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海娟， 郝一凡， 刘馨泽

天津商业大学 法学院心理学系， 天津 300134

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是指在不确定情境下， 判断与决策的结果即目标值向初始值即“锚”的方向接近而产生估计偏差的现象[1]． 司法决策是指法官根据有限的信息作出的一种决策行为， 可能会受到个体认知偏差的影响， 锚定效应就是影响司法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我国依法治国、 营造公平公正的民主法治环境的背景下，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的新要求． 因此， 探讨司法决策中锚定效应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锚定效应在许多领域所起的判断与决策作用得到相关研究的验证[2]． Campbell等[3]研究了共识预测中的锚定偏差及其对市场价格的影响， 表明专业的经济预测在某种程度上符合锚定效应；

Cen等[4]探讨了锚定效应在股市中的作用， 发现个体估计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会受到锚定偏差的影响． 在消费领域， 零售商可通过呈现购买量的锚来增加酸奶的销售额[5].

语意启动范式在锚定效应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最初是由Tversky等[6]在估计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所占百分比的基础上开发的， 该范式以问题的背景内容为起点， 采用两步式的提问来证明了锚定效应的存在． 第一步， 要求被试回答包含锚点的比较问题， 即要求被试对目标值做出高于或者低于锚点的判断， 例如该研究让被试随机得到一个0到100之间的数字， 然后询问被试“你认为这个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所占的百分比比这个随机数值高还是低”；

第二步， 要求被试对目标值做出明确的绝对数量估计， 例如“你认为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所占的百分比是多少”． 结果发现， 被试对随机数字分别为10和65的初始值估计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百分比的目标值中位数分别为25和45， 2个估计值的差异显著， 表明产生了锚定效应.

已有研究对锚定效应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 如大五人格[7]、 认知风格[8]、 信任感[9]等． 在司法决策中， 以往研究较关注锚的大小和锚的意义对锚定效应的影响． 操纵锚的大小(即锚点的高低)可以探讨锚定效应是否产生， 而操纵锚的意义则可以探讨其对锚定效应强度的影响． 研究表明[10-12]， 高锚条件下的估计值高于低锚， 意义锚(与案件信息相关的锚)可能导致产生的锚定效应的强度更高， 即法官决策的数额(即目标值)会比无意义锚条件下(与案件信息不相关的锚)的目标值更接近锚点． 例如， 模拟法官裁决时， 高锚条件下(建议刑期为32个月)裁决的刑期显著高于低锚条件下(建议刑期为12个月)裁决的刑期， 同时， 与无意义锚相比， 有意义锚条件下高锚和低锚两者之间裁决的刑期存在更大的差异， 表明有意义锚增强了锚定效应[10]． Hans等[11]也探讨了锚的大小及意义对司法决策中锚定效应的影响， 研究中将有意义锚操纵为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数额， 将无意义锚操纵为法庭装修成本， 并将有意义的高锚操纵为终生收入的中位数， 将有意义的低锚操纵为年收入的中位数， 结果发现， 有意义的高锚条件下裁决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额显著高于有意义的低锚， 而无意义的高锚和低锚之间裁决的金额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未产生锚定效应． 该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有意义的锚能增强司法决策中的锚定效应.

但是， 另有研究发现[2，13-15]， 锚的意义并未显著影响锚定效应强度， 即使是无意义的锚也能产生强烈的锚定效应． 例如， Enough等[14]发现有意义锚(检察官量刑意见)与无意义锚(计算机专业学生的量刑意见)在法官裁决的刑期上并无显著差异；

Bystranowski等[2]对一系列采用语意启动范式探讨锚定效应的研究的元分析发现， 法官在做出数字判决时， 有意义锚和无意义锚均会对锚定效应产生显著影响.

由此可见， 锚的意义对司法决策中锚定效应的影响的研究结论还不一致， 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而且， 以往研究主要采用判决金额或刑期等直接估计值作为分析变量， 认为直接估计值越高， 则锚定效应越强， 但这并未考虑到估计方向对锚定效应的影响． 锚定效应的强度是指围绕锚点的紧密程度， 距离锚点越近则认为锚定效应越强． 估计方向有内部方向和外部方向两种， 内部方向是指目标估计值在高锚条件下低于高锚， 在低锚条件下高于低锚；

外部方向是指在高锚条件下高于高锚， 在低锚条件下低于低锚， 所以， 如果意义锚使锚定效应增强， 那么个体在高锚条件下做出内部方向估计时， 有意义锚条件下的估计值比无意义锚下更高， 而个体在高锚条件下做出外部方向估计时， 有意义锚条件下的估计值比无意义锚下更低；

同理， 个体在低锚条件下做出内部方向估计时， 有意义锚条件下的估计值比无意义锚下更低， 而个体在低锚条件下做出外部方向估计时， 有意义锚条件下的估计值比无意义锚下更高， 即无论是高锚还是低锚， 有意义锚下的估计值均比无意义锚下的估计值更接近锚值． 由此， Cheek等[16]提出将锚定估计差距值(估计值与对应条件锚点之间差异的绝对值)作为考虑估计方向后的衡量标准来研究锚定效应的强度.

