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彦志，梁秋莎，徐家汇

（1.东北财经大学，辽宁 大连 116025；
2.辽宁大学，辽宁 沈阳 110036）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以下简称“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时期党中央为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双循环”不只涉及经济领域，也必然涉及教育领域。作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主要形式，跨境高等教育既是国际化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也是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整合共享的重要纽带，具有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特征。推进跨境高等教育合作，能够充分调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积极性，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培育我国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的新优势，以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助力“双循环”新格局的良性运转。

（一）概念阐释与关系辨析

1.跨境高等教育

跨境高等教育是教育国际化和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必然产物。跨境高等教育的内涵最早由奈特（Knight）提出，他认为跨境高等教育是人员、教育项目、教育提供者、政策、知识、观点以及服务等要素的跨越国境的自由流动。［1］张进清认为，跨境高等教育指的是在教师、学生、课程、机构、办学者跨越国家管辖边境情况下开展的高等教育。［2］陈飞认为，跨境高等教育是一种开放的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思想、活动的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3］从跨境高等教育的分类方式来看，政策界和学理界较为普遍的做法是依据流动内容进行分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依据跨越边境的主体，将跨境高等教育分为人员跨境流动、项目跨境流动和教育机构跨境流动。［4］薛海平等认为，中国的跨境高等教育主要包括留学教育和国际交流与合作两个方面。［5］

尽管学界对跨境高等教育的内涵与外延有多种不同的理解，但总体而言，学者们主要依据流动要素和流动方向两个维度对跨境高等教育进行界定。流动要素主要包括学生、教师、项目、机构等，学者们进一步从要素的属性角度分析，将学生和教师划入人员范畴，将项目和机构认定为有形或无形的资源；
流动方向包括向内流入和向外流出两种。鉴于此，本研究认为跨境高等教育是一种通过人员和资源两种要素跨越边境流动而实施的世界性教育形式。其中，学生和教师等人员的跨境求学和交流属于跨境高等教育的人员枢纽，在本研究中具体指来华留学、出国留学、教师国际交流与访学等形式；
知识、理念、课程及服务等要素的跨界交融属于跨境高等教育的资源枢纽，在本研究中具体指中外合作办学、境外办学等形式。

2.“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双循环”强调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出发点、落脚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同时重视“国内国际双循环”。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来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社会总生产或再生产各环节的系统性变革，其核心问题是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即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形成一个动力充沛、内部协调、循环通畅的社会生产体系。［6］从西方经济学的要素及产品市场供给—需求经济分析角度来看，内循环可理解为向国内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内生产要素，外循环可理解为向国外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外的生产要素。［7］两种理论逻辑都揭示了经济活动是一个动态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综上，从概念内涵和理论基础来讲，“双循环”主要应用于经济学范畴。

3.关系辨析

自“双循环”发展理念提出后，学界主要从经济学视角展开大量研究，而探讨高等教育与“双循环”关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分析现有相关文献发现，学者们主要从三个视角对高等教育与“双循环”的关系展开讨论。嵌入观视角认为，高等教育是“双循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别敦荣指出，现代高等教育与经济“双循环”的关系是内在的，高等教育不但通过人才培养将现代经济理念引入经济过程，而且用现代科技及其应用成果更新和改造传统经济，发展现代经济。［8］眭依凡与李捷从系统论角度解释了高等教育是内嵌于“双循环”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9-10］资源基础观视角认为，高等教育是“双循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条件，有助于“双循环”的深入推进与功能达成。一方面，经济“双循环”有赖于通过教育增强人力资本投入。研究发现，接受高等教育的高水平人力资本通过收入水平增长、消费能力升级和生活品质提高能够从需求侧维度拉动内需增长，进而可以显著降低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放缓的可能性。［11］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具有的资源配置优势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汪栋和荣维博指出，教育资源是各阶段教育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社会对高等教育资源提出新需求，这是从供需两侧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12］综合观视角认为，高等教育与“双循环”既存在嵌入关系，也存在支撑关系。钟勇为等分析指出，“双循环”与高等教育之间天然存在基于创新与发展的功能嵌合与需求互补机制，促使二者之间相互支撑、相互制衡。［13］蔡宗模强调，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的子系统和现代经济的重要引擎，一方面要强化能力建设，做好系统自身的“双循环”，在深化本土化发展的基础上，尽力拓展国际化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要增强服务功能，支撑经济发展的“双循环”。［14］

