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玉兰

王韬是较早提倡维新变法的改良主义者。他一生著述浩繁，各体兼备，而对所作诗歌尤其自加珍视。王韬诗歌有一个文本构成的显著特点，那就是抒情主体的诗歌精神是对立共存的。深入探讨王韬诗歌精神对立共存的特征，可以让我们更进一层窥见以王韬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心理心态的高度矛盾复杂性。故本文从人生旨趣、生命哲思、思想境界、灵魂归宿和诗美格调五个方面，对王韬诗歌的精神体系进行一番全面的考察。

王韬是一个思想驳杂的人物，既有儒家的入世意识，又有道家的出世思想。其诗句“进取就宜思退步”，把儒道共存的思想辩证地转化为方法论，其人生旨趣因而表现出世俗化的实用色彩。

王韬本质上是个入世者，他关心民生疾苦，也怀有一份希望国富民强的真切诗心。其入世精神在诗中体现为对内忧与外患两个方面的抒写，而尤以抒写内忧更为偏重。内忧既涉及天灾，又涉及人祸。王韬写了一批因水灾而“哀民生之多艰”的作品；
聚焦于随太平天国军兴而来的江南大动荡实况的诗，也写得惊心动魄。外患的抒写同样散发着一腔忧愤深广的介入激情，如《沪渎杂感》之五，写在外国殖民势力炮火的威逼下，中国割地赔款、屈膝求和的屈辱，以及烽火连天、生民走投无路的现实，民族忧患溢于言表。王韬不仅对民生疾苦殷切关怀，还对造成苦难的根源提出责问，言辞之激烈堪称大义凛然。

王韬的入世精神特别值得一谈的是他对西学的推崇。他大抵是把提倡西学作为中兴邦国的大事来看待了。王韬是个心灵向世界开放的人，在他看来，西学把一切文化策略都归之于“证大同”，而人类的终极理想必须是也只能是走大同之路。王韬这种对西学及由此派生的门户开放措施大加赞赏，其实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须知西方殖民国家孜孜以求中国的门户开放，毕竟出于原始积累之需，动机是唯利是图，他们倡扬人类大同只是为了名正言顺地进行掠夺而打出的幌子。当然，对一个改良派先驱人物，以历史唯物主义眼光去看待，自有其出现于那个时代的进步意义。

随着入世精神颇具气概地张扬，出世思想也相应而生。出世思想其实也是王韬的一个生命基因。从他初涉诗坛起，就有颇显审美境界的出世意绪的表现。在他的意识中，不求入世的荣华富贵，只求做一个宇宙绝对时空中的南面王，让诗笔在天地万物间“任驱使”。这诗艺追求中的浪漫主义畅想，正是他神往于出世人生的纵情放歌。人生至乐，贵在脱俗于名利场。“何必食粟千万钟”，王韬的出世精神是建立在和名利大异其趣的基础上的。

但在内忧外患频发的日子里，王韬的入世精神是大大地高扬着的。出世不忘忧时的前提，入世须留超然的后路，这就是在入世与出世问题上王韬的态度。作为一个追求性灵的诗人，王韬吟唱的只能是入世与出世对立统一而永难求得解化的命运悲歌。

王韬入世与出世对立共存的人生旨趣具有一种必然的趋向，即推向生命哲思存在与虚无的对立共存。历来封建文人在入世之路不通时就走向出世。以传统的眼光看，凡是入世而干出了一番事业的人，其人生如掷地有声般的存在；
入世受挫而出世的人，其生命如虚无缥缈的幻象。据此而言，存在与虚无的对立共存实系入世的存在与出世的虚无间的对立共存，体现为存在是虚无的现实、虚无是存在的本质这两个方面。

存在是虚无的现实，这一点认识在王韬诗中特别强烈地体现为主体在人生征途上受挫后引发的虚无感。这种虚无感可从三个方面见出。首先，表现为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别具胸襟，对社会上入世者的种种追求颇不以为然，认为“荣华与凋枯，转睫皆云烟”。其次，王韬不少诗歌以人生受挫者往往由退守而转向出世为表征，来展示入世的存在不过是一场现实的大虚无。再次，王韬把存在与虚无的对立关系置于“天地”——大宇宙——中来显示，认为人不过是宇宙间的“寓居客”而已。

虚无是存在的本质，这一点认识在王韬诗中则体现为主体对生命延伸至终极乃是虚无的觉识。他写了多首从总体上把握虚无乃贯穿生命始终的感怀之作。在七律组诗《薄游墨川漫赋四律》之一中，他抒写了自己入世后颇有虚名的存在实况：“欲传世有千秋笔，不系心如万里舟。”这说明其入世价值是响当当的。可接着又一转：“今古虚名原一瞥，闲情我欲问浮鸥。”所谓的价值从一开始到终极，都不过是虚名，且只是“一瞥”而已，谈不上永恒。

