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梅珂

壬寅年初春，原《当代》杂志主编何启治在尘封多年的纸箱里发现了陈忠实先生写给他的六封信，意外的惊喜如同老友重逢。连同前几年找到的十七封，何启治迄今总共找到陈忠实先生给他的二十三封书信。这些书信既是陈忠实先生创作历程的记录与见证，也是二人数十年深厚友谊的记录与见证。在纪念陈忠实先生逝世六周年、诞辰八十周年之际，这些信不仅具有非凡的、深远的纪念意义，而且是研究陈忠实先生创作道路的宝贵史料。

新发现的这六封来信，分属两个年份，1983年和1992年，主要是谈陈忠实先生最重要的两部作品《初夏》和《白鹿原》的创作编辑事宜。

写于1983年的三封信，谈及中篇小说《初夏》的创作初衷和修改过程。这也是陈忠实先生创作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前后用三年多时间，经过四次修改，最后在《当代》1984年第4期刊发。陈忠实先生曾在一篇短文中回忆修改《初夏》的至关重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令人感佩的是《当代》的编辑，尤其是老朋友何启治，所显示出来的巨大耐心和令人难以叙说的热诚。”那时何启治是《当代》常务副主编，担任《初夏》的责编。“他和他们的工作的意义不单是为《当代》组织了一部稿子，而是促使一个作者完成了习作过程中的一次跨越，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次至为重要的艺术体验，拯救了一个苦苦探索的业余作者的艺术生命。”[1]陈忠实《在〈当代〉，完成了一个过程》，《当代》1999年第4期。从这些话里，我们看到了陈忠实先生对自己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的重视以及对待创作的严肃态度，还能看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激情澎湃、生机蓬勃、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的熏染与感召下，陈忠实先生心中鼓荡着的一股强烈的渴望突破自己、超越自己的创作的热情与动力。

陈忠实先生1983年写给何启治的三封信中有两封只间隔一周，分别写于4月8日和4月14日，那些时日在他的创作历程中相当重要。“《初夏》稿，我将等待您的意见，准备修改，我有进一步修改它的精神准备。这是迄今为止我的最长的一部习作，我的意向和您一样，想尽力使其像样一些。”[2]文中楷体引文出自新发现的陈忠实致何启治信件，下同。陈忠实先生修改《初夏》，特别重视何启治等《当代》编辑给出的意见，可以说编辑《初夏》也体现出了《当代》对陈忠实先生的培养：“稿子需得作大的修改，虽然始料不及，但我觉得这次去京受益匪浅。你们编辑部的朱、龙二位领导，对《初夏》习作的重视，已使我感动。秦兆阳同志认真严肃的精神和深刻的思想，将在我的创作生活中留下深刻的记忆。”（“朱”指朱盛昌、“龙”指龙世辉。）

对于陈忠实先生来说，《初夏》修改得非常辛苦，所以信中也表露出了无奈甚至是牢骚的情绪：“这部稿子，如果说发了也就算了，也许就那么回事了，作者也解脱了。”但是，在接受《当代》编审意见努力修改《初夏》一事上，体现出了他追求文学高度的恒心和毅力：“我这次去你那儿，围绕着如何改好这一部稿子，我看到也感到了许多自己创作以外的美好感情，自然觉得自己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作品了，作者更应比编辑明白，把怎样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如果一部稿子再改已无多大的开拓的可能，那当然就该早早罢手；
如果一部稿子还有开拓得深一层的余地，就绝不该轻易罢手，图得一时轻快，致使发刊之后悔之莫及。这是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秦兆阳同志所说的突破的含义吧！”陈忠实先生修改《初夏》，收获是很大的，硬是把几万字的小中篇改成了十二万字的大中篇，成为他所有小说中除《白鹿原》以外篇幅最长的作品。或许可以说，他后来能写出巨著《白鹿原》，《初夏》是必经的最好练笔。

