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晟，黄璐，沈欣

(常州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常州213032)

大运河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作出重要指示。常州作为一座依河而建、因河而兴的运河古城，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文章拟从内涵、价值意蕴、传承路径3个维度对目前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的学术研究状况进行概述，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寻找未来研究的突破口，旨在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

(一)红色文化与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的内涵

1.红色文化的内涵

红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对红色文化内涵的研究，主要从红色文化的产生时间、表现形式、鲜明特征等方面展开。

红色文化产生的时间历来有争议，主要有3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鸦片战争说”，认为红色文化应包括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代仁人志士为寻求救亡图存、民族振兴之路而形成的英勇无畏精神及爱国主义精神[1]。第二种观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说”，有学者认为五四运动这一爱国主义事件应在红色文化的范畴内[2]。第三种观点是“中共成立说”，认为红色文化始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以及改革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宝贵精神财富[3]。

学者从不同的表现形式角度对红色文化的内涵进行探析，主要包括两种构成说、三种构成说、四种构成说。两种构成说将红色文化分为红色物质文化(如革命烈士纪念馆，革命博物馆、遗址、遗迹等)和红色精神文化(如长征精神、抗战精神、雷锋精神等)[4]。三种构成说是从物质、制度、精神3个层面对红色文化的概念进行界定。例如：邱小云、周艳红认为红色文化通过物质形态、制度形态、精神形态形象生动地体现着丰富的内涵意蕴[5]；
马静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强调红色文化是物质形态、精神形态和制度形态的有机统一体[6]。四种构成说主要是从物态、制度、行为、心态4个维度研究红色文化[7]。

红色文化亦呈现鲜明特征。贾微晓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红色文化的关系入手展开研究，认为红色文化具有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性和实现共产主义等特征[8]；
曾长秋从红色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人民性特征入手研究红色文化资源的本质属性[9]。也有学者以某一地区的红色文化为研究对象，探讨不同地区红色文化的差异，彰显了红色文化鲜明的地域特征，如孔亮、高福进探讨了上海红色文化的地域性特色[10]，于春梅等研究了东北少数民族在抗战中形成并积淀的红色文化[11]。

2.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的内涵

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是红色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对其展开研究有助于把握常州红色文化的发展脉络，进一步推动其传承和发展。大运河常州段有2 5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促进了常州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也滋养了常州独特的区域文化[12]。常州大运河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的峥嵘岁月，孕育了以常州三杰为代表的优秀共产党人，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爱国主义精神，蕴含着革命志士奋勇拼搏的精神品质，承载着革命先辈“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殷切希望，彰显了革命先驱者的崇高思想境界、革命道德情操，具有丰富的内涵意蕴。

(二)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的价值意蕴

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的价值意蕴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教育、经济和文化4个方面。

就红色文化的政治价值而言，学界主要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个层面展开研究。第一，红色文化有利于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作为红色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而发展。第二，红色文化有利于完善治理体系，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红色文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核心要义、价值目标上高度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延续了红色文化的内涵精髓[13]。第三，红色文化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红色文化蕴涵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就红色文化的教育价值而言，学术界认为加强红色文化教育有利于促进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例如：王卓等分析了“常州三杰”红色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作用，认为“常州三杰”的优良作风、精神品质、道德理念是思政教育的优秀素材[14]26；
张晓忠等主张将“常州三杰”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相融合，并提出了实践路径[15]。也有一些学者探讨了红色文化对党员、社会公众等其他群体的教育作用[16]。

就红色文化的经济价值而言，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红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红色旅游的兴起与发展和红色产业产品的形成与推广3个方面。第一，加大红色资源的保护力度，坚持经济效益与思想价值并举的策略[17]。常州大运河红色资源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不断开发并充分运用红色资源，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促进作用。第二，红色文化推动红色旅游发展，进而带动地区经济发展[18]。第三，红色文化热潮推动了产业的发展和产品的开发，促进了常州经济发展。打造“常州三杰”红色品牌，开发红色文创产品，充分挖掘红色文化丰富的经济价值和鲜明的商业属性，能够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19]。

就红色文化的文化价值而言，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文化认同、文化自信、文化软实力3个方面展开。文化认同是实现文化自信的根本保障，文化自信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思想根基。第一，红色文化激发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文化认同感。如文丰安认为文化认同是红色文化传承的情感保障，应从情动机制、场域体验、价值认同、政治认同4个维度推动红色文化发展[20]。第二，红色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着力点，文化自信为红色文化传承提供了契机，二者相互促进、互为补益[21]。第三，红色文化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如张景泊深入剖析了红色文化的内在价值与积极作用[22]。

