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玉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1980年代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中西比较诗学、话语研究、跨语际研究、翻译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比如，杨慧林讨论了西方哲学、神学中“对极性”与“相互性”置于中国思想空间的问题[1]；
曹顺庆提出要建构比较文学的“中国话语”[2]；
王宁论述了国际比较文学新格局中的中国学者的贡献，指出当下“正是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在新文科视域下进入国际学术前沿并发挥领军作用的一个极好机遇”[3]；
杨慧林通过对马拉美《骰子一掷》中的一个诗句的解读，对萨特、布朗肖、德勒兹、巴丢进行比较[4]；
杨乃乔通过对“文姬归汉”的个人历史与华夏民族的“离散精神原型”研究，论述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视域、立场与可比性[5]；
王宁指出，“无论何种阐释，都应该在阐释过程中，努力实现与文本及作者的协商和交流”[6]；
张明从作为“伴随文本”的作者与作品角度切入，重审了“作者已死”的命题[7]；
纪建勋论述了走向世界文学的国际比较文学中国学派问题[8]；
彭青龙提出“比较文学学科为彰显世界文化多样性和互鉴成效提供了重要窗口，让我们能感受到文化和文明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9]；
黄怡婷通过对当代印度英语文学的本土性考察，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民族文学文论的古今通变问题”[10]；
等等。在比较文学领域，上述都是较有代表性及最新发表的研究成果。

中国比较文学已成为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乐观者甚至自命为“中国学派”，认为可以比肩“法国学派”“美国学派”“苏俄学派”等。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不论是在理论方法上还是研究对象上都有很大的突破，比如曹顺庆论述了世界多元文明史实与西方中心文明观的破除[11]；
杨慧林以阿甘本的解经为例论述了作为方法的比较文学及其可能[12]；
杨乃乔从比较文学的诉求角度论述了全球文学史观与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13]；
张宏辉等基于文化现代性与跨文化论述了比较文学视域下的“异质性”与“现代性”[14]；
等等。这些成果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丰富了比较文学的内涵，从而推动了世界比较文学的发展与进步。

但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可以从多方面进行反思和总结，其中之一就是内容体系还不完备，存在着结构上的缺陷。语言作为比较文学的意识、方法以及研究对象的缺席就是一种结构上的欠缺，它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比较文学的学科深度与学科地位。中外比较文学的核心是语言比较，语言问题既是比较文学的理论基础，也是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同时还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在1931年梵第根出版《比较文学论》确定学科之后一直在变化，主要是丰富和发展。但我认为，比较研究的所有问题应该有层次区分，有些是根本问题，也即比较文学的核心问题，有的是延伸问题，有的是枝节问题，有些是边缘问题，它们对于比较文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并且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的价值和意义是不一样的。比如比较文学溯源、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等，这是延伸问题。再如作品的文学主题比较、人物形象比较、创作方法比较、创作技巧比较等，则属于枝节问题，是细枝末节的问题。又如比较文学与音乐、绘画等其他艺术之间的关系，比较文学与心理学、哲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等，则是边缘问题，比较文学研究的确需要很宽的知识面，特别是需要文化学、哲学、心理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与知识，但这些理论与知识本身并不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延伸问题、枝节问题、边缘问题，比较文学也应该研究，但其价值和意义以及地位和核心问题显然是不一样的。

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问题，比如“比较”的概念、“文学”概念、“比较文学”的概念，世界文学、总体文学、国别文学等，这才是比较文学的核心问题；
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如“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以及译介、传播、阐释与接受等，这些都明显是比较文学的核心问题。文类比较，比如比较诗学、小说比较、诗歌比较、戏剧文学比较、散文比较等，也是比较文学的核心问题。具体的比较，虽然成果的影响不及理论问题、方法问题来得较大，但比较文学的基础包括语种文学之间的比较，比如汉语文学、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日语文学、俄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等之间的比较，则是比较文学的核心问题，但未必是中国比较文学的核心问题；
国别之间的文学比较，比如中国、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印度、埃及、巴西、西班牙、智利、墨西哥等国家文学之间的比较是比较文学的核心问题，但同样也未必是中国比较文学的核心问题。对于中国比较文学来说，中国文学和其他国家或地区文学的比较如中西文学比较、中日文学比较、中俄文学比较等，汉语文学和其他语言文学的比较如汉语文学与英语文学、汉语文学与法语文学、汉语文学与阿拉伯语文学比较等，都是核心问题。

