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江平

中国的发展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成为现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要“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6页。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取得的辉煌成就生动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美好生活”②鲁克俭认为，美国学者布鲁德尼最早明确以“美好生活”（good life）来概括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这一思想包含人的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等。鲁克俭：《马克思的“美好生活”理念及其证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报告将“美好生活”英译为“better life”。从构词学来看，better作为good的比较级形式，与其语义相同而程度不同，意为“更加美好的”。故新时代“美好生活”可以理解为对马克思美好生活观的继承与发展，更加强调生活达至“美好”的目标与追求。整体理解“美好生活”范畴，是涵盖未来目标与现实手段的统一体。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生活”走向“美好”提供了理论支撑与观念引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余年民族复兴实践为“美好生活”的实现提供了现实路径与实践证成。理念的引领意义，也为从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建构中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进程提供了现实可能。当前学术界对“美好生活”的理论探讨，有从整体层面将其视为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状态，即美好政治、美好经济、美好社会、美好生态、美好文化生活的“五位一体”；
也有从个体层面将其视为每一个社会成员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状态，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社会内在契合。这两种研究构成解读“美好生活”的科学社会主义规范，体现为同人类生存发展相向而行的哲学追求。人的解放和发展也是政治哲学中的重要议题，本文从历时性维度比较梳理不同时期政治哲学对美好生活的思想聚焦，凸显现代性危机下美好生活的科学社会主义路径及其在当代中国的丰富实践。

哲学研究的方向随着人类社会发展逐渐由自然转向人自身。真理、美德与善是人理所应有的东西，不断追求知识与智慧的生活才能真正使人快乐。人的这种生活状态就成为思想家们理论研究中的美好生活图绘。“美好生活”的追寻因古典政治哲学所宣称的政治本体论承诺而日益清晰。在古希腊雅典城邦时期，这种本体论承诺往往与城邦政治交织在一起。现有研究表明，古典政治哲学的主题就是对美好生活“何为”和“何以可能”的哲学思考。①沈湘平、刘志洪：《正确理解和引导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8期。

解答美好生活何以可能是古典政治哲学要追求的主题。公元前8世纪，城邦民主政治的产生、发展和繁荣推动着希腊政治哲学的形成和繁荣。对于古典政治哲学而言，涉及政治问题的哲学反思总是融汇在哲人对伦理问题的无尽探索之中。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典哲学家普遍相信，“国家之目的既在求其人民之良善生活，于是国家之职务乃在造成道德高尚之人”。②汪子嵩、王太庆编：《陈康：论希腊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75页。良善政治的合法性必定矗立在纯粹的、绝对的、最高的道德法则基石上，至善本体是来自“神”或“逻格斯”的最高的善。理想的生活逐渐与理想的人格或某种完善的观念联系起来，这种善能为人们的生活或道德、政治秩序寻求或确立最高的准则或意义旨趣。幸福并非生来有之，需要人的德性来塑造，充分激发内在于人的诸多潜能，使其更加健全与完备。生活在雅典民主制度走向衰落时期的柏拉图，力图建构一个理想的、贵族式的政治共同体，从而拯救当时的希腊社会。他认为，“为取得一致意见，我们是不是首先要问一问我们自己：什么是国家制度的至善，什么是立法者立法所追求的至善”，③[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99页。其出发点显然是一种纯粹的、普遍的道德原则。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德性就是既使得一个人好又使得他出色地完成他的活动的品质”，④[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5页。具有对美好有着选择的意愿及能力并持之以恒遵循的属性。

