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罗菁 摄 朱兰英

就业是民生之本，关乎千家万户的安定幸福。

去年，上海着力强化就业优先导向，有力维护了就业大局稳定。上海全年新增城镇就业岗位56.3 万个，到去年底，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4.5%左右。上海去年高校毕业生超过21 万人，但就业率依然达到94.3%，保持全国领先。

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承上启下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上海如何保持并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不妨来听听今年上海“两会”中的代表委员之声。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当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已超过320 万人，约占全部1660 万适龄劳动人口的19.3%。不过，市政协委员唐巍指出，现行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障制度主要针对传统就业方式设计，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灵活就业群体。

一方面，伴随着数字经济的规模效应带来的行业细分和跨界发展，劳动结构日益复杂，雇佣方式日益多元化，劳动关系责任主体难以确认。另一方面，在管理过程中，平台的角色定位发生了混淆，出于自身盈利需求，“以罚代管”的方式成为平台控制成本的最优选择。

为此，委员呼吁，引导平台企业充分尊重和平等对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完善行业公约和行业标准，促进企业加强自律、依法用工，自觉履行其应当承担的用工和权益保障责任。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监管，对企业刻意规避监管、逃避责任的行为予以督促整改。

不仅如此，要求平台企业改良“以罚代管”，以评分制代替直接罚款，减轻由此引发的矛盾对立。同时设置便捷的“一键申诉”渠道，由工会组织介入仲裁，保护居于弱势的劳动者权益。还需设置行业志愿者制度，由经验丰富的劳动者兼任，帮助进行劳动教育培训、协商保障水平和协调申诉案件，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

上海街头，外卖骑手队伍日渐庞大

在今年的市人代会上，市人大代表何少华向大会递交了一份《关于提升灵活雇佣身份员工幸福感的建议》，提出要通过推出职业生涯培训、予以重点关注等方式来改善其工作、生活体验，提升幸福感。

抽样调查显示，“年龄、收入、工作年限”对灵活雇佣身份员工幸福感影响最大。其中，20 岁以下、月收入低于5 千元、工作年限在5 年以内的灵活雇佣身份员工自我管理能力、学习能力较弱，幸福感偏低；
处于31 至40 岁年龄段、月收入高于1 万元、有6 至10 年工作经历的灵活员工上述能力较强，幸福感较高；
年龄中等偏大（41 岁以上）、月收入3 万元以上、工作年限相对较长（11 年以上）的灵活员工幸福感回落，低于第二类员工。说明从长期来看，灵活员工在职业的迷茫期，较容易对职业产生不适应和不认同感。

何少华表示，政府目前对灵活雇佣身份员工的工作满意度、职业发展规划满意度的关注方面，尚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何少华建议，要进一步关注灵活就业者中更多独立分散的弱势群体，建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从业经历有限、收入偏低、年龄偏低的灵活雇佣身份员工予以更多关注，可通过开展专门培训，帮助其顺利度过职业生涯的初级阶段。

何少华还建议，大学相关院系应该开设有关无边界职业生涯态度的课程。“无边界职业生涯态度指的是对灵活雇佣身份保持积极的态度，相信通过这些课程，可以帮助学生在走上社会之前形成适应时代精神的就职观念。”

上海大学生参加过1 次及以上实习的总体比例为54.80%，但学校安排的“集中实习”参与率只有12.06%，而“自主实习”则占实习学生的74.71%。

对此，今年上海“两会”期间，市政协委员黄国荣、王韵就指出，提升大学生的社会化能力和职场竞争力，给予政策引导和福利支持，扩大用人单位对大学生实习岗位的供给，是目前提高上海大学生就业率，实现高质量就业的关键。

委员指出，近几年企业实习岗位供给数量急剧减少，在实习开展方式方面，相关政策鼓励以高校集中式开展、统一管理为主，而对分散式、自主式实习的管理和指导不足。

委员建议，从国家和地方政策上扶持大学生实习和就业。通过激励政策和补贴措施等相关制度的出台，降低用人单位的成本，提升吸纳大学生实习和毕业后就业的积极性，同时发挥政府部门的组织优势、资源优势和宣传引导优势，政企联动，扩大岗位供应数量和力度。

就业歧视本是“明令禁止”，却往往在职场上长期存在。今年上海“两会”期间，市政协委员、江三角律师事务所主任陆敬波就提交了相关建议，指出当前社会对于就业歧视的敏感度和重视度不够高，涉就业歧视案件审判的认定标准和判罚尺度有待进一步统一和完善。

陆敬波告诉记者，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规定，就业性别歧视最高可罚5 万元，但在实际的案件中，求职者即便打赢了官司，能够得到的赔偿往往只有几千元，震慑力不足。

鉴于本市一直有着制定发布司法白皮书和典型案例的优良做法，陆敬波建议本市法院适时制定发布涉就业歧视案件审判白皮书及典型案例，以此进一步统一和完善相关裁判标准尺度，发挥白皮书和个案裁判的引导和宣教作用，更加有效发挥司法在治理就业歧视中的积极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女性与生育之前相比，女性生育一个孩子，其就业几率下降约6.6%；
继续生育二孩，其就业几率再次下降9.3%。生育已成为当代女性职业发展的一大困境。

为此，今年上海“两会”期间，市政协委员杨晖、翁文磊、王森等建议将企业独自承担的生育保险由企业、国家、劳动者共同承担；
已育且符合条件的男性员工在休育儿假期间，建议工资由生育保险承担，或由生育保险与企业按比例共同承担，切切实实减轻企业负担。

另外，建议税务机关给予吸纳二（三）胎再就业女性的企业税收上的优惠政策，比如当企业吸纳二（三）胎再就业女性达到一定比例时，税务机关给予企业税收优惠或者部分减免，鼓励企业聘用再就业女性。

同时，进一步普及托育机构，推广普惠托育，提高入托率。根据《中国教育和人口报告2022 版》，我国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左右，照料婴幼儿主要依靠家庭，入托需求和实际入托之间存在较大缺口，这给家长特别是母亲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此外，建议市妇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设专门课程，为有返岗或再就业需求的女性提供心理辅导或职业技能的培训和指导。

不仅如此，还应鼓励二（三）胎女性灵活就业，并对灵活就业的女性提供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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