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科选 韩永辉 余林徽

近年来，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飙升，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日益逼近上限，传统比较优势正遭遇严峻挑战。也意味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大进大出”的传统外贸发展模式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积极塑造以“优进优出”战略为代表的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已经成为“十四五”时期中国外贸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一过程中，虽然中国进口贸易呈现出了迅猛扩张的势头，进口贸易规模由2001年的20,159.2亿元，迅猛增加至2021年的173,661亿元，年均增长达11.37%，然而，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中国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幅度却十分有限，甚至呈现出明显下滑的态势。(1)赵春明、文磊、李宏兵：《进口产品质量、来源国特征与性别工资差距》，《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年第5期。而高质量产品的进口，不仅能够极大满足国内消费者对于优质消费品种类的急切需求、实现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殷切期许，也有助于国内企业获得更为优质的生产资料，助力企业产品结构的快速优化与升级。(2)李磊、马欢：《“一带一路”倡议与高质量进口》，《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如何快速实现进口产品质量升级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

与此同时，自2012年开始，中国政府陆续推出了《关于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外贸易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旨在促进跨境电商快步发展的相关文件。此外，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在这些政策文件和政策试点(以下均简称为“跨境电商产业政策”)(见表1)的推动下，中国跨境电商进口也迎来了快速发展态势。跨境电商进口交易额由2012年的0.24万亿元，到2020年提升至3.07万亿元，年均增长37.52%，是2012年的12.79倍多，占进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2012年的2.1%，到2020年迅速提高至21.48%，在此背景下，大量学者围绕跨境电商对国际贸易成本降低(3)Brynjolfsson E., Hui X., Liu M., “Does Machine Translation Affect International Trade? Evidence from a Large Digital Platform”, Management Science,Vol.65,No.12,2019,pp.5449-5460.(4)鞠雪楠、赵宣凯、孙宝文：《跨境电商平台克服了哪些贸易成本?——来自“敦煌网”数据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20年第2期。(5)张洪胜、潘钢健：《跨境电子商务与双边贸易成本：基于跨境电商政策的经验研究》，《经济研究》2021年第9期。、促进国际贸易增长(6)Qin Y., Meivitawanli B., “Effec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of Emerging Country in The Case of China”, Malaysian E Commerce Journal (MECJ),Vol.2,No.1,2018,pp.9-12.(7)马述忠、房超：《跨境电商与中国出口新增长——基于信息成本和规模经济的双重视角》，《经济研究》2021年第6期。(8)温湖炜、舒斯哲、周凤秀：《跨境电商政策的出口贸易增长效应评估》，《统计与决策》2021年第18期。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而本研究所关心的则是跨境电商对中国进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理。有关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化解当前中国进口产品质量提升过程中的难题、顺利实现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宏伟目标。

表1 代表性的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政策

近年来，进口产品质量也开始成为了国际贸易学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和热点话题，且主要集中于以下五个方面：贸易自由化与进口产品质量；
进口国市场的准入门槛与进口产品质量；
收入、收入差距与进口产品质量；
贸易成本与进口产品质量；
进口产品质量提升的经济效应等。

(一)贸易自由化与进口产品质量

贸易自由化对进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是当前国际贸易学界普遍关注的重点，且普遍认同贸易自由化对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具有明显拉动作用。例如，施炳展和张雅睿(9)施炳展、张雅睿：《贸易自由化与中国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升级》，《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年第9期。通过使用2000—2006年间的中国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并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进口中间产品质量的影响，结论表明，关税每下降1%，一般贸易方进口的中间品质量就要提升0.06%—3.74%。余淼杰和李乐融(10)余淼杰、李乐融：《贸易自由化与进口中间品质量升级——来自中国海关产品层面的证据》，《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年第2期。使用2000—2005年间中国海关企业层面的进口数据，借助Khandelwal(11)Khandelwal A., “The Long and Short of Quality Ladder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77,No.4,2010,pp.1450-1476.的方法测度了来自203个国家的3714种进口中间品的质量，结论发现，相对于加工贸易，贸易自由化显著提升了一般贸易中进口中间品的质量。孙林和胡玲菲(12)孙林、胡玲菲、方巧云：《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提升中国进口食品质量了吗——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国际贸易问题》2019年第5期。探讨了中国实施FTA战略对进口食品质量的影响，结论表明，中国实施的FTA战略显著提升了中国进口食品的质量，同时还发现，FTA战略对高关税食品进口质量的提升效果要比低关税的食品更为显著。与此同时，Kugler and Verhoogen(13)Kugler M., Verhoogen E., “Prices, Plant Size and Product Qualit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79,No.1,2012,pp.307-339.、Fan et al.(14)Fan H., Yao A. L., Stephen Y., “Trade Liberalization, Quality, and Export Pric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97,No.5,2015,pp.1033-1051.、Halpern et al.(15)Halpern L., Koren M., Szeid A., “Imported Inputs and Productiv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5,No.12,2015,pp.3660-3703.、Bas and Paunov(16)Bas M., Paunov C., “Disentangling Trade Reform Impacts on Firm Market and Production Decisions”, Université Paris1 Panthéon-Sorbonne Hal-03211401,2021.等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此外，也有部分学者得出了其他的结论。例如，刘晓宁和刘磊(17)刘晓宁、刘磊：《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基于中国微观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5年第8期。的研究就发现，贸易自由化会对接近和远离世界质量前沿的企业产品质量产生截然相反的影响。Khandelwal et al.(18)Khandelwal A. K., Schott P. K., Shang J. W.,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Embedded Institutional Reform: Evidence from Chinese Export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03,No.6,2013,pp.2169-2195．通过对美国自56个进口来源国(地区)进口的10000个产品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美国的低关税能够使得靠近世界质量前沿的进口来源国的产品质量升级，但却会抑制远离质量前沿的进口来源国的产品质量升级。

