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磊 潘 瑜

在20 世纪50 年代，以美国新闻处（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USIS，以下简称美新处）为代表的各类美国机构在香港进行了大量的文化宣传与渗透活动。作为美国官方宣传机构的海外站点，美新处在新中国成立之际从中国内地搬迁至香港，并在冷战大背景下，从事着反对共产主义（反共）与宣扬美国价值观（扬美）的宣传活动。随着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兵戎相见，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政策发展成了全面的遏制政策，而中美的对立也使得香港美新处难以对内地进行有效宣传。在此情况下，香港美新处一方面继续利用广播对内地进行着有限的宣传，另一方面依赖香港有利的条件分别开展了面向港澳民众、东南亚华人与全球受众的三大宣传项目。其中，“香港—澳门项目”是香港美新处针对港澳本地民众发起的宣传项目，是美新处开展其他宣传活动的基础保障项目。

目前已经有学者对美国在香港的冷战宣传活动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①国内外学术界对美国新闻处在香港的冷战宣传活动多集中在宏观宣传政策和宣传手段方面，主要研究成果有：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Carroll,eds.,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6；
Chi-Kwan Mark,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1949—1957,Oxford: Clarendon Press,2004；
张杨：《“前线”外交:冷战初期美国在香港的文化活动初探》，《美国问题研究》2015年第2期；
郭永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在香港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2期；
石玮：《试论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亚洲的冷战宣传政策——以美国新闻处香港分处为例》，《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学者们尤其关注美新处利用香港的优势条件，对中国内地民众②虽然，香港美新处对中国内地民众的宣传规模有限，但是这一宣传活动仍然受到学界的关注。代表性的论文有：翟韬：《美国对新中国宣传政策的演变（1949—1969）》，《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
白建才、杨盛兰：《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对中国隐蔽宣传战探析——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为中心》，《四川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与东南亚华人进行的具体宣传项目和宣传活动。特别是，关于香港美新处面向东南亚华人实施的“中文项目”的研究已经相对完善，学者欧阳文（Meredith Oyen）与翟韬研究认为，美国对东南亚华人的渗透远超冷战框架内的“反共”宣传，而上升到了“塑造认同”的文化高度。③See Meredith Oyen,“Communism,Containment and Chinese Overseas”,in Zheng Yangwen,Liu Hong and Michael Szonyi,eds.,The Cold War in Asia: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Leiden/Boston:Brill,2010；
翟韬：《文化冷战与认同塑造：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华侨宣传研究（1949—196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但对同一时期香港美新处所实施的“香港—澳门项目”，特别是该项目在20 世纪50—60 年代发生的转变，学界尚缺乏专门的研究。本文主要利用美国国家档案馆有关香港美新处活动的未刊解密档案及相关文献，系统探讨20 世纪50—60 年代香港美新处“港澳项目”发起的动因、项目的特点及其转变趋势，有助于揭示这一项目的短期效用与对香港传媒与文化舆论环境的长远影响，揭露冷战时期美国对香港意识形态宣传价值的发掘利用方式。

新中国成立之际，在中国内地的美国新闻处随美国驻华总领事馆搬迁至香港，开始了以香港为基地的宣传活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了抵制所谓“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不断扩充驻扎在香港的总领事馆，总领事馆人员迎来了“爆炸式”的增长。④从1949年开始，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人员大量增加。1949年10月，香港领事馆有2名领事、6名副领事。到1950年6月，领事增加到4名，副领事18名，美国驻香港领总领事馆人数达到67人。到1951年9月，在当时香港的所有美国人总数不超过1000人的情况下，香港总领事馆人员总数高达96人，其中包括5位领事和24位副领事。这种极不合比例的外交领事馆人员配备，表明美国正在利用香港作为秘密活动基地以反对新中国。参见Chi-kwan Mark,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Anglo-American Relations,1949—1957,Oxford:Clarendon Press,2004,pp.183-184.当时，美国的海外宣传项目由国务院负责，驻外的美新处也隶属于各驻外使领馆，作为香港总领事馆的机构之一，香港美新处人员也得到了扩充，成为相对庞大的美新处站点之一。香港美新处约有11 名美国职员与63 名中国雇员，⑤“Outline of the Hong Kong Country Plan for Overseas Chinese”,August 12,1957,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tional Archives II,College Park,MD.分布在录音、翻译、出版、发行、图书馆、媒体、电影和广播等部门工作，最后由公共事务官统领整个美新处。①在1950年到1964年间，哈德森（Harry S.Hudson）、费里曼(Paul W.Frillmann)、恒安石（Arthur W.Hummel）、麦卡锡(Richard M.McCarthy)、克拉克(Robert J.Clarke)、威尔逊(Earl J.Wilson)曾先后担任公共事务官。参见Lu Xun,“The American Cold War in Hong Kong: Intelligence and Propaganda”,in 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Carroll,eds.,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6,p.128.1953 年，美国新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USIA，后文简称美新署）成立之后，美新处的地位和独立性进一步提高。尽管在名义上仍然从属于对外使领馆，公共事务官员也仍然拥有领事的头衔，但在实际工作中美新处已经完全归美新署直接指挥，其自行制定的宣传计划可以直接上报美新署获得批准。②翟韬：《文化冷战与认同塑造：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华侨塑造研究（1949—196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第110页。同时，美新处在经费的安排方面也更加自主，每年的活动经费约为50 万～80 万美元不等，从1953 年到1960 年香港美新处已经花费了520 多万美元。③Allen J.Ellender, A Report on United States Foreign Operation,87th Congress 1st Session,Senate,Doc.No.20,Washington: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1,p.997.拥有较大自主决定权与相对充足资金的香港美新处一定程度上主导了美国在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华人圈中的宣传活动。

