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明，张力伟

政治学作为研究人类如何实现美好公共生活的大学问，始终具有经世致用的特征。自亚里士多德开创了以“国家学”为内核的政治学后，西方政治学主要基于西方的政治实践及其政治理念，形成了具有特定研究对象、特定研究方法、特定学术关怀的学科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作为学科意义的中国政治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也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不过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中国政治学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学在某种意义上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存在着补课、借鉴甚至模仿的问题和现象，这虽然是客观历史造成的结果，但也成为激发中国政治学人努力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页。政治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必然要承担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责任，以政治学发展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繁荣。尤其在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多元社会思潮的相互激荡、发达国家藉由经济全球化推行的价值观霸权以及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繁荣，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学亟需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以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思维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在时代导向与问题导向中，我们应该正视差距，找准不足，开阔眼界，设计对策。为此，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要走一条文明之间、学科之间和方法之间互鉴与对话的道路。显然，互鉴和对话不是为了使政治学学科成为多学科知识组成的“大杂烩”，也不是为了使中国政治学“赶英超美”，更不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而是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中提升中国政治学的理论视野，强化中国政治学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构建全球善治格局的能力，让中国政治学能够进一步和国际学术界开展平等对话，在交流中夯实文化自信、在沟通中强化认同，在美美与共中实现中国政治学和世界政治学的共同繁荣。

近代以来，中国从故步自封走向被迫开放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这是危机年代给予中国人走向文化觉醒的机会，能够让中国人充分意识到文化落后对国家社会发展的阻滞，以及思想解放和文化觉醒是实现民族独立富强的必然道路。在这个阶段，无论是政治学、社会学还是经济学，都开启了发展之路。这一阶段政治学发展的总体特征是以西方知识为主导，许多名噪一时的政治学家都具有海外留学背景，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有着直观的体验和认识。西方政治学亦开始传入中国，并译介了诸多政治学文献。例如，商务印书馆于1938年出版了由英国法学家弗雷德里克·波拉克(Frederick Pollock)所著的西方政治思想著作《政治学史概论》。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展现的宏伟力量，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思想来源，例如吴恩裕先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的毕业论文《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9页。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时代和人民的选择，归根结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真的管用。与此同时，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本质上是回应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深刻地寓于中国的社会传统和文化传统中，纵然在现代，中国的诸多问题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仍然带有延续五千年的文明烙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需要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3)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页。质言之，对于中国政治学研究来说，解释中国问题、阐释中国道路，必须要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没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政治学就没有生命力。我们国家与社会的一些特点、一些运作模式，也能够在传统政治观念与政治实践中捕捉到影子，历史的镜鉴依旧能够为解决当下的政治与社会问题提供思路。

不过，我们要对当代世界政治学发展的整体格局有着清晰的认知。世界范围内政治学话语体系仍然由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政治学占据着主导地位，话语权亦由其把持。在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西方经济发展水平和与之相伴随的西式自由民主理念在全球的倾销，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西方政治学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但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始终树立着一种“底线思维”，虽然政治学学科恢复之后我国引入大量西方政治学著作，但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并未全盘西化更未改旗易帜。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仍保持着勃勃生机，这使得西方政治学理论在面对很多中国问题时失去了解释力，尤其是西方政治学家针对中国的所谓预测式研究也频频宣告失败。这给予我们的启示是：“西方中心论”试图用西方的理论或者概念嫁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阐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已经行不通，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繁荣不能够单纯照搬照抄西方政治学，也不能够纯然地使用西方的理论框架去解释中国问题；
但源于西方文明的西方政治学研究仍然有其特色与先进的一面，对于国家、社会、制度、价值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往往还具有前沿性，不断吸收借鉴西方政治学前沿理论观点是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环节。显然，这离不开文明之间的互鉴与对话。

