扈新强，赵玉峰

( 1.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民航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北京 100102；
2.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社会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38）

过去40年，我国经历了从很少迁移的“乡土中国”向大规模、高频率迁移的“迁徙中国”转变的过程，迅速实现了大规模、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迁移流动[1]。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为4.93亿人，其中流动人口为3.76亿人。与201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2%，流动人口增长69.73%，人口流动趋势更加明显，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

就业是兴国之策、民生之本和安家之要，对流动人口能否在城市立足，能否更好地融入城市至关重要。近些年，随着供需结构发生改变，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开始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历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和《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均表明，流动人口普遍存在工资待遇偏低、工作强度较大、工作稳定性较弱等就业质量问题。老年流动人口是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仍处于“老而不休”的状态，通过参与有偿经济活动获得劳动报酬，也为我国现代化和城镇化建设贡献一份力量。伴随我国迈入老龄化社会，老年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如何？就业质量如何？现有研究对这些问题关注明显不足。

在国家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和积极应对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探究老年流动人口就业状况，全面提升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已成为社会经济转型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迫切任务。保障老年人就业权利、解决好老年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对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老年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进行描述，分析其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提出改善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相关对策建议。

在人口迁移流动的时代背景下，关于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涉及流动人口的职业声望、劳动待遇、劳动强度、社会保险以及劳动关系等方面。目前，学界对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的衡量、就业质量指标的选取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如有研究从职业等级、就业身份及收入水平3个角度对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进行描述[2]，也有研究从工资收入、就业稳定、社会保险和工作强度4项指标[3]，或从收入水平、劳动权益、社会保障、劳动强度、劳动安全和就业稳定性6项指标[4]测度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虽然牵涉维度众多且有所不同，但主要观点较为一致，即流动人口收入相对较低，劳动时间较长，主要在门槛较低的行业工作，且超过半数受雇流动人口没有签订劳动合同[5-6]。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显著低于城镇职工，且不平等状况随着代际推移不断扩大[7]，特别是从业老年流动人口的就业“环境”相对更差[8]。相关研究表明，在老龄化比我国更为严重的日本同样发现类似情况[9-10]，而与我国老龄化程度相近的泰国，在汽车制造行业也存在雇用老年人的情况[11]，其就业质量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3个层面：从微观个体层面来看，流动人口就业状况受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个体因素的影响，其内部就业质量的差异性往往受制于人力资本、家庭状况等因素，特别是受教育程度、技能培训、家庭随迁规模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流动人口就业质量[12-14]；
从中观组织层面来看，加入工会组织、通过社会资本调动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有助于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提升[15-16]；
从宏观环境层面来看，户籍制度约束[17]、产业发展[18]、互联网发展[19]、社会融入[20]、城市规模以及区域经济发展[21]等社会经济因素同样与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密切相关。

伴随流动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其内部的异质性明显增强，已有研究开始关注不同类型流动人口就业质量问题。相关研究主要从性别、代际、民族、城乡、区域等不同角度重点考察了女性[22]、新生代[23]、少数民族[24]、农民工[25]以及特定地域内流动人口[26]的就业质量。

总的来说，目前针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研究已有了一定的基础，对不同流动人口群体的研究也日益丰富。但对老年流动人口就业问题的关注仍然较少，对受雇和自雇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使用的测量指标的差异性关注不足，多层面探讨其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仍有提升空间。基于此，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从业老年流动人口这一群体的就业状况、就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

（一）数据及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使用2017年原国家卫计委组织实施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样本的抽样框是以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数据为基准，按照随机原则在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抽取样本点，采用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方法进行抽样。调查的总样本量为169,989个，60岁以上老年流动人口的有效样本为6478个，其中从业老年流动人口有效样本2022个，占全部老年流动人口的31.21%。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从业老年流动人口中，男性占比为74.58%，女性为25.42%。从年龄结构来看，60—64岁占71.07%，65—69岁和70岁及以上分别占22.40%和6.53%。该群体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超过一半是小学及以下学历，初中、高中/中专学历占比分别为32.74%、13.25%，而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仅有2.74%。按户籍划分，非农业户籍占21.27%，农业户籍占78.73%。从婚姻状况来看，处于在婚状态的占88.08%，处于不在婚状态的占11.92%。流动家庭规模集中在1人（22.60%）、2人（54.06%）和3人（11.62%），合计占比接近九成。同时，有42.90%的老年流动人口建立了健康档案。

