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慧

党的二十大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在我国转向“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也需要高质量发展。提升我国城市化质量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一方面，提升城市化质量有助于扩大消费潜力、提升投资效率，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另一方面，提升城市化质量有助于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格局，缩小区域差距，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地方政府推进城市建设、提高城市化发展质量的前提是要有一定的财政支出能力。然而，分税制改革后由于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城市化建设面临很大的资金缺口，为了缓解财政支出压力，许多地方政府依靠土地出让收入开展城市化建设。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21年我国地方政府获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8.7万亿元，相当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的78%。土地财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缺口，并为我国城市化发展提供了建设用地。然而，土地财政的快速发展使得我国的土地城市化明显快于人口城市化；
一些城市“摊大饼”式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城市病”，如交通拥堵、房价过高、环境污染等；
土地财政还增加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1)刘守英、蒋省三：《土地融资与财政和金融风险——来自东部一个发达地区的个案》，《中国土地科学》2005年第5期。并容易引发潜在的社会风险。(2)周飞舟：《生财有道:土地开发和转让中的政府和农民》，《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1期。当前我国的城市化已由粗放发展阶段转向更加注重质量提升的新发展阶段，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质量的影响效应如何？在不同区域、不同等级的城市其影响效应有何差异？厘清这些问题对在新发展阶段打破土地财政依赖、促进城市化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时，城市是创新的策源地，是创新人才的集聚中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3)李娜娜、杨仁发：《创新驱动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效应研究》，《城市问题》2021年第3期。在土地财政缓解城市化发展预算约束的初期，土地财政带来的预算外收入可以为创新驱动提供资金支持，(4)阎波等：《土地财政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科研管理》2018年第5期。从而提升城市化质量；
但当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土地财政与创新驱动的交互作用又会对城市化质量产生什么影响？创新驱动在土地财政与城市化质量之间发挥怎样的调节效应？这些问题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鉴于此，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分析土地财政对我国城市化质量的作用机制以及创新驱动在土地财政与城市化质量之间的调节机制，并构建模型对三者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进而探讨降低土地财政依赖、依靠创新驱动提升城市化质量的政策建议。

(一)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质量的双向影响

“土地财政”一词在我国历史不长，它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土地制度转变为有偿使用以后，对通过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获取收入行为的一种表述。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需要，对“土地财政”进行界定的范畴也各不相同，总体可分为三种标准：小口径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以下简称土地出让收入)，(5)苏明等：《中国土地财政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14年第34期。中口径即土地出让收入、土地相关税收、土地相关收费，(6)孙辉：《财政分权、政绩考核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5页。大口径即在中口径的基础上增加了地方政府利用土地获取的银行抵押贷款收入。(7)李尚蒲、罗必良：《我国土地财政规模估算》，《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本文将“土地财政”定义为，地方政府利用自己拥有的土地管理权，通过土地使用权出让等方式获取土地出让收入等相关财政收入，并影响其财政支出能力的行为。

目前学术界对城市化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质量评价指标构建上，如从城市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两个层面构建指标体系，(8)叶裕民：《中国城市化质量研究》，《中国软科学》2001年第7期。或从社会发展质量、经济发展质量、环境发展质量三个层面构建指标体系，(9)何仁伟、谢磊、孙威：《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化质量综合评价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016年第6期。关于城市化质量尚未形成一个公认的权威性的定义。本文认为，城市化质量的内涵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和把握：第一，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不断迁移的过程，而这种迁移的动机不仅仅是获取个人利益以及提高收入水平，还包括所享受公共服务的升级、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等，即人口城市化。第二，城市化是土地的性质由农业用地向城市建设用地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过程也包括单位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上生产力的提升，即土地的集约利用，这种集约利用后的土地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要远远大于土地所产生的原始价值，即土地城市化。第三，城市化是城市工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不断提升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工业、服务业为了节省成本，获取集聚经济效益和享受知识外溢的好处，不断向城市中心集聚，并通过增强城市化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强化这种集聚，即经济城市化。第四，城市化是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和扩张的过程，通过完善各种城市公共设施，提升了城市对乡村人口的吸引力，降低了城市工业、服务业的运营成本，从而使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进一步流动，实现资源要素的合理有效配置，也就是基础设施城市化。第五，城市化是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和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通过提供更高水平的教育、医疗、养老、环保等公共服务，增强城市的集聚能力和对乡村人口的吸引力，提高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即公共服务城市化。因此，城市化质量的基本内涵至少应当包括人口城市化质量、土地城市化质量、经济城市化质量、基础设施城市化质量、公共服务城市化质量等方面。本文将城市化质量定义为，在人口向城市聚集和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中，城市的经济效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能够满足城市生产生活需要的程度。好的城市化质量意味着，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市可以吸纳更多农业人口，土地更加集约利用，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合理，基础设施功能更加完善，公共服务水平更高。

