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储劲松

欧阳修绝笔，是一首绝句，题目也是《绝句》。古人作诗、填词、写文章，从不苟且，哪怕一只脚踏进了丰都鬼城，生命只在呼吸之间，何况是一代文章宗师、士林领袖欧阳修。其诗云：

冷雨涨焦陂，人去陂寂寞。

惟有霜前花，鲜鲜对高阁。

绝，决也，别也，群芳正妍媚，贤人长辞世。熙宁五年（1072）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病逝于颍州（今安徽阜阳颍州区），得年六十六。宋神宗闻之惊愕悲悼，为之辍朝一日；
天下士子得知，痛失依附。这个开一代文化学术风气，领导北宋古文运动取得全面胜利，在政事、文学、经学、史学、金石学、目录学等方面均取得不朽成就的杰出人物，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逝前，他平静交代四个儿子，请韩琦为自己做墓志铭。

欧阳修一生知己不少，梅尧臣、苏舜钦、石介、尹洙、石延年、苏洵等朋辈，此时多已零落成泥，只剩当年“庆历新政”主持者之一的韩琦。后来有名望的如王安石、苏轼、曾巩，都是门生之辈，让他们写墓志铭不太适宜。

欧阳修敬重韩琦的光明磊落和博大胸怀，在《相州昼锦堂记》中称之为“社稷之臣、邦家之光”。韩琦也钦服欧阳修，嘉祐年间，曾一再向宋仁宗建言重用欧阳修，说欧阳修是当今的韩愈。欧、韩同朝为官，都是宰辅重臣，尽管在政治、学术上的意见常常相左，但能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尽心辅佐仁宗、英宗和神宗三代君主，有西周名臣周、召二公风范。

韩琦在《欧阳文忠公墓志铭》中，历数欧阳修生平、道德、文章、气格、进退、荣辱，无一句虚言，也无一字过誉。铭辞说：“噫公之节，其刚烈烈，弼违斥奸，义不可折。噫公之文，天资不群，光辉古今，左右典坟。直道而行，屡以谗蹶。”又作祭文，说：“公之文章，独步当世。公之谏诤，务倾大忠。公之功业，其大可记。公之进退，远迈前贤。”

欧阳修去世之后，当时名流多有祭文，中心内容与韩琦大同小异。我以为都不如韩琦文章铿锵锽锽，掷地作金石之声。

如韩琦所言，欧阳修一生屡次遭遇谗言中伤。

北宋历代帝王恪守太祖赵匡胤的制衡之术，既有相权对皇权的牵制，有台谏对相权的牵制，又有主管文臣的中书省和主管武臣的枢密院这“两府”相互制衡，有政见不同的大臣相互制衡，还允许台谏官风闻言事。制衡术初期的确有利于统治，大臣权力分散，相互掣肘，皇权充分凸显。但也直接导致官僚机构庞大臃肿、政出多门、办事效率低下、吏治腐败、官僚作风严重，以及人浮于事、唯唯诺诺、敷衍推诿的不良习气，还引发了可怕的朋党之争。到了北宋后期，党争日益频繁日益酷烈，衣冠南渡后仍未停歇，直到宋朝覆亡而后已。

仁宗以后，朋党之祸流毒四海，当时朝中大臣几乎无一不遭谗毁。欧阳修品性端方，直道而行，勇于任事，地位名望又高，三十岁以前也风流纵放，是现成的大靶子，受到的诬陷因此最多也最恶毒。

清初王夫之在《宋论》中总结宋代层出不穷的谗言，说大致有四种：谋为叛逆，诅咒诽谤，内行不修，暗通贿赂。欧阳修一生多歧路，屡次经历政治风波：三十岁时因支持范仲淹被贬夷陵，三十九岁时因支持新政被贬滁州，四十八岁时被人伪造“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的奏议激怒宦官差点又被逐出，五十九岁时因议英宗生父濮王封号被斥为奸邪……并且，被诬陷的罪状，大多足以杀身。

对欧阳修最恶毒的谗陷，莫过于诬其“内行不修”，置他于“盗甥案”和“盗媳案”两桩所谓的家庭丑闻之中。事情后来虽然都得以昭雪，但粪秽虽除，遗臭还在，对于以风节自持、致力改变宋家积贫积弱局面的欧阳修来说，接连不断的谗毁让他心渐灰、意渐冷。中年以后，其兼济天下之志淡了，独善其身之心越来越坚定。晚年官运相对亨通，一直做到参知政事（副宰相），却连上奏章请求致仕。其《归田录序》说：“而幸蒙人主之知，备位朝廷，与闻国论者，盖八年于兹矣。既不能因时奋身，遇事发愤，有所建明，以为补益；
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谤怒丛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吾其归哉，子姑待。”

正士在朝，群邪所忌；
谋臣不用，敌国之福。近年读《宋史》，读两宋人物诗文、年谱、传记，于这十六个字感慨良深，常欲狠拍书案，痛浮一大白。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七日夜，大别山中春雪纷飞，梅香绰约，我拥炉读欧阳修，心间也如飞雪，如雪里梅花，似静似燃。

景祐三年（1036）五月二十一日，欧阳修被贬为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令，由京师乘船浮江而下，于十月二十六日抵达贬所。这是他第一次被贬。

