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际华，蔡沁珊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 211100）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不断普及，公共服务持续高质量发展。乡村公共治理作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起着关键作用。2019 年《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 年）》提出乡村治理数字化，建立数字农业农村服务体系后，《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0 年）》明确将数字乡村作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强调加快信息化发展，以持续加强乡村社会保障服务信息化的可持续能力。数字乡村是数字化、网络化和信息化在农村地区的应用，以提高农村居民的信息素养和技能为重要内容，从而增强农村内生发展动力［1］。

2021 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2.6 亿人，比重达到18.7%，其中65岁以上人口为1.9 亿人。按照联合国人口报告的最新标准，中国已经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相较于城市，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养老资源稀缺、养老形式更为严峻［2］，为应对农村老龄化、空心化日益加深的问题和促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要发展农村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所谓农村互助养老，是指中国农村地区自发产生的在充分挖掘农村老年人及其他资源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准社会化的养老模式［3］，这是一种新型养老方式，也是多主体协同合作、资源互换共享的多元开放系统［4］。

农村互助养老实质上属于农村公共服务，其模式的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而数字乡村战略在为农村带来资源和技术的同时，也为其互助养老模式带来政策支持和时代机遇，日益成熟的信息技术能够渗透到农村的各个方面，充分发挥对资源配置的集成与优化作用，不仅能给农村互助养老方式带来创新，而且能保留并利用农村优势，拓宽乡村振兴的渠道［1］。在理论层面，中国学者对农村互助养老的作用、途径、特点、意义等方面进行了很多研究，而在实践方面，其整体的运行状况仍然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服务对象观念传统、思虑过多，政府服务供给不足及效率偏低、资源闲置等，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村互助养老的服务趋向于“碎片化”，从而使得互助养老模式运行艰难。想要改变中国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碎片化运行的现状，其关键路径之一在于充分借助乡村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慧化发展，实现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资源整合。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对CGSS2017 数据进行筛选和统计，以农村互助养老困境为切入点，从服务资源整合的角度探索数字乡村背景下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优化路径。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非正式互助网络和互助组织的现代转型，属于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的重要环节［5］。随着农业农村的逐步现代化，国家在农村地区大力发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然而受年龄层次、文化水平、经济收入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大部分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尚未将数字化技术嵌入乡村互助养老体系。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需求、供给和平台等层面呈现出碎片化的运行趋势。根据研究需要，对2017 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CGSS）进行筛选，将限制条件放在户籍为农业户口、年龄超过50 岁，并根据相应变量的选项删除极端值和异常值，最终筛选出符合要求的样本数据988 份，其个人基本情况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 所示。

表1 受访者个人基本情况

在样本总量中，19.84%的老人无同住配偶，其中2.33%的老人没有子女，这类群体更有可能具有潜在的互助养老需求。50~69 岁的低龄老人占比为77.73%，70~79 岁的中龄老人占比为 16.60%，80 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占比为5.67%，由此可见，农村地区的低龄老人数量较多。在受教育水平方面，有67.31%的老人学历水平在小学及以下，初中学历的占比为25.41%，高中学历的占比为6.88%，仅有0.40%的老人上过大学，农村老年人呈现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特征，在互联网使用方面存在困难，比较不利于数字化互助养老方式及产品的推广和普及。

1.1 互助养老认可度低

一是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观念淡薄。通过对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的潜在需求进行描述性统计（表2）后发现，有73.58%的老年人认为理想的养老方式是家人、亲戚和朋友提供养老，其普遍基于家庭本位来思考养老问题。并且受文化环境、教育水平、子女数量等因素的影响，老年人的防备心理较重，78.24%的老年人不愿意轻易相信别人，其互助观念淡薄，部分老年人的心理问题难以通过邻里帮助得到纾解，有46.46%的老年人经常或总是感到孤单，这不利于农村互助养老实践的展开。

