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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民收入结构及增收路径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2023-05-05 18:25:02

□蒋卓峻

(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当前我国发展现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民收入增加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密切相关,也是缓解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关键所在。新征程下,必须不断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共享发展成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近年来,我国在农村居民增收问题上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仍有许多新范畴有待探索。一是利用微观经济数据分析农民收入结构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比较少;
二是从地域视角来看,对湖南的研究相对较少。湖南作为中部地区,研究湖南问题更有利于完善区域研究成果。为此,文章对湖南农民收入构成差异进行了分析,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1.1 研究方法

文章采用的份额—分析法,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Daniel(1942)、Creamer(1943)先后提出,后经Perloff等学者(1960)改进归纳,用于研究产业结构变化对地区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文章通过分析湖南农民收入结构变化的动态过程,研究了影响湖南农民收入的总增长量(G)、收入增长份额分量(N)、收入结构分量(P)、总偏离份额(PD)和竞争分量(D)等因素,通过与参照区域对比,确定湖南农民收入构成变化的优势和劣势,并在此基础上为该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方向以及农民持续增收提供对策。

1.2 数据来源

相关统计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湖南统计年鉴》及各市、州统计年鉴。由于益阳部分年份统计发布的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数据缺失,为了确保研究对象数据的完整性,将益阳剔除。文章以湖南为例,将湖南13 个地级市、州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2.1 湖南农民收入水平与来源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湖南各地级市、州农民收入呈现出稳步增长的基本态势。由表1 可知,2013—2020 年,湖南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从9 029 元增加到16 585 元,虽然收入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收入增长较为快速,8 年间增长了1.8 倍,年均增速达7.9%,略高于同期全国增长速度。工资性收入占比在研究时段内始终维持在40%左右,是湖南农村居民主要收入来源;
增长最快的为转移性收入,从1 971 元增长到3 979 元;
其次是家庭经营性收入,从3 256 元增长到5 804 元;
财产性收入变化较慢,其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帮助有限。

表1 2013—2020 年湖南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2.2 湖南各市农民收入结构比较

2013 年,长沙、株洲、湘潭和娄底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平均比重均超过50%,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怀化、郴州、岳阳、衡阳和邵阳介于43.1%~48.2%,湘西、常德和张家界低于40%,全省最低的为永州,占比仅为29.8%;
常德、湘西和永州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在2013 年均超过40%,湘西比重最高;
湘潭、衡阳、株洲、长沙、岳阳、张家界和郴州比重介于31.4%~37%,娄底、邵阳、怀化比重低于30%;
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各地区农民收入比重均较低,各地比重相差不是很大。截至2020 年,各地农民收入结构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大部分地区工资性收入比重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所有地区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有所下降。变化程度最明显的为湘西,相较2013 年,湘西农民工资性收入比重上升11.5 个百分点,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下降18.8 个百分点。

湖南各地级市、州农民财产性收入比重变化较小,主要是财产性收入仍然很低。除长沙、岳阳外,各地农民转移性收入比重也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反映了农村产业和相关政策的转型,同时对农民收入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3.1 收入结构—份额总体比较

由表2 可知,2013—2020 年,湖南各地级市、州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但从增长量、变化率和总份额方面来看,各地级市、州存在较大差异。从结构分量看,湖南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相较全国优势并不突出。具有结构优势的有岳阳、常德、衡阳、邵阳、永州、娄底、张家界和怀化,但分量介于10~300 元,结构优势并不明显。长沙、株洲、湘潭、郴州和湘西为负,其中湘潭的结构劣势最大,收入损失为641 元;
常德、邵阳、永州、娄底、张家界、湘西和怀化具有竞争优势,除常德、永州外,竞争优势贡献均超过1 000 元。岳阳、衡阳、郴州、长沙、株洲、湘潭、竞争份额为负,劣势损失最大的株洲为587 元。

表2 2013—2020 年湖南中部地区农民收入结构—份额表(总额)

为更好地描述各地级市、州农民增收情况,按收入结构分量和竞争分量的不同,将各地级市、州划分为收入快速增长型、收入增长滞后型、结构优势推动型、竞争优势推动型,见表3。

表3 湖南农民收入增长类型

3.2 收入结构—份额明细比较

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的相对差异影响下,湖南各地级市、州农民收入结构也各不相同,各地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呈现出较大的地区差异性。

3.2.1 工资性收入—份额比较

随着各地级市、州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第二、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促使大批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和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各地工资性收入总增长量是农村居民收入来源中增长最多的。具有工资性收入结构优势的有长沙、株洲、湘潭等9 个市,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已成为这些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常德、永州、张家界和湘西在工资性收入结构上呈现劣势,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来源中占比较低。具有工资性收入竞争优势的有长沙、湘西、永州等10 个市、州,反映了这些地区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增速普遍较快。株洲、湘潭和娄底在工资性收入上呈现出竞争劣势,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较慢,在区域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长沙作为湖南的省会城市,近年来各项战略和政策推动着优势资源向省会集中,农民工资性收入在结构分量和竞争分量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总增长量也居于全省首位。