语言比较或者说从语言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的核心问题，并且是核心中的核心。语言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这也是当今比较文学中最欠缺的研究，我认为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将会极大地推进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将会导致比较文学的结构性完善，比较文学将会进一步学科化、专业化，从理论基础到研究方法到研究对象和范围都更加自成一家，具有文学研究的独特性，不可或缺，并且其他文学研究不可取代。语言对于比较文学研究之所以如此重要，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艺术性不是“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而是就在语言之中，罗兰·巴特认为：“语言是文学的生命，是文学生存的世界；
文学的全部内容都包括在书写活动之中，再也不是在什么‘思考’、‘描写’、‘叙述’、‘感觉’之类的活动之中了。”[15]98文学研究中所谓主题、思想、形象、情感、审美等，全都是一种语言的呈现，也就是说，语言是深层的结构和生成机制，主题、思想等不过是表象，它们都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我们可以说比较文学是“跨文化”研究，但“无论从哪方面看，文化都是一种语言”[15]94。我们也可以说比较文学是“跨国家”研究，但国别文学最大的差别是语言的差别，文学中的很多问题都可以从语言这里寻找根源，可以通过语言分析得到深刻的说明，撇开语言来分析所谓形象、情感、审美等，都是流于表面的。

反思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我认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伪问题”、边缘问题、枝节问题比较多。有一些很热闹的话题，但实际上并不是比较文学的核心问题，比如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问题，最早是由中国台湾学者提出来的，因为这个话题被大陆学者高度认同而影响很大，以致其“命名权”现在争得很厉害，陈鹏翔坚称“没有理由不提倡中国学派”，坚持认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名称是他和古添洪提出来的[16]，而李达三则坚称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个概念是他首先创用[17]。但从陈鹏翔和李达三的文章来看，我认为这种“中国学派”的解释是没有太大意义和价值的。陈鹏翔称他和古添洪所要创立的“中国学派”是“折衷派、阐发派或中庸派”[18]147，这里，“折衷”和“中庸”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创新的，只有“阐发”具有创新性，但陈、古二人所说的“阐发”，不过是“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他们因此把这叫作“比较文学中的中国派”[18]147-148。这样的“阐发”虽有创新，但其实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因为这样的阐释其实是“以西释中”，和“西方中心主义”不谋而合，这样的“比较”包含着中西文学不平等的前提，并且是强调“同”的比较而非“异”的比较，这不是“比较”的题中应有之义，比较文学对所“比较”的两种文学的研究应该有更高层次的融合和认知。李达三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除了同样的“中庸”和“折衷”以外，主要是一种比较文学的民族主义情绪表达，李达三自己明确说：“与其说是一份由经验凝成，经历史验证的完整宣言，毋宁说是一种揭橥目标与方针，属于意识形态的临时声明。”[19]139又说：“‘中国’学派首先从‘民族性’的自我认同出发；
逐渐进入更为广阔的文化自觉；
然后与受人忽视或方兴未艾的文学联合，形成文学的‘第三世界’。”[19]140这些问题显然不是比较文学的内部问题而是外部问题，不是比较文学的理论而是比较文学的态度、计划与宣言，是比较文学的民族主义情绪表达，可以称之为比较文学“政治学”。李达三所要达到的目标诸如“民族性”“非西方国家”“地区性”等，明显都不是比较文学问题本身，我们可以把它们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但它们显然不是核心问题。

比较文学可以有同时也应该有国别差异，中国比较文学希望对比较文学做出世界性的贡献并建立“中国学派”，这是完全合理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理想和目标。但“综合”和“折衷”都不是“中国学派”的“正道”，真正的“学派”必须要有独特的理论与方法作为支撑，没有“影响研究”就没有法国学派，没有“平行研究”就没有美国学派，没有“比较诗学”就没有苏俄学派。独特的理论和方法是比较文学“学派”最硬核的支撑，也是最不容易突破的。相比于理论和方法的创新，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独特性则是相对容易做到的，但中国比较文学在这一方面也缺乏探讨，更缺乏充分的实绩。比较文学有没有各个国家“学派”，不在于是否有口号和“宣言”，不在于是否有愿望和理想，也不在于“人多势众”，而在于是否有真正的学术上的贡献，真正解决了比较文学的核心问题，真正从理论到方法再到研究范围上有新的突破，特别是如果这种突破对其他国家的比较文学研究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甚至成为全球比较文学的公器，那国家“学派”就自然形成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目前主要还停留在口号、情感、民族情绪、愿望和目标上。