此前，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范仲淹不满官吏进用多出宰相吕夷简私门，给仁宗上《百官图》，指责吕夷简在朝中任意安插亲信、暗自结党营私，建议近臣进退之权不宜全由宰相掌握，惹怒了吕夷简。不久，范、吕又因论营建西都洛阳的事发生冲突，相互指责，并在仁宗面前论辩。吕夷简弹劾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并以辞去宰相要挟仁宗。其时吕夷简执掌国政多年，天下晏然，号为良相，仁宗依赖于他，于是范仲淹被贬为饶州知州。其实，范、吕二人成为政敌的根源，在于吕夷简因循守旧，不思振治，而范仲淹则锐意改革，主张创新。他们都是北宋名臣，政见不同而已。

随后，殿中侍御史韩渎逢迎吕夷简，奏请严查范仲淹同党，并张榜朝堂，警告百官不得越职言事。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不顾禁令，上书请求仁宗收回贬谪范仲淹的诏命。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上书，自言与范仲淹义兼师友，应当一同获罪。于是二人也一起被贬。比贤人被逐更可气的，是左司谏高若讷在聚会中高调非议范仲淹，说他罪有应得。时任馆阁校勘欧阳修义愤填膺，给高若讷写了一封书信，指责他是“君子之贼”，罪在身为谏官面对不平却沉默不语，“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文章议论风发，痛快淋漓，读来有《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阵前骂死王朗般快活。高若讷恼羞成怒，将这封信上报朝廷，欧阳修因此被贬夷陵。后来他在夷陵作《金鸡五言十四韵》，有“及祸诚有媒，求友反遭卖”的句子，似暗指此事。

初贬夷陵，欧阳修刚刚而立，文章早已名满天下，豪气干云，壮志在胸，对贬谪并不在意，反而认为是砥砺、升华自己的良机。临行前，他与余靖相互劝勉，在贬所决不作悲戚哀怨的文字，也决不沉湎于忧怨自怜。《与尹师鲁书》：“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韩愈）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余靖），慎勿作戚戚之文。”并与尹洙相约，抵达贬所后，都要忠于职守，绝不酗酒放纵，虚度年华。

欧阳修第一次谪放，前后三年，于宝元二年（1039）六月起复旧官。无论在夷陵，还是后来量移光化军乾德令，他都谨遵与两位好友的约定，以戴罪之身安处蛮荒之地，勤于公务，踔厉奋发。其间所作诗词文章，虽然偶尔也会唏嘘“白发新年出，朱颜异域销”（《初至夷陵答苏子美见寄》），也会感慨“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戏答元珍》），但总体而言，没有逐臣常见的自伤自怜之态。

自京师到夷陵，欧阳修走的是水路，其行程见《于役志》和《画舫斋记》：“走江湖间，自汴绝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峡。”途中多次遭遇风波险阻，“往往叫号神明以脱须臾之命。”

夷陵濒临长江，位于西陵峡口，湍急江流至此平缓宽阔。这里是峡州治所，却贫薄荒凉，县城无城墙，街道容不下马车。韵友也少，与京师无法比，和当年在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时与诸师友诗酒唱和更是没法比。县小而偏，公事不多，寂寞无聊中，欧阳修时常与西邻高士何参饮酒、烤火、炽粟子，听他说荆楚古事和当地的风土人情。又把阁架上的历年案件文书取来，逐一反复研读，发现其中枉直乖错之处比比皆是，譬如灭义害亲、以曲为直，譬如徇情枉法、以无为有。他感叹，边远小县尚且如此，天下事可知也。于是仰天誓心，从此遇事不敢轻忽。

公务之暇，欧阳修致力于学术思考和研究，重读《易经》《春秋》《诗经》，撰写《易或问》《易童子问》《诗解》《春秋论》《春秋或问》等论著，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在这一过程中，振兴文化传统、拯救世道人心的理想和目标，在他心中越来越清晰。

又潜心著史，继续撰写关于五代十国的史书《十国志》，重写宋初匆忙编修、颇多繁猥失实的《五代史》。他在《论史馆日历状》中说：“史者，国家之典法也。”进而指出，应当用历史“垂戒劝示后世”。对于五代忠义之士，他在著作中不惜笔墨大加推崇。又在与友朋的书简中，呼吁改变文风、振作士气。

欧阳修主张尊经明道。道是大道，是本于人情的自然之道。《答宋咸书》：“圣人之言，在人情不远。”《纵囚论》：“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倡导文人学者当关心世间百事，不应埋首书斋，做一个百无一用的书呆子。在贬所，每每有文人学子求见，言谈中欧阳修只说吏事，不谈文章，一再申言“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