现有研究从多个角度探讨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然而，鲜少有研究关注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跨境高等教育在“双循环”中发挥的作用，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与互动机制研究更是匮乏。但可以肯定的是，二者存在必然的联系。首先，跨境高等教育已被纳入国际服务贸易范畴，而“双循环”势必要与国际合作相关，因此，跨境高等教育必然也是“双循环”整体系统中的子系统，是助力国内国际循环体系相互促进的平台枢纽。其次，跨境高等教育始终致力于为社会培养高水平复合型、创新型、技能型国际化人才，并构建了一批高水平国际师资队伍，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水平人力资本支撑。再次，跨境高等教育是国内高校与境外教育机构合作开展的世界性教育形式，对于汇集多元异质资源具有天然的优势，能够利用国际合作平台获取并整合资源，为“双循环”良性运转提供内生动力。

（二）平台赋能理论

在学术界看来，“双循环”并非自然形成的，而是经济主体在遵循一定逻辑的基础上，借助“外力”推动所成的。［15］为解释这种“外力”的推动作用，本研究引入赋能（empowerment）概念，并以此作为理论基础，试图厘清跨境高等教育助力“双循环”的作用机制。学术界关于赋能的研究主要基于组织行为赋能和个人行为赋能两个视角。平台赋能（platform empowerment perspective）作为组织行为赋能形式之一，在数字技术背景下日益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议题。赋能理论主张，赋能主体通过高度整合资源，为参与主体赋予生产、竞争与创新能力，创造性实现产品升级和服务提升。［16］平台赋能是平台以生态系统中的枢纽地位及独特资源为基础，为供需双方提供一系列的资源和赋能服务，促进利益共同体成员在平台生态系统中实现能力的增进，该理论突出强调平台以提供双方或多方互动机制使被赋能者具有更大的资源获取、控制和管理的能力。［17］因此，引入平台赋能理论，能够为跨境高等教育平台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解释路径。

跨境高等教育是境内外教育机构合作开展的世界性教育活动。从角色方面来看，其在“双循环”中扮演平台枢纽角色，具有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为“双循环”供给国际化人才和创新资源的独特优势。从功能方面来看，跨境高等教育能够关注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中人员和资源供给质量的“高与低”，通过动态匹配两个市场的差异化需求，实现供需双方人才及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双循环”发展赋予新动能。从作用机制方面来看，跨境高等教育平台赋能的过程是以平台为核心打造枢纽机制，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人员、资源等关键要素有效嵌入“双循环”生态系统，通过全球要素的交易匹配和向整体价值链提供有效的增值服务两种途径，实现各要素间的互联互通，推动国内市场消费能力释放，同时积极融入全球教育链、产业链、创新链，构建起中国式国际合作交流立体化网络，从而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向更高能级跃升。

（一）促进教育资本回流

留学教育是跨境高等教育人员枢纽角色的主要体现形式，也是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最早和最主要的提供方式，能够为教育供给国带来直接经济效益。伦敦国王学院2021 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教育出口总额在英国所有类别出口量中排名第一，中国留学生在其中作出了巨大贡献。［18］刘志民和杨洲的研究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不仅可以带来直接经济收益，还为区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19］