第一，文明之间的互鉴与对话要尊重政治领域中普遍性价值的共识性认识，并在中国场景的基础上加以反思重构，寻求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政治学尤其关注价值，整个政治思想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变迁的价值史、观念史。实现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政治文明中也蕴含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包括民主、自由、正义等等。以民主为例，我们不能否认和拒斥民主的原真性价值滥觞于西方，也尊重现代性发展过程中衍生出的多元化的民主理论和多样性的民主制度。所以，我国的民主研究始终对西方民主理论的演进保持着高度的敏感，“自由民主”“多元民主”“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协和式民主”等理论研究不断被引介到国内，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阿伦·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等人成为中国政治学界耳熟能详的学者，其著作也被中国政治学界频繁引用。但是，民主价值虽然具有普遍性，民主的道路却各不相同，尤其是西方自由民主在后发国家的破产，越发证明观念霸权的外强中干。因此，中国的民主是坚持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国情的，但也始终批判地吸收全世界民主研究的新理念。比如，“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具有深厚中国传统的概念，但随着协商民主向基层拓展，协商民主实践也在吸收西方协商民主理念和方法的基础上创新出新的形式，成为西方世界关注中国民主发展的重要窗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成功受到世界关注，改变了世界对中国民主的“刻板印象”。(4)有关国际学术界对于中国民主发展的讨论，可参见C. Reigadas, “Multiple Ways to Democr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vol.12, no.2 (2022), pp.225-236; J. S. Fishkin et al.,“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an Unlikely Place: Deliberative Polling 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0 (2010), pp.435-448; J. Unger, A. Chan, and H. Chung,“Deliberative Democracy at China"s Grassroots: Case Studies of a Hidden Phenomenon,” Politics & Society, vol.42, no.4 (2014), pp.513-535.文明的互鉴与对话体现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彰显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即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坚持普遍性表明中国的文明之路遵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且中国政治学研究只有在普遍性的内核中才能获得更广泛的认同；
坚持特殊性表明中国的政治学本质要回应的是中国的问题，因此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不能割裂中国传统和现代的关系。

第二，加强中国政治学和世界政治学界的广泛对话，在国际交流与对话中提升中国政治学的学术话语权和国际认同度。当下中国政治学的繁荣发展不能沿袭传统被动开放的路子，而是要主动拥抱世界，主动参与国际学界的政治学学术对话。随着中国的开放程度不断增加，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力度也不断加大。一方面，中国政治学界通过邀请国外学者来华访问、讲学，翻译、引介国外学术成果等形式追踪国际学术前沿；
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者也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国外学界交流互访、在国外期刊发表文章或出版外文著作。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日益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5)张贤明：《成就、经验与展望：新中国政治学70年》，《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7期。中国治理故事在国际学术界中不仅仅是“有趣”(interesting)，而是真正让国际学术界意识到中国制度发展和治理实践的成效。然而，成就背后仍然需要理性反思，中国政治学真正融入世界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比如，一些西方政治学的学术概念、研究方法、分析框架在中国问题的解释中确实具有适用性，这有利于中国政治学界快速把握西方政治学学术动态，但也可能导致本土学术话语的迷失。(6)俞可平：《中国政治学的主要趋势》，俞可平主编：《中国政治学四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8-9页。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树立起坚定的自信，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亦是同样。我们鼓励学术交流的初衷在于让中国政治学在与世界的接轨中拓展理论视野，在吸收国际学术界新观点的基础上查缺补漏，而不是在交流中沦为西方政治学的附庸甚至丧失中国政治学的话语权。中国是一个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如果政治学研究没有话语权，也会深刻影响中国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话语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走出去和引进来，是要在走出去中讲好中国故事，在引进来中让国际学者看到中国政治和政治学的发展成就。与此同时，受制于文化和语言等之间的“隔阂”，中国政治学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要思考如何将中国特色的政治概念与政治话语用国际社会能够理解的表达传递出去，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24页。而这也需要我国政治学界、文化界以及语言学界的学者为传播中国声音共同努力。