(二)进口国的市场准入门槛与进口产品质量

部分学者也开始关注进口国的市场准入门槛对进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普遍支持进口国的市场准入门槛的抬升对进口产品质量具有明显拉动作用。例如，Ghodsi and Stehrer(19)Ghodsi M., Robert S., “Non-Tariff Measures and the Quality of Imported Products”, World Trade Review,Vol.21,No.1,2022,pp.71-92.利用1995—2011年间WTO成员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通知数据库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进口国的TBT和SPS等措施的实施显著提升了进口产品的质量。Massimiliano et al.(20)Massimiliano C., Marco L. M., Giorgio, P., “Gain without Pain? Non-Tariff Measures, Plants’ Productivity and Markup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9654,2021.的研究指出，印度尼西亚所采取的非关税壁垒措施，显著提升了进口产品的质量。Curzi and Pacca(21)Curzi D., Pacca L., “Price，Quality and Trade Costs in the Food Sector”, Food Policy,Vol.55,No.4,2015,pp.147-158.的研究发现，欧盟通过实施自愿性进口食品标准也能实现欧盟进口食品质量的升级。Olper and Paccal(22)Olpera C., Paccal L., “Do Food Standards Affect the Quality of EU Imports?”, Economics Letters,Vol.122,No.2,2014,pp.233-237.通过利用欧盟食品行业层面的进口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论表明，欧盟所推行的食品标准显著提升了欧盟进口食品的质量。Daniel and Kevin(23)Daniel B., Kevin J., “The Impact of Quarantine Policies on the Quality of Imports”, Discussion Papers 2014-01,2014.通过对澳大利亚进口芒果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引入新的检疫限制后，进口芒果的质量有了显著提升。但Eum(24)Eum J., “Food Safety Standards and Quality Upgrading through Import Competition”, Agricultural and Applied Economics Association,2016.的研究则表明自愿性进口食品标准对欧盟进口食品质量的提升呈现显著异质性，这又集中表现为靠近世界质量前沿的食品质量得到了快速提升，而远离前沿质量的食品质量的提升效果则较为缓慢。

(三)收入、收入差距与进口产品质量

一般而言，进口国的收入水平与其进口产品质量之间往往存在正向关联。进口国的收入水平越高，越倾向于进口国外高质量的产品。例如，Sun et al.(25)Sun L.,Ye L., Reed M. R., “The Impact of Income Growth on Quality Structure Improvement of Imported Food: Evidence from China’s Firm-Level Data”,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Vol.12,No.4,2020,pp.647-671.的研究发现，收入是影响中国进口食品质量结构的重要因素，人均收入越高，中国进口食品质量的结构就越高。Feenstra and Romalis(26)Feenstra R. C., Romalis J., “International Prices and Endogenous Qua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29,No.2,2014,pp.477-527.的研究表明，高收入国家的消费者往往对高质量的进口产品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消费偏好。Antoine and Charlotte(27)Antoine B., Charlotte E., “Crisis, and Trade: Bad Times for High Quality”,CEPII research center, 2009.的研究发现，全球收入水平的降低，将显著降低全球进口产品的质量水平。与此同时，Crino and Epifani(28)Crino R., Epifani P., “Productivity, Quality and Export Intensities”, Working Papers, Barcelona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2010.、Fajelbaum et al.(29)Fajgelbaump, Grossman G. M., Helpman E., “Income Distribution, Product 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9,No.4,2011,pp.721-765.、马弘和秦若冰(30)马弘、秦若冰：《收入水平、收入分布与进口需求》，《经济科学》2020年第2期。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除此以外，国家间的收入差距也会对进口产品的质量造成巨大影响。例如，Markusen(31)Markusen J. R., “Putting Per-Capital Income Back into Trade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90,No.2,2010,pp.255-265.的研究结论发现，收入差距越悬殊的国家对高质量进口产品的需求越大。Latzer and Mayneris(32)Latzer H., Mayneris F., “Trade in Quali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n Analysis of the Enlarged EU Market”, Working Papers of Beta,2011.的研究还进一步发现，收入差距对进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在高、低收入国家间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Ciani(33)Ciani A., “Income inequality and the quality of imports”, DICE Discussion Papers 245,2017.的研究却发现，进口国不平等的程度越高，进口产品的质量水平就越低。