随着冷战的爆发，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美新处越来越认识到香港在亚洲冷战中的特殊价值，并积极利用香港的优势条件进行大量的冷战意识形态宣传活动。正如美国国务院项目检查员西奥多·B.奥尔森（Theodore B.Olson）在1953 年所汇报的：“香港的真正重要性是双重的：（1）作为观察共产党中国的窗口和向内、向外开放的门户；
（2）作为情报资源库和媒体人才汇集地，可以通过香港及时有效地为其他地方的华人准备信息材料。”④Chi-Kwan Mark,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1949—1957,Oxford: Clarendon Press,2004,p.36.首先，香港是观察新中国的“窗口”。在中美隔绝的冷战时期，香港被视为西方统治范围内最靠近红色中国内地的地区，美新处依赖香港临近大陆而容易接触到自内地到香港的人员与书籍报刊的地理优势，进行了搜集内地内部信息的活动，香港成为了美国的“监听站”。其次，香港是通向中国内外的门户，对内可以利用往返内地的人员“渗透”中国南部；
对外作为重要的国际自由港，其影响力辐射整个东南亚。这种核心的地缘政治优势使香港美新处能够开展针对不同群体与地域的宣传战。再次，香港是“洞开的门户”，港英当局所奉行的相对开放政策使国内外各方势力得以聚集在香港。除了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出现的国民党、“第三势力”⑤此处所指的“第三势力”是指20世纪50年代，以香港为大本营的第三势力运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既不认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也不认同当时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的华人团体，在美国的支持下，为实现其所谓“民主自由”的目标，在香港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与文化宣传活动。以章伯钧、顾孟余、张发奎等为代表的第三势力主要人物在美国的资助下先后成立了“自由民主大同盟”“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等组织，并通过报刊杂志宣传其理念。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蒋关系重新转好，第三势力逐步失去美国的支持。在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转变后，第三势力彻底走向没落。参见陈正茂：《五十年代香港第三势力运动史料搜秘》，台湾：秀威出版社，2011年；
叶兴艺：《现代中国第三势力的渊源流变》，《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以及各种国外势力，使香港的政治文化与舆论环境更加复杂。香港美新处可以借助这复杂的环境“遁其身形”，从事隐蔽的宣传活动，同时也可以利用香港的反共组织进行合作宣传。①20世纪50年代，在香港的美国组织与从事信息工作的群体有援助难民知识分子协会、亚洲基金会以及美国联合通讯社、美国合众国际新闻社、《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通讯记者等。英国的信息文化组织主要有英国区域信息服务（the British Reg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在香港的其他反共组织主要有友联出版社、自由阵线与亚洲新闻社等，它们都曾接受过美元的资助。香港美新处与这些组织在反共宣传方面存在勾连与合作关系。详见“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August 27,1959,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最后，香港日益完备的媒体设施与来自内地的媒体人才为香港美新处提供了丰富的媒体资源。

美新处利用香港的传媒优势及其收集的信息设计了针对不同群体的宣传项目。50 年代初期，美新处启动了针对内地民众与港澳本地民众，以及针对外部东南亚华人与全世界受众的宣传项目。内地民众一直是香港美新处不肯放弃的宣传对象，尽管收效甚微，但美新处仍然利用“美国之音”进行广播宣传。香港美新处主要进行的是面向港澳民众的“港澳项目”，针对东南亚华人的“中文项目”以及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中国报道项目”。其中“香港—澳门项目”是其他一切项目得以进行的前提，是巩固所谓“自由香港”这一东亚宣传基地的基础性项目。

“香港—澳门项目”是美国新闻处针对港澳当地民众进行宣传的常规项目。美新处认为开展“港澳项目”是非常有必要的。首先，在冷战时期，香港是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中心，各种不同的势力集团争相卷入这场宣传战，力促各自的思想得到当地民众的认可。虽然亚洲基金会等其他美国组织也参与其中，但美新处认为需要有公开代表美国政府观点的声音出现在这个影响力遍及整个亚洲的城市。其次，美新处在香港和澳门当地开展活动，有助于直接接触当地民众，从而“与当地‘难民’及媒体组织建立密切联系，以更好地服务于美新处在香港以外的其他项目”。②“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August 27,1959,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但在美新处看来，相比于香港，澳门的价值优势不是特别突出。美新处曾对澳门进行过评估，认为澳门虽然同香港一样具有地理优势，但却没有香港所具备的传媒优势。③“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August 27,1959,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而且，美新处认为澳门在葡萄牙当局的“惰性管理”下沦为了“衰退城市”。鉴于澳门的“脆弱性”，美新处认为“软弱的”澳葡当局会积极响应共产党的要求来压制其宣传活动。④“Macau in Relation to the USIS Program”,August 31,1956,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基于以上诸多不利情况，并且由于澳门距离香港较近，受香港媒体的影响较深，美新处没有单独开展针对澳门的宣传项目，而是将其包含于香港的本地项目之中。同时，在具体的活动安排上，美新处的“香港—澳门项目”主要针对香港本地，在香港的宣传活动规模远大于澳门。“港澳项目”在澳门的活动极其有限，美新处主要充分利用澳门的地理优势，以电影放映活动作掩护来采访“难民”。⑤“Assessment Report for 1961,USIS Hong Kong”,January 15,1962,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

综上所述，美新处的“香港—澳门项目”从一开始就是以美新处在香港的宣传活动为中心，随着美国对香港政策和在港利益发生变化，“港澳项目”的目标与内容及其宣传策略也随之发生变化。

作为身处于香港的美新处，其基本任务就是在香港本地开展符合美国利益的宣传活动。因此，随着美国对香港价值认识的转变以及美新处在香港复杂政治文化背景中工作经验的积累，“港澳项目”的宣传主题、宣传策略与所关注的目标群体在不同阶段呈现出显著不同的特征。

（一）从“反共”到“扬美”：项目宣传的基调特征与变化取向

20 世纪50 年代初期，美新处最初在香港展开了“旗帜鲜明”的反共宣传活动。1950 年2月，在新加坡召开的“亚洲国家美新处公共事务官会议”要求，美国不仅要正面宣传“自由、民主”等美国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更要采取“负面方式”——“暴露”所谓“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不人道、表里不一和其他罪恶之处”。①翟韬：《文化冷战与认同塑造：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华侨塑造研究（1949—196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第62页。受到美国在亚洲整体宣传基调转变的影响，香港美新处积极开展了“反共”宣传活动。美新处公共事务官费里曼为香港本地民众准备了所谓“颇具吸引力的项目”，即利用小册子对香港的工会、学校、媒体进行了大量的反共宣传，对他来说香港既是基地也是目标。②Lu Xun,“The American Cold War in Hong Kong: Intelligence and Propaganda”,in 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Carroll,eds.,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6,p.128.“小册子内容总体上不利于共产党，涉及思想改革、文字宣传、社会控制和大陆的超时工作等。”③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Carroll,eds.,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6,p.129.1953 年8 月，随着美新署的成立，香港美新处的独立性进一步加强，在其制定的新宣传计划中，“增加香港对美国与自由世界政策及行动的支持，激励香港的反共情绪与反共行动”成为其主要目标。④Johannes R.Lombardo,“A Mission of Espionage,Intelligence and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The American Consulate in Hong Kong,1949-1964”,in Richard J.Aldrich,Gary D.Rawnsley,and Ming-Yet T.Rawnsley,eds.,The Clandestine Cold War in Asia,1945-65:Western Intelligence,Propaganda and Special Operations,London:Frank Cass,p.70.作为美新处首次自主提出的香港本地目标，前半部分完美呼应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美新署成立之际所发表的声明：“海外新闻处必须向世界清楚、真实地展示美国的政策和目标”，⑤“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statement-the-president-the-responsibility-the-unitedstates-information-agency,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4月22日。而后半部分才真正是美新处在香港的具体宣传目标所在。因此，在执行这一目标时，美新处在香港的知识分子群体、商人、学校以及“难民”群体中针对性地进行了一系列赤裸裸的“反共”宣传。在50 年代初期，为了抵制共产主义与香港左翼媒体的所谓“亲共”宣传，“港澳项目”的整体基调呈现出强硬的反共特征。