近年来，中外合作办学作为跨境高等教育资源枢纽角色的主要体现形式，在国内得到飞速发展，促进了国际教育资源的流入。这不仅源于外部的市场需求，更是我国高等教育内部体制创新的要求，对促使优质生源和教育资金回流、促成高等教育市场良性竞争具有积极作用。一方面，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部分原本打算出国留学的学生，有效扭转了大量优质生源外流的趋势。另一方面，据不完全估算，每年中外合作办学的生均学费及生活费比自费出国留学的生均学费及生活费低约20 万元人民币，按照高等教育阶段中外合作办学在校生总人数中有一半出国留学估算，当年学费及生活费支出可节约700亿元人民币。在全球教育交流严重受阻的形势下，中外合作办学不仅满足了我国学生在境内享受国际教育资源的多样化需求，而且拓宽了教育经费的筹措渠道，挽回一大笔外汇流出，促进教育资本回流，为“内循环”提供动力。

（二）扩大国内消费与投资供给

与其他商品和服务一样，教育也由需求和供给因素决定，跨境高等教育更是典型的供需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教育的消费需求呈现从物质消费转向服务消费、从传统教育模式转向更高水平的国际教育模式的态势。然而，现阶段我国教育内需旺盛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仍然突出：首先，2021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57.8%，但学生及家长追求世界名校的教育消费示范效应依旧明显，尤其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外部风险因素影响，人们对不出国的国际教育需求显著提升；
其次，目前我国普通高校在教育服务供给上还存在短板，难以满足人们对高质量国际教育的现实需求。这种社会现状在反映出我国教育市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同时，也展现了国内消费市场必将引领新的市场消费的强大开发潜力。中外合作办学以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为核心目的，面向国内市场扩大国际教育供给力，能够较好地满足国内市场教育消费转型需求，充分展现了跨境高等教育的平台枢纽优势。

消费是经济循环的原生动力，投资是经济循环的关键支撑力量。面对国内强大的消费市场及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跨境高等教育在释放内需市场的同时，也激活了巨大的投资市场。为满足“不出国的留学”和高质量教育需求，国内高校加快和扩大同世界一流资源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的步伐，我国也正在着力打造海南国际教育创新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等一批教育对外开放新高地。在高水平教育服务质量供给方面，跨境高等教育保持与各行业紧密对接，拉动教学设施设备、住宿餐饮等产业发展，增加教师等人力资本投入，有效解决校园基础设施陈旧等难以满足国际化教育需求的现实问题。总体而言，我国跨境高等教育已形成国内国际合作交流立体化网络，刺激和扩大了新的教育需求和供给，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与稳固持续提供动力。

（三）缩减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逆差

当前世界各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处于失衡状态，西方发达国家牢牢占据着教育服务输出的领先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却相对落后。我国作为教育资源短缺的国家，长期属于教育服务贸易的进口国。从跨境高等教育的人员枢纽角色来看，2019 年我国出国留学生人数突破70 万，是世界最大的国际学生生源国。美国留学官方最新报告显示，2019—2020 学年中国赴美留学的学生达37.25万人，占美国来美留学生总数的35%，占中国出国留学市场总量的53%，而同期，来华留学的美国学生不足0.3万人。［20］我国对美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逆差持续存在，且差额较大。与此同时，我国作为世界教育大国也在积极输出教育服务，是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2019 年来华留学生人数突破44 万。但总体来看，来华留学人数仍远低于出国留学人数，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劣势明显。

在这种形势下，仅仅依赖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很难满足不断走高的国内需求，更无法兼顾国际需求。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补充，中外合作办学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方面，国内高校与世界知名院校在华开展合作办学，将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引入国内，实现内外资源的优势互补，满足国内对高质量国际教育的需求，减少人才外流，促进教育资本回流。另一方面，中外合作办学为来华留学生教育提供了有力支撑，增强了国内高校接收国际学生的管理和服务能力。其中，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大学发挥了先锋作用。根据软科发布的“2020 软科中国大学排名”之留学生比例排名，上海纽约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及宁波诺丁汉大学均位于高校留学生比例排名前20 位，且上海纽约大学位居榜首。中外合作办学已逐渐成为吸引国际学生来华接受教育的主导力量，这对国内区域经济增长也能起到显著的拉动作用，为逐步扭转我国长期处于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逆差局面提供重要动力。