（二）老年流动人口就业状况描述

1.职业层次较低，呈现出集中、固化的特点

如表1所示：参与就业的老年流动人口中有65.28%是商业服务业人员，工作的环境相对较差，其中有22.55%是以自营劳动者和雇主为主的经商人员，还有保洁（12.31%）、保安（7.57%）以及从事餐饮工作的服务人员（6.03%）；
有11.33%是生产运输建筑业人员，主要从事建筑类和生产类工作；
有6.63%是农林牧渔水利业人员，从事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工作；
无固定职业及其他人员占比达到12.01%；
仅有4.75%的老年流动人口是干部技术人员，主要从事专业技术工作（3.86%）。这说明，从业老年流动人口绝大部分处于入职门槛较低、技术含量较低的职业层次，且职业层次固化相对严重，而职业分布的集中性也使该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一定的限制。

表1 从业老年流动人口职业类型

2.工作单位性质单一，多以非企事业单位、私营企业为主

如表2所示，在工作单位性质方面，老年流动人口在非企事业单位就业占比较高，为34.87%，其中33.83%为个体工商户，1.04%为社团/民办组织。在私有制企业工作者，多数在私营企业（22.70%）和股份/联营企业（2.32%）工作。同时还有24.48%的从业老年流动人口无固定工作单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从业老年流动人口的工作稳定性相对较差。

表2 从业老年流动人口工作单位性质

3.主要集中在知识含量要求偏低的行业工作

如表3所示，从行业分布来看，老年流动人口在第三产业就业占比最高，达68.60%，其次是第二产业，最后是以农林牧渔为主的第一产业。具体地，老年流动人口在第二产业中的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在第三产业中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业，居民服务、修理业，住宿餐饮业，占比分别为22.35%、21.66%和8.46%。超过半数老年流动人口从事知识含量要求不高的工作，而在通信、金融、科学研究、教育等知识含量要求较高的行业工作的人数占比较低。这说明，老年流动人口主要聚集在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等门槛较低的行业，存在明显的行业结构失衡问题，导致他们长期处于低质量就业状态。

续表3 从业老年流动人口所在行业

4.受雇者超半数未签订劳动合同，自雇者多以自营方式谋生

如表4所示，在就业身份方面，大部分老年流动人口以雇员身份进入劳动力市场，有固定雇主的雇员占比为38.67%，无固定雇主的零散工等占比为13.75%。多数受雇者未签订劳动合同，占比为57.26%，说明有相当一部分老年流动人口在参与经济活动时处于缺乏相关法规保护的弱势地位，合法权益极易受到侵害，就业稳定性较弱，这无疑影响了老年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自雇身份老年流动人口占比47.58%，其中，少数为雇主身份（3.32%），平均雇用5名员工，多数是自营劳动者（38.77%）。这可能与老年流动人口年龄较大，很难受雇于人有关。

表4 从业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身份及签订劳动合同状况

续表4 从业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身份及签订劳动合同状况

5.周工作时间较长，收入水平较低

表5显示，老年流动人口周平均工作时长为54.49小时，超过法定“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劳动时间。这说明从业老年流动人口存在经常加班的情况，整体处于周工作时间较长、工作负荷较大的状态。而工作时间的“长”态化，无疑压缩了老年流动人口休息闲暇的时光，使得他们接触流入地社会文化的可能性降低。从业老年流动人口月平均收入为2784.84元，处于收入较低行列，也从侧面印证了他们从事低端行业的事实；
标准差为2514.40元，表明从业老年流动人口内部收入水平存在较大的分化。整体来看，较低的劳动收入和较长的工作时间反映出老年流动人口在就业中所处的弱势地位。

表5 从业老年流动人口平均工作时长和收入水平

（一）指标构建

关于就业质量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发展至今，相关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伴随研究的深入，就业质量指数的测量也由单一性描述转向多维度考察，既包括了劳动者参加经济活动的客观状态，也蕴含着劳动者的主观体验。关于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研究多以客观指标为主，例如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合同、社会保障、劳动关系等。本研究参考以上就业质量指数的构建维度，结合调查数据的特点，从劳动待遇、工作时长和劳动关系（劳动合同、就业身份）3个维度构建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指数。

首先，需要对就业质量涵盖的各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描述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3个分指标，其公式为：

表6 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及分值

其次，需要明确各分指标的权重。在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劳动关系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采用等权平均法确定各分指标的权重。同时，为方便对就业质量指数的含义进行阐释，将计算结果乘以100，从而获得处于0—100之间的就业质量总指数Qi，其公式为：