他主张撇开传注，直接师经。经，指以“六经”为主的儒家经典；
传，是解释经典的著作。当时的儒家学者诠释经典，都是依据前代经学家的传，也即注疏，拘泥于章句训诂之学，从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传，往往与经背道而驰，多有谬误，诸家传注又经常相互打架。欧阳修反对泥古，挑战权威，力摒秦汉以来陈腐的学术风气。《春秋或问》：“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五六……圣人之意，皎然乎经，惟明者见之。”后来，他于这一学术观点更加有所发明，进而系统化。《问进士策》：“自秦汉以来，诸儒所述，荒虚怪诞，无所不有。”《读书》：“正经首唐虞，伪说起秦汉。”《答祖择之书》：“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章辉光。”又指出，《周易乾凿度》说《易经》有“十翼”，事实上，除《彖传》《象传》是孔子所作，其他都是托名孔子的伪书。这些学术观点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道前人所未道。欧阳修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手开创了宋代新儒学。

倾心经史著作之外，欧阳修和峡州知州朱正基、判官丁宝臣等人，遍游甘泉寺、三游洞、虾蟆碚、黄牛峡等峡州风景名胜，穷奇极怪，搜幽索隐，自放于暖谷寒濑，作《夷陵九咏》《峡州至喜亭记》等一大批诗歌文章。

初到夷陵，欧阳修对此地并无多少好感，认为夷陵山穷水恶、民风刁蛮。《登绛州富公嵩巫亭示同行者》：“其后窜荆蛮，始识峡山恶。”《望州坡》：“闻说夷陵人为愁，共言迁客不堪游。”日久年深，他深深爱上了当地的雄山秀水，也爱上了当地的质直民风。《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溯江湍，入三峡，险怪奇绝，乃可爱也。”多年以后，在名位日隆却饱受谗言交攻之时，他时常怀念起贬谪夷陵的岁月。《班班林间鸠寄内》：“荆蛮昔窜逐……山花与野草，我醉子鸣瑟，但知贫贱安，不觉岁月忽。”《寄圣俞》：“西陵山水天下佳”“县古潇洒如山家”。

欧阳修宽简平易的从政风格，爱民如子的亲民情怀，对民间疾苦的深切体验，迫切改革体制的政治主张，大多起源于夷陵。《答孙正之第二书》：“仆知道晚，三十年前尚好文华，嗜酒歌呼，知以为乐而不知其非也。及后少识圣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夷陵是他重获新生的地方。

景祐四年（1037）十二月，京师大地震，周边定襄（今山西定襄）也发生强烈地震，余震持续三天，在信奉天人感应的古人看来，这是上天震怒于人间不平事，给予的警告和处罚。直史馆叶清臣趁机上疏，请求宽赦两年前因越职言事被贬黜的范仲淹等人。仁宗采纳了叶清臣的建议，范仲淹移知润州，余靖移监泰州税，欧阳修量移乾德令。

乾德在今湖北襄阳，离京师较近，办公和生活条件远胜夷陵。但来后不久，欧阳修就在给友人的书简中感叹，乾德就像一个精神荒漠，官属都是庸人，没有雅士，也罕有学者，即使有一两个，也不足与之讲论交流。

幸而有书籍和碑帖可以相伴。公务之余，欧阳修完成《五代史》的纪传部分。又四处寻访古碑帖，陆续在境内发现东汉玄儒娄先生碑、魏代刘熹学生冢碑、晋代南乡太守颂碑等古碑，后来收入《集古录》。

量移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朝廷即将重新起用范仲淹等人。果然，一年半后，欧阳修起复旧官，改任武成军（在今河南滑县）节度判官。再过一年，被召回朝中，复馆阁校勘，仍修《崇文总目》。从康定元年（1040）六月回朝，到庆历五年（1045）“庆历新政”失败，这五年，欧阳修颇受仁宗器重，官位一路晋升，知谏院，同修起居注，以右正言免试知制诰，加龙图阁直学士，成为皇帝身边的侍从官。《宋史·欧阳修传》：“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五品服。顾侍臣曰：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

在朝期间，他以韩愈、柳宗元为楷模，继续推进古文运动。提倡与《尚书》《春秋》《史记》一样古朴自然的文风，反对以模拟、古奥、怪僻、铺排、绮丽为能事而实际上言之无物的文章，致力于文体文风的改革。引导文人士大夫多写民生疾苦，不要沉溺于个人的小小情志，更不要好高骛远，故意发奇谈怪论。同时，他反感当时正时兴的大谈人性善恶的性理之学，认为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还是扬雄的性混说，都是毫无用处的空谈。他高度关注政治和现实，认为文风直接关系到士风的振作和政治的革新。仁宗也两次下诏，责令改革文风。欧阳修的文学和学术声望日隆，包括曾巩、杜默、杨辟在内的学子纷纷上门拜师，欧阳修悉心加以点拨指导，以识拔贤才、奖掖后进为己任。此后三十年间，北宋杰出的文学之士，无一不出自欧门。

《周易·履卦》：“素履之往，独行愿也。”君子沿大道而行，无论遭受怎样的打击和挫折，也固执地一往无前，不忘儒家经世济民、兼济天下的初心。贬谪夷陵丝毫没有改变欧阳修，他仍然直道而行，梗介敢言，一再碰得头破血流也就势所必然。