在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跨境高等教育作为连接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平台纽带，形成了兼顾本土供需与国际供需的“双循环”枢纽机制。枢纽是一种教育与经济连接和合作突破的过程，通过跨境高等教育的枢纽关系耦合境内外市场中的人员和资源等要素，搭建信息互联互通平台，建设国内国际利益共享机制，从而推进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共生交往。基于平台赋能理论，本研究从内在机理和作用路径两个层面构建了跨境高等教育助力“双循环”的枢纽机制模型。模型的横向内在机理为纵向作用路径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持和逻辑分析基础，纵向作用路径是跨境高等教育平台赋能“双循环”的演变规律和具体实现过程，横纵两个层面相辅相成交互支撑枢纽机制。（见图1）

图1 平台赋能视域下跨境高等教育助力“双循环”的枢纽机制模型

（一）内在机理

从横向来看，平台赋能视域下跨境高等教育助力“双循环”的枢纽机制模型内在机理是从跨境高等教育的人员枢纽和资源枢纽角色出发，厘清教育与经济的循环关系，为分析跨境高等教育为什么能助力“双循环”提供内在依据。其一，高等教育处于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驱动力之间的交汇点，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起到枢纽作用，而跨境高等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之间发挥连接和引领各方主体参与更大范围创新活动的枢纽作用，为全球要素的交易匹配创造了条件和机会。通过与境内外市场交叠融合，跨境高等教育能够充分发挥协调性集聚效应，促进全球人员和资源要素的流动与交换，提高多方教育主体之间、教育主体与企事业单位之间的供需适配性，是缩小国内国际双边市场资源配置差距、畅通国内国际循环的中枢环节。其二，跨境高等教育能够凭借中心型枢纽结构模式的优势为双边市场提供增值服务。作为国际先进知识和国际人才资源的提供者、各领域创新发展的推动者，跨境高等教育通过提供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和创新资源，实现全球教育体系中多学科、跨学科交叉融合，提高我国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从而推进知识链—创新链—产业链的升级，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内生动力。其三，在跨境高等教育的枢纽机制中，人员和资源要素之间也存在循环促进效应。一方面，人才流动会促进以资源流动为特征的跨境合作平台的搭建；
另一方面，跨境高等教育平台的建立又会带动人员跨界流动。通过对人员与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利用，跨境高等教育平台凭借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中的枢纽地位，带动一系列价值链的循环流动，进而赋予各利益相关主体生产、竞争与创新能力。

（二）作用路径

从纵向来看，本研究以“引进”“利用”“融合”“发展”四条路径构建分析框架，探析跨境高等教育如何实现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方面，跨境高等教育以国内大循环为基础，以“引进”和“利用”为作用路径，将外部异质性资源与本土资源相结合，积蓄成为具有竞争力的新的资源基础和知识库，以多样化高水平教育供给拉动国内消费需求，促进“国内大循环”新格局的良性运转。其中，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来华留学及教师来华交流等是促进“内循环”的核心力量，通过向内集成全球高水平人才和优质资源，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另一方面，以“发展”和“融合”为作用路径，从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拓展和延伸，促进资源的契合匹配与跨界融通，激活各参与主体创新链以提升其创新效能，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形成与稳固。其中，境外办学、学生出国留学及教师出国交流等是促进“外循环”的核心力量，通过“走出去”实现国内人才和资源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

1.“引进”路径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与知识积累是内生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对现代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欲将“国内大循环”作为主体，需要以国内供给和需求循环的形式把满足国内居民需求作为发展的着力点，充分依靠我国内需潜力和消费群体来构建完整的内需循环体系，这就离不开教育提供高质量人力资本和创新知识。首先，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带动了劳动力就业层次和类型结构的变化，进而对高等教育的供给结构提出新要求，亟须高等院校提高人才供给层次和更多人才类型。其次，近年来，核心技术缺乏、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低、国内市场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等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亟须高等教育提供创新知识支撑各领域科技创新活动。再次，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国家和社会对高等教育发展的诉求已转向激发高等教育的创新驱动势能、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激发了国内教育市场活力，给国内传统教育带来了挑战。