文明互鉴与对话的核心是在包容开放中拓展中国政治学的理论视野。知识之间的相互包容、相互交流才能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政治学不能只有西方的声音，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也不意味着世界只需要中国政治学。“坚持胸怀天下”是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一，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没有包容心的民族不会有光明的未来，没有包容性开放性的理论会画地为牢、坐井观天。因此，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既要在现代世界视域中多元文明暨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也要在现代世界体系中跨际——即地区、国家、民族、社群之间——的思想与学术的话语交流互动，当代中国社会实践还是当代中国文化学术，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囿于民族国家的“地方性知识”。(8)万俊人：《现代互文化中的中国之哲学研究》，《文史哲》2022年第3期。中国不仅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也要积极参与全球事务，为构建全球善治格局承担大国责任、贡献中国力量，那么就更要在广泛多层多样的交流中让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在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中为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提供中国智慧。

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和传统，但一直以多学科的方式回应时代要求为其重要特征。政治学研究的哲学传统以古希腊古罗马的研究传统为主，主要是一种“伦理政治观”，聚焦于“善”的价值；
政治学研究的经验传统则始自马基雅维利基于时代背景区分政治和道德之后，在朴素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下着力探讨现实政治“是什么”的问题，而启蒙时代思想家既是政治学也是法学家，甚至是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
政治学研究的科学传统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并聚焦于政治领域中的因果机制和“行为主义政治学”，更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色彩。在某种意义上，西方政治学之所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于政治学能够结合多学科知识解释国家的政治现象、为人类实现理想公共生活提供价值阐释和方案设计等。中国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发展虽然历程不长，但也一直秉持着多学科的视野和胸怀，中国政治学虽然走了许多弯路但能够长足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需要政治学。(9)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中国政治学提出了新要求，而政治学要被社会承认和需要，就要为现实服务，在我国就是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在政治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10)王惠岩：《王惠岩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第142页。中国政治学要在新时代有新发展，就必须以变应变、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页。当下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学科交叉融合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源于很多重大问题必须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才能解释和解决。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同样寓于学科边界模糊的情境当中，完全孤立的社会科学学科已经难以适应当下社会发展需要。由此，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转向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学科间的互鉴与对话、增强政治学学科的包容性和生命力。当然，无论学科边界如何模糊，无论学科之间的融合多么深入，不同学科仍然要保持自身的特色，既要坚守各自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内容，又要广泛融合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提升学科回应现实复杂问题的能力。

第一，坚守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和思维方法，在明确与坚持政治学学科边界的基础上拓展以政治学为中轴的交叉学科研究。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否则学科就没有独立性和特色。政治学是“治国平天下”的科学。(12)王惠岩：《王惠岩文集》第四卷，第3页。对于中国来说，中国政治学“治国平天下”的学术情怀体现得更加深刻，因为中国文化传统就指出了“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中国宝贵的政治思想遗产也都聚焦于治国理政的问题。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虽然立足于城邦，但是古希腊的城邦也是一种国家形态，故而政治学有着“国家学”的内核。无论是西方的政治学研究还是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政治学致力于回应的始终都是整个人类社会的问题，政治思维的起点就是人类的公共生活，所以政治思考本质上立足于整体。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分析国家的本质、起源、发展与消亡，抑或契约论思想家以“自然状态”的思想实验为国家辩护，还是功利主义者从效用维度阐释制度设计，都离不开政治学的核心问题——国家，这一研究对象也决定了政治学所关注的是宏观层面的“大问题”。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以来在国家、制度以及权力等宏观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研究逻辑上实现了一定突破。“在中国政治发展的总体主题下，政治学研究从对于文革的反思，到对于社会主义民主和国家社会职能的重视，进而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
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到体制背后深层社会关系的探究，进而到政治主体与制度，比如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结合关系的贯彻，再到人本政治、协商政治、合作政治与和谐政治的构建”。(13)王浦劬：《从阶级斗争到人民共和——我国政治学研究的逻辑转换析论》，《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要警惕“政治学××学科化”，这种判断提出的背景正是政治学研究的关注对象逐渐偏离了宏观层次的结构，过多地强调微观机制与微观行动。这种研究思路虽然有利于我们剖析国家运作的内在机理，但是也容易因纠结细节忽视对大问题的整体把握。明确与坚持政治学的学科边界需要一种“政治学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并非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所批判的“宏大理论”或者“宏大叙事”，而是一种把握全局的能力。这便导向了政治学研究所需要秉持的思维方法，即系统思维或全局性思维。国家是一个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庞大系统，包含了制度、政体、政党、阶级等等内容，政治学研究的特色是立足于宏观系统去讨论国家的各个要素，或者在各个要素及其相互联系中把握作为整体的国家。系统思维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中国走向现代化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那么在政治学的“大问题”研究中，也需要以系统思维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给予大问题以全面深刻的回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1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0页。中国政治学承担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要回答如何构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之问。只有在系统思维中把握国家与时代的复杂互动、明确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关系、厘清国家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联系，才能够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做出更好的贡献。