(四)贸易成本与进口产品质量

当前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验证“华盛顿苹果效应”是否存在上。“华盛顿苹果效应”最早由Alchian and Allen提出，具体指的是贸易成本同进口产品质量之间存在正向关联。随后，大量学者围绕这一假说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检验。例如，Hummels and Skiba(34)Hummels D., Klenow P. J., “The Variety and Quality of A Nation’s Expor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5,No.3,2005,pp.704-723.的研究证实，贸易成本同进口产品质量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孙林和伊美欣(35)孙林、伊美欣、翁宁依、周科选：《中国从“一带一路”国家进口食品质量与“华盛顿苹果效应”》，《世界经济研究》2019年第9期。基于2001—2013年间的中国海关企业层面的进口数据，对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的62个国家进口的食品质量进行了测算，并将运输成本引入其中，研究结果表明，运输成本同中国进口食品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也由此验证了“华盛顿苹果效应”的存在。除此以外，Feenstra and Romalis、Curzi and Pacca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观点。

(五)进口产品质量提升的经济效应研究

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讨论进口产品质量提升对进口国生产率的影响上。例如，郑亚莉等(36)郑亚莉、王毅、郭晶：《进口中间品质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不同层面的实证》，《国际贸易问题》2017年第6期。通过利用2000—2006年间的中国微观企业层面数据，并借助于Khandelwal et al.的方法，对进口中间品的质量进行了测度，结果发现，中国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不同层面也存现出显著差异。钟建军(37)钟建军：《进口中间品质量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通过利用2000—2007年中国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采用A-C-F的方法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进而探讨了进口中间品的质量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的质量提升主要通过“学习型效应”机制、研发同进口中间品质量的“互补效应”机制等途径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随后Halpern et al.、Bas and Paunov、Shepotylo et al.(38)Shepotylo O., Vakhitov V., Movchan V., Panga M., “Non‐tariff measures and productivity of Ukrainian food‐processing firm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73,No.1,2022,pp.234-256.等的研究也得出了相近的结论。同时，部分学者也开始关注进口产品质量给进口国所带来的其他一些方面的影响。例如，Torres and Foster-McGregor(39)Torres M. C., Foster-McGregor N., “Imported Intermediates,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Exports: Evidence from Brazilian Firm-Level Data”, Research Policy,Vol.50,No.1,2021,pp.3-22.的研究表明，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不仅能使企业直接受益，也能显著增强企业出口的竞争力。Chen et al.(40)Chen G., Zhan S., Hamori S., “The Influence of Quality and Variety of New Imports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Sustainability,Vol.12,No.22,2020,pp.1-20.利用2001—2007年间中国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有助于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强。张永亮和邹宗森(41)张永亮、邹宗森：《进口种类、产品质量与贸易福利:基于价格指数的研究》，《世界经济》2018年第1期。基于中国1995—2014年间的进口层面数据，并借助于嵌套模型对中国进口产品的质量进行了测度，研究结论表明，进口产品的质量能够显著改善中国消费者的福利水平，中国消费者平均每年从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中获得的福利水平相当于GDP的1.24%。耿晔强和史瑞祯(42)耿晔强、史瑞祯：《进口中间品质量与企业出口绩效》，《经济评论》2018年第5期。研究了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提升对企业出口绩效提升的影响激励，并利用2005—2008年间的微观企业层面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提升能够促进企业出口绩效的提升，但其促进作用也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Xu and Mao(43)Xu J., Mao Q.,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mediate Input Imports and Export Quality in China”, 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Vol.26,No.3,2018,pp.429-467.、Andrea(44)Andrea A., “Foreign Workers, Product Quality, and Trade: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CEPR Discussion Papers 14859,2020.的研究均表明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提升能够显著增强出口产品的质量水平。赵春明等的研究发现，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显著扩大了企业性别工资差距。

综上，当前围绕进口产品质量的相关研究成果已颇为丰富。但涉及跨境电商对进口产品质量影响的相关研究却十分匮乏，尤为重要的问题是，现有关于跨境电商对中国进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理的相关研究成果还未曾见到，这则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话题。