到50 年代中期，“港澳项目”的目标由强硬的反共开始转化为“维护自由香港，抵制中国共产党的压力”。⑥“USIS-Hong Kong Local Plan”,August 22,1956,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随着美新处在香港工作经验的积累，“前线”工作人员愈发认识到，各种势力的宣传使这些临时驻足在香港且本就对香港没有认同感的“难民”更加分裂，同时这种赤裸裸的反共宣传也容易引发港英当局对各种宣传行动的限制。特别是，美新处认为，自1955 年8 月起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宣传政策由所谓“强硬路线”转变为更加缓和的“微笑运动”，“加入胜利阵营”“加入未来潮流”及其他增加民族自豪感的口号深深改变了香港的舆论形势。①“USIS-Hong Kong Local Plan”,August 22,1956,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为了巩固“自由香港”这一前沿阵地，减少港英当局的“敌意”，并进一步抵御所谓“新的宣传攻势”，美新处“港澳项目”的目标也发生了转变。在1956 年的“本地项目”中，美新处强调其首要目标是“鼓励当地民众抵制来自共产党的压力”，并在宣传主题中强调“自由香港相较于共产党控制下的香港的优越性”与“香港保持生存、繁荣与安全的最大希望就是与自由中国及美国的联合”。②“USIS-Hong Kong Local Plan”,August 22,1956,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为了进一步抵制“未来潮流”与“胜利阵营”对香港民众的吸引力，美新处借助所谓“难民知识分子”进一步将香港宣传成新的“典范”来激发民众对香港本地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当时，“港澳项目”的第二大目标就是“帮助香港保持其‘自由中国’文化中心的地位”。美新处着力宣传“随着来自大陆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加入，香港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活动的中心，大陆知识分子对香港充满了羡慕，海外华人对香港充满了自豪”，并强调“与西方科学、教育与政治文化结合的中国文化使香港成为亚洲进步的典范”。③“USIS-Hong Kong Local Plan”,October 20,1957,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

到50 年代末60 年代初，香港美新处的本地目标进一步转变为“帮助香港保持其作为倾向自由世界的思想、行动与影响力中心”。④“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September 10,1961,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在这一时期，随着对香港战略价值认识的进一步加深，美国于1957 年7 月17 日制定了名为“美国对香港政策”的文件，首次系统全面地阐述了美国的香港政策。⑤“NSC5717,U.S.Policy on Hong Kong”,July 17,1957,USDDO,Gale Group,Inc.,CK3100 245914;于群、程舒伟：《美国的香港政策（1942—1960）》，《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美国对香港政策的进一步明确，也使美新处在香港的宣传目标发生变化。1959 年香港美新处提交的宣传计划，将“港澳项目”的多重目标进一步整合为“促进香港民众了解美国的政策与生活方式，通过支持非共产主义教育、文化与媒体机制来增强香港对自由世界的向心力”。⑥“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August 27,1959,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美新处不仅继续强调要对港澳民众进行“扬美”宣传，更重要的是将支持香港的“非共产主义教育、文化与媒体”作为其明确目标。美国人逐步认识到培育和利用亲美媒体与塑造香港文化舆论环境的重要性，并企图利用香港传媒优势，通过港澳民众进一步向内地进行思想渗透。因此，1962 年新改版的美新处宣传计划特别表明了美国对香港的心理战目标，即“使香港、澳门居民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与美国价值观，尽可能地让他们与大陆的中国人交流，以恢复中国人民心中‘美国关心中国民众，对中国有传统友情’的形象”，强调“利用香港的自由精神和生活方式与共产党中国对比”。①“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for 1962”,October 4,1962,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

此外，由于美国对香港经济与安全日益关切，美新处“港澳项目”除了宣传美国的对外政策与价值观外，还企图进一步“促使香港民众了解美国的军事力量、美国对香港经济的关注”。②“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for 1962”,October 4,1962,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特别是在经济方面，随着香港制造业的发展以及“香港制成品不断涌向北美和欧洲”，③Lu Xun,“The American Cold War in Hong Kong: Intelligence and Propaganda ”,in 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Carroll,eds.,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6,p.68.香港被美国视为在亚洲除日本与菲律宾之外对美国经济最重要的地区。而香港对美国重要性的提升也使“港澳项目”在美新处的地位随之提升，“港澳项目”中逐渐增加了经贸话题的宣传，美新处着重突出展现“美国对香港经济发展能力的兴趣”以及“美港有序扩展双边贸易会带来的互利与商机”。④“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for 1962”,October 4,1962,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

总之，到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在宣传基调特征上，“港澳项目”呈现出了以“扬美”为主旋律和以“反共”为辅的特征，基本实现了从以“反共”为主再到向“扬美”长期目标回归的转变，尤其是增加了对香港本地经济情况及传媒与文化舆论环境的关切。“宣传美国的对外政策、生活方式与价值观，赢得海外民众对美国的理解与支持”，⑤Mission of the USIA,FRUS 1952—1954,Vol.2,Part 2,p.1753.一直是美国海外新闻处的长期目标，只是在冷战双方对决的尖峰时刻，美新处的“扬美”宣传暂时让位于“反共”宣传。然而，在香港这一被誉为亚洲冷战“东方柏林”的前沿阵地，即使是这种“与共产主义对比”“对共产主义国家渗透”的“扬美”宣传，也早已不同于和平时期的“扬美”宣传，而暗含了“反共”的意味，成为服务于冷战需求的意识形态宣传战。因此，“正面”的“扬美”宣传与“负面”的“反共”宣传这两种消涨异势的宣传主题看似矛盾，但在宣传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只是美新处在不同的形势需求下选择了不同的宣传主题。