若说王韬抒唱存在是虚无的现实，那么他必已悟到存在原是现实的虚无；
说他抒唱虚无是存在的本质，他必已悟到虚无原是本质的存在。如此说来，原本对立共存的存在与虚无，也就进入对立统一了。这种对立统一使王韬陷入不可自拔的惘然和痛苦中，无可适从。既要存在的不虚无，又要虚无的不存在，该当如何呢？王韬找到了一条两全其美的路：及时行乐，也就是过醇酒美人的生活。这种生活如过眼云烟，当然是虚无的事儿，同时也得承认是一种存在——虽然不免是低俗的存在。

所以，存在与虚无的对立共存，使王韬的诗思显示出正常的人生境界，而当进入对立统一的关系后，其诗思则转为畸形的人生境界。虽然在宇宙绝对时空中，这种存在与虚无的对立统一是合于生命本体之实际的，但在地球相对时空中却只能促人消沉，走向颓唐。而王韬与一般封建文人一样，晚年陷入醇酒美人、及时行乐的境地，不足为训。

像任何一位改良派一样，王韬的思想境界是超前与滞后共存的。他一生事业的成就可归功于他认识世界的思想境界的超迈脱俗，而最终壮志未酬慨然谢世，则除了为客观环境所不容、所逼迫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受内心中埋得根深蒂固的习惯思维所掣肘，走了一段新路后固守不前，顺应原状了。所以思想境界的超前与滞后共存，是王韬悲剧人生的总括。

作为晚清洋务派改良运动的先驱，王韬超前的思想境界大致可从三个方面见出：思想特异有新识、心灵开放向泰西、行事策略讲辩证。

王韬的思想特异有新识，在诗歌中反映得相当充分。如《赠李壬叔即送其之吴门》一诗就反映出他对天体学有超越那个时代的认识。在《读江弢叔〈伏敔堂集〉即书其后寄潘茂才》中，他提出写诗处理诗情的语言表达要“如我口之所欲吐”。这些在当年的文化语境中都是特异的，是受开放意识薰染而产生的闪光思想。王韬似乎天生就是个心灵向世界开放的人。在《哭伯姊》中，他批评姐夫“食古不化性迂鲁”。流落香港后，他竟有“嗟我昔年出门作近游，今乃放眼万里来番州”的惊喜。这“番州”指的是有“泰西”风的香港，表征着他的心灵向泰西开放。王韬从不墨守成规呆板行事，而懂得采用灵活机动的处事策略。他强调“读书须识忠孝字，阅世当知经济事”，强调入世智慧。

王韬思想的滞后性，最重要的一点体现为丢不掉传统。在《即今》中他先说“前代武功谁足比，远方长技亦堪师”，但随即又说“古来风会兹初变，造物无权任转移”。意谓中国向来强大，新事物是按我们自己“初变”的传统发展下去的，尽管“远方长技亦堪师”，但不允许（即“无权”）让“造物”主按“远方长技”来作改变（即“转移”）。这就显示了超前和滞后的对立共存。

这种对立共存在王韬诗里最突出的体现是他既标榜自我又慨叹失去了自我。他一再强调写诗必须“言情弥真”，“如我口之所欲吐”，这其实就是日后诗界革命的代表性主张“我手写我口”的最初说法，可见王韬是个自我尊严感极强的人。他在拍摄于英国的小照上写了两首《自题小像》，其一对自己“年华已觉随波逝，面目翻嫌非我真”大为伤感。表面上这是指照片上的自己“非我真”，其实是以此喻示自己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已无可奈何地迷失了自我。王韬思想境界里以自我与非我共存所表征出来的超前与滞后的对立共存，成了其悲剧人生的根本所在。

王韬是典型的江南文人。江南人的文化性格是复调的，既有求安定的一面，又有盼飘泊的一面，形成了栖居与浪迹对立共存的精神特征。而王韬在这方面尤其突出，凸显出他精神归宿鲜明的矛盾性。

其一，看他放歌率性的漂泊。王韬是一个天生神往于探奇历险、天涯漂泊的人。他自称“少小惯为客”，对居家安度日子的庸常人生颇有几分不屑，把追求具有挑战性的不安顿的人生作为一种乐趣。王韬“远游”空间之广远、时间之久长，在那时的中国文人中，可谓首屈一指。虽说有些是出于政治避难，但即便是无奈的远游，心中也还是本能地怀有兴奋之情的。在日本，王韬以放浪形骸的姿态，与友人酒楼买醉、歌台听曲、结社赋诗，把他在浪迹天涯中挣脱一切世俗羁勒的率性自由之乐毫无顾忌地表达出来，让我们听到一个先驱者个性解放的心声。