由此，本研究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作出边际贡献：一是以跨境电商作为本研究的突破口，全面探讨跨境电商产业政策的实施对中国进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视角较为独特。与此同时，现阶段中国积极推出的跨境电商产业政策为本课题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准自然实验素材。二是本研究从国家—产品层面展开，对当前的研究是一个十分有益的补充。本研究将利用CEPII-BACI2001—2020年间的中国HS6分位层面的进口产品数据，并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实证研究跨境电商产业政策的实施对中国进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三是本研究首次从进口学习型效应、进口竞争效应等视角深入探讨跨境电商对中国进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机理。

进口学习效应一般指的是企业通过进口先进设备和技术，从而有效推进自身技术升级和生产率水平的跃升。(45)张杰：《进口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专利活动的抑制效应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7期。现有研究已证实学习效应普遍存在于企业进口过程中。例如，Blalock and Veloso(46)Blalock G., Veloso F. M., “Imports,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Supply Chain Learning”, World Development,Vol.21,No.1,2007,pp.1134-1151.的研究证实，中间品的进口有助于企业在短时间内快速提高投入品的质量水平、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Halpern et al.(47)Halpern L., Koren M., Szeidl A., “Imported Inputs and Productivity”, CeFiG Working Papers 8,2011.的研究发现，中间品的进口，有助于企业投入品种类的增加，生产出的产品种类也随之增长，这也是企业技术能力提高的重要标志。钟建军、郑亚莉等的研究结论均得出，中间品的进口极大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而跨境电商产业政策的实施，其降低国际贸易成本的功能也被广泛证实。例如，鞠雪楠等利用“敦煌网”2013—2016年间的国际、省际及行业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跨境电商能够有效降低国际贸易过程中的固定成本，且对可变成本更加敏感。张洪胜和潘钢健基于2009—2016年间的国家—产品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跨境电商产业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中国出口和进口贸易成本，且主要借助降低搜寻成本和跨境物流成本等途径来实现。Lendle et al.(48)Lendle A. M., Olarreaga S., Schropp., Vézina P., “There Goes Gravity: Ebay and the Death of Distance”, Economic Journal,Vol.126,No.591,2016,pp.406-441．基于eBay等跨境电商交易平台的相关数据，全面分析了跨境电商产业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跨境电商发展，极大降低了地理距离的负面影响。而跨境电商产业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国际贸易成本降低，也有助于企业进口学习效应的显著提升。这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分析：一是进口模仿效应。跨境电商产业政策的实施有助于企业进口国外更为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并通过进一步的学习借鉴、模仿、改进、集成和创新，能更好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进而促进进口学习效应的提升。二是产品差异化效应。产品种类的增加亦是企业技术获得进步的重要表征，跨境电商产业政策的实施能促进企业进口更多差异化的设备和技术，这又将增加企业生产的产品种类，也会增强进口的学习效应。三是进口互补效应。企业受制于资金紧张和人力资本匮乏的双重窘境，从而无法有效组织开展先进设备和技术的研发活动，导致其自身的设备与技术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严重制约了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跨境电商产业政策的实施有助于企业设备和技术的进口，有效弥补了企业自身的短板，企业通过将自有设备与技术同进口的设备与技术进行有机结合，能快速提升生产率水平，并有效促进进口学习效应的增强。四是研发促进效应。跨境电商产业政策的实施有助于促进进口设备与技术等的价格下降，不但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还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利润，企业将有更多的资金用于产品的研发活动，有助于企业生产率水平的快速提升，对进口学习效应也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进口学习效应的不断增强，又会显著提升企业进口产品的质量，最终也将有助于进口产品质量水平的整体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给出以下假设1。