（二）从“疾风骤雨”到“润物无声”：美新处宣传策略的转变特征

伴随着“港澳项目”宣传目标的转变，美新处所使用的宣传策略也渐渐发生了由利用“快媒介”进行“硬宣传”到利用“慢媒介”进行“软渗透”的转变。正如杜鲁门政府的助理国务卿威廉·本顿所指出的，“以人员、图书、教育、艺术等手段进行文化交流是一种‘慢媒介’，其主要作用是‘影响精英人物’，着眼点是‘长期的文化调整’；
无线电广播和电影的宣传手段则是一种“快媒介”，在影响其听众和观众方面，可以立竿见影地“改变人们的见解和政治态度”。⑥刘永涛：《文化与外交：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透视》，《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 期。“港澳项目”经历了从应激式“反共”宣传到“扬美”长期目标回归的转变，为了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其宣传策略与宣传模式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

在以“反共”宣传为主的50 年代早期，美新处主要利用宣传册、杂志、无线电广播、电影等“快媒介”对香港各阶层民众进行宣传，展现出了“疾风骤雨”式的宣传特征。在公共事务官费里曼主持美新处工作期间（1950 年11 月到1953 年3 月），宣传册是其主要依赖的媒介。费里曼向国务院提出了一个宣传册项目，目的是在海外华人和香港民众中抹黑中国共产党。①Lu Xun,“The American Cold War in Hong Kong: Intelligence and Propaganda”,in 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Carroll,eds.,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6,p.128.到1953年中期，香港美新处已经制作了20 本知识性宣传册和10 本通俗宣传册，每本7000 册，这些反共宣传册最终被递送到香港各阶层民众手中。②Lu Xun,“The American Cold War in Hong Kong: Intelligence and Propaganda”,in 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Carroll,eds.,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6,p.129.此外，电影放映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媒介，是美新处渗透香港工会和影响香港工人的重要手段。美新处评估认为，电影项目赢得了香港的学校、基督教青年会以及工会的支持。③吕迅：《香港在美国冷战政策中的作用（1949～195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0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465页。该机构利用电影和宣传册向香港的自由工会传播美国的工联主义思想，美国总领事甚至认为这些材料的传播帮助结束了1950 年香港的电车罢工运动。④Lu Xun,“The American Cold War in Hong Kong: Intelligence and Propaganda,”in 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Carroll,eds.,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6,p.130.在1953 年恒安石主持美新处工作期间，香港美新处逐步放弃了匿名宣传册和电影而更加关注广播节目与反共刊物。《今日世界》《四海》《自由世界》《学生评论》等杂志也是这一时期美新处主要利用的宣传媒介。由于美新处逐渐将海外华人作为主要目标对象，大约65%到72%的出版物被分配到东南亚站点，剩余的28%到35%的出版物在香港和澳门发行。⑤Lu Xun,“The American Cold War in Hong Kong: Intelligence and Propaganda,”in 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Carroll,eds.,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6,p.130.

随“港澳项目”中“扬美”长期目标回归而来的是教育文化产品比重的增加。到50 年代中后期，美新处在香港本地的宣传模式发生了转变，在主题上侧重“扬美”的同时，策略上也注重利用“慢媒介”以及人员与文化交流的手段进行“渗透”。为了增强香港民众对“自由世界”的向心力与对美国的支持，美新处将其“港澳项目”的宣传活动进一步规划为“外交政策计划”、“公共关系计划”、“英语教学计划”与“学生计划”。⑥“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September 10,1961,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外交政策计划”主要是美新处向香港政商界上层人士与传媒精英提供美国外交政策的信息，所利用的仍然是《对外政策简介》这种“快媒介”刊物。⑦“Media Annexes to Country Plan”,June 27,1962,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公共关系计划”旨在保持香港民众心中良好的美国形象。为此，美新处积极承办美国国务院资助的文化项目。例如，1956 年5 月在总统紧急基金项目（President’s Emergency Fund Program）支持下，USAF 乐队、钢琴家尤金·伊斯托明以及洛杉矶爱乐乐团在香港进行演出。⑧“Informal Situation Report”,August 22,1956,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英语教学计划”即是通过加强崇基、新亚、联合书院与浸会学院的英语教学来促使香港青年学生更好地了解美国与西方。1962 年，这一计划又演化为“中文大学计划”，旨在为即将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中最需要发展的学科领域安排美国的交流教授。通过富布莱特项目和史密斯·蒙特项目，美国与香港进行了人员的双向交流。60 年代初，新亚书院的英语系主任赴美学习外语教学法，①“USIS-Hong Kong Local Plan”,September 10,1959,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两名美国学者赴港指导香港中文大学开设社会学与工商管理学。②“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for 1962”,October 4,1962,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学生计划”则是美新处专门针对香港青年学生进行的“扬美”宣传，属于美国“青年领袖项目”③参见张杨：《文化冷战：美国的青年领袖项目（1947—198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年，第193—218页。的一部分。除此之外，美新处还通过在文化中心、图书馆举办活动，为香港学生争取总统国际文化活动的廉价票，为留美学生提供咨询服务等活动赚取青年学生对美国的友好态度。④“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for 1962”,October 4,1962,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

（三）从“精英群体”到“着眼未来”：美新处宣传目标群体新定位

随着“港澳项目”宣传目标愈发清晰，香港美新处不仅调整了宣传策略，也重新定位了宣传的目标群体。在“港澳项目”由强硬的“反共”宣传活动转变为潜移默化的“扬美”渗透活动的过程中，美新处聚焦的目标群体也由各阶层受众转变为“精英群体”以及“代表未来”的青年学生。

在20 世纪50 年代早期，刚刚搬迁至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在朝鲜战争的阴影下发动了激烈的反共宣传战。受局部“热战”影响，早期美新处的宣传活动具有浓烈的战时心理战色彩，其面向的受众涵盖各个阶层，具体包括“英国政府官员与中国的商人、媒体人、知识分子、教师、学生、重要行业的劳工、穷人以及新到的难民”。⑤Lombardo,J.R.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e British Crown Colony of Hong Kong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period,1945—1964(Doctor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9,p.156.美新处利用宣传册、电影等“快媒介”对香港的所有阶层都进行了直接诋毁新中国的宣传，特别是在其不占优势的工会领域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朝鲜战争结束后，特别是深入了解香港的真实情况后，美新处在50 年代中期逐步将商人与工人群体排除在外，而将传媒界与教育界的精英群体作为最优先的宣传对象。美国人认为，“文化水平低且只关心温饱问题的工人既难以接触到美新处的宣传材料也不会对其宣传活动有所回应”，而“只关心盈利问题的商人与实业家虽然也会接触到宣传材料，但其思想不会因为几页报纸而改变”。⑥“USIS-Hong Kong Local Plan”,October 20,1957,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因此，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传媒精英与关注时事政治的知识精英与教育圈精英成为美新处后期利用“慢媒介”渗透的主要目标群体，而工人与商人成为“精英群体”自上而下的“二次影响对象”。