第二，以学科交叉作为政治学研究创新的动力，结合政治社会的发展需求构建以政治学为核心的交叉学科体系，并在多学科协同合作中提升政治学经世致用的价值。新兴子学科和前沿交叉学科的发展是学科建制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政治学学科建设也在学科交叉中走向创新。(15)王中原、郭苏建：《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发展》，俞可平主编：《中国政治学四十年》，第37页。尤其对于当代社会，很多政治社会问题的跨学科属性很强，变成了单一学科难以招架的复杂问题、棘手问题。“一个分化了的社会并不是一个由各种系统功能、一套共享文化、纵横交错的冲突或者一个君临四方的权威整合在一起浑然一体的总体，而是各个相对自主的‘游戏’领域的聚合，这种聚合不可能被压制在一种普遍的社会总体逻辑下”。(16)布尔迪厄、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6页。为了顺应时代需求，国家创见性地提出了建设“新文科”的要求。中国建设“新文科”的核心要义是要立足新时代，回应新需求，促进文科融合化、时代性、中国化、国际化，引领人文社科新发展，服务人的现代化新目标。(17)樊丽明：《“新文科”：时代需求与建设重点》，《中国大学教学》2020年第5期。其中，交叉学科建设是“新文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政治学而言，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建设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在40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新兴学科，目前总体上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为借鉴别的学科理论方法研究政治问题的新兴学科，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人类学等；
第二类为研究特定领域政治问题或政治现象的新兴学科，如权力政治学、地缘政治学、政治传播学等；
第三类为研究区域或部门政治现象的新兴学科，如民族政治学、边疆政治学等；
第四类为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其他学科问题的新兴学科，如预算政治学、安全政治学等。(18)王义保、师泽生：《中国政治学新兴学科30年：回顾与思考》，《探索》2011年第2期。这些新兴学科以政治学理论为内核，为回应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复杂问题提供了政治学理论和政治学方法。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创新发展也要在学科之间的协同合作中发挥功用。从一些新型一级学科的建设中不难发现政治学的身影，例如纪检监察学、廉政学、国家安全学、应急管理学等。在这些交叉性的一级学科中政治学可能并不总是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政治学的参与证明了政治学在解决时代问题、社会问题中不可或缺的价值，也为政治学人推动政治学研究的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激励。诚然，政治学的学科交叉不是盲目的、随意的，而是以问题为导向、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这意味着，学科交叉要根据社会中涌现出新问题的知识构成来决定，某个问题涉及什么样的知识，就去寻找学科交叉的可能；
学科交叉中，要明确政治学的位置和功用，防止政治学在学科交叉中被其他学科所淹没。总体来看，无论是以政治学为核心构建的新兴学科，还是政治学参与建设的新兴学科，极大丰富了中国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和范畴，也反映了中国政治学积极开拓、勇于创新的智慧，更体现了实践发展对理论融合的需求。(19)张贤明：《成就、经验与展望：新中国政治学70年》，《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7期。