庆历三年（1043），面对契丹和西夏长期的侵侮、国内各地农民起义蜂起、吏治腐败、财政困窘、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内外交困的局面，仁宗坐卧不安，发奋改革天下弊事，谋求革故鼎新之道。当年十月，仁宗下诏广开言路，命馆阁臣僚上书言事，并责令参知政事范仲淹及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条陈己见，着手实施改革。北宋著名的“庆历新政”拉开序幕，其核心是整顿吏治，革除官场弊病。欧阳修十分踊跃，先后作《准诏言事上书》《本论》《为君难论》《朋党论》等雄文，分析宋家积贫积弱、冗兵冗费、内外交困的根源，系统提出自己的治本之策和改革主张，为政治革新运动作舆论铺垫，成为革新派的主要代言人和积极支持者。

但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施行也过于操切，打击面太大，遭到强力阻挠和反对。反对派重新拾起朋党论的匕首攻击改革派，伪造废立仁宗诏书陷害韩琦，并且借苏舜钦“进奏院宴会事件”，攻击杜衍、范仲淹等人。仁宗改革意志不坚定，又听信谗言，怀疑范仲淹等朋党擅权、阴谋废立，先后罢黜范仲淹、杜衍、富弼、韩琦等改革主将，改任地方官，施行一年半的新政彻底失败。急迫之际，欧阳修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为杜衍等人辩诬，指出他们无可罢之罪。“臣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罢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闻其可罢之罪。”“窃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
欲动摇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欧阳修的奏状引起反对派的嫉恨。恰好此时他的外甥女犯法，反对派借机弹劾，诬陷欧阳修与外甥女张氏（妹夫张龟正与前妻所生）通奸，并图谋侵占张氏家产。

仁宗闻知震怒，令下开封府鞫治。所谓的“盗甥案”，完全是人身污蔑和政治迫害，虽然得已澄清，庆历五年（1045）八月二十一日，欧阳修仍因“财物不明”，削龙图阁直学士，罢河北路都转运按察使，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州）。《宋史》本传：“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

是年，欧阳修三十九岁。

渡黄河，经汴水，第二次戴罪流徙，来到荒远的滁州，欧阳修没有了初贬夷陵时的平和与奋发，心中充满了愤懑。《自河北贬滁州初入汴河闻雁》：

阳城淀里新来雁，趁伴南飞逐越船。

野岸柳黄霜正白，五更惊破客愁眠。

当年贬夷陵时，途中他也写过雁。《江行赠雁》：

云间征雁水间栖，缯缴方多羽翼微。

岁晚江湖同是客，莫辞伴我更南飞。

细品这两首以雁为意象抒发情怀的诗，可知其心态已经大不相同。事实上，在“庆历新政”遇挫即将失败之时，他就有了归隐田园的打算。在给妻子的诗《班班林间鸠寄内》中，他说：“安得携子去，耕桑老蓬荜。”滁州之贬，是欧阳修人生的分水岭，此前意气风发，思振邦家，而今心情压抑，锋芒渐敛。

这年十月二十二日，欧阳修抵达贬所。在《滁州谢上表》中，他申辩，这次遭受深文罗织，甚至被陷害与外甥女通奸，根本原因在于自己任谏官时，抨击了权贵。“然臣自蒙睿奖，尝列谏垣，论议多及于贵权，指目不胜于怨怒。”并说，“若臣身不黜，则攻者不休，苟令谗巧之愈多，是速倾危于不保。必欲为臣明辩，莫若付于狱官；
必欲措臣少安，莫若置之闲处。”其实仁宗何尝不知欧阳修之冤。

在滁州所作诗《憎蚊》中，欧阳修大骂陷害自己的小人是吸血的蚊子：“虽微无奈众，惟小难防毒。尝闻高邮间，猛虎死凌辱。”又说，“猛攘欲张拳，暗中甚飞镞。”在《啼鸟》诗中，他说：“我遭谗口身落此，每闻巧舌宜可憎。”并以屈原自比，“可笑灵均楚泽畔，离骚憔悴愁独醒。”

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欧阳修是大君子，到滁州不久，他内心的愤懑渐渐平息，很快进入太守角色。

滁州当时是荒远小州，欧阳修治郡，仍然崇尚宽简，注重实际，遵循人情事理，力求不扰民，更反对聚敛盘剥，残民害民。朱熹在《宋名臣言行录》中说，欧阳修治理地方，无论是在夷陵、乾德、滁州，还是后来在扬州、颍州、南京（商丘）、开封、亳州、青州、蔡州，均“不见治迹，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而百姓安居乐业，祥和自适。有人问欧阳修：“为政宽简，而事不驰废，何也？”欧阳修回答：“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驰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不为苛急；
简者，不为繁碎耳。”他的意思是，宽不是放纵，而是不苛刻峻急，简不是疏忽，而是不烦琐细碎。欧公这番话实是至理名言，适用于齐家、理郡、治国，适用于中外古今。

在滁州，欧阳修仍然坚守“不作戚戚之文”的信条。但他在滁州所作诗文，放浪形骸，任由其天，大多数说到酒和醉。《游琅琊山》：“长松得高荫，磐石堪醉眠。”《题滁州醉翁亭》：“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丰乐亭游春三首》：“鸟歌花舞太守醉，明日酒醒春已归。”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朝中措》）酒是好东西，可以让他忘记放逐，忘记苦闷，忘记衰老，忘记生死。山水更是好东西。滁山非丝，滁水非竹，但木石有清音，流水如知己。打理好公事，欧阳修寄情山水，饮酒作诗，借此排遣心中的忧愁烦闷。