相比较而言，从语言上反思，我认为中国比较文学中的“译介学”“变异学”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比较诗学中的话语问题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的核心问题，它们从深层次上都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译介学”涉及到的翻译问题、传播和接受问题等，“有经验的译者会感知到文本类型学和历时译介学的指导意义”[20]，其中的语言就不仅是表象，而更是深层结构，如果不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译介问题，其研究显然是浅层次的，也是不得要领的。“变异学”本质上是研究语言的变化导致的文学和文论变异，同样，语言的变异既是表象也是深层次原因，所有的“变异”都可以从语言这里得到深刻的阐释。“话语论”本质上就是泛语言问题，中西方文论之间的异同，各种观念都是表象，真正决定这些观点异同的是其背后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言说方式。术语、概念和范畴体系的不同，决定了中西方两种文论在思想体系上的不同以及类型上的差异性，虽然两种文论思想体系中很多具体的观点具有相似性。所以，我认为曹顺庆所提出的“中国文论失语症”[21]问题是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比较诗学问题，是真正的比较文学核心问题，是核心中的核心。但从“译介学”“变异学”和“话语论”的语言角度研究问题的比较文学成果在当今比较少，且很多研究虽然发现了问题，但缺乏语言的自觉意识，也并没有充分运用语言学、语言哲学以及分析哲学的最新成果，也就是说很多成果其实缺乏语言理论的学理支撑，因而其厚重感明显欠缺。

纵观中外比较文学可以看到，比较文学研究不涉及语言问题是不可能的，语言问题对于比较文学来说无处不在，只是我们对于语言缺乏总结和反思，缺乏意识，缺乏理论上的自觉。语言视角和语言研究之所以在比较文学中缺失，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历史原因，二是观念问题。

比较文学学科最初在法国确立的时候，就缺乏语言意识。我们看到，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以及基亚的《比较文学》两本学科奠基性的比较文学著作都没有设置语言问题，《比较文学论》中涉及到语言的有这样一段话：“那些必备之具的第一件便是通许多种语言。并不是说比较文学家非是博言学家不可；
并不是说他应该像语言学家一样地科学地认识各种方言。但是他应该能够流利地读和他的研究有关系的许多国家的文学作品的原文。即使他是专心从事研究法意或英德的文学关系的，他也绝对不能完全地不懂西欧其他各国的语言；
某一反响，某一媒介，某一直接来源等，会引他去考察那些不是用‘放送者’国和‘接受者’国的语言写，而是用其他语言写的文字。他能读的文字愈多，他便愈容易解决那些表面上最狭窄的命题。”[22]43梵第根这里所说的语言，既不是语言视角，也不是语言问题，而是语言工具，所谓“工具”即可以用完之后丢弃的东西，也就是说，在梵第根这里，语言不具有本体性，语言是“手段”，但本文所说的语言作为核心问题则是在语言作为思想本体的意义上而言的，也就是说研究语言即研究比较文学本身，而不是“通过”语言作为工具来研究比较文学问题。梵第根创立学科时的这种问题“设置”对后世的比较文学研究影响非常大，后来的比较文学基本上都是沿袭这种模式，虽然在问题上有所扩展和延伸，但没有根本性的突破，也增加了一些问题，但基本上是附属性问题，缺乏结构上的改革。