“《初夏》系在您心上，真有点难为您了。接到您的信，我很感动，是的，这部稿子，从一稿到现在，您花了多少心力，只有我清楚。现在，在我修改十分困难的时候，读您这样的信，诚挚至情，已使我想到不单是一部稿子的成败问题。”的确，这不单单是“一部稿子的成败问题”，也是一个作家走向提高的过程。“我已着手修改，在考虑到许多同志（看过的人）的意见之后，我想作者自己的追求不能乱，这一点乱了，可塑性就太大了。这样我的思想有了一个基本的考虑。我们已交换过多次意见，不必赘叙了。我将尽力拼一下，争取年内干完此事。我觉得：三年来对这部稿子的几次修改，实质是我对一位新人（马驹）的不断加深理解的过程。现在我将更进一步地认识他，表现他。”信中提及的新人指《初夏》的主人公冯马驹，陈忠实先生亲昵地叫他“马驹”，可见一个作家对自己笔下人物的喜爱。《初夏》是陈忠实先生学习柳青的体现，冯马驹是又一个梁生宝式的人物。如同柳青的《创业史》写的是五十年代梁三老汉与梁生宝这对父与子的故事，《初夏》是八十年代的父与子的故事。父亲走后门让儿子到城里工作，不料儿子冯马驹放弃了进城的机会，决心留在农村带领大伙走共同富裕之路。

“我对秦以及你和龙的意见统筹思考，在我们俩那天谈的大体设想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考虑，有了一个新的脉络图形之后，再动手，这将是一场恶战。说实话，我自发作品以来的十余年间，没有过这样反复几次修改一部（一篇）作品的过程，一般是一写一改就完了，所以没有大的突破，也许总是安于短暂的轻松吧！这部稿子的前几次修改，我自己已经感到一次比一次有了进展，一次比一次深些了，这次修改（或者干脆说重写）能否更深一步呢？我希望能这样，而且拼出最大的力气，至于结果如何，将来写出之后再说再看，创作中也常有事与愿违的情况。”陈忠实先生是以复杂的心情修改《初夏》，承受了一次非常困难的过程，但他没有被压垮，在无奈中依然葆有奋进之心，这其中自然也得益于《当代》编辑的指导与鼓励。“首先考虑到《初夏》的修改问题，我想您要是能在本月底前给我回复，五月份我即可改完此稿。如不能，那就得六月下旬了，需得您那儿的情况而定。您看情况办吧，不必太费周折。无论如何，我会给您告知的。”在陈忠实先生攀登文学高峰的追求路途上，《初夏》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是不言自明的；
在《初夏》的修改发表上，何启治等《当代》编辑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同样是无须赘述的。总之，作品《初夏》成功了，作家陈忠实成长了。

陈忠实先生写于1992年的三封信则是谈《白鹿原》的创作和编辑。首先便是向何启治报告即将完成长篇小说《白鹿原》书稿。“我是白鹿原人，守恪信义”，“尽管这期间有四五家来人来信约过稿，我都婉辞搪塞了”，这些发自肺腑的言语，体现了陈忠实先生重情义、讲信用的朴实品质，也表达了他对人文社、对何启治的高度信赖，正如他后来所说的：“我把生命交给了你们！”他珍视何启治最早向他约稿因而建立的缘分，感念《当代》对《初夏》的重视、提高，所以才有《白鹿原》花落《当代》，《白鹿原》归属人文社。

八十六岁高龄的何启治老师重新阅读这些来信，再次勾起对陈忠实先生的深切回忆。往昔的一个个场面、一个个情景清晰地呈现在他的面前，恍若就在昨天：

在我们交往的四十多年间，记不清我们到底通过多少封信，也记不清我们到底有过多少次会面。我们一直彼此信任、彼此关心，互相学习、互相欣赏，更多是互相鼓励。[3]何启治、叶梅珂《新找到的陈忠实的六封信》，2022年7月29日《北京晚报》。

在这些通信中，陈忠实先生只有在1974年8月20日的信中称“亲爱的老何”，通常只称“老何”。他们的来往是真正的君子之交。有一次，陈忠实先生在信中倾吐了他对何启治的真挚友情：“你17日的信收到，你热情洋溢的情感溢于字里行间，扑面而来，我激动难抑。”陈忠实先生也经常在信中倾吐他写作的甘苦，何启治的回信则多数是鼓励，有时也提一些修改的意见。两人相处如兄弟，以至于后来陈忠实先生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散文《何谓益友》。

“去年五月在您家接受款待，倍觉愉悦，之后再未联系，匆匆已过大半年了，听人说您上党校学习，搞不清究竟，如是，届满毕业了吗？念念。”这是陈忠实先生1992年2月25日致何启治信件的开头，提到《白鹿原》交稿前一年，何启治把陈忠实先生请到家里招待一事，足见二人早就非同一般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十年前，1983年4月14日，陈忠实先生给何启治的信件结尾写道：“在京期间，老是给您添了许多麻烦，打乱了您的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十分抱歉，我该怎样感激您的真诚和辛劳呢？问候秦兆阳同志好，龙、朱二位主任好，以及同志们好，并祝全家安健。”陈忠实先生还一次次在来信结尾请何启治转达对其他编辑的问候：“祝愉快，问朱盛昌、刘茵好！”（1992年2月25日）“请代问朱盛昌同志好！”“转告清波，我的谢忱！”“并问编辑部朋友们好！”（1992年4月24日）“问诸位编辑朋友好！”（1992年7月10日）足见他与人文社和《当代》的关系。