表2 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潜在需求描述性分析

二是农村居民缺乏互助养老的主动性。农村是一个具有“熟人社会”特征的地域，邻里之间的交流互助是农村的基本生活形式，但调查显示，不经常与邻居进行社交活动的占比为52.02%，这体现出农村老年人参与互助活动的潜在积极性不高。

1.2 多元主体难以协同

当前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低龄健康老人、家庭、互助志愿者、互助组织等，其中互助组织相对多元化，主要包括村两委、妇联、老年协会、义工组织、农业合作社以及村庄内部自发形成的民间组织等［6］，目前供给层面呈现出碎片化的运行状态，尚未形成多元主体协同供给的局势。在主体关系上，村内供给主体与村外供给主体之间缺少沟通协调机制。政府部门制定了多条政策以引导民政、人社、财政等部门合力推进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但是由于各部门之间缺乏信息互换和资源共享，从而出现“孤岛效应”，村民就互助养老服务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
在服务供给上多元主体“各自为政”，村庄与村庄之间的互助养老政策不一，难以实现城乡互助养老的融合。

1.3 服务资源整合困难

根据描述性统计分析（表3）可知，在物质资源方面，41.40%的农村老年人目前正在从事务农工作，其所拥有的固有土地资源尚未充分盘活，随着村民年龄逐渐增大、年轻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其所拥有的土地资源闲置，这一方面可能导致经济收入受损，另一方面则会造成资源浪费；
在人力资源方面，农村老年人以低龄老年人为主，自评身体健康的占比为36.03%，认为自身身体状况一般的占比为24.60%，为农村互助养老提供了潜在互助主体，但是受传统文化、宣传不到位等因素的影响，该部分人力资源未能充分利用；
在信息资源方面，有79.66%的农村老年人拥有手机，不过其功能主要为与子女通电话，实际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很低，从未使用互联网的占比达到83.00%，使用互联网来获取信息的老年人数量则更少，仅占比4.45%，因而数字化技术难以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发展赋能。由此可见，农村内外部的服务资源分散，资源利用率低，难以有效整合在一起并且转化为多方主体协同参与的数字化平台。

表3 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潜在资源描述性分析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自改革开放以来仍处于探索阶段，当前就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碎片化运行的问题，学者们主要围绕以下几点展开研究。一是关于碎片化的定义，“碎片化”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整体以无规律的方式分解为部分，另一方面是部分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而处于孤立存在的状态［7］。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碎片化则是指在互助养老服务项目实施的过程中，空间、身份、内容、标准、质量、方式、资源等呈现出不统一的局面［3］。二是关于碎片化的现状分析，部分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采取单一化的治理方式，从而导致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缺乏其他资源介入，加上服务主体之间缺乏互动性，因而在持续性、服务认可度方面存在问题［8］。三是关于碎片化的优化路径，李翌萱等［9］认为基于目前的农村资源，农村养老的发展优势有赖于农村互助养老社会支持体系的整体性优化，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本质上属于社会交换和代际供养的范畴，破解其碎片化问题需要政府、集体和家庭的共同努力，落实政府和子女责任［10］。

由以上分析可知，学者们多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碎片化的含义、现状、优化路径等方面进行研究，忽视了农村内外部整体资源的互动及其影响。因此，本研究从资源整合的角度出发，阐释农村互助养老困境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破解碎片化运行困境的优化路径。

2.1 资源整合理论及其发展

资源整合一词起源于“资源禀赋”理论，该理论由经济学家于19 世纪30 年代共同提出，他们认为产品成本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赫克歇尔-俄林定理［11］。之后，Shane 等［12］将资源整合理论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资源管理学说，认为资源整合是资源价值产生的重要前提，资源整合的过程就是资源价值创造的过程。随着理论的发展，养老服务资源整合可以理解为是对当前的多种养老服务，供给主体通过挑选、吸收、配置的方式，对具有差异性的养老服务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提高其利用率和实用性［13］，从而使服务对象获得更有效和更高质量的服务，提高服务对象和供给者的满意度［14］。

