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文科 陈慧英

（西安工业大学a.马克思主义学院b.光电工程学院，西安 710021）

党的二十大庄严宣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十大报告继续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并强调“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1]因此，健康中国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就背负了“东亚病夫”的耻辱，成为近代中国国弱民疲的象征。正因为如此，一些仁人志士们发出“保种救国”的呼喊，培育国民健康体魄，成为国家自立自强的象征。中国近代著名体育家徐一冰创办我国近代最早的中国体操学校时，就明确把“增强中华民族体质，洗刷‘东亚病夫’耻辱”作为其校训。[2]可见，近代以来的国民健康问题，是与国家民族的兴亡始终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从政治上站起来了，但是疾病丛生、缺医少药的境况还未得到根本的改变。一些西方人士曾断言：“天花等瘟疫必定是新中国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因此，彻底摆脱“东亚病夫”的耻辱，增强人民体质，成为新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关注人民健康问题。从建国初期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二十大报告重申的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事业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标志。70余年来经过艰苦努力，中国国民健康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民健康水平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3]但我们也要看到，在当前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健康事业还存在着突出的问题，如慢性病已取代传染病，致死率居全国总病死率之首，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已成为影响国民生活质量和寿命的头号因素。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也警醒我们，自然界中的新型传染病还会严重威胁国民健康。可见，健康问题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因此，回顾新中国70 余年来党和政府推进健康事业的理念演进、实践效果，总结其经验启示等，也有利于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健康强国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关于健康的概念，尽管学术界还未取得一致的认识，但是我们能够分析其涵盖的主要内容，即生理体质、心理状况、社会适应能力与道德品行四个方面。考察各时期党和政府实施的促进国民健康事业的内容，主要涵盖医疗卫生、食品安全、体育健身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医疗卫生事业。

目前，关于新中国健康事业，学术界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学术借鉴。关于新中国健康事业思想、理念的研究方面，学术界对毛泽东等人的医疗卫生理念、思想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总结了毛泽东卫生工作与政治相结合、预防为主、开展群众性的卫生防疫、注重公平性的理念等。如姚力考察了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的历史缘由及功绩；
[4]关于新中国健康事业的成就与经验研究的成果非常多，学术界对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巨大成就普遍认可，并认为其经验值得借鉴。代表性的成果有：肖爱树《1949～1959 年爱国卫生运动述论》[5]；
戴志澄《五十年来卫生防疫体系建设、发展的基本经验》[6]；
李洪河《建国初期的卫生防疫事业探论》[7]；
刘迪成、李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种痘运动》[8]等。潘锋以具体的数据、事实等回顾总结了新中国70 年来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巨大成绩。[9]

总的来讲，当前对新中国健康事业的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有些还不乏真知灼见。但是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现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健康事业的史实性梳理，或变迁性研究。对新中国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理念演进梳理不够，对实践效果还缺乏历史性的判断，也未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视角总结其经验启示，这都为我们留下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因此，对70 余年来新中国推进健康事业的理念演进做系统的梳理分析，总结其实践成效，在此基础上探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启示，显得尤为必要。

所谓理念，辞海解释为“思想或观念”。新中国健康事业是党和政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政府的理念直接决定了健康事业的发展与走向。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推进健康中国的理念经历了不同的认识阶段。建国初期我们党认识到健康工作是关系着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党必须把它管好；
改革开放后，我们认识到，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健康保障的福利水平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健康事业要放开搞活；
十七大后我们重新认识到，医药卫生事业关系亿万人民的健康，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是重大民生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认识到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这些理念来自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自身任务与国情的认识，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健康中国建设的思想动力。

（一）1949—1978 年：卫生工作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党必须把它管好

1949 年时我国人均寿命不到36 岁，婴儿死亡率高达20%，孕产妇死亡率为1.5%，与世界平均水平差距较大。新中国刚建立时，出于争取人民群众支持，践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保障工人阶级的利益，并展现新社会的精神面貌，迅速甩掉“东亚病夫”帽子，党和政府需要将人民群众从“瘟神”阴影下迅速解放出来，彻底改变旧社会缺医少药、疾病丛生的局面。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认为，新中国不仅要解决旧社会常见的天灾人祸问题，也要解决“生疮害病”这样涉及人命的事。这不但是涉及人心向背的问题，也是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1951 年9 月9 日在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10]1954 年4 月，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卫生工作的政治领导的指示》中指出：“卫生工作是一件关系着全国人民生、老、病、死的大事，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党必须把它管好。”可见，尽管当时面临着繁重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任务，财政压力也很大，但对健康事业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正是基于这种理念，党和政府才能积极推行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实施劳保医疗、公费医疗、合作医疗等政策。即便是后来的6.26 指示，也与毛泽东当时反官僚主义、反修防修等政治考量有很大关系。之前毛泽东已经对高级干部保健制度愈发反感，责问“卫生部想不想面向工农兵”，严厉批评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11]，可见毛泽东已将此视作严重的政治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认为卫生工作“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党必须把它管好”，集中解决缺医少药的问题。因此卫生政策的主要内容是防治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团结中西医，建立覆盖全民的初级医疗保障体系等。1950 年底，全国就已经建立有88 个专业防疫队，共有防疫人员1100 余人，另有鼠疫防疫队12 个，防疫人员1400 余名，还有卡介苗接种推广人员1600 人。各地还有中西医参加的地方防疫队。[12]可见新中国迅速建立了一支较强力量的卫生防疫队伍。1952 年2 月美国军机侵入丹东、抚顺等地，中共中央迅速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反对美帝细菌战，进行灭虫、消毒的防疫运动”的战斗指令。爱国卫生运动广泛动员群众开展清洁卫生、普及健康知识，如实行强制性的预防注射；
灭蝇、灭蚊、灭蚤、灭鼠以及捕灭其他媒介动物等。