在“港澳项目”接触的精英群体中，“代表未来”的青年学生虽不属于“精英阶层”，却是香港美新处重点关注的对象，美新处“着眼未来”，将关注的焦点转移至青年学生群体中。尤其是在50 年代后期，在美新处制定的四项宣传活动中，包括学生计划、英语教学计划与后期的中文大学计划等一半以上的宣传活动都是针对学生的。美新处甚至将青年学生定义为“可以推进香港发展进程的群体”，①“USIS-Hong Kong Local Plan”,October 20,1957,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并直言“要培养这些未来领导人理解美国和西方理想的能力”。②“Assessment Report for 1961”,USIS Hong Kong,January 15,1962,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考虑到华人学生“尊师重道”的特性，香港教育圈无疑成为美国新闻处主要渗透的对象，特别是混乱之后百废待兴的香港教育，使美国看到了可以影响其未来发展的可能。③“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August 27,1959,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美新处通过在学校放映电影、捐赠图书以及利用美国文化中心与图书馆举办文娱活动来接触中小学生，通过支持“难民学院”联合、利用人员交流计划帮助创建香港中文大学等方式来影响香港的高等教育。④“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August 27,1959,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在美新处的“努力”下，香港的青年学生受到美国文化艺术的“浸润”与美国专业教育的“洗礼”。这些“润物无声”式的文化教育活动会使青年学生不自觉地产生“亲美情结”，继而对香港的舆论环境产生长期影响。

综上所述，在20 世纪50 年代中期，“港澳项目”整体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宣传主题上侧重“扬美”，在宣传策略上注重通过慢媒介进行“润物无声”式的文化渗透，在目标群体上着眼于“代表未来”的舆论引导者，这便构成了转型后的“港澳项目”的主要特征。历经这一转变后的“港澳项目”基本奠定了美新处60 年代在香港的宣传内容与基调取向。

从“疾风骤雨”式的反共宣传到“润物无声”式的扬美宣传，美新处的宣传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这一系列变化与港英当局的政策、美国对香港的政策以及香港美新处自身工作重心的转移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港英当局的政策大大限制了香港美新处在本地的反共宣传。虽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美两国存在着“特殊关系”，双方在包括海外信息宣传等一系列问题上都进行了合作，但是两国在对华问题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英国在1950 年就已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美国却坚持反对新中国。具体到香港问题上，由于美、英双方对华政策的重大分歧以及在香港问题上的不同立场，港英当局对香港美新处的宣传活动并没有积极配合，甚至对某些宣传活动充满敌意。考虑到香港的“不可防御性”和“脆弱性”，港英当局一直谨慎行事，一再声明“香港不会成为反共基地”，力图避免因香港存在过激的反共活动而使“香港的安全受到威胁”。⑤“USIS Hong Kong Assessment Report:January-November 1958”,November 18,1958,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在信息宣传领域，港英当局一方面既要维系英美“特殊关系”，又要避免中国共产党对其的批评指责，只能对双方的信息宣传活动保持所谓“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
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各方势力过度竞争宣传而破坏香港秩序，港英当局在刊物出版、广播与电影的审核方面制定了严苛的规则。港英当局表面上打压反共活动的态度与限制性政策，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美新处对本地民众从事公然和公开的反共宣传活动。例如，1951 年1 月，“由于美国之音在近期的广播中表现的‘极其好战’”，①Chi-Kwan Mark,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1949—1957,Oxford: Clarendon Press,p.198.港英当局决定停止“美国之音”利用香港电台进行的广播；
1953 年，港英当局两次向美国总领事馆抗议美新处出版的匿名小册子违反了香港的《出版物管制综合条例》，并就美新处违背“采用公开方式解释美国的政策与生活”这一协商的职能而“进行隐蔽的反共宣传”进行指责。②Lu Xun,“The American Cold War in Hong Kong: Intelligence and Propaganda”,in 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Carroll,eds.,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6,p.123.

为了维护与港英当局的关系，继续在香港进行信息收集与宣传活动，美新处不得不配合港英当局的政策，关闭与停发了一些刊物，在“不破坏现状”的政策下谨慎地对香港民众进行宣传。1954 年，恒安石向美国政府报告，“港英当局认为和平与安宁符合其既得利益……[因此]我们要谨慎地避免在当地居民中进行可能会引起当局警觉的活动”。③Chi-Kwan Mark,“American‘China Hands’in the 1950s”,in Cindy Yik-yi Chu,ed., Foreign Communities in Hong Kong,1840s-1950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184.美新处认识到，“香港毕竟是英国的地盘，我们不能指望进行英国人不喜欢的活动。此外，如果我们急于接触香港的200 万人，而危及我们在香港的主要职能——为其他地方的华人读者准备材料——将是最短视的行为”。④Chi-Kwan Mark,“American‘China Hands’in the 1950s”,in Cindy Yik-yi Chu,ed., Foreign Communities in Hong Kong,1840s-1950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p.185.美新处逐步接受并配合港英当局的一系列限制政策，并利用“取消所有管制将有利于地理上相邻的中国共产党人”⑤“USIS-Hong Kong Local Plan”,October 20,1957,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作为其自我宽慰的理由。

第二，“港澳项目”宣传目标的转变也是美国对香港政策转变的结果。在50 年代早期，美国并没有明确制定针对香港的具体政策，只是出于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需要，将香港作为“岛屿防卫链”的重要环节与对华进行经济遏制与封锁的主要阵地。⑥于群、程舒伟：《美国的香港政策（1942—1960）》，《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50 年代中后期，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以及美国在港利益的扩大，美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香港的价值，在1957 年与1960 年分别出台了具体针对香港的政策性文件（NSC5717 号文件与NSC6007/1 号文件）。在这两份美国对香港政策的文件中，美国着重强调“利用香港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条件与共产党中国的状况进行鲜明对比”。⑦“NSC6007/1,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Hong Kong”,June 11,1960,USDDO,Gale Group,Inc.,CK3100232061.美国认为香港在东西方冲突中的作用有两方面：其一，香港为美国的其他宣传项目与活动发挥直接效用，即便于美国总领事馆搜集和制作有关新中国的政治、经济信息，利于香港美新处利用中、英文资料向海外华人与世界各国揭示所谓“共产党中国真实面貌”；
其二，香港可以作为自然桥梁、展示橱窗与“难民天堂”。在美国的构想中，香港是进出中国内地的“自然桥梁”，可以作为“橱窗”来展示所谓“自由香港”的“法制严明”与“物质丰富”，可以作为“典范”向经香港进入大陆的海外人士证明所谓“非极权主义方法解决亚洲问题的可能性”。此外，美国还企图利用“难民”大做文章，妄图证明“相比于共产主义生活，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更喜欢资本主义生活”。①“NSC5717,U.S.Policy on Hong Kong”,July 17,1957,USDDO,Gale Group,Inc.,CK3100245914.