坚守与创新是学科互鉴与交流的基本遵循。“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2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4页。学科互鉴与交流要找准时代需求，在坚持特色和吸收借鉴中提升政治学回应社会的能力。一方面，要明确与坚持政治学的学科边界在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跨学科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如果不能明确政治学学科的边界，那么政治学就很容易被其他学科淹没。政治学着眼的问题是相对宏观的“大问题”，比如宏观制度、顶层设计、政治价值等等，明显属于政治学的基本范畴。一方面，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理论创新要以回应现实为指向，在以政治学为中轴的基础上构建学科交叉的体系，整合多学科的思想资源与研究方法，以科学、现实与问题为导向，探索有价值、有意义的学科交叉，为解决现实世界的复杂问题、棘手问题提供分析工具与分析框架。

任何一种学科都有特定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不同学科的思维和实践决定了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文明似乎是包含在方法与工具之中的、历史进步的证据，大都需要在方法和工具中去寻找。因此，当科学研究转向了对方法问题的重视时，本身就是科学进步的标志。(21)张康之：《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认识》，《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社会科学中的各个学科都有着自身特定的方法，并且在社会进步的历程中走向拓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很广，不同学科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2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8页。当下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面临的现实是，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创新的重要特征，而政治学的发展也将会是政治学研究方法走向多元的过程。中国政治学需要在多元的方法中求取某种形式的平衡，以多元的方法构建各具特色的政治学知识体系。

中国政治学从恢复重建伊始就强调研究方法的问题。起初，中国政治学研究多采用规范性研究方法，强调概念分析、理论阐释和逻辑演绎，阶级分析、利益分析、历史分析是当时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政治发展的实际需要，政治学研究中实证统计、田野调查、案例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显著增多。(23)张贤明：《成就、经验与展望：新中国政治学70年》，《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7期。整体来看，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呈现出规范与实证并存的局面，但在行为主义政治学依旧占据西方政治学研究统治地位的现实中，规范和实证两种方法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两者之间的相互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对立的态势。一些实证方法放大了政治学研究事实和价值二分的绝对意义，将任何规范研究都视为“毫无意义”，似乎只有数学模型和因果分析才能“科学地”解释政治现象。规范研究对实证研究的回应聚焦在政治学研究不能失去价值判断，因为政治学的起源就以价值分析为内核。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指出，“政治行为面对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时刻都创造着一个独特的情境，都力图摆脱这种具有某种持久性的永恒的力量之流”。(24)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李步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45页。正是政治行为的复杂性事实使得自然科学的方法难以适用于受制于主观性建构出来的政治，故而曼海姆甚至认为并不存在政治科学。

事实上，关于研究方法的争辩可能陷入了一种极简思维，即认为某一种方法能够适用于解决某一学科的所有问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的选择要根据“事”的内容来决定，学术研究也是同样的道理，脱离具体问题去讨论方法本质上没有意义。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多样的，研究方法如果不只有一种的话，那么，对方法的重视绝不意味着给予某一(些)方法以绝对性的地位。(25)张康之：《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认识》，《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在政治学研究中，需要明确的问题关键在于厘清研究方法究竟是什么以及为了什么。简言之，方法就是为了解决问题：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都是多样的，关键是方法和问题之间的适配性。当下中国处于历史转变的“大时代”。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还处在宏大理论、中层视角和微观个案研究都不够的时代，方法应该兼容并包，特别是不要过早地陷入方法排他的陷阱。(26)徐勇：《中国政治学20年的跨越与走向——以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为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3期。基于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坚守政治学理论研究在整个政治学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这由政治学的原真性价值所决定，只有政治学理论研究才能回应政治学的基础问题。从政治学的起源上看，政治学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好的公共生活就是“至善的城邦”，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则是“大同社会”。因此，政治首要解决的就是价值问题，如果政治学失去了“价值”，那么古往今来的所有政治思想的探索和争鸣都没有意义，也不存在对于民主、自由、正义等价值的推崇。诚然，政治学研究中的所谓“价值中立”应该强调的是研究者要以客观的科学态度研究与分析政治问题，而不是将政治本身蕴含的价值抹杀掉。正因如此，“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统治地位已经被价值复兴的政治学研究所动摇，统计学的政治学研究方法遭到了批判与反思，甚至社会学人类学的质性研究方法也遭到了后现代诠释学的质疑。如果没有理论，就没有理论思维；
如果没有理论思维，哲学社会科学就没有生命的源泉，也没有变革社会的力量。理论思维是用理论把握现实、引领实践、推进文明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力量，是照亮学术研究的“普照光”。(27)孙正聿：《理论思维：学术研究的“普照光”》，《学术月刊》2022年第3期。因此，强化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就是要整体性地回答中国政治学为了什么的问题，以理论体系描摹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以新概念、新思想和新观点为发展进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提供前置性的解决方案。强化中国政治学的理论研究，就是在社会发展中树立发现问题、捕捉问题的理论洞察力；
就是在知识的交流、互动、互鉴中树立理论辨别力；
就是在预设理想蓝图、勾勒发展方向中树立理论想象力。这是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之根、繁荣之基、活力之源。