基于此， 本研究参考Check等[16]对于语意启动范式估计方向的处理方法， 探讨锚的意义对司法决策中锚定效应强度的影响， 以期为司法决策的制度建设提供参考.

1.1 被试

招募200名法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为被试[17]， 其中女生110人， 男生90人． 平均年龄为(21.77±1.60)岁． 本研究中， 男生(M男= 195 917.65，SD男= 25 464.12)和女生(M女= 168 506.54 ，SD女=20 233.92)的影响偏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98)=0.854，p>0.05． 剔除无意义低锚组4个被试数据、 无意义高锚组5个被试数据， 正式实验人数191人， 其中女生106人， 男生 85人.

1.2 实验设计

采用2(锚的大小：
低锚、 高锚)×2(锚的意义：
有意义锚、 无意义锚)的两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 锚的大小通过2.5万元(低锚)和75万元(高锚)不同数值进行操纵． 对于锚的意义的操纵， 借鉴 Hans等[11]的研究， 将无意义条件操纵为“法庭正在翻修， 项目将花费的数额”， 将有意义条件操纵为“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数额”． 因变量是被试作为模拟法官判决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额与其各自锚定值之间的差异的绝对值即锚定估计差距值． 锚定估计差距值越小， 则表明锚定效应越强.

1.3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为改编自中国裁判文书网的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 包括对案件事实、 权威意见(司法鉴定意见书、 交通事故认定书)以及原被告陈述的简要描述． 另招募150名在校大学生作为模拟法官对判决案例实验材料以及锚的大小的选取进行检验， 其中男生31人， 女生119 人， 平均年龄(20.89±1.18)岁． 结合实际情况， 选择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即2.5万元作为低锚， 以2.5万的30倍即75万元作为高锚， 控制组没有锚点． 锚点在判决原告诉讼精神抚慰金额时作为参照点使用． 将被试随机分配到高锚组、 低锚组及控制组， 高锚组50人， 低锚组50人， 控制组50人．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不同锚点下被试给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额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2， 147)=36.627，p<0.001)， 低锚条件下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额显著低于高锚条件(p<0.001)和控制组条件(p<0.05)， 高锚条件下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额显著高于控制组条件(p<0.001)， 表明实验材料的设计以及高锚、 低锚的设定是合理有效的.

1.4 实验程序

首先， 将被试随机分配到有意义的高锚组、 有意义的低锚组、 无意义的高锚组和无意义的低锚组4组中． 然后， 给被试发放民事案件的材料并要求其阅读， 告知被试“原告所受到的全部经济损失已经得到确定， 所需要考虑的仅仅是对原告精神上的痛苦和创伤的金钱补偿， 并且在裁判的过程中不考虑对被告的惩罚性因素”． 随后， 被试对于原告遭受的精神痛苦或创伤的赔偿金额即精神损害抚慰金额作出裁判.

4组被试的民事案件内容相同， 但与案件有关的问题不同， 问题涉及对于锚的大小和锚的意义的操纵． 在无意义锚条件下， 75万元和2.5万元被描述为法庭装修成本；

在有意义高锚条件下， 75万元被描述为可支配终生年收入中位数， 在有意义低锚条件下， 2.5万元被描述为可支配年收入中位数． 例如， 在有意义低锚组， 第一步要求被试判断“该地区居民可支配年收入中位数为2.5万元． 你认为对原告A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应该高于还是低于这个数字”， 第二步要求被试估计目标值“你认为对原告A的精神赔偿金额应该是多少元”.

最后， 要求被试对年收入中位数、 终生收入中位数和法庭装修成本在判断金额时的意义大小进行7点评定， 其中1表示非常无意义， 7代表非常有意义． 对自己回答的信心和思考努力程度的判断， 原告受伤的严重程度、 遭受痛苦的程度以及对被告的印象、 过失程度、 被告对原告的伤害程度进行7点评定， 其中1表示非常低， 7表示非常高， 以及对是否考虑了经济损失赔偿和惩罚性赔偿对决策的影响进行7点评定， 其中1表示完全没影响， 7表示影响非常大.

1.5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6.0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 剔除(平均数)±3个标准差以外的数据以及剔除 “原告A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应该高于还是低于这个数字”和“你认为对原告A的精神赔偿金额应该是多少元”二者回答不符的数据.