介于江淮之间的滁州，当时属淮南东路。其西郊，有一座关山，也叫清流山。此山南起蚂蚁山，北抵龙亭口，逶迤数十里，在山下仰望，林木苍苍，峭拔浑茫，自成一道天然屏障。南唐初建国时，就在关山中段设置清流关。关山地形险要，南望长江，北控江淮，晚唐五代时是兵家必争之地，是南北交通的咽喉要道，人称“金陵锁钥”，又称通关驿道为“九省通衢”。滁州因之曾经兵连祸结。欧阳修贬谪至此时，经过宋朝立国以来八十余年的休养生息，虽然赋役繁重，但较之于河东、河北诸路，滁州相对安定，就像一个世外桃源。民风也淳厚，如欧阳修《丰乐亭记》所言：“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

滁州西南面的琅琊山，因琅琊王司马睿渡江建立东晋时曾驻留滁州而得名。其山蔚然深秀，是欧阳修经常流连的地方。山中原有溪流，名庶子泉，系唐代李幼卿所开凿。庶子泉已废，被不知哪一代的山僧填平建了僧舍，只剩下一口大井，牌坊、禅房、琴台也早就不知踪影。但井边的石头上，唐代大书法家、李白叔父李阳冰篆书《庶子泉铭》仍保存完好，为历代书法家所崇仰。欧阳修在朝中编修《崇文总目》时，曾见过《庶子泉铭》拓本，现在见到真迹，喜出望外，经常徘徊石下。

经山中僧人惠觉指引，在《庶子泉铭》另一侧，欧阳修又发现李阳冰篆书石刻十八个字。其《石篆诗》序：“而铭石之侧，又阳冰别篆十余字，尤奇于铭文，世罕传焉。”继而在诗中叹道：“寒岩飞流落青苔，旁斫石篆何奇哉！其人已死骨已朽，此字不灭留山隈。”他将这十八个字的拓本，寄给好友梅尧臣和苏舜钦，请他们分别题咏，刻在旁边的山崖上。

琅琊山上有一座祠，供奉着王禹偁的画像。王禹偁字元之，是宋初著名文学家，官至翰林学士，一生刚正敢言，三次任知制诰，又三次被黜外放。五十多年前，他曾贬知滁州，治郡宽仁，深得百姓拥戴。其文章简淡古雅，对振作宋初卑弱的文风产生了深远影响。欧阳修引以为同调，自到滁州，多次前往祠中拜谒，以前贤的事迹勉励自己。《书王元之画像侧》：“想公风采常如在，顾我文章不足论。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间容貌任尘昏。”

欧阳修在琅琊山建醉翁亭，开醴泉（又名酿泉），常与僚佐、雅士、百姓在亭中饮酒赋诗，并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此文妙丽古雅，多用虚词“也”字，甫一出世，即传唱四方。宋人朱弁《曲洧旧闻》说：“《醉翁亭记》初成，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纸为之贵。”《滁州志》说，《醉翁亭记》刻碑立于亭边，远近争传，山中僧人把拓本作为礼物送人，疲于摹拓，以至于库房中用于拓碑的毡子全部用尽，只好把睡觉用的卧毡拿出来。游走各地的商人到了滁州，也纷纷寻求拓本，遇到收税的关卡，把拓本送给监官，可以免税。《醉翁亭记》是欧阳修散文风格成熟的标志性作品。

琅琊山偏东方向，另有一座丰山，耸然特立，幽谷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出。到滁州第二年，欧阳修带领官民开石导泉，名之幽谷泉。他在泉边建丰乐亭，亭边安放着六块唐代传下来的菱溪石。又在亭子不远处辟地建练兵场，操练兵士。《与韩忠献公》：“山州穷绝，比乏水泉。昨夏秋之初，偶得一泉于州城之西南、丰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爱其山势回抱，构小亭于泉侧。又理其傍为教场，时集州兵、弓手，阅其习射，以警饥年之盗，间亦与郡官宴集于其中。”并感谢韩琦惠寄芍药十数种。他让下属将这些芍药连同其他花卉，沿幽谷泉遍地栽植。《幽谷泉》：“生长饮泉甘，荫泉栽美木。潺湲无春冬，日夜响山曲。自言今白首，未惯逢朱毂。顾我应可怪，每来听不足。”自此，滁州士绅和百姓又多了一个出游之地。欧阳修与他们仰而望山，俯而听泉，陶醉于其中，共享丰年之乐，并作《丰乐亭记》。

《丰乐亭记》这篇文章写宋家文治功德，写州民安恬喜乐，连用三十余个“之”字，有深婉不迫之致，烟波回萦之韵，与《醉翁亭记》相互晖丽，同为传世名篇。文学史评价欧阳修平易自然、婉转流畅、骈散夹杂、感情充沛、往复百折的散文，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六一风神”，此后成为宋代散文的整体特征。《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就是“六一风神”的代表作。

中唐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主张“辞必己出、务去陈言”，因而用词难免生涩，读起来佶屈聱牙。欧阳修批判地继续韩愈的文学改革精神，崇尚独创，但反对语言古奥艰涩。主张兼收并蓄，提倡散句单行、自由不拘的古文，但并不全盘排斥讲究辞藻、声律和对偶的骈文，认为“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论尹师鲁墓志》）