（二）1978—2002 年：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健康事业要放开搞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逐渐认识到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健康工作也要适用初级阶段的国情。1980 年8 月卫生部在向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中就指出：“要看到我们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卫生力量弱，在目前条件下发展卫生事业，光靠国家包，是包不下来的，还要靠集体办，并且要允许医生个体开业，以补充国家和集体力量的不足。”[13]当时医疗卫生供给仍是“一床难求”，一些地方还一度出现“家庭病床”的现象。城镇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费用超支、浪费严重。1964 年时医疗费规定每人每年18 元，1978 年人均达到37.5元，1985 年更是达到了人均71.9 元。[14]劳保医疗与公费医疗中的以病谋私、小病大养等现象，不但群众反映强烈，国家也视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并以“大锅药”来称呼此类现象。[15]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改革，减轻国家医疗支出的负担，提高医疗卫生质量与效率，成为当时国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思路。

1985 年卫生部就指出：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卫生事业经费和投资严重不足，医疗收费标准过低，医疗机构亏损严重；
二是在政策上限制过严，管得过死，吃“大锅饭”的问题也很严重。[16]在这种理念认知下，1997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卫生事业发展必须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人民健康保障的福利水平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政府对发展卫生事业负有重要责任。公民个人也要逐步增加对自身医疗保健的投入”。[17]国家只能承担有限的卫生投入，公民个人也要承担一定的医疗费用。上述认识成为当时医疗卫生体制“放开搞活”的主要依据。因此，对医院实行“经济化管理”“开阔卫生事业发展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活”等卫生政策，都与上述理念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2003—2012 年：健康事业是重大民生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大任务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背景下，经济效益成为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虽然市场化导向的医改极大促进了我国卫生服务资源的扩张，但是对公共卫生和农村医疗卫生的忽视，对健康资源覆盖公平性的认识不足，直接影响了我国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突出，国民体质状况也令人担忧。2003 年“非典”的爆发，酿成了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也暴露了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严重不足。2005 年6 月，卫生部澄清“市场化非医改的方向”。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指出，要解决“看病贵”“看病难”这两个难题，主要靠政府，而不是让医疗体制改革走市场化的道路。同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这个结论引起社会各界震惊。该报告直指：市场化、商业化导向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导致医疗卫生的公平性下降、政府卫生投入的持续下滑、居民个人医疗卫生负担的大幅上涨等现象。有学者指出，1980年，中国居民个人负担的医疗费占比不足23%，到2000 年已高达60.6%，而政府对医疗卫生经费的投入却大幅削减，改革开放之初，政府预算支出占医疗卫生总费用的36%，到2000 年，比重下降为14.9%。[18]20 多年医疗卫生市场化改革的结果，仍未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反而加剧了不公平性。这与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显然不相适应。

2007 年10 月15 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报告的一些提法如“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幸福”“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卫生事业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200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医药卫生事业关系亿万人民的健康，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是重大民生问题”。报告还指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大任务。[19]由此可见，经过数年的酝酿与征求意见，此时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健康事业对个体、社会与国家的重要性，也明确了政府的责任所在。

（四）2012—至今：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逐渐将对国民健康事业的认识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方向，完善国民健康政策，推进健康中国战略。2015 年10 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在“十三五”时期“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等目标，正式提出了“健康中国”建设。习近平在2016 年8 月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以“健康中国”战略为主旨的重要讲话。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2016 年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并实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这份文件体现了党中央对新时代健康事业的理念认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是全面提升中华民族健康素质、实现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文件规划了清晰的战略目标：到2020 年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到2030 年，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到2050 年，建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健康国家。2017 年10 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除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纳入国家发展的基本方略，还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由此可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健康事业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完善，逐渐上升到国家战略、民族复兴的高度。

2022 年10 月党的二十大召开，习近平在大会报告中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体目标是到2035 年要基本建成包含“健康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论述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时，首先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这代表新时代党对国民健康事业的理念达到了新的高度，必将指导健康中国行动深入开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健康中国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大部分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已得到控制或基本消灭，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得到大发展，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人口死亡率总体上逐年降低，从1949 年的20.00‰，降为1977 年的6.87‰。[20]截至2021 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增至78.2 岁，孕产妇死亡率从16.9/10 万下降到16.1/10 万，婴儿死亡率从5.4‰下降到5.0‰。[21]人民健康水平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这些成绩的取得，说明中国式现代化健康中国建设成效显著。