为了将香港打造成“展览橱窗”与“难民天堂”，透过其向大陆民众展示所谓“资本主义优越的生活方式”与西方价值观，美国不仅需要协助港英当局解决“难民问题”，推动香港经济的发展，而且更需要通过美新处对香港民众进行“亲西方”的“文化渗透”与“价值观输送”。为此，美国不断加大对香港难民项目与教育交流项目的资助，1960 年难民项目的经费从一直以来的100 万美元增加至200 万美元，1961 年教育交流项目的预算也由2 万多美元增长至近9 万美元。②“NSC6007/1,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Hong Kong”,June 11,1960,USDDO,Gale Group,Inc.,CK3100232061.因此，到20 世纪60 年代，香港美新处的“港澳项目”更加注重能够诱使香港民众“心向自由世界”的“软渗透”。

第三，“港澳项目”宣传模式的转变既是顺应冷战初期美国对外宣传理念整体演变的结果，也是香港美新处自身工作重心转变的结果。从国家整体对外宣传理念来看，冷战初期美国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对外整体宣传理念的变化是：从通过发动心理战挑动民众“起义”，转变为以文化渗透为手段实现“和平演变”；
具体措施和宣传主题则是，从疯狂攻击苏东国家社会制度，转变为正面宣传美国资产阶级生活方式。③翟韬：《超越冷战史：美国冷战宣传研究的新趋势》，《历史研究》2018年第5期。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分别在隐蔽与公开战线发起了“解放战略”与“真相运动”，通过攻击诋毁共产党执政国家的政治与社会问题而诱导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动“起义”。但是，1956 年美国在匈牙利事件中的无所作为标志着其前期策略的破产。在冷战缓和之际，艾森豪威尔政府发起了“人民资本主义运动”，通过宣传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与物质文化开启了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演变”。虽然，以上战略主要是针对苏东国家，但是香港作为亚洲冷战中的“东方柏林”④Chi-kwan Mark,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1949—1957,Oxford: Clarendon Press,p.217.和中美激烈交锋的“前沿阵地”，也受到这一战略转变的影响。而且，美国一向习惯于将其在西方的冷战宣传部署照搬至东方冷战战场。所以，香港美新处本地项目从“疾风骤雨”式的反共宣传到“润物无声”式的扬美宣传的转变，也是美国对外宣传整体理念在东方冷战战场自然承袭的结果。

从香港美新处的具体工作来看，为了更好地利用其所谓“不利于新中国的舆论环境”，⑤“USIS-Hong Kong Local Plan”,August 22,1956,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美新处进一步调整工作重心，改变宣传主题与宣传策略。一方面，随着50 年代越来越多的所谓“难民”离开内地涌入香港，美新处认为“在香港流行的‘舆论环境’本质上不利于共产党中国”；
但是，“香港政治、军事的‘脆弱性’与未来的‘不确定性’使民众容易受到共产党‘加入未来潮流’宣传的动摇”。⑥“USIS-Hong Kong Local Plan”,August 22,1956,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因此，香港美新处在50 年代中后期的目标主要在于“维持香港的反共情绪”，巩固“香港对自由世界的向心力”与加强民众对香港现状的支持。①“USIS-Hong Kong Local Plan”,August 22,1956,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September 10,1961,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另一方面，由于港英当局对美新处在本地公开的反共宣传活动进行了限制，美新处不仅改变了宣传的主题，而且在“1954 年后缩减了为香港本地设计的活动，转而把重点放在东南亚和中国大陆的目标对象上”，②Chi-Kwan Mark,“American‘China Hands’in the 1950s”,in Cindy Yik-yi Chu,ed., Foreign Communities in Hong Kong,1840s-1950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185.“港澳项目”重在“为其他地方的华人读者准备材料”。“香港美新处虽身处香港，却针对七个以上国家的四大受众群体进行宣传，而包括中英两国人在内的香港受众群体排在东南亚华人与大陆受众之后的第三位。”③Chi-Kwan Mark,“American‘China Hands’in the 1950s”,in Chi-Kwan Mark,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Anglo-American Relations,1949—1957,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p.36-37.香港美新处工作重心的转移，尤其是其核心工作——反共信息宣传的目标对象逐步外移至东南亚华人及世界精英群体，助推了“港澳项目”后期宣传模式的转变。

在香港美新处于20 世纪50 年代所开展的三大项目中，“香港—澳门项目”是香港美新处的基础性项目。它的“基础性”既体现在它为美新处的其他项目提供服务保障，也表现在它是香港美新处自始至终一直在开展的项目，对香港的造成了长远影响。

（一）“港澳项目”对其他项目的促进作用

港澳项目是香港美新处推进其他项目的基础。美新处认为，“香港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在其他地方实施项目的基础”，而“港澳项目”的首要任务是巩固香港这一基地。④“Informal Situation Report”,August 22,1956,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美新处利用“港澳项目”将香港打造成“探听新中国消息的监听站”、“对外反共宣传基地”与“自由世界的橱窗”，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服务于美新处对海外华人、大陆民众以及世界受众的宣传项目，并将“为其他地方的华人读者准备材料”作为其主要职能。⑤Chi-Kwan Mark,“American‘China Hands’in the 1950s”,in Cindy Yik-yi Chu,ed., Foreign Communities in Hong Kong,1840s-1950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185.