假设1：跨境电商产业政策的实施可能通过进口学习效应来提升中国进口产品的质量

跨境电商产业政策的实施除通过进口学习效应促进进口产品质量提升外，还有可能通过进口竞争效应来推进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当前，大量研究已经证实，进口竞争效应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生产率水平(49)黄漓江、李长英：《进口竞争如何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世界经济文汇》2020年第2期。(50)钱学锋、高婉：《进口竞争与中国制造业动态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资源配置的视角》，《国际经贸探索》2021年第10期。和核心竞争力(51)Brandt, Biesebroeck J. V., Wang L., Zhang Y., “WTO Accession and Performanc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07,No.9,2017,pp.2784-2820．。而跨境电商产业政策的实施所引发的进口贸易成本的降低，又会显著促进企业对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的进口，这也会加剧国内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在此情况下，企业为能在国内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被淘汰和谋求更大的利润空间，必然会选择放弃其较为边沿的产品以及非核心产品的生产及经营活动(52)Mayer T., Melitz M., Ottaviano G., “Market Size, Competition, and the Product Mix of Export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04,No.2,2014,pp.495-536．(53)Manovak, Yu Z., “Multi-Product Firms and Product Qualit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109,2017,pp.116-137．(54)刘冲、张辉、吴群锋：《进口竞争与企业产品专业化——基于中国多产品企业的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20年第3期。，转而将其核心资源投入到更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生产和销售上来，从而最终使得其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和升级(55)周茂、陆毅、符大海：《贸易自由化与中国产业升级: 事实与机制》，《世界经济》2016年第10期。(56)邱斌、张亮、孙少勤：《进口竞争、多产品出口与企业内资源再配置》，《国际经贸探索》2020年第3期。。伴随着企业的产品升级和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企业生产的产品复杂度和附加值含量也会随之不断提高，这又会引致其对于国外高质量进口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从而最终带来其进口产品质量水平的持续提升。本研究给出以下假设2。

假设2：跨境电商产业政策的实施可能通过进口竞争效应来提升中国进口产品的质量

(一)计量模型

本研究借鉴Pierce and Schott(57)Pierce J. R., Schott P. K., “The Surprisingly Swift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06,No.7,2016,pp.1632-1662．、马述忠和房超等的经典做法基础上选取双重差分法来检验跨境电商对中国进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lnqualityiht=β0+β1postt×treath+β2Ziht+Fih+Ft+ζiht

(1)

(1)式中，h、i、t分别代表产品、进口来源国、时间。quality表示进口产品的质量；
交叉项postt×treath用来代表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实施的政策冲击变量，其中，postt代表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出台的时间虚拟变量，2012年之前，postt取0，2012年及以后取1，treath是一个虚拟变量，当进口产品采用跨境电商平台交易时，treath=1，当进口产品不采用跨境电商平台交易时treath=0；
Ziht代表控制变量的集合；
Fih、Ft分别为进口来源国—产品、时间等层面的固定效应，ζiht则代表误差项。

(二)变量说明

1.进口产品质量的测度。本研究借助KSW的方法来对进口产品的质量进行测度，假定进口国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满足如下形式：

(2)

其中，Ω代表进口国消费者可以消费的产品种类(包括本国生产和进口)，j、i、h、t分别代表进口国、进口来源国、产品种类、年份，λjiht代表产品种类h的质量，qjiht代表进口国对产品种类h的需求。σ表示产品种类之间的替代弹性。且有σ>1。进一步给定进口国预算约束条件表达式：

(3)

其中，Yjt代表进口国t年的总收入。

通过对(2)在预算约束条件(3)下求解效用最大化得到需求函数表达式：

(4)

其中，Pjt代表进口国的价格指数，且有

(5)

通过对(4)两边取对数并进行相应整理，得到：

lnqjiht+σpjiht=lnYjt+(σ-1)lnqjiht+(σ-1)lnPjt

(6)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分别引入HS6分位进口产品、进口来源国—时间层面的固定效应来分别控制住时间、产品、进口来源国间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对于替代弹性σ的取值，本研究借鉴Broda et al.(58)Broda C., Greenfield J., Weinstein D. E., “From Groundnuts to Globalization: A Structural Estimate of Trade and Growth”, Research in Economics,Vol.71,No.4,2017,pp.759-783.的估算，将σ的值设置为3(59)后续的稳健性检验中也设置了参数的其他取值。。此外，考虑到本研究所考虑的进口国仅为中国，于是将j省略，从而构造出本研究所需的质量测度方程：

lnqiht+σlnpiht=αh+αit+eiht

(7)

其中qiht和piht分别表示t年由中国从进口来源国进口的产品h的数量和价格，αh和αit分别表示产品的固定效应和进口来源国-时间层面的固定效应，eiht为误差项。通过对(7)进行OLS回归得到残差项eiht，并进一步通过(7)获得进口来源国—产品—年份层面的产品质量。

(8)

由(8)所得到的质量仅适用于同一目的地—年份的组内比较，而在涉及跨时及跨国时却不可比，由此，本研究对(8)所得到的进口产品质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质量标准化公式如下：

(9)

其中，min、max分别代表最小值、最大值。通过(9)所获得的标准化质量严格位于区间[0,1]之间，且不再具有测度单位，从而可以进行跨期以及跨截面的比较。本研究也采用(9)的结果来进行相应的回归分析。