与此相关的原因是，“比较文学”在学科起源过程中，语言问题并不是突出的问题，比较文学最初主要是欧洲各国和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虽然涉及到语言的差异性问题，并且这种差异性也是影响文学差异性的很重要的原因，但这种差异性不大，后来伴随着视野扩大而呈现的汉语、日语、阿拉伯语、俄语、英语等世界各国之间语言的差异性和英语、法语、德语等欧洲各国语言之间的差异性不可同日而语。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时，虽然理论上包括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但实际上他对欧洲文学以外的文学知之甚少，他所说的“世界文学”在构成上基本是欧洲文学，他的“世界文学”的“模型”是欧洲文学，而语言问题在欧洲文学内部并不是突出的问题。

比较文学研究也是文学研究，理应关注并深入研究文学的语言问题，理应关注现代语言学理论、语言哲学理论，研究它们对于比较文学的借鉴意义和价值，但奇怪的是，比较文学总体上对于语言学理论和语言哲学理论都缺乏关注。翻检当今比较文学大家的学术论著，我发现很少有从语言的角度来谈论比较文学问题的，也很少有人研究比较文学的语言问题。陈惇是其中少有的一位，他认为“比较文学是一种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23]，他在其编写的《比较文学概论》中花了部分篇幅讲语言问题，后来把它独立写成文章，分别题为《文学与语言学》和《语言学“革命”与文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24]收录在他的论文集里，前者强调语言学对文学研究的意义，后者介绍现代语言观念与现代学术研究“语言论转向”之间的关系，但笔者并未见到作者把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观念运用于比较文学研究的成果。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很多学者都认同比较文学的“跨语言”性，但笔者却很少见到有人对这种“跨语言”进行具体的研究。

比较文学之所以没有真正的“跨语言”研究，更没有成功的研究案例，根本原因是在传统的语言工具观下，“跨语言”研究很难有什么新突破和新内容，因为语言工具观也即意味着放弃语言研究，或者只是表面的语言形式研究。所谓“语言工具观”，即把语言当作一种工具，在语言“工具观”中，语言不具有实质性，语言之外的思想才是根本，也即认为有一种可以脱离语言的思想，语言不过是把这种思想表达出来。语言工具观把思想分为内容与形式两方面，语言只是思想的形式。按照这种工具观，思想可以独立于语言之外而存在，思想是固定不变的，而语言则可以是各种形态的，不同的文学可以改变其语言形态而不改变其文学性，不同的文论可以改变其语言形态而不改变其思想性，文学翻译和文论翻译都可以“等值”“等效”。但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完全颠覆了这种观点，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词的意义不取决于它本身而取决于语言系统内部它与其他词之间的关系，没有语言，思想将是一团模糊。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人诗意地栖居在语言之中。其他如洪堡特、伽达默尔、维特根斯坦、萨皮尔、沃尔夫等都提出各种新说。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与传统语言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它认为，语言具有思想本体性，思想就在语言之中，世界上没有脱离语言的思想。

我们不能否定语言的工具性，但更不能忽视语言的思想性。工具性和思想性是语言的两个层面，前者是物质层面的，具有形而下性质；
后者是思想层面的，具有形而上性质。对于物质层面以及日常生活层面的表达，语言可以比较自由地转换而不改变其性质，但对于思想层面和艺术层面的表达，转换语言表达就不仅是“翻译”，而且是增加和输入新的思想与艺术。所以，对于这种新的思想和艺术的研究，从语言和表达角度进行研究才是最根本的研究。比较文学为什么要研究“译介”，或者说“译介学”为什么在比较文学中那么重要，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各国文学的传播、转化、接受和影响等，这其实是“比较”的重要含义，如果不从语言的角度研究“译介”或者研究“译介学”的语言问题，“译介学”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20世纪后期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学术“语言论转向”，根本原因就在于语言观念的深刻变化。正是语言观的过于传统，限制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语言论转向”，这和世界学术潮流是不一致的。所以，我认为，中国比较文学应该关注现代语言学、语言哲学，并充分借鉴那些被广泛认同的学术成果，在思维方式和学术模式上与时俱进，从而推动中国比较文学向前发展，更加完善和进步，中国比较文学也需要“语言论转向”。