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质量的影响取决于其正负效应的综合作用。一方面，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质量存在正效应。第一，土地财政促进人口城市化。尽管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但中央政府并不掌握土地，地方政府成为实际上代表国家行使土地管理权的代理人。地方政府征用土地后，农村失地农民加速向城市流动，从而为城市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多劳动力。第二，土地财政促进土地城市化。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劳动力转移、产业发展需要大量城市建设用地。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国有建设用地，或将农村用地转变为国有建设用地后再出让，为城市化提供了大量土地资源。第三，为完成工业化目标，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获取地方税源，地方政府长期以协议出让的方式低价供应工业用地，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从而促进了经济城市化。第四，土地财政同时也为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科研、卫生、环保等公共服务体系提供了资金和土地资源，从而推动了基础设施城市化和公共服务城市化。(10)李慧：《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财政与城市经济性公共品》，《现代经济探讨》2019年第3期。

另一方面，当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加深到一定程度后，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质量的负效应就开始显现。第一，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的加深导致一些地区地价快速上升，进而推动了房价的上升，加重了城市人口的购房负担，从而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同时，由于我国传统户籍制度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城市流动人口无法享受与普通市民同等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加之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也会对人口城市化造成不利影响。第二，伴随着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的加深，大片的农用地转化为国有建设用地，会加剧土地资源错配，一方面造成耕地面积的减少，另一方面也导致对国有建设用地的低效粗放利用，从而对土地城市化产生负面影响。第三，地方政府通过压低工业用地价格，推动了工业化进程，但由于政府间竞争加剧，导致大量低端制造业项目被引进，制造业产能过剩、同质化现象严重，反而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由于房价上涨导致企业用工成本提高和利润下降，一些工业企业退出原有行业，甚至转向投资利润率高的虚拟经济，间接造成了“去工业化”现象，不利于经济城市化的发展。第四，依靠土地财政推动城市化发展的模式短期内促进了资金、人才等资源要素的集聚，但同时也引发了交通拥堵、供水紧张、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等问题，对基础设施城市化和公共服务城市化产生了负面影响，既不利于城市抗风险能力的提升和韧性城市建设，更降低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质量的影响取决于正负效应两种力量的对比。在城市化建设初期，对土地财政的适度依赖可以加快城市化进程，推动城市外延式扩张；
但当城市化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后，对土地财政的严重依赖会导致土地财政的负效应超过正效应，从而对城市化质量产生抑制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土地财政与城市化质量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的加深，城市化质量先提高后下降。

结合新近发布的MT/T851-2012《选煤厂浓缩设备工艺效果评定方法》(修订版)进行以下简要分析。该标准规定，浓缩效率为浓缩设备工艺效果的主要指标，澄清系数和底流浓度为辅助指标。

(二)创新驱动的调节作用

创新驱动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城市化质量：一方面，创新是城市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有助于促进城市化由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变。根据推拉理论，人口迁移受拉力和推力两种力量共同作用，拉力即人口流入地良好的生活条件，而推力则是人口流出地不利的生活条件。创新驱动可以通过改善城市的竞争力、优化城市的创新创业氛围、提升收入水平等方式增强迁入地的拉力，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从而提高人口城市化水平。创新驱动还可以通过改善产业布局，促进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提升城市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从而提高土地城市化水平。根据熊彼特的观点，创新通过导入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可以有效提高潜在的产出水平，而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就是伴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不断提升产业结构作为资源转换器的效能和效益的过程。(11)孙梁、韦森：《重温熊彼特的创新驱动经济周期理论》，《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因此，创新驱动也就成为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即经济城市化的最直接的推动力。创新驱动还有助于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产品的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水平。然而，从某些角度看，创新驱动对城市化质量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已有研究显示，技术进步和创新存在偏向性，我国技术进步总体上偏向资本。(12)韩国高、张倩：《技术进步偏向对工业产能过剩影响的实证研究》，《科学学研究》2019年第12期。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带来的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不利于充分发挥城市化对创新要素的有效配置，使得经济城市化落后于人口城市化；
而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引致的城市化则会导致能源消耗增加，加剧环境污染。同时，创新驱动主要依靠科技的发明创造，所创造的就业需求以高技能劳动力为主，可能会造成低技能劳动力的失业加剧以及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失衡。而这些因素都会对城市化高质量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创新驱动将强化土地财政与城市化质量的倒U型关系，表现为创新驱动能力越强，土地财政与城市化质量的倒U型关系曲线越陡峭。(13)Richard F. J. Haans, Constant Pieters, Zi-Lin He, “Thinking about U: Theorizing and Testing U-and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s in Strategy Research”,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37, No.7, 2016, pp.1177-1195.在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城市的土地出让收入有助于拓展城市化建设资金，推动城市化水平提升，土地财政在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同时，也使其更有能力为创新活动提供财政支持和更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加速创新资源的集聚，因而创新驱动发展进一步提升了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质量的正效应。当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较高时，大量同质的低端制造业项目被引进，引发产能过剩现象，而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又会导致“投资诱导效应”，(14)肖明月、郑亚莉：《供给质量提升能否化解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基于结构优化与技术进步视角》，《中国软科学》2018年第12期。从而固化产能过剩，加之就业结构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进而导致人口城市化产生的过剩劳动力无法释放。同时，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较高意味着大量流动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而创新驱动带来的产业智能化水平的提升会产生“机器换人”现象，从而降低城市流动人口的就业稳定性，扩大居民收入差距。另外，科技创新也可能使得能源投入份额增加，从而不利于城市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当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过高时，创新驱动又会强化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质量的负效应。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创新驱动强化了土地财政与城市化质量之间的倒U型关系。