陈忠实先生在给何启治的信件中，常能掏心掏肺。比如1983年4月8日的信中提及：“那时夏收开始，我得帮老婆收种责任田，我想您要是能在本月底前给我回复，五月份我即可改完此稿。如不能，那就得六月下旬了，（收种可以完毕）。”当时已经是专业作家的陈忠实先生，还要帮老婆收种责任田，如此接地气的陈忠实先生才能写出《白鹿原》惊人的真实感。

再看1992年2月25日陈忠实先生寄给何启治的信，第二段就是：“长篇于春节前完稿，特向您报告，全书约50万字，分34章，节后我即开始从头至尾再顺溜一下文字，已润色修正过大半了，估计到3月中旬即可最后完工。我不敢自信，只是觉得基本实现了初始时的构想，所以尚可自慰。恕我不做任何阐释，以免给您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一切听凭您的一瞅！待您以及贵刊编辑阅审后，我们再谈，当然主要听您的判决。”“您说过将派人来取稿，不知方便否，我亦倾向于你们来拿，我在西安恭候。”陈忠实先生是非常忠实之人，对文学更是忠实得虔诚，讲究蒸馍熟了之前不能揭锅盖，以免漏气夹生。他们之间的情谊好到如此，可是在看到《白鹿原》书稿前，何启治只知道陈忠实先生在写一部长篇，陈忠实先生并没有详谈过正在创作中的《白鹿原》。

何启治向陈忠实先生约稿长篇小说，是在1973年，整整二十年后，1992年7月10日的信中，陈忠实先生写道：“我尚记得20年前您初到西安约我写长篇的事，之后的几年里一直在鼓励作长篇，20年后交给您一个答卷，得您首肯，在我就十分慰藉了。”何启治和陈忠实先生的缘分仿佛真是有一种神奇的安排，陈忠实先生在信中也为之感慨：“原以为您真的不能参与处理这部书稿了。看来是大幸，也是我的缘分。”天作美意，何启治成为《白鹿原》在《当代》发稿的终审人，其后又成为《白鹿原》单行本的终审人。

何启治曾这样回忆在西安郊区灞河小寨的土路上，他们难忘的第一次见面：

1973年的寒冬腊月，我来到西安组稿。作为文学新人的忠实，是我组稿名单中的一员。说来也巧，那天我在西安郊区的灞河小寨的土路上，找到了陈忠实。我们就在路边聊起来了。没有多少客套，没有多少寒暄，我单刀直入地向他约长篇小说稿。

我知道忠实在此之前只发表过一个短篇小说《接班以后》。那我为什么会向他约长篇小说呢？原因是人文社当时还没有文学刊物——《当代》还没创刊。作为小说编辑，我的责任是组几篇小说稿。

那么，我为什么看好忠实呢？因为我知道他出生在农村，1962年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一直留在农村，或教书或从事水利工作，三十一年不曾离开过农村。多年的摸爬滚打，积累了农村生活经验与生活素材。而且他爱好文学，进行过业余创作，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写作基础。可以说，我对忠实是有信心与把握的。[4]何启治、叶梅珂《新找到的陈忠实的六封信》，同上。

陈忠实先生对来自北京大出版社编辑的约稿，却表现出吃惊和一脸的茫然，他后来回忆说有“老虎吃天”的感觉。当时，陈忠实先生用“我考虑一下”回应了何启治的约稿。从那一刻起，一颗友谊的种子就在这片黄土高原上播下了。何启治的约稿，说明了对尚在文学起步阶段的陈忠实先生的信任，这必然会鼓舞与激励他在文学道路上坚持走下去。

陈忠实先生真是一位十分重情义、讲信用的人，当他用四年时间写完五十万字的大书《白鹿原》后，第一时间就告诉了何启治，完成了二十年前的约稿，向何启治交出了优秀的答卷，也向人文社奉上了一部沉甸甸的长篇巨制。历经多年的友情增进，终于开出了绚丽的花朵，结出了文学史上的佳话。