从语言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比较文学研究的问题，其问题“等级”以及研究“模式”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比较文学的问题其实可以一分为二：一是外部问题和相关问题，比如比较文学的“溯源”、比较文学史、比较文学“学派”、比较文学“主题学”、中外文学人物形象比较、比较文学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关系、比较文学与其他文学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问题、比较文学跨学科性等，这些都是比较文学的问题，但不是核心问题，它们对比较文学的研究与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但不具有“本体”性。二是核心问题，包括“比较文学”定义、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译介学、文体学、变异学、比较诗学，以及具体的比较研究如中西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研究、中俄文学研究、中阿文学比较研究、中印文学比较研究、中非文学比较研究、中国和拉丁美洲文学比较研究等。在这里，语言不再是比较文学的方法和工具，而是“比较”的本义，属于比较文学的本体问题，虽然其理论基础很多都是来自语言学、语言哲学，但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理论主要是方法论意义，而比较文学的语言研究则是具体的研究，是和外国文学、中国文学以及文学理论中的语言研究都不同的研究。比较文学的“语言”研究主要有二：一是研究比较文学中的语言问题，二是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比较文学的问题，包括主题、形象、文论话语、变异、影响、接受等。比较文学中有一些问题一直是核心问题，比如平行研究、影响研究、译介学、变异学、话语理论等，但语言研究或语言视角的研究则会使这些问题在本质、技术方法、技术路线以及具体观点上发生很大的变化，会使很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变得明晰起来。下面笔者主要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研究对象三者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影响研究”可以说是比较文学的“基石”，是由梵第根所确定的，并且得以建立公认的“法国学派”，成了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标志，以致于今天说起“法国学派”，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影响研究”。关于“影响研究”，梵第根的这句话经常被人引用：“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22]4-5这也被概括为比较文学的“实证主义”特点。“法国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基亚对于“影响”说得更具体：“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的或民族的边缘，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在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25]“比较”即“关系”，没有“关系”的“比较”不属于比较文学。

影响研究从一开始就受到各国比较文学研究界高度重视，比较文学中对“法国学派”有批评，但从来没有人否定“影响研究”，有的只是从技术层面上对“影响”研究提出疑问。“美国学派”建立在对“法国学派”批评的基础上，但这种“批评”主要是纠偏，纠正“法国学派”片面强调“影响”而忽视和否定“平行”比较的倾向，但并不否定“影响研究”本身。梵第根在论述“影响”之前有一个对“平行”比较的否定：“那‘比较’是只在于把那些从各国不同的文学中取得的类似的书籍、典型人物、场面文章等并列起来，从而证明它们的不同之处和相似之处，而除了得到一种好奇心的兴味、美学上的满足以及有时得到一种爱好上的批判以至于高下等级的分别之外，是没有其他目标的。这样地实行的‘比较’，在养成鉴赏力和思索力是很有兴味而又很有用的，但却一点也没有历史的涵意，它并没有由于它本身的力量使人向文学史推进一步。”[22]4“美国学派”实际上是对梵第根否定的“平行”比较予以肯定并将其发扬光大，建构成一种系统理论。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各国文学之间的“影响”虽然客观存在，总体上是事实，但什么是“影响”，如何确定“影响”的程度以及“如何”影响、影响的方式和途径等，这些都不容易坐实。当今中国比较文学的各种“影响研究”中，很多都是似是而非，模糊不清。我们看到，中西文学关系研究中，很多研究实际上是“采纳”和“堆积”事实，把互不相关的事实罗列在一起从而变得“关联”，影响研究变成了现象归类，事件的时间关系被解说成因果关系。梵第根所说的“影响研究”主要包括对“放送者”“传递者”和“接受者”三者的溯源，相比较而言，“放送者”“传递者”比较容易进行实证研究，但“接受”却很不容易定性，比如买过某外国作家的文学作品是不是“接受”？阅读过这部文学作品是不是“接受”？读过某作家的文学作品但却很讨厌这些文学作品是不是“接受”？喜欢某个作家或作家的某部文学作品，但并没有学习和借鉴，这是不是“接受”？没有读过某作家的文学作品但却通过间接的方式学习和借鉴了它，这是不是“接受”？说自己受了某作家和作品的影响，但在创作中却不明显，这算不算是“接受”？相反，否认受了某作家和作品的影响，但创作上却惊人相似，这算不算“接受”？这些问题都非常复杂，研究起来难以证实。