2.核心自变量。本研究拟选取双重差分法来检验跨境电商对中国进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而在这一过程中如何科学界定实验组与控制组、识别政策冲击点则成为了这一方法运用是否适当的关键。值得庆幸的是，已有权威研究文献为本研究的双重差分模型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在对实验组与控制组的界定上，本研究充分借鉴了Lendle et al.、马述忠和房超的经验做法，将在eBay平台交易的产品以及中国财政部公布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以下简称“商品清单”)所涉及的进口产品作为本研究的实验组(60)本研究的实验组与控制组选取并非随意行为，而是在借鉴权威专家的基础上进行确定，首先，考虑到Lendle et al.仅将eBay平台销售的产品作为实验组，而eBay平台仅为众多跨境电商平台之一，使得仅采用eBay平台的产品存在一定的偏差，而马述忠和房超(2021)则进一步将《商品清单》所列明的产品也拉入到了实验组的范畴，本研究也借助了该权威处理方式，得到本研究的实验组，在此基础上，将上述所涉及的HS6分位产品均采用联合国网站所给出的转换码全部转换为HS96版。，而将其他进口产品作为本研究的控制组，而在涉及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冲击点的确定上，则结合了张洪胜和潘钢健、马述忠和房超等研究的权威说明(61)张洪胜和潘钢健、马述忠和房超考虑以2012年作为政策冲击点，一方面考虑到国家级跨境电商产业政策主要自2012年才开始大量出现，另一方面，借助百度热搜检索“跨境电商”一词发现，有关跨境电商的关注也主要自2012年开始，且在此之后呈现迅猛增长态势。，将本研究的冲击点设定为2012年，即，2001—2011年，postt取0，2012—2020年，postt取1。

3.控制变量。本研究所考虑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1)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mfn)。已有研究发现，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降低与进口产品的质量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关联，中国进口产品关税的降低能促进进口产品的质量升级，本研究采用中国进口HS6分位产品所征收的mfn关税取对数来表示；
(2)质量前沿临近度(qfront)，本研究借鉴Khandelwal et al.的研究结论，将产品质量前沿定义为取指数的产品质量同每个HS6分位产品下最高质量产品的比值，即，qfront=exp(qiht)/maxh[exp(qiht)]；
(3)中国对外反倾销数量(dump)，反倾销也是影响进口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采用各进口来源国HS6分位产品被中国实施反倾销的累计次数来表示；
(4)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pu)，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进口产品质量也会造成重大影响。(62)毛其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影响了中国企业进口?》，《经济研究》2020年第2期。本研究借鉴李胜旗和毛其淋(63)李胜旗、毛其淋：《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就业与工资》，《世界经济》2018年第6期。的做法，采用中国在每个HS6分位进口产品上的约束性关税(τbt)与最惠国关税(τmfn)的比值取对数来表示，即，tpu=ln(τbt/τmfn)；
(5)自由贸易区虚拟变量(fta)，中国与其他国家是否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也是影响中国进口产品质量的因素，本研究采用虚拟变量来进行测度，当进口来源国与中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为1，其他为0。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实证部分的数据来源于2001—2020年间的CEPII-BACI数据库、WTO关税数据库(www. tariffdata.wto.org)和世界银行反倾销数据库(www.worldbank.org)。

在CEPII-BACI的数据库的处理上，仅保留进口国为中国的HS6分位产品样本，同时保留中国是否与该进口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等变量指标(64)其中2020年中国同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数据来自于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www.fta.mofcom.gov.cn)；
在对WTO关税数据库的处理上，考虑到不同年份的HS6分位产品的HS编码版本不尽相同，本研究采用联合国网站所给出的转换码将其全部统一转化为HS96版；
在对世界银行反倾销数据库的整理上，先保留被中国实施反倾销的国家(地区)、被终裁时间、涉及的HS6分位产品等指标(65)上述所涉及的HS6分位产品均采用联合国网站所给出的转换码全部转换为HS96版，除此以外，由于世界银行反倾销数据库所能获取的反倾销数据只到2019年，为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时效性，2020年中国对外反倾销的数据则主要通过对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www.cacs.mofcom.gov.cn)的相关信息进行整理得到。，然后整理得出每个进口来源国(地区)的HS6分位产品历年被中国实施反倾销措施的累计次数；
最后，本研究先将按照上述方法处理好的CEPII-BACI数据库、WTO关税数据库、世界银行反倾销数据库依次按照“产品—进口来源国—年份”的标准进行匹配，从而最终构建出符合本研究所需的数据库。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2。

表2 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一)基础模型回归结果

基于(1)式实证检验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对中国进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果，具体结果见表3方案(1)—(4)。不难发现，跨境电商产业政策与中国进口产品质量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即跨境电商产业政策显著促进了中国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表3 基本回归结果

在控制变量方面：中国进口产品的质量前沿接近度(qfront)、中国对外反倾销的数量(dump)、中国与进口来源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等变量均与中国进口产品的质量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由此表明，中国进口产品质量前沿接近程度越高、中国反倾销数量越多、中国同进口来源国所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等都促进了中国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与此同时，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lnmfn)、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pu)均与中国进口产品的质量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关系。这说明，中国进口关税水平与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程度的降低，有助于中国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二)稳健性检验

