设：子假设1，超大城市农民工的出生年代对其住房支出有显著影响；
子假设2，高中以上学历的农民工相比高中以下学历的农民工，其住房支出更高；
子假设3，已婚的农民工相比未婚农民工，其住房支出更高；
子假设4，农民工的子女越多，其住房支出越高；
子假设5，户籍地没有宅基地的农民工相比户籍地有宅基地农民工，其住房支出更高。

假设2：经济因素对超大城市农民工的住房支出有显著影响。选择的经济因素有：职业种类和每月收入。因此，分为2个子假设：子假设1，农民工的职业与住房支出有显著关系；
子假设2，超大城市农民工的每月收入与住房支出呈正比关系，收入越高，住房支出越高。

假设3：落户意愿会对超大城市农民工的住房支出有显著影响。提出假设3：如果条件符合，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的农民工相比不愿意或是不清楚是否迁入本地的农民工，会在住房上支出更多。

(二)数据与方法

使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涉及的流动人口样本共169989份。该调查给出了流动人口的出生年份、受教育程度、职业种类、流动原因、月收入及消费等详细的个人特征数据。由于研究的是超大城市农民工的住房支出影响因素，于是选取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共7897份样本。研究使用SPSS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使用线性回归进行分析。

(一)支出概况

通过对数据的简单处理，可以得出，在超大城市农民工的月住房支出中，500元以下的支出占比最大，达到45.7%；
其次是500-1000元的支出，达到24.2%；
住房支出在1000-2000元和2000元以上的占比相近，均在15%左右。由此可知，北京和上海两个超大城市农民工的每月住房支出集中在1000元以内，每月住房支出在2000元以上的较少。正如文献综述描述的农民工普遍居住在租金低廉的住房中。

表1 月住房支出分组表

(二)住房性质概况

在住房性质概况表中也可发现，首先，北京、上海的农民工租住私房的占比最大，租住私房中整租和合租加起来占比达到73.1%，其中整租的占比达到52.2%。其次，居住在非就业场所的单位/雇主房的占比是12.4%；
自购商品房的占比达到9.1%。另外，农民工较少获得政府提供公租房、自购保障性住房，占比均少于1%。综上可得，超大城市农民工主要选择租房和单位/雇主房，以多人合住为主；
并且较少获得保障性住房。

表2 您现住房属于下列何种性质表

(一)基本变量

北京、上海两地的农民工对住房支付多少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线性回归研究中的变量设置为：因变量为农民工住房支出，是一个连续变量。自变量分为三组：第一组为个人及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农民工的出生年代、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子女个数、户籍地是否有宅基地；
第二组为经济特征变量包括农民工的职业、月收入对数；
第三组为农民工在超大城市的落户意愿特征。表3展示了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相应类型和虚拟变量的说明。表4使用SPSS线性回归分析超大城市农民工住房支出的影响因素。

表3 变量说明表

表4 模型估计结果表

(二)实证结果分析

1. 北京、上海农民工的大部分个人及家庭特征对住房支出有显著影响。北京、上海农民工的出生年代对住房支出具有显著影响，随着农民工岁数的增长，住房支出随之增加，这与假设1中的子假设1相符合。北京、上海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对住房支出具有显著影响，相比高中以下学历的农民工，高中以上学历的农民工住房支出更高，这与假设1中的子假设2相符合。随着学历的提高，农民工的住房支出就越高。农民工的学历属于其人力资本，农民工的学历越高，可以在城市中选择的职业就越好，农民工的整体收入也会更高，因此有能力支付更多的住房费用。就婚姻状况来看，北京、上海已婚的农民工对住房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假设1中的子假设3不符合。并且，表4中子女个数越多，北京、上海农民工的住房支出越少，这与假设1中的子假设4相反。在实证分析中，户籍地是否有宅基地的农民工对农民工的住房支出有显著影响。在户籍地有宅基地的农民工一般从劳动力市场退出后会回老家，城市的住房只是一个暂时居住场所；
而对于户籍地没有宅基地的农民工，城市的住房可能意味着是长久的居住空间。对于有宅基地的农民工来说，城市的住房多数是一种“沉没资本”。因此，他们在超大城市住房的支出会比没有宅基地的农民工要少，这与假设1中的子假设5相符合。