（二）就业质量指数得分

为了进一步刻画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平均水平，本研究依据上述就业质量指数构建方法，计算了15—59岁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指数，考察老年流动人口与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在就业质量指数上的差异。如表7所示，总体来看，从业老年流动人口平均就业质量指数为34.12，平均得分较低，标准差为14.44，表明该群体内部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与此同时，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指数低于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得分（41.98），反映出该群体在从业过程中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从就业身份来看，受雇老年流动人口平均得分33.37，略低于自雇者（34.94）。受雇者大多缺少劳动合同的保护，工作收入也不高，工作时间不灵活，易产生超时工作现象，从而导致其就业质量会更低一些。自雇者多数从事自营业务，为提高收入往往会延长工作时间，从而也会降低就业质量。同时，两者得分均低于受雇劳动年龄流动人口（44.50）和自雇劳动年龄人口（38.42）。

表7 不同年龄阶段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指数平均得分

（一）变量选择

因变量就业质量是通过核算就业质量综合得分获得的，是连续型的变量，所以研究选用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自变量的选取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部分。微观特征使用教育经历衡量，选择的变量是受教育年限；
中观特征使用社会参与衡量，选择的变量是社会活动参与情况，主要是指参与工会、志愿者协会、同学会、老乡会、家乡商会等组织活动的次数；
宏观特征使用城乡差异进行衡量，选择的变量是户籍性质。

控制变量的选取主要依据已有文献并考虑数据可得性。首先，考虑可能影响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个体特征变量；
其次，控制了家庭特征和流动特征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再次，控制了老年流动人口从事职业类型和所在单位性质等变量；
最后，还控制了与社区有关的健康档案建立情况和地区分布变量。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变量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模型分析

为了考察自变量对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本研究在控制了相关变量的情况下，将受教育年限、社会活动参与、户籍性质分别纳入模型，如表9所示。模型1中只有控制变量，模型2考察受教育年限对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模型3考察社会活动参与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模型4考察户籍性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模型5将3个自变量全部纳入。

表9 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模型1的结果显示，职业类型是影响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具体来看，相较于干部技术人员，其他职业类型对就业质量均有不同程度的负向影响。

受教育年限是影响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通过模型2的结果得以验证。具体来看，老年流动人口受教育年限与就业质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受教育年限对就业质量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老年流动人口曾经的受教育经历仍然深刻影响着他们当前的外出就业状况。

模型3的结果显示，社会活动参与和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呈现正相关关系，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提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参与社会活动作为获取社会网络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在行动者获取优势就业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户籍制度作为中国人口管理的一种手段，仍是城乡之间存在的主要“鸿沟”，对从业老年流动人口进行了区隔。在模型4中，将非农业户籍老年流动人口作为参照组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农业户籍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明显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户籍歧视”会弱化农业户籍老年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因此，户籍制度的放宽将有助于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提升。

模型5的结果显示，老年流动人口的受教育年限、社会活动参与、户籍性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依然显著，除回归系数略有不同外，与模型2、3、4的影响结果基本一致。在控制变量中，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存在显著的民族差异，且职业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就业质量的高低。从事以经商、保安、保洁、商贩等商业服务业为主的“底层”职业是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较低的重要原因，也从侧面反映了老年流动人口职业类型的“可选择性”较少，就业具有一定的“被动性”。单位性质变量中部分影响显著，只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公有制企业之间存在差异。区域发展的不同也会影响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相比于东部地区，身处东北地区的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更差，中部、西部地区仅在0.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性别、婚姻状况、流动家庭规模、流动时长、健康档案、居留意愿等因素对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家庭状况、流动经历等因素基本无法改变他们自身原有和现有的资源，以及所从事的这些工作本身所具有的“底层”属性。

续表9 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三）稳健性检验

1.户籍性质的稳健性检验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本研究中的非农业户籍老年流动人口的样本数量较少，总体来看，非农业户籍老年流动人口占比仅为21.27%，而控制变量又比较多，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流动家庭规模、流动时长、职业类型、单位性质、流动范围、地区分布等，这样就潜在地造成了当控制变量太多的情况下，可供比较的子集的样本量不够多，可能会产生有偏误的结果，所以研究引入倾向值匹配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先对非农业户籍老年流动人口（处理组）和农业户籍老年流动人口（控制组）进行倾向值匹配，考虑一系列影响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因素来建立模型，然后根据模型结果估计出不同户籍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倾向值，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匹配。由于本研究将户籍分为农业户籍和非农业户籍，虽然倾向值匹配有多种匹配方法，比如最小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样表匹配等，但限于篇幅，这里仅展示最小近邻匹配（1 : 1和1 : 4匹配）的结果。图1展示了匹配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倾向值的概率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匹配前两组样本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进行1 : 1匹配后，不同户籍的两组样本的差异明显缩小，而在进行1 : 4匹配后，差距进一步缩小，接近了随机试验的效果。