1.“共同趋势”诊断

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对中国进口产品质量影响的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是，倘若在没有任何外部因素的冲击下，实验组同控制组的变化态势是基本一致的，不会因时间变化而呈现出任何系统性差异。为检验本研究的基础回归模型是否满足这一基本假定，本研究在借鉴孙林和周科选(66)孙林、周科选：《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国际贸易问题》2020年第1期。的经验做法基础上，先分别测算出实验组同控制组的进口产品质量的平均值，再观测两组平均值的变化趋势。从图1可以得出，在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实施前，实验组同控制组确实保持了整体变化的高度一致性，而在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实施后，实验组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而控制组却未见明显变化，由此证实基础回归模型满足“共同趋势”的基本建设前提。

图1 实验组与控制组进口产品质量平均值的变化趋势

2.反事实检验

本研究为消除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外其他一些政策或随机因素的干扰，便将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实施的时间分别提前1年和2年，结论显示(见表4方案(1)—(2))，此时的核心变量并未通过显著性水平的检验，由此说明基础回归结论是稳健的。

3.借鉴Broda et al.取不同σ值

本研究为进一步检验在σ的不同取值下，回归结果的稳定性问题，便借助Broda et al.的做法，将出口质量方程中的σ值分别设定为5和8，从而得到新的进口产品质量，回归分析表明(见表4方案(3)—(4))，无论σ取值如何改变，所得结果仍与基础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4.采用非标准化的产品质量

本研究为检验非标准化产品质量情况下的结论稳健性问题，便选取了非标准化进口产品的质量进行回归分析，结论发现(见表4方案(5))，基础回归结论并无显著差异。

表4 反事实检验、Broda et al.取不同σ取值、非标准化的进口产品质量的回归结果

5.考虑中国对外经贸合作政策和战略

中国政府在样本年份内对也开展了若干跨国区域经贸合作政策和战略，例如，2001—2020年间，中国就先后同智利(2006)、巴基斯坦(2007)、新西兰(2008)、新加坡(2008)、东盟(2010)、秘鲁(2010)、哥斯达黎加(2011)、瑞士(2014)、冰岛(2014)、韩国(2015)、澳大利亚(2015)、马尔代夫(2017)、格鲁吉亚(2018)等国(地区)分别签署了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与此同时，2020年11月15日，中国政府还同东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地区)正式签订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此外，2013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并将其提升为国家战略，为剔除上述这些因素对进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和干扰，本研究选择将以上政策和战略涉及的进口来源国(地区)从样本中予以剔除，回归结果仍旧十分稳健(见表5方案(1))，从而证实了基础回归结论的稳健性。

6.内生性问题处理

本研究为消除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便引入了被解释变量(quality)的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并构建出了动态GMM面板模型来进行回归分析，结论表明(见表5方案(2)—(3))，容易发现，所得结论仍旧十分显著，由此也证实了基准模型回归的稳健性。

7.采用单价法来测度产品质量

本研究为检验在不同质量测度方法下，基础回归结论的稳健性问题，便在参考Hummels and Klenow等的做法基础上，进一步选取单价法来对进口产品的质量进行重新测算，回归结果表明(见表5方案(4))，核心变量仍旧十分显著，由此也表明基础回归的稳健。

8.采用不同产品目录作为实验组

本研究为检验在实验组进行调整的情况下，基础回归结论的稳健性问题，便分别采用eBay平台交易产品、中国财政部公布的 “商品清单”分别作为实验组，控制组仍旧保持不变，回归结果仍旧十分稳健(见表5方案(5)—(6))。

9.考虑中国加入WTO的影响

本研究为剔除中国加入WTO这一重大事件可能带来的噪音影响，本研究将样本年份调整为2003—2020年并进行回归分析发现(见表5方案(7))，所得结论仍旧十分稳健。

表5 考虑中国对外经贸合作政策和战略、内生性问题处理、采用单价法来测度产品质量、采用不同产品目录作为实验组、考虑中国加入WTO的影响的回归结果

(三)异质性分析

1.进口来源地发展水平异质

考虑到进口来源地发展水平异质对中国进口产品质量的差异化影响。本研究依据2020年底联合国所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对全球所有国家按照发展程度差异进行分类的做法，将全体样本依次划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及落后国家等三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组回归，所得结果见表6方案(1)—(3)，从中不难发现，跨境电商产业政策的实施对来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落后国家的进口产品质量均有显著提升作用，且对发展中进口来源国的质量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