更重要的是文学在“接受”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变异”，这种“变异”从“传递”时就开始了，“接受”更是复杂的变化过程，“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接受”到什么程度等，要受到本土经验、历史文化语境、文学传统、民族心理以及语言体系的影响，“接受”事实上是两种文学排斥、选择、会通、相融从而产生一种新的文学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客观存在的，但同样不容易进行实证研究。

当今中国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不仅琐碎，而且想象的东西太多。当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多途径，需要更多的新的方法和材料，但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将会是非常重要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可以真正做到“实证”，因为“影响”的过程从“发送”到“传递”到“接受”都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是语言形态的，很多实质问题也都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可以通过语言分析来呈现这个过程，从而真正把“影响研究”坐实。比如鲁迅明显受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的影响，鲁迅一生购买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原著以及翻译作品，也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但外国文学对鲁迅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如何实现的，简单的购买、阅读、翻译等都不能充分证实。但把鲁迅的翻译、鲁迅所阅读的文学作品和他的创作进行语言角度的比较，包括分析日语的中介、俄语的中介、林纾式的中介等因素，虽然仍然需要借助进一步的技术手段，但肯定比空泛地罗列事实更实在一些。所以，语言研究是真正的实证研究。当今中国比较文学的很多“影响研究”其实比较空虚，也很泛化，难以坐实，虽然强调并声称“实证研究”，但更多的是阐释研究。从语言的角度或者研究“影响”的语言，则可以大大深化“影响研究”的实证主义特征，并在技术路线上推进“实证”研究。

与“影响研究”相比，“平行比较”一直存在争议，最大的争议是它过于宽泛、虚空、随意，比如不同时代的作家、不同文体的文本都可以拿来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最后变成了一种没有边际的，也是漫无目标的比较，为了“比较”而比较，“比较”成了目的本身。1980年代，中国这种“平行比较”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非常多，浩如烟海，但却几乎没有较大的意义和价值，因此，1990年代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界基本上是排斥这种研究的，各期刊杂志都比较普遍地拒发这种文章。但我认为，“平行研究”有它的合理之处，各国文学之间的“关联”只是比较文学之“比较”内涵之一，如果把比较文学仅局限于外来影响，那比较文学就过于狭隘了。“比较”本身不是比较文学的目的，通过比较达到对文学更宏观、更综合、更高层次的认识，这才是比较文学的目的。“比较”不仅是方法，而且是“本体”，是其他国别文学研究以及理论与批评研究都不能替代的，中外文学和文论跨时代、跨地域、跨文化的比较，能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中外文学以及理论与批评的特点，这难道不正是比较文学所追求的目标吗？

重“影响研究”轻“平行”比较，这是不公平的。鲁迅因为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比较大，可以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而赵树理因为受外国文学影响小，因为其创作更民族化就不能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这显然是偏狭的，正如韦勒克所批评的：“这种狭义上的比较文学家，就只能研究渊源与影响、原因与结果，而无法从总体上研究单独一部艺术作品。因为没有一部作品可以完全归于外国的影响，或者被视为一个仅仅对外国产生影响的辐射中心。”[26]影响研究是需要的，但比较文学仅仅只有影响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即使对于鲁迅，“影响研究”也远不能充分解释他的创作，以比较文学进行鲁迅研究更应该作“平行比较”。

中国文学自近代以来才开始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五四”时达到高峰并导致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之后，外国文学一直影响中国文学的发展与进程。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影响”研究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中国古代文学没有受外国文学的影响，难道就没有资格和外国文学进行比较吗？为什么中国古代文学就不能和西方古代文学进行比较呢？就不能和印度、日本以及阿拉伯的古代文学比较呢？这种比较真的没有意义吗？恰恰相反，我认为把不相联系的文学进行比较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看到中外文学各自的特点以及优势与不足，更能够从差异中得到经验和借鉴。“比较”作为一种方法其实就是“突显”某种特征，这也是比较文学之“比较”应有的内涵。事实上，没有外国文学作为参照，站在中国古代文学内部，我们很难看出中国古代文学有什么突出的特点，只有把中国古代文学和其他国家的文学进行比较，才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其共同性与差异性，才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其价值。“平行比较”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这就够了，为什么要排斥呢？弗朗西斯·约斯特说：“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研究(按：指‘平行研究’)比起影响研究来成果更丰硕，实际价值更大，因为后者至多只能揭示具体的作品之间的一些特殊联系，而前者就大体而论则更经常地促使得出从美学或哲学观点出发看问题的结论。”[27]42也就是说，“平行研究”更容易出大成果，更容易解决文学研究的重大问题。