人文社当时马上派出高贤均、洪清波两位编辑前往取稿。洪清波读完很快写出初审意见，常振家写了复审意见，送给何启治终审时，他心情无比激动，看准并认定《白鹿原》是一部极有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的长篇小说，所以在终审意见上写了这么几句话：“这是一部显示作者走向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作品恢宏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与精细的人物刻画（白嘉轩可视为典型），使它在当代小说之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作品，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应作重点书处理。”

后来，在编辑《白鹿原》的过程中，陈忠实先生又与何启治通信说：“与老朱通话，决定删节的事由贵刊编辑动手，我不再赴京。主要不是懒或怕热，而是考虑到你们好下手，而我肯定左顾右盼瞻前虑后忍疼惜爱下不得手去。所以由你们删节更好些。”这番话充分体现了陈忠实先生对人文社和《当代》杂志编辑的高度信任。他与何启治等编辑的情谊，让人感触颇深，编辑与作家互相成就，是难得的缘分，是《白鹿原》的幸运，是读者们的幸运，是当代新时期文学的幸运。

《白鹿原》在《当代》1992年第6期、1993年第1期刊发，并于1993年6月出版单行本后，立即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读者踊跃购买，新闻媒体争相报道，评论界好评如潮，一时似有“洛阳纸贵”之势。据统计，《白鹿原》从当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到11月共印了七次，印数高达五十六万多册，至今累积已达近四百万册。这种纯文学的书能如此长销不衰，在出版界与文坛是罕见的，后来还陆续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话剧、歌剧、舞剧、秦腔、陶俑等多种艺术形式，不能不说是一个引人关注的奇迹。《白鹿原》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除了它首先是一部生动的“民族的秘史”，反映了陕西渭河平原五十年的历史变迁，描绘了一幅斑斓多彩的中国农村的长轴画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外，而且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何启治曾概括为四点：惊人的真实感，厚重的历史感，典型的人物塑造和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说到陈忠实先生的文学成就，写《白鹿原》时，他已完成了九部中篇、八十多部短篇小说和五十多部报告文学作品，但毫无疑问，《白鹿原》是他的巅峰之作，是他用二十多年的心血谱写的史诗之作，是他经过多年的艰辛探索获得的丰硕成果。

2011年11月，陈忠实先生来北京开中国作协第八次代表大会，何启治去贵宾楼探望。陈忠实先生将事先写好并装裱好的一幅他填词的墨宝《青玉案·滋水》赠送何启治：“涌出西门归无路，反向西，倒着流。杨柳列岸风香透，鹿原峙左，骊山踞右，夹得一线瘦。倒着走便倒着走，独开水道也风流。自古青山遮不住，过了灞桥，昂然掉头，东去一拂袖。”这首词是灞河（即滋水）原生态的真实写照，也是陈忠实先生历经艰辛和经过心灵的煎熬，终于突破传统文风的束缚，闯出了一条独特的别开生面的创作之路的真实写照。

新发现的这六封书信，印证了陈忠实先生从文学新人到攀登上文学艺术巅峰的历程，虽说他经历过《初夏》的艰难改稿，但是正如他笔下的词句，“自古青山遮不住”，陈忠实是不可阻挡的，《白鹿原》是必然要成为“砥柱人间是此峰”（《白鹿原》中朱先生咏华山诗句）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白鹿原》化作了一条文学长河，陈忠实先生化身为文学高峰，在当代文学之林中占据一席不可替代的位置，成了当代文坛的领军人物，引领一代风流。

托尔斯泰在札记里说过一句名言：“作家一生的幸福，是能为人类写一部书。”陈忠实先生在他五十岁的时候，为人类写出了一部堪称经典的伟大之作，为自己写出了可“垫棺作枕”的一部传世之作，他是幸福的。他把生命献给了终生挚爱的文学事业，他的生命因文学而辉煌绚烂，当代文学因他的巨著《白鹿原》而光芒四射！而这样一位著名作家，这样一部不朽之作，是经由何启治等编辑之手，经《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奉献给中国文学界的。

这六封陈忠实先生的来信，已经分别珍藏了四十年、三十年，随着时光的积累而越来越显珍贵。但何启治只保留一封作为纪念，把另外五封寄给了远在西安的陈忠实文学馆。如今在何启治家的客厅兼书房墙壁上，悬挂着陈忠实先生洒脱豪放的大幅书法，“独开水道也风流”“自古青山遮不住”，让人不禁想起鲁迅赠瞿秋白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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