(一)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质量的非线性影响，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Yit=α0+α1LFit+α2Xit+μi+λt+εit

(1)

(2)

式(1)和式(2)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Y表示城市化质量，LF表示土地财政，X表示可能影响城市化质量的控制变量，μi表示城市固定效应，λ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下文将首先对式(1)进行回归，再对式(2)进行回归，如果β1、β2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式(2)回归的拟合优度高于式(1)，则说明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质量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如果β1是正值而β2是负值，说明影响是倒U型的，则假设1得到验证。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1.变量选取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土地财政依赖程度(LF)。考虑到土地使用税目前仅公布省一级的数据，缺乏市级数据，而土地抵押贷款收入也缺乏详细的省级和市级数据，本文使用土地出让收入表征土地财政。为了准确表达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采用土地出让收入与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土地财政依赖程度。

控制变量。财政分权(FD)，用各市人均财政支出占全国人均财政支出比重表示。市场规模(TRSCO)，用各市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对外开放程度(OP)，用各市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其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表示。同时，考虑到城市规模对城市化质量的影响，将城市人口规模(POP)和城市土地面积(LAND)也列为控制变量。

调节变量。本文的调节变量为创新驱动(INNO)，采用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等编制的《中国城市与产业创新力报告2017》中测算的城市创新指数来衡量。

2.数据说明

本文样本数据为2004年至2017年全国22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除了城市创新驱动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与产业创新力报告2017》，其他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Wind金融终端等。为了消除回归时变量异常值所引致的回归结果偏误，对创新驱动、市场规模、人口规模和土地面积等变量取自然对数，并采用插值法补齐少量缺失值。由于城市创新驱动数据只更新到2016年，2017年数据采用几何平均增长法补齐。(16)周祎庆、顾帆：《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学术探索》2022年第2期。为了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使用消费价格指数将市场规模数据折算为2004年不变价水平。(17)限于篇幅，描述性统计不再显示，备索。

(三)全样本检验

表1中列(3)和列(4)分别为利用式(1)和式(2)进行的基准回归结果。为了展示结果的稳健性，同时考虑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即列(1)和列(2)。结果表明，在加入土地财政依赖程度(LF)的二次项后，模型的拟合优度有所提高，同时LF的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土地财政与城市化质量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土地财政先促进后抑制城市化质量，假设1得到验证。在分税制改革后土地财政发展初期，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改善了基础设施，提升了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了人口向城市集聚，推动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而言对城市化质量有促进作用。但当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过高时，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质量的负效应逐步显现，如过度的土地开发导致城市规模无序扩张，使得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偏离了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发展轨道；
(18)江波：《“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内涵、价值与路径》，《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社会资本更多流向房地产业，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城市空间的盲目扩张也引发了环境问题，带来了财政和金融风险。

表1 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质量影响的回归结果

根据列(4)可以算出土地财政与城市化质量的倒U型关系曲线的拐点值为1.057，(19)拐点值=-β1/2β2=(-0.5335)/[2×(-0.2523)]=1.057。即当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达到1.057以上时，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质量的影响是负向的。而数据显示，部分城市如南京(2013年、2016年、2017年)、杭州(2017年)、合肥(2016年)、济南(2017年)等已处于土地财政与城市化质量倒U型关系曲线拐点右侧，说明在这些城市，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质量的负效应已经超过正效应，依靠土地财政推动城市化发展的模式亟待转型。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取如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使用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二是剔除直辖市样本；
三是使用工具变量法，将各市土地坡度均值与其财政自给率的交互项作为土地财政依赖程度的工具变量。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的显著性均与上文的回归结果一致，从而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20)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不再显示，备索。

