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玉华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迈向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坚持深化改革开放”[1]的重大原则，这是应对当前中国发展面临风险挑战的必然要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向前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早在2012年12月，习近平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是党在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

从经济基础来看，40多年的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并在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2]自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进入新世纪后，国内生产总值先后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到2010年超过日本，开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式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同时，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从1978年的63.9%下降到2021年的29.8%。[3]随着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等大幅度提高，中华民族富起来已成为受世界瞩目的现实。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经济实力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谷物总产量、制造业规模、外汇储备多年来一直稳居世界第一，建成了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在信息、水利、能源等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6100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12556美元[4]，人口城镇化率2021年比2012年提高11.6个百分点，达到64.7%[5]。此外，中国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保持较快增长，2021年达到2.8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另外，中国还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渐发展壮大，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进入新时代10年来，中国如期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创造性地提出和阐释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得到显著增强，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从上层建筑来看，40多年的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极大改善了社会生产关系，始终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在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党创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一方面，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相继创立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理论成果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祖国统一、国际外交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共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6]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一系列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基础上，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另一方面，确立、坚持并不断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是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又是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坚实保障。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党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根本上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政治制度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政治、文化等其他体制改革，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思考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立和发展了包含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内的一整套国家治理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有力保障。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越来越呈现出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正是因为如此，在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有利条件之一。

改革和革命一样，都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它们的运动发展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规律。当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经济基础相适应时，社会就会向前发展；
当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经济基础的矛盾尖锐对抗、不可调和时，社会就会停滞不前，直至爆发革命形成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达到新的平衡。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像阶级社会那样尖锐对抗，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就会由腥风血雨式的革命转换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自我调整，即改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7]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认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迫切需要做的事情是恢复和发展生产，革命的方式已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并明确提出，改良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前只是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副产品，但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改良就成为是一种必要的、合理的促进社会发展的形式了。[8]无论是列宁提出的“改良”，还是恩格斯所说的“变化和改革”，都在原则上肯定了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和封闭僵化的思维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然会失败，只有在改革开放中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强调要增强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勇气，指出党正是依靠改革开放来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并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了比较优势。[9]社会主义要赶上时代，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在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改革一切与生产力发展实际和时代要求不相符合的体制机制，积极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新道路。

改革开放是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应对风险挑战的题中应有之义。改革中的问题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和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比改革开放初期显著增大。从国际来看，中国发展已进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自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加速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这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但是，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也异常突出。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局部冲突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持续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从国内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也面临一系列长期积累以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经济建设领域，科技创新能力、人才支撑等许多卡点瓶颈制约高质量发展，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金融等还需加强风险防范；
在文化建设领域，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价值取向多元化、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网络信息化等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和导向力；
在社会建设领域，群众在教育、就业、养老、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仍面临诸多问题；
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突出；
在党的建设方面，部分党员、干部斗争本领不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然突出，铲除腐败滋生土壤任务依然艰巨；
在国际外交方面，因被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来自西方国家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这些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叠加、错综复杂。对此，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才能经受住严峻考验，掌握历史主动，不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向前发展。

广义的改革包括开放。但两者又有一定区别，一般称对内改革为改革，对外改革为开放。以开放促改革，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改革要求开放，开放也要求改革。党的二十大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10]作为未来改革开放的主要目标任务。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对内改革的主要目标任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具有一系列显著优势。这些优势不仅蕴涵着中国过去发展成功的“密码”，而且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未来发展战略性有利条件的关键所在。要进一步用好这一战略性有利条件，就必须以更大的勇气、更有力的举措深入推进改革创新、扩大对外开放，化解妨碍现代化发展的矛盾和问题，破除束缚现代化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效能。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应着力加强以下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制度改革创新：一是围绕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和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培育高质量市场主体，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激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
二是围绕作为现代化建设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科技创新，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尤其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机制，推进国家科研机构改革，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三是围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
四是围绕法治中国建设，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提高党依法治理国家的能力；
五是围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工作体系，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
六是围绕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完善分配制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七是围绕推动绿色发展，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河湖长制等制度；
八是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和深入推进党的建设，健全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对外开放的主要目标任务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越是被西方国家遏制打压，中国越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把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11]新时代以来，党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截至2022年12月，中国已成为150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自2017年起连续5年位居全球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多年来也稳居世界前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过去40多年的开放条件下取得了巨大成就，未来也必然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并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赢得更大的国际竞争优势。为此，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首先要构建新发展格局，主要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以抵消国际贸易战冲击带来的外部需求减少，同时又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之间的联动效应。这是党科学把握国内外发展形势和未来发展主动权所作出的战略性布局。其次，通过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增强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相容性，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最后，进一步优化东部沿海、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区域开放布局，不断扩大对外开放领域，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总之，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历史宏愿，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迈入新发展阶段，面对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甚至更严峻的风险挑战，中国必须以更大的勇气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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