但“平行研究”不能太泛太滥，不能纠缠于皮毛。“平行研究”理论上没有任何问题，很多问题都是运用不当造成的，包括缺乏问题意识，缺乏明确的目标，方法也不得当，操作具有随意性等，比如随便拿两个作家进行比较，随便拿两种文学现象进行比较，随便拿两个作品进行比较，随便拿两个人物形象进行比较，然后就得出极抽象的结论，“比较”变得泛滥无边，陷入极繁琐、细小、无穷尽和无聊的境地。有时让人感觉这种比较犹如拿一片树叶与另一片树叶比较，拿一种花朵和另一种花朵比较，拿一种浪花和另一种浪花比较，拿一粒沙子和另一粒沙子比较，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但显然意义不大。“拉郞配”式的“比较”，再加上繁琐细微，没有大的学术成果，许多学术成果不具有辐射性，这其实也是“平行研究”在中国被广泛诟病的原因之一。

“平行研究”的学术前景在于语言研究，语言比较或者从语言的角度进行比较才是“平行研究”的“比较”根本，通过分析语言表述的差异性来研究不同语言文学的艺术性，这具有广阔的学术前景。中国古人讲“心同理同”，人类的确有很多相同现象，在心理、思维上具有相同性，人类在生命、人性、情感、社会结构、理性思维包括审美上的确有很多共同性，但人类的思想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语言体系是这种差异的表象也是深层原因。各国文学之间的差异不是文学中所描写的社会现象的不同，也不是人情世故之不同，而是语言表达的不同，真正的文学性的东西全在语言表达之中。文学可以翻译，但语言的艺术性没法翻译，翻译之后只留下一些共同性的东西比如故事和社会现象，翻译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新的语言艺术，翻译文学被认定为与原作“对等”的作品其实只是一种“约定俗成”。就文论来说，“心同理同”肯定只是一方面，也有“心”同而“理”不同的，而如果把“心同理同”绝对化，那中外文论思想就没有差异性了。事实上，中外之“理”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就表现在语言之中，中西方文论的差异主要是语言体系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是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体系的不同，正是这种话语体系的不同决定了中西方文论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所以对中西方文论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进行“平行比较”这是中西比较诗学最重要的研究，可以真正解决文艺理论的重大问题。文论的根本问题是语言或话语问题，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比较文学不进行语言比较怎么可以是比较文学呢？曹顺庆认为“平行研究从本质上讲应该是一种阐释研究”[28]，但我认为，所谓“阐释”，不是“把中国文学的精神、特质，透过西方文学的理念和范畴来加以表扬出来”[29]，而主要是语言阐释，没有语言阐释就没有文学的阐释，其他阐释都非核心阐释。

但“平行研究”的难度在于它的门槛要求非常高，包括哲学、史学、文化等理论的素养要求，对语言的要求尤其高，它不仅要求真正懂得所比较文学和诗学的语言，而且要求对语言学理论、语言哲学理论等非常熟悉，能够进行拓展性研究。这其实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缺乏突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比较文学需要一代的学人成熟起来并推进它向纵深发展。

中国比较文学语言比较或语言视角的比较研究最大的突破空间则在具体的中外文学比较研究方面，主要是和历史悠久且发达的国家文学的比较，包括中印文学比较、中日文学比较、中英文学比较、中德文学比较、中法文学比较、中俄文学比较、中意文学比较、中美文学比较、中韩文学比较、中埃文学比较等，还有中国文学和西班牙文学比较、中国文学和巴西文学比较、中国文学和墨西哥文学比较、中国文学和哥伦比亚文学比较、中国文学和智利文学比较等，这些都是国别文学的比较。除了国别文学比较以外，中国文学还可以和其他地区文学进行比较，比如中国文学和阿拉伯文学比较、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比较、中国文学和东欧文学比较、中国文学和北欧文学比较、中国文学和非洲文学比较、中国文学和拉丁美洲文学比较等。这些比较表面上是国家文学或者地区文学之间的比较，但深层次其实是国家或地区文学的语言比较。