图1 农业户籍老年流动人口和非农业户籍老年流动人口匹配前后的概率分布

本研究测算了1 : 1和1 : 4匹配后非农业户籍老年流动人口和农业户籍老年流动人口两组样本的ATT值。ATT代表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是倾向值匹配最为关注的指标。如表10所示，ATT的测算结果显示，在消除了样本间可观测的系统性差异后，两种匹配结果均显示非农业户籍老年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要显著强于农业户籍老年流动人口。这进一步检验了前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的稳健性。

表10 户籍性质最小近邻匹配处理的评估结果

2.受教育年限和社会活动参与的稳健性检验

上文分析了受教育年限和社会活动参与对所有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平均效应，考虑到老年流动人口之间因地区不同而导致的差异，本研究将全部样本按地区划分，进一步比较分析受教育年限和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见表11）。

表11 受教育年限稳健性检验

整体上看，受教育年限对不同地区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均显著，这和全样本回归的结果相似，也进一步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此外，可以看出东北地区的受教育年限的显著性下降明显，反映了受教育年限在东北地区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中的影响力有所降低，这可能与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有关。东北地区农牧业发达，工业以重工业为主，对老年流动人口所能提供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就业机会，对受教育程度要求不高。

如表12所示，社会活动参与对不同地区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均显著，这和全样本回归的结果相似，也进一步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此外，可以看到中部地区的社会活动参与对就业质量影响的显著性下降明显，反映了社会活动参与在中部地区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中的影响力有所降低，这可能与中部地区就业信息的获得有关。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弱关系理论指出，弱关系传播了人们原本不太可能看到的信息。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人口流动频繁，就业信息的获得主要依赖弱关系。中部地区经济相较东部落后，所能供给的岗位相对固定，社会活动参与人员较为同质，就业信息和岗位的获得与社会活动参与关系不大。西部地区岗位获得可能更依赖强关系，社会活动参与有助于增进强关系。

表12 社会活动参与稳健性检验

（四）异质性分析

从表13中模型6和模型7来看，在控制相关变量以后，自变量对受雇老年流动人口和自雇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而言，受教育年限和社会活动参与对受雇老年流动人口和自雇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均有显著影响，但对受雇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户籍性质对受雇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有显著负向影响，对自雇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户籍性质以及所附带的社会保障服务功能深刻影响受雇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相比于非农业户籍，农业户籍对受雇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努力消除对具有农业户籍的受雇老年流动人口的“就业歧视”任重而道远。户籍性质对自雇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两种户籍类型的自雇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13 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异质性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老年流动人口总体就业状况不佳、就业质量不高，主要集中于门槛较低的行业，很少从事技术含量较高的职业，收入较低，绝大部分人未签订劳动合同，即便是自雇者也多从事自营业务，处于就业质量较低的状态。受教育程度可视为后赋性资本，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个体本身的就业竞争能力。但对于老年人而言，受教育程度基本定格在他们人生历程中的某个阶段，具有了“先赋性”的特征。城乡之别是老年流动人口发展受到限制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对于参与就业的老年流动人口而言，受教育程度和户籍性质作为他们身上已有的“特质”基本上明确了他们所处的社会位置，决定了其从事的职业类型以及就业质量的高低。社会活动参与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是提升老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重要手段，也是影响他们实现职业再选择和社会再流动的重要因素。控制变量中，老年流动人口从事的职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就业质量的好坏。区域发展的水平不同在宏观层面上分割了老年流动人口的就业状态，使得他们的就业质量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基于此，加快社会经济结构调整，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和就业服务体系，对从业老年流动人口进行“扶智”“赋能”和“扶助”是改善该群体就业状况和就业质量的关键所在。结合以上研究得出的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完善老年人就业服务体系，摸清老年流动人口就业服务需求总量，根据个人特征，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职业偏好等因素，精准识别服务需求，并对需求的内容和需求的层次进行深入分析，提供行业咨询和指导，开展职业培训服务，为老年流动人口“扶智”；
出台有针对性的就业政策和服务细则，提供多元的就业信息渠道，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老年流动人口“赋能”；
提升社区服务水平，加强对老年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维护老年流动人口合法权益，对老年流动人口进行“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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