2.1 被试对锚的意义的评定结果

对年收入中位数、 终生收入中位数和法庭装修成本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 被试对不同锚的意义的判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2， 188)=52.518，p<0.001)． 进一步多重比较结果显示， 年收入中位数的意义评定得分显著高于终生收入中位数(p<0.05)和法庭装修成本(p<0.001)， 终生收入中位数显著高于法庭装修成本的意义评定得分(p<0.001)． 所以采用年收入中位数、 终生收入中位数和法庭装修成本作为锚的有无意义的操作定义是有效的.

2.2 各组被试对原告受伤程度等变量判断上的差异结果

4个被试组在其余问卷中的变量上作被试间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 在对原告受伤的严重程度的判断上， 锚的大小(F(1， 187)=1.518，p>0.05)和锚的意义(F(1， 187)=3.875，p>0.05)以及交互作用(F(1， 187)=3.625，p>0.05)均不显著；

在对原告遭受精神痛苦程度的判断上， 锚的大小(F(1， 187)=0.046，p>0.05)和锚的意义(F(1， 187)= 3.428，p>0.05)以及交互作用(F(1， 187)=0.082，p>0.05)均不显著；

在对被告印象的判断上， 锚的大小(F(1， 187)=0.088，p>0.05)和锚的意义(F(1， 187)= 0.735，p>0.05)以及交互作用(F(1， 187)=2.117，p>0.05)均不显著；

在对被告过失程度的判断上， 锚的大小(F(1， 187)=2.041，p>0.05)和锚的意义(F(1， 187)= 4.271，p>0.05)以及交互作用(F(1， 187)=0.246，p>0.05)均不显著；

在判断被告对原告的伤害程度的认识上， 锚的大小(F(1， 187)=0.024，p>0.05)和锚的意义(F(1， 187)= 0.977，p>0.05)以及交互作用(F(1， 187)=0.332，p>0.05)均不显著；

在对经济损失赔偿作出考虑的程度上， 锚的大小(F(1， 187)=4.115，p>0.05)和锚的意义(F(1， 187)= 2.127，p>0.05)以及交互作用(F(1， 187)=3.340，p>0.05)均不显著；

在对惩罚性赔偿考虑的程度上， 锚的大小(F(1， 187)=4.281，p>0.05)和锚的意义(F(1， 187)= 0.217，p>0.05)以及交互作用(F(1， 187)=1.999，p>0.05)均不显著． 表明不同实验组被试在上述问题的认知上无显著差异.

2.3 被试在不同意义的高锚和低锚条件下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结果

根据被试在不同意义的高锚和低锚条件下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见表1． 结果发现， 锚的大小的主效应显著(F(1， 187)=218.42，p<0.001)， 高锚条件下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大于低锚条件；

锚的意义的主效应不显著(F(1， 187)=1.72，p>0.05)， 二者交互作用不显著(F(1， 187)=2.16，p>0.05).

表1 锚的意义和大小下精神赔偿损害金额的描述性统计

2.4 被试在不同意义的高锚和低锚条件下的锚定估计差距值结果

为进一步考察锚的意义对锚定效应的影响， 对被试在不同意义的高锚和低锚条件下的锚定估计差距值进行了分析， 结果见表2.

表2 锚的意义和大小下锚定估计差距值的描述性统计

方差分析结果发现， 锚的大小的主效应显著(F(1， 187)=186.231，p<0.001)， 高锚条件下的锚定估计差距值显著大于低锚条件；

锚的意义的主效应显著(F(1， 187)=8.847，p<0.001)， 有意义条件的锚定估计差距值显著低于无意义条件． 二者交互作用显著(F(1， 187)=6.675，p<0.05)． 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图1)， 有意义锚条件下， 高锚的锚定估计差距值显著高于低锚(p<0.001)；

在无意义锚条件下， 高锚的锚定估计差距值显著高于低锚(p<0.001)；

在低锚条件下， 有意义锚与无意义锚的锚定估计差距值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

在高锚条件下， 有意义锚的锚定估计差距值显著小于无意义锚(p<0.001).

图1 锚的大小与锚的意义在锚定估计差距值上的交互作用

本研究结果发现， 被试对年收入中位数的意义性评定显著高于对终生收入中位数和法庭装修成本的意义性评定， 对终生收入中位数的意义性的评定显著高于对法庭装修成本的意义性评定， 表明实验中对锚的意义的操纵是合理有效的． 此外， 被试对自己回答的信心和思考努力程度的判断， 对原告受伤的严重程度、 遭受痛苦的程度以及对被告的印象、 过失程度、 被告对原告的伤害程度以及是否考虑了经济损失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等因素的评定得分差异不显著， 表明不同实验处理条件下， 被试对上述问题的认知和看法上是无明显差异的.