第二，强化政治学的历史研究，在以史为鉴中夯实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根基，以“世界史观”打通不同文明视域下理论体系的关系。学术研究要有时间层次，要实现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共同把握，注重不同时空情境之间的关系和连接，使研究具有彰显动态性过程的特征。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和理论创新要“找回历史”，在思想史与制度史的协同研究中夯实基础理论的厚度，为政治学未来的发展提供镜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个人不能把他的开端和结尾联接起来，但历史绝不死亡，因为它永远把它的开端和它的结尾联接起来。(28)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2、70页。政治学和历史是分不开的，没有历史的政治学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制度史和思想史是政治学研究的两大历史支柱。制度史研究的价值在于，通过分析政治发展与转型的历史情境与社会性质的影响与制约，摸索政治发展的规律，为现实政治提供历史参照；
思想史研究的价值在于，提升概念与理论的思想厚度，让理论更具解释力、更具有美感，为政治实践提供更为明确的思想参照。当然，制度史与思想史的研究是相通且互构的，没有深厚的思想支撑，政治实践也会失去根基。需要看到的是，“找回历史”并不是单纯的中国史观，而是要有世界史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性吸收和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打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之间的关系。在此意义上，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和理论创新所需要的历史感，不是简单地从中国历史中寻找现代政治学学科概念的对应关系。

第三，以问题为导向博采各类研究方法之众长，为解决现代化道路中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问题提供最为适宜的工具，摒弃规范和实证的二元对立，让规范与实证在政治学的新发展中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有着更大的不确定性，试图用量化的方法解释不确定性本身就存在一定问题。不可否认，定量研究在描述性统计、分析政治行为、论证因果关系等问题上具有非常好的适用性，但政治学不仅要解释“世界是怎么样”，更要关注“世界应该是怎么样”，这是政治学的基本属性和根本特点。因此，规范与实证始终是难舍难分的，实证要对理论提供修正的方案，理论要为实证提供价值的指导。政治学从一开始就强调多元研究方法，规范理论研究也要和观察、比较等方法融合起来，而不仅仅是空想与思辨。理论基于现实而生，每一个理论都有具体的时代背景，都有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故而要构建“方法-问题”的研究思路，不仅政治学的发展要以问题为导向，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使用也要以问题为导向，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问题，无论是哪个领域的问题，都要选取最合意的研究方法来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提升问题解决的解释力。政治学不拒斥新技术、新方法，但新技术新方法的使用要以解决问题为标准。在这个意义上，规范与实证在政治学中必然走向融合，我们要在实证的分析中纳入价值的要素，在解释“是什么”的同时为变革当下提供方向指引。我们也要在价值的分析中树立实证的思维，让价值分析更接“地气”，防止政治学研究陷入空中楼阁般的哲学思辨。简单说来，“规范研究方法的复兴并与经验研究方法的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29)金太军：《规范研究方法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中的复兴及其启示——兼论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3期。始终是现代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建设甚至整个政治学学科的建设都离不开这一主流。