美好生活的认知在对美德、德性的解析中摸索前进。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的核心观点在于“美德即知识”，他的政治思想也由此展开。在他看来，雅典和雅典人所为之骄傲的闻名于希腊世界的智慧和力量是迷途，真正应该追求的是智慧与真理，对于好的生活而言，灵魂才是照看的首要对象。鉴于城邦对个人智慧认识不足之弊，他将政治改革的方案落在个体灵魂的自我完善上。这种政治对灵魂的关照以及哲学在政治中的作用，被柏拉图传承并成为其政治理论的核心部分。柏拉图描绘了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认为现存的所有城邦都将无可避免地陷入衰败之中，而且难以扭转和改善。社会动乱分裂往往预示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柏拉图为此提出了“哲学王”政治设计。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知道什么是善，也只有哲学家可以整顿和治理城邦，哲学家的幸福生活不是靠政治生活得来的，也就不会拿政治权力谋求名利，这从统治者层面消除了城邦分裂的可能性。柏拉图更进一步构建了由哲学王、辅助者和生产者三部分组成的统一共同体。最好的政体目的是要让更多的公民过上有德性的生活，而在探索实现统一共同体的过程中，城邦必须把重点放在功名德性的培养上。

城邦政治孕育了美好生活建构新道路的制度底蕴。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充满浪漫情怀不同，亚里士多德被后人看作是清醒的务实者和共同体的践行者。他更加关心人的利益，认为城邦是共享某些东西的一群人之间的联合体或共同体，是一种合作关系。城邦的利益显然是比个人利益更为广泛、更为完善的利益，在关心个人利益时必然会涉及对于城邦的考虑。所以，个人的和政治共同体的利益或有益的生活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最高主题。在此前提下，亚里士多德提出城邦生活，认为只有城邦全面地关心人的广泛利益，才能开掘与释放美德生活的内在潜能。“城邦不仅为生活而存在，实在应该为优良的生活而存在。”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40页。亚里士多德基于城邦设置的前提，进一步探讨了人和政体的问题。政体是公民之间的政治合作关系的产物，一个好公民必然维护这一关系，公民美德和政体有其天然的互动，最好的政体应该是一种贵族制。在提出最佳政体之后，他将人类生活分为快乐的生活、政治生活、哲学的生活，并论述了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好生活是幸福同一于美德的生活，或者说是同一于美德和明智以及按照美德和明智行事的生活。亚里士多德重视美德，认为美德对于政治统治的作用极为重大，由此得出结论：城邦和个人两者最佳的生活方式都是有赖于实践或积极地进行生活，生活背后真正意义的幸福不在工作而在闲暇。这样一来，亚里士多德把美德、政体、生活三者整体串联起来，最好的政体依赖于人的美德，最好的生活就是幸福统一于美德的生活，最好的政体带来最好的生活。

由是观之，有着师承关系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不同层面呈现出了自身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设计。三位学者基本上代表了古希腊雅典文明下的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实践的发展脉络。伴随历史的更迭和社会的进步，文艺复兴使人类脱离了漫长的黑暗中世纪，再次释放出人类期待美好生活的迫切情怀。人类进入近代社会，基于理性和经验来阐发有关国家自然行进规律有了新的发展，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得出社会制度决定人类社会生活状态的结论，问题也接踵而至。

柏拉图政治哲学和伊斯兰—犹太哲学构成了古典政治哲学两大悠久传统。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神学不断媾和，迫使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戛然而止，在马基雅维利把古典政治哲学堕落为一种摆弄权力的政治术后，就再也无法摆脱工具理性的纠缠。以往政治哲学中的哲学与律法关系据此由理性与信仰关系所置换，西方现代“技术时代”紧随而来，最终在其蕴含的技术理性和宗教信仰的双重作用下引发了西方社会的整体危机，即现代性危机。