在此背景下，跨境高等教育体现出兼具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平台纽带优势，通过枢纽机制突破了资源配置效率瓶颈，实现了国内国际市场高质量人力资本和优质资源的供需匹配，为内循环提供了动力。首先，通过中外合作办学路径不断创新理念和培养模式，优化教育资源供给结构，逐渐实现由“外”向“内”转型升级，释放内需市场潜力。尤其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中外合作办学的优势和特色更加凸显，通过提供“本土留学”教育服务，解决了大批学生因疫情无法赴境外留学的困境。此外，中外合作办学充分利用自身枢纽优势，发挥最优资源配置能力，为高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高层次人力资本和国际先进知识。其次，通过来华留学路径拉动内需。由于具有枢纽型组织结构特征，跨境高等教育对国际留学生产生了较强的吸引力，同时也培养了大量劳动力。一方面，来华留学生向国内市场流入，能够充分发挥他们在国际贸易、学术合作、文化传播等领域的桥梁作用，这对我国教育的世界影响力提升和我国经济增长都有较大的贡献度。另一方面，来华留学规模的扩大，能够促使我国高校不断优化现有的人员和资源配备，营造良好的国际化教育教学环境，通过吸纳优秀师资力量、修建教学场所、完善校舍建设等，形成一系列潜在的投资与消费需求，带动高校周边区域经济发展，从供需两侧助推“内循环”新格局良性运转。再次，通过外籍教师来华交流路径引进高水平国际师资队伍，对抗或抵消“逆全球化”给跨境高等教育带来的不利影响，满足国内多样化教育需求，培养具有国际思维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促进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更好地匹配发展，加速经济“内循环”。

2.“利用”路径

跨境高等教育对“双循环”的助力作用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还体现在其作为公共物品所践行的促进本土教育改革创新的社会功能层面。我国推进跨境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服务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和提升国际化水平，同时配合并服务高校“双一流”建设，做多样化高质量教育的提供者。这充分展现了跨境高等教育平台的赋能价值，以人才枢纽和资源枢纽优势赋予我国高等教育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为国家经济“双循环”发展提供支撑条件。

对于我国高校而言，开展跨境高等教育是应对人才与资源短缺、内部机制体制壁垒等创新要素活力不足的有效途径。跨境高等教育对高校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人员和资源要素的流动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素本身具有多元化和异质性特征优势。通过与全球多样化教育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中外合作办学能够获取丰富的优质资源，尤其是国内急需且紧缺的知识和技术，打破过度依赖国外技术的瓶颈，对本土高校竞争力提升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突出的辐射带动作用。一是以新工科、新文科、新医科、新农科为抓手，促进本土高校学科交叉融合，建设国际前沿的学科专业体系，全面提升本土高校的学科水平，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奠定知识基础；
二是通过引进国际高水平师资、先进的办学理念、教学方法和管理经验，促进境内外教师经验交流与信息共享，提升本土高校的国际化办学能力，为来华留学生教育提供坚实保障；
三是将引进的国际教育教学经验惠及其他传统学院，逐步扩大先进经验的应用范围，推动全校教学模式、学业评价体系等改革创新；
四是借助国际合作平台，积极融入区域创新发展，面向城市建设战略任务，优先在急需紧缺的学科领域开展高水平跨境高等教育合作项目，协同共建新型产学研合作平台，提升区域发展能级与软实力。

3.“融合”路径

推进跨境高等教育，一定程度上能够破除教育循环中的体制机制障碍，打通要素的国内与国际流通渠道，实现全球高等教育资源的有效融合，形成开放、合作与竞争相统一的高等教育全球价值链与生态体系，促进供需关系相对稳定平衡的良性循环。