“服务资源”一词可以理解为所有能够契合服务对象需求的客体［15］。服务资源整合包含四个关键要素，分别为垂直整合、水平整合、照料的连续性以及整合的照料［16］，需要通过政府组织的内外机构、网络式的社会组织等在本质上建立组织性的互动关系［17］，这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强调资源的优化配置。在研究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困境的过程中，服务资源整合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能够应对目前供需过程适配不足、不匹配或错配，老年人幸福感和信任感不强，养老服务不具有可持续性等问题，从根本上破解农村养老服务碎片化的困境，以期更全面地整合农村各方面的养老资源，建立协同供给机制。

2.2 基于资源整合理论的农村互助养老困境分析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碎片化困境不仅受到服务需求方和服务供给方的影响，而且也会在服务的传递过程中形成。

2.2.1 需求层面：数字鸿沟难以消弭 一方面，农村老年人对互联网使用的不熟悉造成其对农村互助养老的认知差异。相较于城市老年人，农村老年人的经济状况较差、文化程度偏低、思想观念较传统，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大，其社会网络将越来越窄，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其在使用智能技术、电子产品时遭到排斥。老年人主观上对数字技术的退却心理使得老年人数字鸿沟难以弥合，从而在趋于固定的生活范围内难以接触新兴事务，这对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观念的形成和改变产生了影响。

另一方面，农业数字化进程缓慢加剧了老年人数字鸿沟。互联网在农村地区尚未充分发挥其强大的共享性，对互助养老服务缺乏宣传和推广，致使农村老年人对互助养老的运行机制、服务方式、参与条件陌生，进而对互助养老服务项目产生抗拒心理，低龄老年人以及政府等供给主体的互助服务工作难以展开，进一步加剧老年人数字鸿沟。

2.2.2 供给层面：供给主体目标偏离 一方面，农村内部的党建工作与数字技术分离。智慧党建是党务以及政务工作发展的大方向，农村基层党组织运用5G 技术提升其治理能力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18］。不过目前在农村地区，党建工作与数字技术尚未深度融合。就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而言，农村老年人的需求具有多样性，涉及到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医疗健康等方面。面对繁杂的村级事务，村干部、党员干部还未掌握通过信息技术加以处理的方式，从而弱化了互助养老服务的治理成效，产生决策偏差。

另一方面，外部主体游离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数字化模式之外，政府主导、试点形成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取得的实质性成果较小。村卫生院、专业社会组织及义工、志愿者等外部主体由于游离在农村互助养老体系之外，缺乏数据挖掘、数据感知采集、数据分析和数据处理等过程，在制定决策时易受个人偏好的影响产生决策误差，服务供给倾向于满足自身所在部门的利益而非老年人的需求，造成决策目标偏离，难以实现决策的智能化转型，使得农村老年人的异质性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2.2.3 平台层面：信息服务平台脱嵌 一方面，数字化平台脱嵌影响农村内部资源整合。在农村内部，土地资源是其潜在资源中最为丰富的资源之一，但是由于当前乡村数字化平台仍处于完善阶段，其数据采集不全面，部分农村地区缺乏信息互通，其互助幸福院的建设并不注重盘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农用地等闲置资源，而注重开发新的土地资源，造成闲置建筑资源浪费。在人力资源方面，具有互助意识和互助能力的农村老年人又缺乏平台参加互助养老活动，因而农村内部资源难以满足老年人的互助养老需求。

另一方面，数字化平台脱嵌阻碍农村外部资源互换。农村的互助养老资源难以实现自给自足，而在与农村外部资源互换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统一的信息化数字平台进行数据接入、管理和汇集，外部资源的参与过程分散化。一些智能技术、现代科技产品就会缺少合适的平台来与村委会、村卫生站有效衔接，互助养老服务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是响应乡村数字化治理、顺应社会需求、发挥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优势的新兴养老模式，服务资源整合理论不仅对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在需求、供给以及平台层面的困境提供理论支撑，进行困境分析，而且可以为破解其困境提供重要思路。图1 为依托数字平台优化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路径。