现代政治哲学在侵蚀古典政治哲学塑造自身的同时又形成内在冲突。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城邦衰落、国家崛起，古典希腊时代宣告结束，进入了希腊化罗马时代。这一时期哲学家们开始着眼于国家，政治观念以公民和法权为主要内涵，法权观念同其宗教信仰内在相关。在欧洲进入中世纪之后，基督教占据统治地位，古典政治哲学同宗教神学的媾和程度进一步加深。试图从政治哲学来探求美好生活路径的逻辑通道毫无疑问被阻塞。为了反抗宗教文化，欧洲掀起了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时期文艺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看似是对古典思想的复归，实则是在资本主义萌芽这个经济因素的推动下，当时的政治思想已经开始为现代政治思想的产生做着铺垫。马基雅维利作为其中的重要人物，他的现实主义开启了晚期文艺复兴对于国家理性主义的思考，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大幕也由此缓缓拉开。但从这时起，现代政治的冷漠也渐渐显现出来。马基雅维利关心人类，关心人类如何生活，但他的目的却是要通过这样的知识来教导君主如何统治。“这种政治学理论唯一考虑的是权术，即为了达到目的不惜采用各种手段，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严酷的抑或恶毒的。”②[美]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上，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25页。现代政治概念、语言不断发展完善，现代政治哲学逐渐体系化，其又是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而发展的，然而支撑现代性危机的却俨然是其衍生的副产品。

自然科学的出现和进步驱使政治哲学不断关注人本身及其现实利益。自然科学的进步极大提升人类的认知能力和水平，人的理性取代以往的神、上帝而占据统治地位，人成为世界的最高主宰。人的价值被理性凸显出来，人的利益越来越被重视。现代政治哲学聚焦现实层面，不再像古典政治哲学追求灵魂和德性的圆满即是美好生活，而在于实现人的当下利益。或者例如霍布斯则更直白地提出政治哲学的目标是肉体保存，他把幸福定义为欲望的不断发展，对欲望的追求和满足掩盖了对德性的关注。而社会秩序、规则等也仅仅只是为了摆脱自然状态下一切人攻击一切人以保全自己生命所采取的方案。高扬人的理性、鼓吹人的价值，最终导致世间万物都成为了人实现自己欲望的工具和手段，甚至人也异化成了他人的工具。有学者指出：“我们这个社会的特征是对于取得新进步和对时刻增加的期望的满足的无限制的追求：所有的东西必须越来越大，所有的东西都要产生更多的东西，更多的自由、增长、利润。”①[德]玛利昂·格莱芬·登霍夫：《资本主义文明化？》，赵强、孙宁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页。人的理性和自由被欲望所绑架，生活的幸福、美好无处可寻。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问题成了纯粹的技术问题，向善这一特性也不再是人所能拥有的行为，对政治良序的探究退化为对个体信仰问题的沉迷。

美好生活逐渐演变为一种纯粹的私人原始欲望的自然状态下不受国家管控的面相。节制美德被放纵和堕落行为所置换。由现代性带来的道德危机和政治危机日益侵蚀公共领域和困扰大众生活。这种生活状态促使政治与哲学、政治与宗教的鸿沟日渐增长。政治的工具属性强迫专注现实生活的政治从现实境况中退场，致使美好生活与政治舞台渐行渐远。哲学蜕变为政治的垫脚石和跟屁虫，工具理性信仰不断侵蚀着伦理、道德和美的存在空间。即使有人试图用“权利政治学”和“公益政治学”来扭转，但根植于现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工具主义依然大行其道。在这种状态之下，由现代性发展造成的人与自身之间的疏离，给现代人的生活带来虚无主义危机，使人们由于普遍缺失信仰而处于一种漫无目的的生存状态。

本文选取西藏测震台网2016年、2017年编目结果中的MS3.5级以上、ML3.6级以上地震事件，剔除其中参与震级计算台站在8个以下的事件，共得到地震事件95个。

编目结果中计算MS震级42个，计算ML震级55个，同时计算 ML震级和MS震级的地震事件2个。西藏台网只有24个台站，分布极为稀疏，M3.0至 M4.0地震中参与震级计算的台站常常不到8个，同时测定面波震级MS和地方性震级ML的事件较少。选取的地震目录如表1和表2所示，其震中分布如图 1所示。