如前所言，滁州之贬是欧阳修思想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转变反映在作于滁州的一系列诗文中。除了托迹醉乡，常常写到美酒和酣醉，也经常写到白发、衰老、病痛，年刚四十就自号“醉翁”。但总体上，滁山开阔了羁臣的胸次，滁水涤荡了逐客的抑郁，欧阳修寄情山林，过得很是自在。《游琅琊山》：“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间。”《画眉鸟》：“始知锁乡金笼厅，不及林间自在啼。”

贬谪之人，心绪忽阴忽晴，忽暗忽明。他不怕贬谪，但是怕衰老。世间有谁不怕衰老呢？比死亡更可畏惧的，是眼见得青丝染霜白，肌体日憔悴，万丈雄心销做归隐遁世之念。

滁州山好水美，同僚多雅士韵人，欧阳修在这里度过了两年半的贬黜时光，幽静的山居生活让他的心境十分闲适，有乐不思归的意思。他在给梅尧臣的书简中说：“某居此久，日渐有趣。郡斋静如僧舍，读书倦即饮射，酒味甲于淮南，而州僚亦雅。”“愈久愈乐，不独为学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适而已。小邦为政期年，粗若有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这种平和安恬的心态，特别适合写诗作文。

在滁州，欧阳修的文章进入黄金时期。诗歌师法李白、韩愈、孟郊，渐成自家面目。诗歌理论上也有很大建树，主要体现在《梅圣俞诗集序》中。在这篇为亡故知己遗编所写的序言中，欧阳修说，世上流传下来的诗作，“多出于古穷人之辞。”进而阐述，“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并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著名论断：“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虽然偏居一隅，欧阳修的文学地位还是越来越高，感召力越来越强，众多崇拜者如曾巩、徐无党、徐无逸等不远千里万里，跋山涉水来滁州拜望他。曾巩还带来同乡好友王安石的诗文，请欧阳修予以点拨。欧阳修对王安石的作品非常赞赏，抄写数遍，时常吟哦，将其中一些篇章选入他所编的《文林》。同时也指出了一些问题，托曾巩给王安石带话：作诗文要开阔思路，不要生造词语、求新求怪。并说很想见一见王安石，问他能否来一趟滁州。

前辈风操，遗响千古。

二〇二一年初春和仲春，我两次到滁州，也两次访问琅琊山和醉翁亭，追寻先贤的脚踪和心迹。跪拜于欧阳修、王禹偁塑像前，先哲的前言往行历历在目，也叮咛在耳。如欧阳修《庶子泉》诗所言：“古人不见心可见，一片清光长皎然。”

回来后，我在《酒国春长》这篇文章中写道：在琅琊山，与滁州作家张道明兄徘徊于山间，流连于亭中，辨古碑，诵古文，观欧公当年手植之梅苍且虬，品苏子手迹丰肥如黑熊当道，听酿泉之水泻泻如丝竹。琅琊山清萧野旷，醉翁亭沧桑静寂，当时繁花百媚千娇，纷纷开且落，玉兰朵朵盛放，如大群白雀占枝头。步踏芳尘，肘腋生风，衣衫扬扬兮，心间是颇以古人后身自许的。

空自许耳。

《周易·履卦》九二爻辞：“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君子小心行走在大道上，幽静安恬，守持正固可获吉祥。《象传》解释说：“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君子面对逆境，心中坦荡，履险如夷，始终不乱方寸。终有一日云开雾散，崭新的太阳照耀天下。

庆历八年（1048）闰正月，朝廷再次起用欧阳修，转起居舍人，依旧知制诰，徙扬州知州。第二年改知颍州，旋即又改知应天府兼南京（今河南商丘）留守司事。至和元年（1054）六月，四十八岁的欧阳修为母亲服丧期满，到京师觐见，此时他已发须全白。十年不见，仁宗几乎认不出他来，十分伤感怜惜。他将欧阳修留在朝中，任流内铨判官。流内铨是吏部下设机构，为“抡才之府”，专事选拔人才。自此一直到治平四年（1067）出知亳州（今安徽亳州），欧阳修在朝中任职十四年，官位屡次超擢升迁，五十四岁除枢密副使，五十五岁拜参知政事。

《宋史》本传：“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面谕其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身为朝廷大臣，欧阳修位高权重，襄理朝政，直言规谏，尽忠辅佐仁宗和英宗。特别是在朝廷易代之际，与韩琦等一起，一次次化解了危机，使政权平稳过渡。但他的仕途从来不顺，心更是越来越孤寂。宋家积重难返，他有深深的无力感。青年时代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与王朝无法改变的贫弱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无论他如何努力，也无法消除沉疴，痼疾反而一天比一天严重。《宋史》本传也说，唐代的韩愈不获重用，宋代的欧阳修位登宰辅，也不能实现其理想抱负，“可为世道惜也哉！”