图1 依托数字平台优化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路径

3.1 搭建动态信息管理数据库

动态信息管理数据库的建立有助于整合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数据资源。其体系主要包括基础数据和部门数据两部分，基础数据的内容涉及到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数据、家庭数据、经济状况信息、对互助养老服务的需求信息、参与互助养老服务的意愿等，并根据动态指标，对农村老年人建立等级档案，实行实时检测；
部门事务数据则是指村镇党建、村镇卫生院、财税所、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服务中心社等的事务数据，在数据库建成以后，实现各部门数据共享互通，以避免出现信息不对称，提高资源配置率。

数据库的构成需经过数据采集、汇集、分类、管理、分析的过程，其模式可应用“互联网+基层党建”的模式，农村基层党组织以乡村社区为网格管理单元，积极开展有关互联网、手机使用的基础课程，弥补老年人数字鸿沟，吸引农村老年人填报个人信息、踊跃参与互助养老活动；
积极鼓励农村党员入户调查，获取村民数据，并将其上传至大数据服务系统，实现数据的快速分析和反馈。此外，为加强风险防范，农村党组织应做好内网的监督管理工作和数据监控工作。

3.2 发挥数字平台反馈优化功能

数字化信息服务平台作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核心服务链，是互联网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跨界融合，也是实现城市、县镇、农村三方资源互融互通的媒介之一。其功能主要包括公开村组织规章制度和工作状况，以供服务对象监督、实现多元服务主体的信息交流以及提供服务对象学习交流的平台。

在实现纵向资源与横向资源整合的基础上建立数字化信息服务平台，能够及时有效地将信息传递给服务对象。一方面需求方增加了对互助养老服务的了解，并能通过该平台表达自身多样化的需求，并反馈服务效果，促使供给方优化丰富自身所提供的服务，另一方面，供给方通过该平台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局面，并向农村老年人提供衣食住行、就医、社交、娱乐等数字化智能服务，从而通过信息服务平台实现互助养老服务供需双方的信息共享，有利于供给主体在提供养老服务时提质增效。

3.3 实现农村互助养老供需匹配

从需求层次来看，老年人群体的文化程度、健康水平、经济状况等各不相同，形成显著的需求差异；
从供给层次来看，单纯从供给方的视角来提供服务缺乏客观性，容易与老年人的需求产生错位。通过数字平台的反馈优化作用，能够进一步实现农村互助养老的供需匹配。

此外，为避免农村互助养老供需错位，一是要以互助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为基础。由于养老服务分散在不同的服务提供者手中，所以农村老年群体对不同资源的整合需求特征应作为有效进行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基础。政府可对老年人在数据库中的信息进行数据分析，判别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二是要形成政府主导的多元协同治理体系。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不能仅靠单一主体治理，而应当形成政府主导，村委会、社会组织、慈善机构支持，社会精英带动的协同供给机制。多元主体可通过数字技术实现各主体之间的数据共享，针对如空巢、孤寡、失能半失能老人和个体老人，应当分别提供相应的救助型和普惠型互助服务，以提高服务的供需匹配度。

3.4 建立城乡融合互助发展机制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资源整合包括横向整合和纵向整合两个维度，横向整合是指对农村现有的土地、人力、医疗等资源进行选择、激活、配置和整合，从而满足老年人的基本需求。纵向整合则是发挥城市反哺农村的作用，将城市先进的技术资源、专业人才资源和市场资源等作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补充，提高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可持续性。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引入城乡融合互助机制，不仅能够促使农村闲置资源效用最大化，而且能够激活农村产业，提高农村经济增长水平。

引入城乡融合互助发展机制，一方面要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各村的地理优势和绿色环境，在尊重当地风俗习惯的基础上对互助服务内容和互助场所进行创新，盘活农村闲置资源；
另一方面要打通城乡双向流动，使城市的信息化资源流入农村以实现乡村养老服务数字化，进而通过提供工作机会和吸引城市老人下乡养老的方式促进城乡人口互流，实现数字乡村背景下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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