比较文学最重要的还是直接按照语言划分文学并进行比较，比如汉语文学与英语文学比较、汉语文学与俄语文学比较、汉语文学与西班牙语文学比较、汉语文学与阿拉伯语文学比较、汉语文学与法语文学比较、汉语文学与德语文学比较、汉语文学与葡萄牙语文学比较等，这才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本体问题，也是核心问题。中国比较文学既要有抽象的理论探索，但更重要的是具体的比较研究。“比较文学既成为学术上的一门学科，又是一种批评的体系。”[27]9作为批评体系主要就体现对具体的文学的比较研究方面，中国比较文学轻具体的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特别是不通过“比较”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具体问题，而重理论探讨，甚至制造一些学术话题，这种比较文学的意义是有限的。

比较文学最初是在欧洲各国以及各语言之间比较，所以语言问题不是突出的问题，美国学者乌尔利希·维斯坦因说：“从历史上来说，我们的学科侧重于把自己的研究限制在欧洲，而且主要是在西方文学范围内。”[30]但随着比较文学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扩展，比较文学的范围从欧洲扩充到亚洲、美洲、非洲，比较文学才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比较文学，才构成了结构上完整的比较文学，特别中西比较文学产生以后，比较文学的“世界性”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语言问题才突显出来，这时我们看到，各国文学之间的差异从内容上来说比如思想差异、文化差异、形象差异、主题差异等都是表层的差异，语言才是深层的差异，所有表层的差异都可以从语言上得到深刻的阐释。

中国比较文学也可以研究诸如英美文学比较、德法文学比较、英法文学比较之类的，也可以研究诸如西方文学与阿拉伯文学比较、西方文学与拉美文学比较、日韩文学比较之类的，还可以研究英语文学与法语文学比较、日语文学与西班牙语比较、俄语文学与斯拉夫语文学比较等，但这种比较并不是中国学者所擅长的，从文学和语言及其文化的角度，中国学者能够真正理解一种外语及文学就已经很好了，理解两种外语并且能够达到进行“比较”的程度，可以说是极为少见。所以，中国比较文学撇开本土文学而对两种第三方文学进行比较缺乏学术根基，也难有作为，是真正的费力不讨好。而且，这种比较有什么意义呢？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被比较的两种文学吗？还是通过比较这两种在语言文化上都与中国文学无关的文学来认识中国文学呢？似乎都不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应该是以本土文学、本土语言为中心的比较研究，其目的当然也是认识外国文学，但更重要的是认识中国文学，并在“比较”中达到更高层次的对文学和文论的认识。

我认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是应该也是可以建立起来的，但不是“折衷”“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也不是建立“民族性”的或“政治学”的诸如反“西方中心主义”理论，试图建立一套完全异质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方法，这是不可能的。“中国学派”最有可能的是研究对象中外比较、汉语言以及视角的中国“独有”，以汉语为本位从语言的角度对中外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和批评进行细致深入的比较，在深入扎实的比较的基础上得出对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扎实的可靠的结论，并在这种基础上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建设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其研究是其他“学派”不可取代的，这才应该是“中国学派”所追求的。“中国学派”不是急功近利地追求结果，而是建立在充分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最后建立起一种实学的模式，并具有辐射性，进而抽象形成比较文学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理论，这才是“中国学派”最大的可能性。在比较文学分工的意义上，会形成很多以文学研究本位观和语言观为标志的各种学派，比如以德国文学为本位观，以德语为中心的德国文学和其他国家用语言文学之间的比较，这是别的比较文学不可替代的，如果成果足够多，足够扎实并且具有一定的理论辐射力，那它自然形成了“德国学派”。以此相类，还可能形成“日本学派”“韩国学派”“阿拉伯学派”等。

总之，我认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应该重回理论宏观与具体中外文学语言微观相结合的思路上来，严肃区分核心问题与一般问题以及相关问题。中国比较文学应该提高学者的理论素质，特别是语言能力以及语言理论素质，关注语言的维度，改进思维方法，从而实现“语言论转向”，这不是学术的“时髦”，而是学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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