通过对不同意义的高锚和低锚条件下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 高锚条件下精神损害赔偿金额显著高于低锚条件， 说明锚定效应的产生． 被试作为法官会受到给定初始值的锚定， 在其数值周围选择目标估计值， 即锚点越高， 被试作为法官判决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越多． 但锚的意义主效应不显著和二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即没有发现锚的意义对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锚定效应的增强作用， 与先前Enough等[2，14]的研究结论一致． 可能的原因是直接将精神损害赔偿金额作为变量进行分析， 没有考虑语意启动范式中第一步的估计方向[16]， 因此未发现锚的意义对锚定效应的增强作用.

参考Cheek等[16]的处理方法， 本研究进一步将锚定估计差距值(估计值与对应条件锚点之间差异的绝对值)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 有意义锚条件下锚定估计差距值显著低于无意义锚条件， 也就是说， 相比无意义锚条件， 有意义锚条件下的估计值更接近锚点． 这表明有意义锚条件产生的锚定效应更强， 锚的意义对锚定效应具有显著的增强作用． 模糊痕迹理论[18]认为， 人们对信息存在两种平行的心理表征编码， 在决定损害赔偿金额时会将法庭中所得到的数字同时进行逐字编码和主旨编码． 逐字是指基于信息的表面形式和字面内容进行编码， 如法庭中的数字5 000元；

主旨是指围绕信息数字背后赋予的涵义， 如数字5 000元内在的含义是法庭装修成本． 主旨编码往往更占主导地位， 是判断和决策时的默认程序[19-20]． 在司法决策时， 更容易使用的是主旨编码， 而不是逐字编码． 相较于法庭装修成本这一无意义的锚， 收入指标(年收入中位数、 终生收入中位数)作为有意义的锚有助于在案件背景下提取数字中的主旨信息， 进行主旨编码， 将其用作损害赔偿金额的基准． 所以有意义条件下的锚应该更紧密地集中在提供的锚定金额的周围， 而无意义条件下的锚会呈现更多的随意性． 也就是说， 与无意义的锚定条件相比， 有意义的锚定条件下高低锚的赔偿金额之间应该存在更大的差异． 本研究结果符合这一理论解释， 有意义条件下的锚定估计差距值之间存在更小的差异， 说明有意义条件下， 被试给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额紧密围绕锚点上下波动， 锚定效应更强.

本研究结果还发现， 锚的大小与锚的意义交互作用显著， 与无意义锚条件相比， 有意义锚条件下高锚和低锚的锚定估计差距值之间存在更小的差异， 且均低于无意义条件下的锚定估计差距值． 锚定估计差距值代表围绕锚点周围波动的紧密程度， 即锚定效应的强度， 这表明有意义锚比无意义锚产生的锚定效应更强， 会使高锚和低锚条件下的锚定估计差距值更低， 被试给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额围绕锚值更紧密． 这与以往研究将判决刑期估计值作为因变量进行研究的结果一致[13]， 即有意义锚增强了锚定效应． 本研究结果还发现， 有意义的高锚使得估计值更接近锚点， 增强了锚定效应． 这与Hans等[11]的研究结果不一致． Hans等的研究仅发现有意义的低锚增强了锚定效应， 这可能是因为Hans等的研究未考虑语意启动范式中的估计方向， 容易将锚定效应的产生与其他因素对锚定效应的作用进行混淆． 锚定效应的产生是指目标估计值是否接近相对应的锚点值， 而锚的意义对锚定效应的作用是表现在不同水平的锚的意义使得目标估计值离锚点更远或更近， 即在能证明锚定效应存在的情况下， 若相比无意义条件下， 有意义条件下使得目标估计值离锚点更近， 则表明锚的意义增强了锚定效应． 所以， 未来研究应更多考虑采用估计方向的方法对锚的意义对司法决策的锚定效应的影响进行进一步验证.

司法决策中， 原告诉讼请求金额提出的越高， 法官量化裁判时的金额越高[21]， 表明锚定效应的出现， 且有意义的锚会使法官的判决金额与锚点更近， 锚的意义增强了司法决策中锚定效应． 这一结果给司法制度建设提供了有效的参考． 例如， 在刑事案件赔偿上可以增加量刑指南， 在精神损害抚慰金额的判决上增加更明确的客观赔偿指引， 以减少或最大限度避免这种认识偏差可能对司法决策造成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锚定效应的语意启动范式， 揭示了司法决策中锚的意义对司法决策中判决精神损害抚慰金额的影响． 结论如下：
①在精神损害抚慰金额的决策中， 产生了锚定效应；

②锚的意义对锚定效应起到增强作用， 相比无意义锚条件下， 有意义的锚使决策金额更接近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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