就直接服务于其他项目而言，美新处通过“港澳项目”接触“难民”搜集有关新中国的信息，再利用香港的媒体人才与设施制作反共宣传材料，将香港打造成为服务于“中文项目”与“中国报道项目”的“反共材料生产堡垒”。美新处在阐释“港澳项目”的必要性时指出，“一个产生直接影响的本地项目的存在，可以建立起美新处与当地民众、组织的联系，这有助于我们面向香港以外受众的项目”。⑥“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August 27,1959,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一方面，美新处主要通过“港澳项目”的活动与当地民众建立直接联系，进而试图接触港澳的“难民”，通过采访进行信息收集活动。另一方面，美新处还别有用心地利用其本地项目与香港的大批媒体机构建立联系，企图通过暗中资助某些媒体机构借以影响和塑造香港的媒体与舆论氛围。香港美新处1958 年的评估报告表明，“香港本地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利用这一基地服务于美新处在东南亚的宣传目标，防止共产党完全控制香港发展完备的媒体设施与传媒人才”。①“USIS-Hong Kong Assessment Report for 1958”,January 14,1959,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美新处早已意识到香港媒体在东南亚华人圈中的影响力，为了利用香港传媒资源，美新处与共产党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美新处在香港进行的文化与宣传工作，网罗了一批反共传媒人员，促进了反共媒体的成长，为其在东南亚的宣传提供了媒体设施与人才资源。

就间接服务于其他项目而言，美新处企图通过“港澳项目”将香港打造成亚洲的“自由世界橱窗”而影响中国内外，塑造出“自由香港”的形象作为对外宣传的主要素材，间接服务于美新处的其他项目。首先，“港澳项目”利用到达香港的“难民知识分子”将香港打造成“自由中国的文化中心”，以此来引起海外华人的自豪感与认同感。为了削弱新中国对东南亚华人的吸引力，台北美新处与香港美新处通过宣传来加强海外华人对所谓“自由中国”的认同。但是，由于蒋介石集团的腐败形象早已臭名远扬，美新处只能利用香港对海外华人的吸引力来抵制所谓“共产党的微笑运动”。②“Informal Situation Report”,August 22,1956,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美新处通过发展香港的中华传统文化来满足东南亚华人强烈的认同需求，通过强调“中西文化结合使香港成为亚洲进步的典范”来增强海外华人的自豪感。③“USIS-Hong Kong Local Plan”,October 20,1957,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其次，“港澳项目”还妄图通过将香港打造成“心向自由世界的思想、文化与影响力中心”来渗透大陆民众。50年代末期，“港澳项目”不仅服务于对外宣传，更是主要服务于对内渗透。“香港和澳门在与中国南部联系与交流方面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港澳民众要更好地理解美国的政策与价值观，并向大陆进行交流渗透。”④“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for 1962”,October 4,1962,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而此时，被打造成“展览橱窗”与“难民天堂”的香港和处于困难时期的新中国的对比则是“中文项目”与“中国报道项目”的主要宣传内容。

（二）“港澳项目”的本地影响

“香港—澳门项目”毕竟是美新处专门针对香港本地的宣传项目，美新处在香港的长期活动促进了香港右翼媒体的成长，深刻影响了香港的传媒与文化舆论环境。

香港美新处一向重视利用香港的传媒优势进行对外宣传，但这种传媒优势一定程度上也是“港澳项目”培育的结果，特别是该项目助长了香港右翼媒体的发展。美新处主要依据政治倾向将香港传媒领域划分为共产主义阵营与非共产主义阵营，共产主义阵营包括共产党和亲共人士创办的媒体机构，非共产主义阵营包括反共媒体与中立媒体机构。⑤香港美新处会在特定时间段内对香港的传媒行业进行评估。例如，美新处在1961年对香港的报刊业、书籍出版业与电影行业进行了评估，并对各领域内的两大阵营分别进行信息搜集与发展情况评估。为了彰显评估报告的“真实客观性”，美新处甚至邀请资深电影人对香港中文电影业发展状况进行评估。详见“A Review of Hong Kong Movie Industry”,“Hong Kong Chinese Book Publishing and Distribution”,“Chinese Magazine Publishing in Hong Kong during 1961”,“Report on Newspaper in Hong Kong -1961”,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而美新处所做的工作就是扶持“反共媒体”，打压“亲共媒体”，并尽其所能争取“中立媒体”。为了影响香港媒体人的态度，“港澳项目”将媒体从业人员作为最优先接触的目标群体，并通过人员交流项目影响其对美国的态度。1952 年《星岛日报》的编辑接受资助赴美参观，1954 年香港《虎报》创始人胡文虎受邀赴美游历。美方官员自称，“胡文虎通过游历美国，对美国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改变”。①郭永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在香港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2期。除了这种公开的项目之外，美新处认为私下接触和私人诱劝媒体人是最有效的方式。香港美新处成功利用这种方式使友联出版社以及一些中立组织改变了反对国民党的态度。②“USIS-Hong Kong Local Plan”,August 22,1956,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通过以上方式，美新处诱导中立媒体加入反共阵营，从而壮大了香港的右翼媒体。

在报纸、杂志、书籍、电影、广播等媒体行业，相比于投资较大的电影、广播这类电子传媒，香港美新处更加倚重印刷类媒体。由于香港报业历史悠久且竞争激烈，美新处没有贸然开办新报，而是着重扶植书刊出版业。首先，美新处自行创办了一系列刊物，丰富了香港的右翼媒体阵营。《今日世界》是以“美国新闻处”的名义公开刊行的出版物，1957 年之后改为隐蔽的方式，以商业出版机构“今日世界出版社”的名义发行。③翟韬：《文化冷战与认同塑造：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华侨宣传研究（1949—196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第141页。《四海》是美新处以隐蔽方式通过香港的“海派”编辑范基平以商业售卖的形式刊发的杂志。根据双方签订的秘密合同，美新处给编辑提供了丰厚的报酬与创办杂志所需要的流动资金，而杂志刊登的内容则需要美新处的同意，“美新处担当了《四海》杂志宣传内容监护人的角色”。④Wang Meihsiang,“Images of a Free World Made in Hong Kong:The Case of the Four Seas Pictorial(1951—1956)”,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Vol.64,2017.此外，《周日》《电影增刊》也是美新处以类似形式创办的副刊。其次，香港美新处通过直接提供资金积极资助反共媒体机构发展。当美国国务院逐渐放弃在政治上支持香港的“第三势力”之时，美新处在香港政治行动的重心开始转向资助反共媒体机构及其反共宣传活动。谢澄平领导的青年党人每月获得1 万美元来出版半月刊《自由阵线》，经营自由出版社。⑤Chi-Kwan Mark,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1949—1957,Oxford: Clarendon Press,p.191.陈濯生领导的友联出版社前期得到了美新处的资助，后期转由亚洲基金会资助。⑥“The Union Press”,March 18,1957,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最后，香港美新处也通过商业让利合作来扶植反共媒体“新秀”与岌岌可危的右翼媒体。“港澳项目”其中的一项活动就是通过商业合同支持香港的作家、编辑与出版商。这一活动是美新处出版计划的副产品，即在出版图书、杂志时，美新处将有利可图的业务交给“非共阵营”的出版商、编辑以及急需工作的作家等，通过合同与订单确保这些在商界挣扎的反共媒体继续存活。⑦“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August 27,1959,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这种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50 年代初期，《人人文学》就是这样创办起来的。人人出版社负责人孙述宪坦然承认，“美国新闻处提供稿件、版权，供我们出版，卖得的利益，归出版社所有，卖不好，他们可以包销……出版社经济当时十分拮据，为了生存，这样一种商业交易未尝不可……”①赵稀方：《报刊香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香港：三联书店，2019年，第250页。友联成员林悦恒也表示张爱玲英文版的《赤地之恋》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出版的。②卢玮銮、熊志琴：《香港文化众声道（第一册）》，香港：三联书店，2014年，第183页。1959 财年，21 家香港的出版商与印刷商获得了超过19 万美元的美新处生意，其中《新闻天地》与《观察哨》等杂志得到了重点扶持。③“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August 27,1959,Box 08,Hong Kong Corres.-China Reporting Program,1952-1964,RG 306,NACP.