施特劳斯从政治与宗教构成人类存在发展的基本视域这个界定出发，发出“何谓值得拥有的生活”的反思，构成哲学基本任务的宣言。他对“什么是政治哲学”进行重新定义。一方面，“政治哲学是用关于政治事物本性的知识取代关于政治事物本性的意见的尝试”。②[美]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详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年，第3页。在严格意义上，政治哲学是对政治的哲学理解，要同政治理论、政治神学、政治科学等相区别。另一方面，政治哲学也是基于对政治事物本性的真正了解展开“正当的或好的政治秩序”的构建尝试。政治哲学理应属于哲学领域，其终极目标自然是缔造一种更好的政治生活。但是，现代政治哲学没能将人们引向美好的政治生活和完善的政治社会，反而威胁到了政治社会的构成基础。施特劳斯致力于从西方古典哲学视域对西方现代性和自由主义开展批判和审思。古典政治哲学有关理想社会的最佳制度设计，可以说“不仅是最可欲的，而且也是可行的或有可能的，亦就是说，在尘世成为可能。它之所以既是可欲的又是可能的，是因为它合于自然”。③[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40页。人只要保持对这一标准的不懈追求，美好生活就有实现的可能性。因此，人类社会必须向古典政治哲学回归，以消除西方现代哲学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而返回古典政治哲学的第一步在于以古典政治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前科学的眼光”即公民和政治家的眼光看待政治，而不是以现代社会和现代哲学所谓“中立的观察家的政治科学的眼光”观察政治。

现代政治哲学放弃了古典政治哲学在德性层面有关价值至善的金科玉律，落入奉德性的功利技术为圭臬的窠臼，哲学成为纯粹服务于“现实”的政治工具。美好的标准不再具有先在尺度，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凸显当下政治、经济生活的正当性，“人为自然立法”取代物之自然的必然性法则。一种超越历史主义的恒久和普遍的美好生活标准就这样被现代政治哲学所遮蔽甚至消解了。

除了施特劳斯提出向古典主义复归的方案，美好生活建构还出现了另外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实践线索。16世纪，在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莫尔写出了《乌托邦》一书，通过聚焦生产资料所有制、公民政治参与、分配制度等政治生活实践，揭示了美好生活与政治哲学之间的联动关系，第一次完整地描绘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生活图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开始出现并随之壮大，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对立关系的政治哲学也不断深入发展。这说明如果不从社会制度层面进行革命性变革，孵化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彻底解放，社会主义难以从理论变为现实。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美好生活确立了理论分析的基本建制。历史是人类社会生活样态更迭的亲历者。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文献虽然未对“美好生活”作出正式的理论诠释，但通过他们对此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危及人民生活现实的考察，对饱受剥削的无产阶级起义屡遭镇压的原因揭露，可以看出其已经对依靠谁建立何种制度和何种生活产生了思考，显示出了独到的批判视角和浓厚的现实关怀。基于唯物史观以及《资本论》中剩余价值这两个伟大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深入探究了社会制度及其内在更替，第一次将实现美好生活置于科学的理论基础上，也第一次将美好生活的达成与真正的科学社会制度关联起来。从宏观视角看，唯物史观立足现代社会的科学分析将蕴含其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大基本矛盾运动呈现出来，为人类界定了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历史运行基本规律的方法，确立了美好生活的达成路径、理论基石和未来走向。从微观视角看，剩余价值规律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货币、资本对人的奴役，为人类透析现代性危机实质和统筹规划未来图景提供了形象比照。在世界历史的宏大视域中，马克思恩格斯一针见血地将资本逻辑导致的异化和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两者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暴露在大众面前，凸显现代社会中过渡的、历史的、对立的一面遮蔽了永恒的、自然的、和谐的一面的悖论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依托唯物史观破解西方政治哲学家鼓吹的永恒“理性”神话，确立了历史哲学意义上的人类“普遍历史”范式。他们承认一切事物运动的普遍性，运动的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相互对立的要素所形成的矛盾，矛盾又推动事物的发展变化。矛盾运动过程中的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被马克思认为是自然、历史和思想的普遍规律和发展模式。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是物质生产方式更替引起的辩证发展过程。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制度的更替在这种矛盾与冲突的不断激化中出现。根据以往存在的历史事实，人类历史由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或言资产阶级取代封建阶级成为支配社会的主导力量。历史依循规律向前发展，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决定其越发展，矛盾就愈加尖锐，两个对立阶级冲突的不断恶化，为新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条件。无产阶级将开辟消除阶级、消灭压迫的人类新纪元。