(三)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的传承路径

从宣传教育的角度来看，学者认为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应融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中，建立成熟的教育体系，拓宽红色文化的宣传渠道。在家庭教育中，红色家风对青少年成长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父母应讲好革命历史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红色故事，培养子女对红色文化的兴趣[23]，家庭教育是红色文化基因传承的实践机制和有效路径，为红色文化基因传承提供强有力的支撑[24]；
在学校教育中，应增加常州三杰精神教育内容，建设常州三杰文化教育基地，把握红色文化在高校思政育人中的作用，助推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传承[14]26。学者普遍认为应加强红色文化与学校课程的有机融合，使学生深入理解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和价值意蕴，促进红色文化传承。在社会教育中，社会舆论的正面导向作用对红色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在充满正能量的社会教育氛围中加深人民群众对红色文化的认识，能有效促进红色文化的传承[25]；
坚持红色文化活化传承回归现实、走近民众，将红色文化融入生活教育中，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实践活动中感受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26]。

从新媒体传播的角度来看，学者认为应结合“互联网+”的时代背景，利用网络传播、数字化传播的优势助推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目前，通过网络平台、手机App等了解常州三杰红色文化精神的人较多，而通过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了解常州三杰红色文化精神的人较少[27]。可见，随着新时代发展，红色文化的传承路径更加多样化。有学者指出，面对新时代发展要求，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应顺应时代发展、紧跟时代步伐，通过红色文化数字化建设加强文化资源保护，创新传播平台，推动育人智能化，为新时代红色文化活化传承提供实践性支持[28]。

近年来学者们对红色文化和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红色文化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但现有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内涵探讨不够深入，缺乏学理性研究

第一，一些学者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深刻认识到常州红色文化是在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奋力投身人民解放与民族振兴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实践品质，但对其内涵的挖掘不够深入，且没有结合常州的发展现状把握大运河红色文化的时代内涵。第二，缺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理性研究。已有文献大多结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探讨常州红色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形成与发展，挖掘其丰富内涵，但未能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和新发展要求进行深入探讨。

(二)价值挖掘不够全面，缺乏创新性研究

一是缺乏个别性的深入研究。现有文献侧重于对红色文化政治价值、教育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的整体把握，而对某一具体价值进行深入阐述的较少。二是缺乏多角度的创新研究。已有文献多是从政治、教育、经济、文化等角度展开研究，而军事、历史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尚未深入挖掘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三是缺乏跨学科的融合研究。目前对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价值的研究普遍限于教育学、旅游学，与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融合的交叉研究较少。

(三)传承路径不够具体，缺乏实证性研究

一是缺乏微观性个案研究。现有的红色文化研究多是从整体的宏观角度展开，地区性的研究较少，不能展现红色文化的地域性和独特性，且以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为研究对象，提出具有针对性传承措施的微观性个案研究较少。二是缺乏实证性分析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对于传承方式，多数研究忽视了常州的地域特性和人文特征，缺乏实证性研究。对常州红色文化纪念地、纪念馆所的研究不够深入。研究方法以文献阅读法、历史分析法、综合分析法等为主，问卷调查、实地考察等实证性方法很少出现，研究方法仍需不断丰富和创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这一论述表明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因此，学术界应不断深入与完善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研究。

(一)明确概念内涵，增强理论性分析

首先，拓展常州红色文化与常州大运河文化的历史研究，对相关遗址遗迹进行实地考察，对相关史料史书进行梳理阅读，深入挖掘其历史内涵。其次，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增强大运河红色文化研究的学理性。最后，结合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经典文献著作，建立成熟的理论研究体系，为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内涵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而发展，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后续研究应着重把握中国共产党建立、发展、成熟的百年历程，探寻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的精髓。

(二)丰富价值意蕴，拓展多角度研究

一是深化个别研究。后续研究应深入挖掘地方红色文化的价值和内涵，不断丰富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的内涵意蕴。二是拓展研究视角。后续应从理论性、实践性两方面对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的意义展开研究，拓展研究领域，从多重角度深入剖析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的价值。同时，应与时俱进地挖掘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三是加强学科交叉融合。学者们应加强跨学科研究，从不同学科交叉融合的视角研究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三)拓宽传承路径，促进实质性应用

关于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的活化传承研究，需结合常州地区的人文情怀与地域特色，运用问卷搜集、实地调研等方法进行实证性研究；
结合新时代背景和新发展要求拓宽传承路径，加强创新性研究。实证性研究应围绕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红色教育的宣传实践、红色产业的升级发展和红色文化的网络传播等方面开展。第一，应制定系统全面的研究规划，对常州现有红色资源，如革命烈士故居旧址、陵园遗址、纪念场馆等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第二，重视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与宣传教育的融合，重视红色文化在家庭、学校、社会中的传播。第三，传承红色文化应兼顾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要充分利用常州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富有特色的红色旅游项目，推动文旅融合；
开发红色文创产品、地域特色产品等，推动常州地区的经济发展。第四，应重视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的网络传播，建立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网络虚拟情景博物馆，通过微信公众号讲好革命故事、英雄故事。后续研究应将常州大运河红色文化传承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相融合，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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