（一）传染病防治取得了巨大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传染性疾病肆虐，党和政府积极领导，以预防为主，与教育相结合，传染病防治取得巨大成功。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新中国在防治流行性疾病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至20 世纪50 年代末，南方的恶性疟疾流行已基本得到控制，一些长期以来令人畏惧的“瘴疠”之地成为低疟地区。20 世纪60 年代初期，天花在我国已告灭绝；
经过爱国卫生运动及各项预防措施，霍乱也很快在我国绝迹。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血吸虫病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1958年江西余江县首先消灭了血吸虫病。至60 年代，南方数省的血吸虫病流行地域与人数大幅减少。黑热病、丝虫病到60 年代中期，患病率也大幅下降。鼠疫在旧中国也是一种传染性极强、危害极大的烈性传染病，到20 世纪50 年代后期，鼠疫每年的发病人数已从新中国成立前的数以万计降到40 例左右。新中国还取得了消灭性病的胜利，到1959 年，性病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消灭。[12]此外，在防治麻风病、结核病、结膜性脑膜炎等流行病，以及克山病、大骨节病等地方病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旧中国的流行性疾病得到了完全的控制或缓解，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得到了有效保障。在2019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考验中，党和政府正是秉持了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健康治理理念，在疫情前期采取及时有力措施，迅速遏制住了疫情蔓延，有效避免了疫情恶化导致的大规模人口损失。

（二）健康中国保障体系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卫生机构、设施和医疗卫生工作人员的数量都取得了明显的增长。1949年我国仅有卫生机构3670 家，其中医院只有2600 家，门诊部、所 769 家。至 1977 年，卫生机构增加至 164，199 家，其中医院 63，952 家，门诊部、所 90，285 家。1949—1977 年我国卫生机构床位数也显著增长。1949 年全国卫生机构床位数仅8.5 万张，其中医院床位数8 万张，每千人口医院床位数仅0.15 张。至1977 年，全国卫生机构床位数达到了195.4 万张，其中医院床位数177.7 万张，每千人口医院床位数增长到了1.88张。1949—1977 年我国卫生技术人员数也有较快增长，特别是西医师、医士更是大幅增长。1949年，全国卫生技术人员（中医、西医师、医士、护师、护士）仅有50.5 万人，其中西医师、医士仅有8.7 万人，每千人口医生数仅0.67 人。至1977年，全国卫生技术人员增长到234.1 万人（不含城乡不脱产卫生人员）。其中西医师、医士有73.8万人，每千人口医生数达到了1.03 人。[19]总之，至1977 年，我国已经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布局较为合理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初步解决了缺医少药的局面。

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健康中国保障体系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截至2021 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1030935 个，其中医院36570个，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944.8 万张，其中医院 741.3 万张（占 78.5%）。2021 年末，全国卫生人员总数1398.3 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1124.2 万人。基层卫生服务方面，2021 年底，全国2.96 万个乡镇共设3.5 万个乡镇卫生院，床位141.7 万张，卫生人员149.2 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128.5 万人）。与上年比较，床位增加2.7 万张，人员增加1.1 万人。2021 年底，全国已设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36，160 个，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0，122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26，038个。与上年相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增加296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增加499 个。[21]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基本实现乡乡有卫生院、村村有卫生室，服务能力明显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程度大幅提升。

进入新时代以来，健康中国建设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取得历史性进步。首先，长期影响近一亿人口健康水平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性的治理。全国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960 多万贫困人口实现异地搬迁，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第二，从健康指标上看，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到78.2 岁。第三，从健康保障体系来看，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健康中国保障体系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同时，新时代以来，全国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持续下降。由2008 年的40.4%下降到27.7%。[21]全国居民越来越受惠于国家提供的健康保障公共服务。

回顾新中国七十余年健康理念演进与实践成效，我们能得出一些基本的启示与经验。

（一）健康中国建设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认清健康事业的公益属性及政府应承担的责任。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从工人阶级的感情出发，在简陋的条件下开展健康工作，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城市建立起了劳动保险医疗和公费医疗，覆盖了大部分城市居民，各厂矿企业设立了初级的卫生保健所，解决了职工的基本医疗问题。在广大农村，即便国家财政无法给广大农民补贴医疗费用，但通过传染病防治、爱国卫生运动也使得农村居民的健康环境大大改善。2005 年之后，正是党和政府认识到了健康事业的重要性，所以才确立了健康政策的公益属性，健康体系进入快速阶段。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政府逐渐对国民健康事业的认识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方向，完善国民健康政策，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二）健康中国建设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健康事业是我国新时代主要发展任务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健康无疑已经成为人们过上美好生活的基本标志之一，而当前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还存在着健康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主要矛盾决定主要任务。所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党的二十大报告宣告“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健康不仅是只有投入，也是一种产出。良好的国民健康水准能够减少医疗卫生的投入，也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与智力支持。可见，健康不但是关系到千家万户幸福安康的民生问题，也是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问题。事关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我们只有在健康事业上展现出更强的优越性，才能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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