倒是他视为人生第二等事业的文学，取得了突出成就。

幼年时，父亲欧阳观在泰州军事判官任上去世，之后母亲携他和妹妹去往随州，依附叔父欧阳晔生活。他经常到随州发小李公佐家读书，某天在李家一个破竹筐里，得到一本只剩六卷且脱落无序的《昌黎先生文集》，蒙稚之年即迷上韩愈古朴自然的文章，模仿其口吻写诗作文。欧阳晔见了，说此子必将光大欧阳氏门庭。欧阳修之子欧阳发等所撰《先公事迹》：“所作诗赋文字，下笔已如成人。”《宋史》本传：“修游随，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苦志探赜，至忘寝食，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那个时候，包括欧阳修在内，所有人都不会想到，日后他将继承韩愈，成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

后来在西京洛阳，欧阳修又受尹洙、谢绛等影响，厌弃当时流行的“西昆体”，学习韩愈作古文，又与梅尧臣歌诗唱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此后，在文学上，欧阳修以革除晚唐五代萎靡、绮丽的文风为己任，隔空接过中唐韩愈、柳宗元举起的古文运动大旗，力倡文体革新。

此前，古文运动已经取得一些成效，但影响面还不够大。现在，他除了运用自己在文坛上的影响力，还用行政的力量特别是主持贡举之权来推动，继“西昆体”之后出现的以险、怪、奇、涩为特征的“太学体”被摒弃，宋代古文运动进入正轨，并取得彻底胜利。平淡典要的文风占领文坛，成为当时衡文的标准，也成为后世文章楷模。

在朝中任重臣，欧阳修倾力提携后进。当时，无论政界、思想界还是文学界的精英，如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程颐、张载、朱光庭、吕惠卿、曾布、王韶、吕大钧、吴孝宗等，都是他发现的。这些人深刻影响着北宋后期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和文学。他直言谠论、刚直耿介的高尚气节，更是天下士子的典范。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的评价最有代表性：“欧阳文忠喜士，为天下第一。”“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又说，“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文风和士风焕然一新，欧阳修成为名副其实的道德楷模、文章宗师、文坛盟主。

仕路风波恶，宦海陷阱深。尽管这些年总体平顺，但他实在太累了，年岁渐高，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眼病加剧，又添风眩、关节炎、喘疾、消渴症（糖尿病），可谓衰病交攻，心力疲惫。他在《秋声赋》中说：“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乎中，必摇其精。”在给皇帝的奏章中，他恳切地说：“念报效之未伸，敢不竭忠而尽瘁。因风波之可畏，则思远去以深藏。”求退之心一年比一年迫切，但是仁宗和英宗都不允许，又逢朝廷多事，他只能隐忍待时。

早在皇祐元年（1049）知颍州时，因为酷爱颍州西湖的芳草长堤、兰桡画舸、垂柳波光、水渚沙禽，和在当地做官或居住的吕公著、王回、刘敞等一批风雅人士，欧阳修就有了终焉此地的想法，认为颍州是真乐土。当年，他在颍州创办西湖书院，建造聚星堂，供文人墨客聚会。嘉祐后期，作了大量思念颍州的诗词，汇编为《思颖诗集》。其《西湖戏作示同游者》：“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他曾和梅尧臣相约，一起在颍州买田置屋。又曾与韩绛、吴奎、王珪等人约定，各自到了五十八岁时就致仕，韩绛还把这话写在翰林院的柱子上。但后来历仕三朝，在中书省和枢密院担任要职，蒙三代君主宠信，直至六十五岁，欧阳修才实现乞身归老。

欧阳修外放亳州，是为抽身庙堂，为致仕做准备。外放固然是他的心愿，达成却因为卷入北宋著名的“濮议之争”，并且又一次陷入桃色风波。《感事四首》：“风波卒然起，祸患藏不测。”治平四年（1067）二月，他和韩琦因议英宗生父濮王封号，引起政敌的不满。台谏官吕诲弹劾宰相韩琦朋党专权、谄媚邀宠，又弹劾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他一手提拔的御史蒋之奇，为撇清与欧阳修的关系，串通御史中丞彭思永，凭空诬陷他“帷薄不修”，与大儿媳通奸，并请求朝廷将他处以极刑，暴尸示众。这一年，欧阳修六十一岁。

如此恶毒不堪的诽谤再次上演，于常人已是奇耻大辱，何况于国之重器、人中楷式的欧阳修。他杜门不出，连上数道表章，恳请彻查。由此也可见，允许台谏官风闻言事的可怕，好比明代的东西二厂和清代的粘杆处。

事件查清后，证明子虚乌有，蒋之奇、彭思永被放黜。英宗多次派内侍上门劝慰欧阳修，并赐手诏，请他回朝履职。但欧阳修已彻底失望，去意坚决，连上三表三札，力辞参知政事，于当年三月出知亳州。

山鸟久在樊笼里，这回复得返自然。

《宋史》本传说欧阳修“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自若也”。说欧阳修被贬谪，前后三次。但严格说来，出知亳州与贬夷陵、谪滁州不同，这次是外任。亳州是上邦名郡，何况他还带着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的职衔。

北宋做官的大文人，大多数一生不顺，时刻处在逆境之中。欧阳修除了年轻时在洛阳过了三年快活无忧的好日子，其他时候也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不过，相对于置身漩涡、槛井一样的朝廷，做地方官毕竟还是要自在得多。年过花甲，他对世事人生的看法，也改变了许多。最显明的例子，是他对佛道的态度和年轻时迥然相异。