2. 北京、上海农民工的经济特征对其住房支出有显著影响。从线性回归分析来看，相比其他职业，在北京、上海从事经商和商贩的农民工的住房支出更高，从事居民服务业和生产建筑业的农民工住房支出更少。而担任单位负责人和技术人员对住房支出不显著。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只有达到一定收入水平、生活满足基本需要的农民工，才会考虑改善住房条件，这与假设2中子假设1和子假设2都符合。而实际上，农民工普遍住房支出都很少，就算收入高的农民工也不会在住房上有过多的支出。

3. 北京、上海农民工的落户意愿对住房支出有显著影响。就落户意愿而言，愿意在北京、上海落户的农民工与不愿意落户的农民工相比，其住房支出更高。计划短期工作的农民工对生活环境的要求较低，只有那些计划长期在城市居住的人才愿意投资更好的住房。一些研究还指出，除了收入限制外，农民工对自己在城市中的发展预期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住房支出。卢华翔、焦怡雪就提到：“‘城市过客’的状况使得多数农民工对住房的期望值较低，降低了其消费意愿。”[11]线性回归进一步证实笔者的假设。

在对文献进行梳理后可以得出目前农民工在超大城市中住房支出的大致情况。我国农民工多数以租住私房为主，住房状况较差；
并且随着社会变迁，农民工的住房状况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笔者研究发现，超大城市农民工在每月住房支出中占比最大的是500元以下的支出，大多数农民工居住在费用低廉的住房中。但是，不同情况的农民工在住房支出方面依然有较大差别。其实，当我们在讨论超大城市农民工住房支出逻辑时，我们探讨的是影响住房支出的原因，文中描述的三类因素经过分析后都是农民工无法安居城市的重要影响因素。

笔者通过数据分析得出：超大城市已婚的农民工对住房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孩子越多的中年农民工在务工城市中支付的住房费用越低。这主要是由于超大城市的住房支出普遍较高，不管已婚或是未婚，都无法更好地改善住房，尤其是已婚有孩子的农民工，他们需要把更多的钱花在孩子身上，压缩住房支出，无法更好适应城市生活，削弱定居意愿。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受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为代表的经济能力对农民工住房支出的影响非常显著。农民工的学历越高，相应地他们可获得的职业和收入就越高，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也是积极的，住房支付能力和意愿就越强。住房是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生活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与其说是住房消费，不如说是住房支出则更为合适。农民工的收入决定了他们的住房负担能力，也影响着住房质量。但是，这并不代表较高收入的农民工会付出大量的住房支出，大部分农民工对城市住房支出十分节制，从表1可以看出农民工的城市住房支出较少。通过笔者的分析，发现愿意在超大城市落户的农民工的住房支出比不愿意落户的农民工高。愿意落户的农民工可能会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很长时间，这使得他们有改善住房的想法。要改善农民工的住房条件，不仅需要提高他们的经济能力，还要提高他们留在城市的意愿，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才能真正市民化。

事实上，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问题是农民工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也是我国城市化和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大问题。针对我国2014-2020年的城镇化规划，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目标：“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要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抓住劳动就业、技能培训、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安全卫生等问题，关注一线职工、农民工、困难职工等群体，完善制度，排除阻碍劳动者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12]住房一直以来都是民生重点，我们最好的期望是居者有其屋、人人有房住，但是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城市化的本质还是人的市民化，从超大城市农民工城市住房支出的上述讨论可以看出，个体层面的内生因素具有主导和积极作用，但当前农民工处于社会的劣势地位，他们很难通过纯内生因素完成城市化进程。因此，还需要加强外部因素的支持，如加强个人优势(教育、再就业培训等)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着重引导和推动农民工转型发展，解决城市化内生动力不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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