第四，以不同的研究特色构建中国政治学研究版图，并推进中国政治学不同“学派”之间的交流合作。政治学的繁荣，重要标志就是有无学派，从而避免千人一面，缺乏原创。(30)徐勇：《中国政治学20年的跨越与走向——以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为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3期。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高等院校的政治学研究根据各自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旨趣，开始出现各具特色的研究“流派”，如田野政治学、民族政治学、利益政治学、责任政治学等，构成了中国政治学的特色研究版图，也体现出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体性、原创性、本土化和自主性。同时应该看到，学术研究具有开放性，学者个人和学术单位不应故步自封，只有通过与同行之间的思想碰撞，检视自身的专长与局限，才能获得长远发展。学术共同体组成单元在获得共同体支持的同时，也应增强自身对共同体的责任，以个体发展促进共同体建设。(31)张贤明：《成就、经验与展望：新中国政治学70年》，《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7期。随着政治学界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不同“流派”之间的对话也逐渐深入。这表明，中国政治学的不同学术流派从个性化的研究中启发了协同合作、共同进步的自觉，锚定了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学术共识，并在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中一起成长，把不同视野中的本土研究转化为夯实整体性的政治学“三大体系”的基础，并带动中国政治学从自主走向自信。质言之，不同流派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合作、取长补短能够塑造从中观走向宏观、从借鉴走向创造的学术研究取向，为中国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强基固本。

作为专注于共同体善业的政治学是时代性的产物，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政治学。(32)杨光斌：《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以来经历了补课阶段。四十多年里，中国的政治学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在老一辈政治学家的拓荒精神与一代代政治学人薪火相传的不懈努力下，中国政治学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与多元并举的研究方法。新时代以来，中国政治学在研究层次与内容上把握住了社会深刻变化的逻辑线索，不断拓展新领域、构建新方法、探索新内容。新时代的中国政治学更要可持续地创新，核心是构建能够解释中国政治发展并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政治学，使中国政治学以自主的知识体系树立学术自信，并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展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与优势。在此意义上，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要立足于本土诉求，也要具备全球视野。一项研究议题的提出，首先要诘问的是这是否符合中国人民的需要，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的需要；
而一项研究结论的得出，也应该判断其是否可以启迪中国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同时，自主的知识体系并不是自闭的知识体系，中国政治学者应该坚持胸怀天下，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于中国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过程中，使学术体系与时俱进，富有生机。(33)张贤明：《从本土诉求到全球视野：当代中国政治学繁荣与发展的思考》，《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总体来看，以互鉴与对话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核心是要牢固把握以下两个原则：第一，不是让政治学在漫无目的的学科交叉中变成知识的“大杂烩”。“自主知识体系”强调了政治学作为学科的独立性，也强调了政治学在发展过程中的自主性，政治学对于其他学科的包容性的底线在于以政治学为核心与中轴，而不是在学科边界的模糊中丧失政治学的独立地位。政治学学科要处理好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在“新文科”建设的启迪之下，中国政治学要立足时代、把握时代、超越时代，广泛吸纳多科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塑造一个具有强大回应能力的“新政治学”。第二，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既要反对西方政治学主导中国政治学研究，也要避免树立“观念霸权”、以为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与话语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政治学的远景是促进全世界政治学研究的共同繁荣。在纷繁复杂的“理念世界”中，任何一种文化、知识或者理论在含混与复杂之中矛盾性地前行着，一方面要保持本真特征，另一方面要适应世界，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必须面对与其前设大相径庭的种种事件”。(34)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92页。面对这一事实，中国政治学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同时也要适应变化世界的秩序，因变而变。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任重道远，但中国政治学的繁荣能够促进世界政治学的繁荣，世界政治学研究的繁荣也会让中国政治学发展拥有持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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