第一，推动国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与国际质量认证标准接轨。在跨境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工作中，世界各国通过制定和完善质量保障政策，保障跨境高等教育的顺利进行和高质量发展。对标国际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仍处于发展阶段。国内中外合作办学的兴起和快速发展，实现了我国高等教育构建与国际标准相衔接的质量保障体系目标。越来越多的中外合作办学院校借助境外合作院校平台，申请并通过国际质量标准认证。如宁波诺丁汉大学通过了英国质量保障署（QAA）认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法工程师学院通过了法国工程师职衔委员会（CTI）认证、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通过了美国高等商学院协会（AACSB）认证等。中外合作办学不仅打通了国内高校质量保障体系与国际标准的衔接渠道，也增强了我国深度参与国际教育规则、标准、评价体系研究制定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

第二，加强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平台保障各要素间互联互通。国际学历资格认证是伴随着我国教育对外开放进程而产生和发展的。尤其是在21世纪初，中外合作办学迎来快速发展期，产生了更广泛的国际学历资格认可需求。为进一步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批准，中外合作办学颁发的境外学位证书可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获得认证。此外，对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外合作办学临时扩招的原本计划出国的学生，教育部出台针对性政策，保证该类学生获得的境外高校学位证书同样可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进行认证。这些政策的实施，有效解决了持有境外学位证书人员在国内安置、升学、就业等方面遇到的诸多困难，实现了从毕业到就业链条上各要素间的互联互通。

第三，保障国内国际深造渠道循环畅通。在毕业生继续深造环节，跨境高等教育为“内循环”和“外循环”畅通提供了载体平台。一方面，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通过获取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融入国内教育循环体系，同时，普通专业学生也有机会被“推免”到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继续深造。与国内教育体系的互联互通，不仅有利于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在国内继续深造，也有利于国际优质教育资源与国内普通专业学生对接，促进高等教育供需关系良性循环。另一方面，打通国内国际教育循环渠道，为国内学生开通赴境外继续深造的“绿色通道”。相比于出国留学，中外合作办学具有成本低、风险小等特点，已然成为国内学生与国际教育接轨的重要渠道之一，为我国学生提供便捷的海外升学之路。

4.“发展”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跨境高等教育不仅通过中外合作办学途径将境外优质资源“引进来”，形成由“外”向“内”的循环格局，同时，兼顾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推进高等教育的“双向互动”模式，带动全球教育要素跨境流动和相互交融，促进全球教育产业链的延展和扩大，实现高质量“引进来”与“高水平”走出去并重的双向开放发展。

第一，以国内中外合作办学经验助推境外办学发展。境外办学是中国教育“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内容，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途径，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培养知华友华亲华力量、提升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国内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取得的成效，为探索开展“走出去”境外办学提供了经验支持。“十三五”期间，我国共有80余所高校在近50 个国家举办了100 多个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21］境外办学的发展，为我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吸引更多国际留学生，实现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教育国际合作畅通了渠道，助力形成“以内促外、内外联动”的循环格局。

第二，以平台优势跻身国际一流行列。跨境高等教育以高水平开放为支撑，致力于培养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人才。高竞争力全球深造和高质量国际市场就业是跨境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成效的显著特征，学生具有的多语言能力和国际化视野是其深造和就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深造方面，中外合作办学是国内学生迈入世界名校的一个有力“跳板”。以西交利物浦大学为例，2021 届中国本科毕业生深造率为85.74%，其中，赴全球排名前十顶尖学府深造的比率达33.73%。在就业方面，跨境高等教育重视对学生全球视野、跨文化交流能力、创新与创造能力等的培养，这使学生在国际组织、涉外领域和跨国企业就业具有优势。毕业生多进入世界500 强企业、知名跨国公司等，尤其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的中国学生，成为各个国家中外合资企业寻找当地员工的首选目标。

第三，以学术合作促进国际交流。在“双循环”国际化发展的新格局下，跨境高等教育通过匹配国内国际市场供给需求，促进国内外教师和学生的双向流动，以国际学术合作助力“外循环”，扭转“逆全球化”趋势。一方面，跨境高等教育为国内高校教师提供了跨文化交流、境外培训和访学机会，促进了境内外教师信息互通与学术交流，提升了本土师资的国际化水平。另一方面，跨境高等教育开拓了大量以专业为导向的长短期学生国际交流项目，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国际交流、学习和实习机会，实现了人才培养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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