表6 进口来源地的不同发展水平异质、进口来源地不同的收入水平异质的回归结果

2.进口来源地收入水平异质

考虑进口来源地收入水平异质对中国进口产品质量的差异化影响。本研究将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统一归入低收入国家，将其中的中高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统一归入高收入国家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组回归，所得结果见表6方案(4)—(5)。结论表明，跨境电商产业政策的实施对来自低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的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均十分显著，且对低收入进口来源国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

3.进口产品质量水平异质

考虑进口产品质量的不同水平异质对中国进口产品质量的差异化影响。本研究将中国进口的所有产品依据其质量水平划归为高、低质量二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组回归，最终回归结果见表7方案(1)—(2)。结论发现，跨境电商产业政策的实施对低质量水平、高质量水平的进口产品质量均有显著提升作用，且高质量进口产品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

4.进口产品要素密集度异质

考虑到进口产品要素密集度的异质对中国进口产品质量的差异化影响。本研究于是将中国进口的所有产品依据其要素密集度划归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三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组回归，最终回归结果见表7方案(3)—(5)。结论表明，跨境电商产业政策的实施对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以及技术密集型的进口产品质量均有显著提升作用，且劳动密集型进口产品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

表7 进口产品质量水平异质、进口产品要素密集度异质的回归结果

(一)模型构建

本部分将在前部分理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中间机制效应模型，来探讨进口学习效应和进口竞争效应的作用效果，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lnqualityiht=β0+β1postc×treatt+β2postt×treatc×Miht+β3Ziht+Fih+Ft+ζiht

(10)

其中，Miht表示中介机制变量，其他变量的含义均和基础回归模型(1)一致。在中介机制变量指标的测度上，对于进口学习效应的测度，则采用中国从每个进口来源国所进口的HS6分位产品的总金额取对数来表示，而对于进口竞争效应的测度，本研究拟用中国从每一个进口来源国进口的HS6分位产品金额占该进口来源国产品总金额的比重来表示。

(二)实证检验

为检验理论机制分析所提出的两大机制是否成立，本研究分别对其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通过在核心自变量基础上分别加入进口学习效应、进口竞争效应的交互项，并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所得结果见表8方案(1)—方案(2))，结果表明，交互项的结果均显著为正，且均在1%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由此证实跨境电商确实通过进口学习效应、进口竞争效应等两大途径推进了中国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且在这一过程中进口竞争效应所起的作用更为明显。

表8 机制检验结果

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对中国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的影响。本研究以跨境电商产业政策的实施为切入点，通过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对中国进口产品的质量具有显著提升作用。(2)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对中国进口产品的质量提升存在显著异质性。这主要体现在：分进口来源国发展水平异质，对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及落后国家进口的产品质量均有显著提升，但对发展中国家的提升更为显著；
分进口来源国收入水平异质，对高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均有显著提升，但对低收入国家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
分进口产品质量水平异质，对高、底质量水平组的进口产品质量均有显著拉升，但对低收入国家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
分进口产品要素密集度异质，对劳动要素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呈现依次衰减态势，且对劳动密集型进口产品的提升作用最为明显。(3)进一步通过机制检验发现，跨境电商产业政策主要通过进口学习效应、进口竞争效应等途径来推进中国进口产品的质量提升。同时也发现，进口竞争效应所起的作用更大。

本研究的政策含义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完善跨境电商发展的相关支撑政策。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快速推广跨境电商进出口海外仓、跨境电商B2B直接进出口的监管新模式，并尽快完善与之相关的配套政策；
二是进一步优化跨境电商进出口退换货的相关流程；
三是要结合国内外需求的最新动态，实时调整和完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产品的目录清单；
四是稳步推进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药品的试点工作；
五是要抓紧制定和完善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指南，大力引导各类跨境电商平台积极防范知识产权风险。

第二，加快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建设步伐。一是要有序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以下均简称为“综试区”)的扩容，逐步将符合条件的地区有序增列为综试区的试点建设序列；
二是要在综合试验区内积极推进包括风险防控、电商诚信、信息共享、智能物流、统计监测以及金融服务等在内的“六体系”构建；
三是要鼓励各级各类跨境电商平台、相关服务商以及经营者等在内的各类主体积极进行自主品牌的打造；
四是要构建科学合理的综试区动态考评指标体系和严格的奖惩机制，对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综试区建设任务的地区要坚决予以摘牌，并追求相关配套资金。

第三，加快推进跨境电商专业人才的培养。要大力支持和鼓励普通高等院校、职业技术学校大力开设与跨境电商紧密相关的专业，并科学引导普通高等学校、职业技术学校与跨境电商企业开展全方位的校企合作，从而培养出符合跨境电商行业发展需要的管理人才以及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进而快速消除当前跨境电商行业人才奇缺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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