由于帝王大加推崇，宋代释道二教盛行，与儒教三足鼎立。欧阳修一直反感佛道，大加排斥，这种态度频繁见于诗文。三十六岁所作《本论》：“佛之说，熟于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于礼义之事，则未尝见闻。”三十七岁所作《读张李二生文赠石先生》：“千年佛老贼中国，祸福依凭群党恶。”四十五岁所作《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仙翁释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尝恶其学幻而言哤。”哤，意思是语言杂乱。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讥讽他“不曾深看佛书，故但能攻其皮毛”。当年欧阳修对佛学的理解，的确十分肤浅。

虽然激烈反感佛道，但从年轻时起，欧阳修一直有佛道两教谈吐清雅、能诗擅艺的朋友。他认为这些人学的虽然是佛道，却通儒术，是山林遗贤。因而常常苦口婆心地劝他们还俗，一起经世济民，但没有一个和尚道士听从他的感化。他也为佛道写过不少诗文，如《赠无为军李道士二首》《送昙颖归庐山》《湘潭县修药师佛殿记》《释秘演诗集序》。还曾删定道教经典《黄庭经》，并为之作序。其态度的转变，由这篇序言可见端倪：虽然否论“有仙”，但承认“有道”。

到了晚年，特别是胞妹的去世，让他改变了对佛道的看法。认识到这二教之长，在于探究生命的起源，关注人本身的存亡，能消解人世痛苦，安顿身心。在面临生死福祸这些重大命题时，学佛道者，更能以从容、超越的心态去面对。而力倡积极入世的儒学，以修齐治平、经世致用为旨归，却不能解决生死无常之惑。

在亳州，他主动和僧人、道士接触，还专门邀请巡游到此的嵩山道士许昌龄到州衙叙谈。据说，这个当时有活神仙之誉的道士，童颜鹤发，飘然出尘，令欧阳修大为倾倒。连续多日，欧阳修听他谈玄论道，对成仙之术心驰神往。但许昌龄说他根本已坏，修仙已晚。

即将致仕时，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以道人自居，并作《六一居士传》。所谓六一，就是六个一：家藏旧书一万卷，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另有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加上老翁欧阳修自己。他在自传中自陈：“六一居士初谪滁山，自号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颍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排斥佛道的健将，这时主动附和了三教合一的社会主流思潮。

在亳州期间，欧阳修有意挑选文坛接班人。他的第一人选是得意门生曾巩，不过曾巩三十七岁才成进士，资望不够，在士大夫中影响有限。后来看中王安石，但王安石志在经济天下，不在文章。第三个人选是苏轼。

初识苏轼，他就预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又在给梅尧臣的书简中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欣喜若狂之情，流溢于言谈书信之间。如今十几年过去，苏轼官阶日高，朝野均认为他有宰相之望，在诗、词、文章、书画创作上更是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文坛上的地位已经和自己不相上下。

他推荐苏轼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为选拔非常人才特设的“制科”考试。“制科”出身，比进士及第更为荣耀。苏轼不负所望，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荣膺榜首。欧阳修得知，在《试笔》中欣喜写道：“自学者变格为文，迄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迟久而后获，实恐此后未有能继者尔。自古异人间出，前后参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见之，岂不为幸哉！”趁苏轼、苏辙来亳州探望自己的机会，他将统领文坛的大任，郑重托付给了苏轼。

在亳州，欧阳修多次上表请求退休，神宗还是不允。一年多后，改知青州。在青州第二年，也即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除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变法。欧阳修并不反对变法，相反，他是当年“庆历新政”的积极支持者和代言人，深知国家制度的弊端，深知积贫积弱、冗兵冗费的根源，更深知不变法不能改变现状。所以熙宁变法之初，欧阳修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但青苗法颁布后，百姓深受其害，流离失所，于是欧阳修连上两道札子提出强烈批评和中肯建议，并在未得到朝廷同意的情况下，作主在青州停止发放青苗钱。这引起神宗和王安石的强烈不满，朝廷随即下了一道诏令，对他予以切责。

神宗很看重欧阳修，此前有意让他出任宰相，但因欧阳修与王安石政见不同，遭到王安石的激烈反对。道不同不相为谋，经此事件，欧阳修请求改知与颍州毗邻的小郡蔡州。不久累章请退，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仁，隐居颍州。

致仕后，欧阳修一袭道袍，悠游于颍水之湄，诗酒琴书自适，以终天年。幽人贞吉，可惜他只做了一年逍遥自在的幽人，就与世长辞了。

素履之往，文与道俱。欧阳修并不漫长的一生，著述宏富，仅流传下来的：文学方面，有八百五十多首诗、二百四十多首词、五百余篇散文；
史学方面，有《新五代史》《新唐书》；
经学方面，有《易童子问》《春秋论》《诗解》；
金石学方面，有《集古录》；
目录学方面，参修《崇文总目》；
谱牒学方面，有《欧阳氏谱图》。此外，还有其他杂著数十万言。

他一人，就是一个文章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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