(四)异质性检验

1.地理区位异质性

为了研究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质量影响的地理区位异质性，本文按照所属省份将各城市划分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地区，进行分样本回归(见表2)。结果显示，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理区位差异。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质量的影响不显著，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土地财政与城市化质量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其中，中部地区的拐点值为0.933，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的拐点值为0.372，说明西部地区在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较低时即已出现拐点。原因可能在于，尽管东部地区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但由于土地产出效益较高，经济基础较好，对外来人口吸引力较强，在一定程度抵消了房价上涨过快等不利因素，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质量的正负效应相互抵消；
而在东北地区，由于当地城市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较低，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质量的正负作用都比较有限。因此，这两个地区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质量的作用效果不明显。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不及东部发达地区，但又高于西部地区。根据国家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中部地区是推进新一轮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点区域。中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其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尽管中部地区人口城市化水平近年有所提高，但相对于东部地区，其城市化质量仍有待提升。西部地区不同省份土地出让收入情况差异较大。四川、贵州、广西等近年来新型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加快，对土地出让收入依赖程度较高。与中部地区相似，土地财政在最初促进了西部地区城市化质量的提升，但随着土地财政依赖程度的加深，其对城市化质量的负效应也越来越明显，在西部地区城市的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达到0.372时，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质量的负效应即已超过正效应。具体而言，成都(2017年)、贵阳(2017年)、南宁(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重庆(2017年)均已处于土地财政与城市化质量倒U型关系曲线拐点右侧。尽管这些城市的土地财政依赖程度与东部城市相比还比较低，但是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质量的负效应已经开始超过正效应。因此，虽然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质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但传统的土地财政模式已经不再适合这些地区。

表2 地理区位异质性回归结果

2.城市等级异质性

为进一步分析不同等级的城市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质量影响的异质性，本文将227个城市分为高等级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普通地级市两类。表3回归结果显示，在高等级城市，土地财政与城市化质量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拐点值为0.903，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在普通地级市，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质量却呈显著的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高等级城市的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要高于普通地级市，所以当其土地财政依赖程度提高至对城市化质量产生抑制作用的水平时，普通地级市的土地财政仍然发挥着对城市化质量的促进作用，尚未达到拐点，因此，普通地级市土地财政与城市化质量之间的倒U型关系并不显著。普通地级市出现拐点的时间，有待以后更长时间的样本来验证。

表3 城市等级异质性回归结果

(五)创新驱动的调节作用检验

为验证假设2，在式(2)的基础上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如下：

(3)

式(3)中，INNO代表城市创新驱动，其他符号含义同式(2)。式(3)中如果回归系数γ5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结果为负值，说明创新驱动越强，土地财政与城市化质量的倒U型关系曲线越陡峭，创新驱动正向调节土地财政与城市化质量的倒U型关系。若γ1、γ2、γ4、γ5均显著，且γ1γ5-γ2γ4符号为正，则曲线拐点将随着创新驱动能力的提高向右移动，反之则向左移动。(21)张岳、周应恒：《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村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的影响——基于金融监管强度调节效应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22年第4期。

表4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创新驱动变量均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创新驱动既是城市化质量提升的重要动力，也会因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等因素对城市化质量产生不利影响，两种影响叠加使其对城市化质量的直接作用不显著。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LF2×lnINNO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城市的创新驱动强化了土地财政与城市化质量间的关系，土地财政与城市化质量倒U型关系曲线变得更加陡峭了，因此，假设2得证。在倒U型关系曲线拐点的左侧，创新驱动可以提升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质量的促进作用，而在倒U型关系曲线拐点的右侧，创新驱动则会强化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质量的抑制作用。进一步计算γ1γ5-γ2γ4的值，结果发现，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其值均大于0，说明创新驱动能力越强，倒U型曲线拐点越向右移(见图1)，即创新驱动能力的提高可以使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质量的抑制作用推迟到来。因此，在新发展阶段，利用创新驱动降低土地财政的负面影响，全面提升城市化质量变得尤为重要。

表4 创新驱动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图1 创新驱动的调节作用

本文基于2004—2017年中国22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探讨了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质量的影响以及创新驱动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土地财政与城市化质量之间具有显著的倒U型关系，随着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的加深，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质量的影响由促进转向抑制，且这种倒U型关系存在地理区位和城市等级异质性；
(2)创新驱动在土地财政与城市化质量之间起调节作用，强化创新驱动将使土地财政与城市化质量的倒U型关系曲线变得更为陡峭，且使倒U型关系曲线拐点右移。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推动土地财政转型。一方面，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提高中央承担事权份额，对于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的事权，要明确财政负担比例，降低地方财政支出压力；
另一方面，拓宽城市化融资渠道，加快构建土地财政代偿机制。(2)依靠创新驱动全面提升城市化质量。深化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提升人口城市化质量；
推动城市土地管理制度创新，提升土地城市化质量；
依靠科技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经济城市化质量；
加强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基础设施城市化质量；
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变革，提升公共服务城市化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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