正是美新处的大力支持才使五六十年代香港的右翼媒体逐渐壮大，也使香港的传媒与文化舆论环境为之一变。在美元的“滋养”下，香港的反共文学繁荣起来，几乎支配了当时的香港文坛，张爱玲、徐訏等诸多文化名流参与其中。④赵稀方：《五十年代的美元文化与香港小说》，《二十一世纪》2006年第98期。而美元的“加持”与香港媒体与文化名流的参与，也使美新处对香港的文化渗透更加隐蔽。在美元的支持下，繁荣的“绿背文化”⑤“绿背文化”，又称美元文化，“绿背”即指美元。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通过建立反共文化基金会与情报机构，用金钱收买、拉拢作家和各种文化出版机构以及策动和指使作家进行反共文学创作等方式以香港为基地展开了“绿背文化运动”。抵达香港的所谓“难民知识分子”在美元的资助下创作了一系列反共反华的文学作品，深刻影响了香港的文化舆论环境。参见王晋民：《香港“绿背文化”思潮评介》，《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与丰富的美国文化艺术活动在潜移默化之中深深影响了香港一代人的思想。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美新处的“香港—澳门项目”经历了由“疾风骤雨”式的反共宣传到“润物无声”式的扬美宣传的转变。作为在亚洲冷战前线阵地开展的本地宣传项目，这一转变历程顺应了美国整体宣传理念由“诋毁共产主义”到“渗透共产主义”的变化，也呼应了美国将香港视作遏制新中国的阵地到将其作为渗透新中国的“橱窗”的认知转变。这种对香港价值认知的转变反应在宣传方面就是美新处“港澳项目”中“扬美”长期目标的回归。美新处把回归的“扬美”宣传视作将香港打造成向大陆进行渗透的“展览橱窗”的重要一环，并逐渐形成了在主题上偏重宣扬美国价值观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策略上重在利用人员与教育交流等文化外交手段对“青年精英”进行渗透的宣传模式。

纵观整个“港澳项目”，可以发现“香港—澳门项目”明显不同于美国在其它国家与地区实施的冷战宣传项目。尽管同样将“扬美”与“反共”作为宣传目标，但不同于美国在拉美与西欧的抵抗“反美主义”之战，⑥二战结束冷战爆发后，伴随着美国力量强势进入西欧而来的是西欧“反美主义”的兴起，特别是西欧精英对美国大众文化发起了强烈的批判。与此同时，随着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拉丁美洲的反美主义运动再次达到了高潮。为了抵制“反美主义”思想的泛滥，美国宣传机构在西欧与拉美发起了宣传反击战。参见张杨：《文化冷战：美国的青年领袖项目，1947—198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年，第229—232 页；
彭凤玲：《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西欧心理战略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0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7 页。也不同于美国在亚非等第三世界国家的“争夺人心”之战，⑦Zheng Yang wen,Liu Hong and Michael Szonyi,eds., The Cold War in Asia: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Boston:Brill,2010,p.1.“港澳项目”不仅仅致力于长期培养香港、澳门两地民众的“亲美情结”，更着眼于巩固香港这一东亚宣传基地，将香港打造成为“反共材料生产堡垒”与“自由世界的橱窗”，以服务于香港美新处的对外“反共”宣传与对内文化渗透。而且，相较于项目对港澳两地产生的长期影响，香港美新处似乎更注重“港澳项目”对该地区其它冷战宣传项目及时有效的服务作用。“港澳项目”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烈的“服务”属性，主要是因为香港具有沟通大陆与辐射整个东南亚的独特地理优势。得益于香港有利的地理位置以及对外的传媒影响力，香港美新处作为一个驻扎在香港的美新处承担起了国家级别与区域级别美新处的职责，担负起了对东南亚华人与世界观众的反共宣传任务。然而，这一特殊性以及承担的额外职责也使得香港本土项目依据美国的整体宣传策略与其它项目的需求而调整，成为服务于美新处其他项目的“工具性”项目。

在美国整体宣传理念由“诋毁共产主义”转变到“渗透共产主义”的过程中，美国不仅注重通过宣传将香港打造成亚洲冷战最前沿的“橱窗”，也重视利用这种宣传模式将台湾与韩国打造成所谓“自由世界”在亚洲的“橱窗”。特别是在20 世纪50 年代末，美国积极利用这种宣传模式配合其援助项目，企图将“台湾、韩国和菲律宾等国家与地区”打造成“样板”，作为向第三世界展示的“民主橱窗”。①沈志华、梁志主编：《窥视中国：美国情报机构眼中的红色对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 年，第302 页。此外，转型后“港澳项目”的宣传模式不仅被用于美国打造“民主橱窗”的宣传活动中，也可以被视作美国对华“和平演变”的肇始。②郭永虎：《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在香港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 年第2 期。20 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以及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松动，美国在港澳的公开宣传似乎完全抹去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敌意，而回归到了“宣扬美国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这一美新署初创之时的目标上来。然而，正如美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对中国的遏制政策一样，美国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在港澳两地的宣传活动，无论是1989 年中美关系遇冷后港澳媒体的骚动，还是21 世纪以来在香港发生的非法“占中”和“修例风波”，其背后都有美国机构组织的“煽风点火”与金钱支持。③外交部：《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jbxw_673019/202109/t20210924_9584041.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 年6 月17 日；
外交部：《关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些事实清单》，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205/t20220507_10683088.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 年6 月17 日。可见，如今在香港的意识形态斗争并未结束，冷战宣传的“后遗症”仍能带来“阵痛”，历史的教训需要时刻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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