3.2.2 家庭经营性收入—份额比较

近年来,湖南农业生产的总体情况是生产成本高、效益低,农业生产比较分散,农业规模化、组织化程度偏低,很多农民虽在从事农业生产和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第二、第三产业的家庭经营活动,但在短时间之内难以实现规模化经营。常德、永州、郴州及湘西的家庭在经营性收入上具有结构优势,其他地级市为结构劣势,其中娄底的结构劣势最为突出,劣势损失达746 元。邵阳、娄底和怀化具有竞争优势,怀化竞争优势最高为527 元,劣势最突出的长沙损失为2 191 元,这也与各地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长速度密切相关。家庭经营性收入作为农民收入的稳定来源,在保持增长的同时占比逐步下降,与依赖于家庭经营收入的传统经济方式相比,目前收入结构更为优化。帮助农民增收、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的关键就在于不断做大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这块“蛋糕”。

3.2.3 财产性收入—份额比较

各地级市、州农民财产性收入虽有一定幅度的提高,但在收入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小,因此,财产性收入的结构和竞争分量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不太显著。农村宅基地使用效率低、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房屋流转制度等因素都影响了农民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具有结构优势的有长沙、岳阳、常德、衡阳、株洲、湘潭、邵阳和郴州,结构优势贡献最突出的是长沙,为219 元。永州、娄底、张家界、湘西和怀化的财产性收入为结构劣势,但劣势最突出的娄底其损失也仅为32 元,主要是财产性收入在湖南农民收入中比重不足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农民收入结构中并不占据主要地位。长沙、常德、衡阳、邵阳和湘潭的财产性收入呈现竞争劣势,长沙财产性收入劣势损失最大,为496 元,最具优势的株洲为440 元,大多数地级市的竞争优势不足100 元。当前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不足3%,距离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仍然任重而道远。

3.2.4 转移性收入—份额比较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随着政府惠农政策不断跟进,近年来转移性收入在农民总收入占比中显著提高。邵阳、永州、娄底、张家界和怀化在转移性收入上具有结构优势,但其分量介于0~400 元,结构优势并不明显,长沙、株洲、湘潭结构劣势损失在1 000~2 400 元;
转移性收入竞争分量为正的有11 个地级市、州,说明绝大部分地级市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增长速度普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养老、医疗、教育保障标准得以提升,使得这类地级市农民转移性收入快速增长,如2020 年湘西综合补贴、农业大户补贴、税费减免、扶贫产业受益、合作经济土地流转等惠农政策的实施为农民人均增收907 元;
转移性收入竞争劣势为负的区县有长沙和岳阳,长沙竞争劣势较为明显,说明这类地级市农民转移性收入增长速度低于全市平均增长水平。

通过对2013—2020 年湖南各地级市、州农民收入结构比较的基础上,借用产业结构分析的偏离—份额分析法,对湖南各地级市、州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对比,得到如下结论。农民收入结构地区差异显著,工资性收入与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各地级市、州农民收入中比重较低;
偏离份额总体分析显示,各地级市、州区收入结构优势比较如下:岳阳>怀化>永州>娄底>邵阳>张家界>衡阳>常德>湘西>株洲>郴州>长沙>湘潭,竞争优势如下:湘西>邵阳>怀化>张家界>娄底>常德>永州>长沙>岳阳>湘潭>郴州>衡阳>株洲;
偏离份额明细分析显示,常德、邵阳、永州、娄底、张家界及怀化属于收入快速增长型。在结构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双重驱动下,有效带动了农民增收,农民收入增长较快。长沙、株洲、湘潭和郴州属于收入增长滞后型,工资性收入相较其他收入来源的比重过大,其他来源收入增长后劲不足,收入增长受到限制。岳阳、衡阳属于结构优势推动型地区,但优势结构并不明显,不足以抵消岳阳的转移性收入和衡阳经营性收入的竞争劣势损失;
湘西属于竞争优势推动型地区,农民收入增加受政策性影响十分明显,农民持续增收需要进一步优化收入结构。

促进农村居民增收,不仅要从农村内部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还应以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为主要动力,扩大第二、第三产业对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吸纳,从而提高其工资性收入。必须加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同时对城乡居民户口制度改革,健全农民工劳动保障体系,保障农业转移人口“进得来,留得下”。补齐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加大政策、财政和科技支持力度,推进农业设施化、机械化、智能化水平,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持续加强科技支撑,提升农产品加工业市场竞争力。大力发展高效农业和科技农业,大力发展多种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家庭经营性收入。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与收益分配制度,按照不同地区的财政状况,完善兜底保障服务,实施和推广城乡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加快提升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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