其二，看他吟咏诗意的栖居。王韬的精神归宿既寄望于浪迹天涯，又寄托于栖居故园。这种对立共存貌似格格不入，实则有其内在逻辑，突出表现为其故园栖居的欲望，是在漂泊途中激发出来的。漂泊中“何时归钓隐丘壑”是他的一个心结。但其实王韬所寻求的栖居之地并不限于故乡，而是一个世外桃源，一个既宁静又安定并且人性相通的大同世界。这也足见王韬的择居就是择邻，心灵契合的邻里所居之地，就是他可以安身立命的栖居之所。这体现了他对诗意之美、梦幻之境的渴求。

其三，看他漂泊与栖居的双向交流。王韬诗中求漂泊与盼栖居两种性情的对立共存，发展下去也就出现了双向交流的现象，具现为漂泊中的安定感和安定中的漂泊感。

所谓漂泊中的安定感，指主体在漂泊生涯中怀有“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的心态。这种心态贯穿了王韬一生。哪怕在隐遁香港时，在被通缉而有性命之虞的生存夹缝中，他也能苦中作乐。但在王韬的灵魂深处、潜意识中，其实是一直怀有漂泊感的。这在他青年时一些貌似无病呻吟之作中已露端倪。漂泊中的安定感和安定中的漂泊感在王韬诗中的对立共存，也就有了浪迹与栖居的生态感受全面的双向交流，并进而达到对立统一的境界，那就是随遇而安。

王韬诗歌中浪迹与栖居共存的精神归属特征，使他在处世行事上凸显出矛盾性。但在这矛盾关系中，浪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的一生始终在作走向世界的不懈探求。

王韬诗歌的精神世界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对立共存体系。上文从其入世与出世的对立共存出发，推延到存在与虚无的对立共存，继而推向超前与滞后的对立共存，再推向体现为探求意味的漂泊和体现为超然意味的栖居的对立共存。这层层递进的逻辑论析到此也就该作归结性的推延了，那就是关于王韬诗美格调的高雅与低俗对立共存的问题。王韬诗歌中颇有不少在艺术境界上称得上高雅的作品，但也有数量不少的诗，特别是晚年所写的诗，显示了美学趣味的低俗，这也就使其诗美格调有一个对立共存的特征。对此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首先，得看到王韬较多的诗歌格调是高雅的，尤其是以下三类诗：一是言志述怀诗，境界高远；
二是抒写尘世情谊的诗，深情款款；
三是写与蘅阁内史、红蕤阁女史情恋长恨的诗，显得异常夺目。

其次，还得看到王韬也写了许多审美情趣低俗的诗。王韬入世意识很强，并且颇为自负，但时运不济，接连受了两次重大的打击，一生落拓。这使他精神受挫，多少有点心理变态：自知仕途无望而走向落魄潦倒，以一个多余人的身份从事诗歌创作，给后人留下了一大批以世俗实利为转移的、审美情趣低俗的诗。这大致说来也有三类：一是灯红酒绿间的应酬之作；
二是咏唱享乐人生之作；
三是格调最为低俗的狎妓诗。

再次，要看到王韬格调高雅与低俗双向交流的诗。王韬毕竟是个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文人，他有儒家精神在现实中受挫的大痛苦，而文人失意习惯于以青楼冶游为发泄手段，这一传统被王韬承继并体现在诗中。还得看到他又或多或少受到西方人文思潮中以享乐人生为内核的、属于个性解放中一股末流意识的影响，这影响强化了或者说夸张地渲染了青楼生涯的放浪形骸性。凭这种种写成的诗，其格调是低俗的。王韬有些青楼酒馆狂吟的诗却于珠圆玉润的词句里织满了世俗的欲望，雅的外衣裹着不堪入目的低俗趣味。还有一类雅俗双向交流的诗，让低俗之趣也在一定程度上高雅化了。可惜这样的诗委实不多。

总之，诗美格调高雅与低俗共存，在王韬诗中是个事实；
高雅与低俗双向交流而达到对立统一，在王韬诗中并不多，也是个事实。其结果就是高雅与低俗在王韬的诗歌创作中显现出混杂迹象。于是从总体上看，他的诗也就少有超拔的格调，而总是在精神与欲望的相持中打转了。

综上所述，王韬诗歌构建了一个矛盾共存的精神体系，这个体系的五个构成层面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这种矛盾共存、对立统一的诗歌精神正是以王韬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所共有的性格特征在抒情艺术上的反映。改良主义者无论在思想观念上还是人生行事上大多充满着疑虑重重的矛盾心态。唯其是矛盾的，才使他们的人生理想和为此投入的奋斗都有不彻底性。这种不彻底性决定了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模棱两可的，从而在直面人生时举棋不定。但是同时必须看到，王韬作为一个典型的改良派诗人，他的诗歌精神虽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体系，不过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入世而肯定现实存在、超前而探求生存新路，因而他的诗艺追求总的来说还是高雅的，符合历史发展的主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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