科学社会主义不仅实现了人的政治解放，更将彻底达成全人类的解放。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通过革命获得政权后，将逐步消灭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分化，最终用自由人联合体代替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向世人展示了“自由人联合体”这一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生活状态：“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在这种社会样态中，人作为一种兼具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双重存在，其物质生活因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而得到充分满足，精神生活也在对科学文化的不断追求中彰显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建构的完美社会以“各尽其能、按需分配”为准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忠诚、智慧、廉洁、彼此无私奉献的朋友间的关系，社会是亿万朋友的社会，所有人都温暖、和睦地相处。可见，世俗的欲望、秩序、正义等在美好社会中能够自然而然地实现，可以说这是针对普罗大众所提出的设想。

在科学社会主义建构美好生活的政治实践中，曲折与成功并存。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第一次向人类证明了美好生活建构的可能性。然而，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也证明，建构美好生活的基础即社会制度建设不能采用固定模式，而应扎根不同国家的具体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留给世人的不仅仅是一种对未来社会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更重要的是鼓励人们要敢于开展革命，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要建构真正属于全人类的美好生活就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人民建设更美好的生活作为奋斗目标。党的二十大深刻汲取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将“坚持人民至上”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首要之义，彰显党以人民性立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从政治哲学角度理解，成功开辟一条适合中国发展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源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完善与创新，为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构筑了全面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尽管促使中国不断改革创新的因素很多，比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等，但最根本、最核心的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转换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精神动能，推动中国走上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兼具世界意义的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及其不断完善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根本保障。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制度与人民美好生活之间的内在关系视为其理论展开的重要线索。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文本中，他们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美好生活与相应的制度设置连接在一起，构架起人的发展逻辑、美好生活建构逻辑、社会制度演进逻辑的内在联系，为我们呈现了社会制度保障下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历史进程。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52页。让我们把视野拉回中国现实。现代中国制度建构历程与小康社会的建成历程以及美好生活的追求之间存在一种同构关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的百余年历程，内含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发展和完善的探索，呈现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存在与发展的目的就是不断回应和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组织动员能力、综合协调能力、现实执行能力等的集成，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换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完善同建设人民美好生活是同向的。制度供给是改善民生、满足人民多样需求的根本保障。社会主义制度的构筑并非一蹴而就，目前在一些领域还面临着内部供给不足甚至失衡的局面。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新时代新征程要在完善分配制度、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没有公平、公正、有效的制度，就不可能切实保障人民美好生活。要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激发和释放制度体系动力，使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民美好生活提供有益保障。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新时代新征程建构人民美好生活提供了根本前提。更加美好生活的实现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不懈奋斗与探索的旨归。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取决于能够带领人民群众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引领中国人民前进和民族进步。历史昭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才能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从谋求独立、到解决温饱问题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建设更加美好生活，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画卷和实践图景。有了中国共产党，就有了一个社会主义新国家，就有了领导主体，就有了带领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领导核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81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前提，更是人民追求更好生活的领导力量。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都把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视为“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②《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2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就不可能实现美好生活。创造美好生活，实现民族复兴，成为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写照。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过去百年中取得显著成就，人民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为了建设更美好的幸福生活，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初心和使命决定的，是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有着深刻的历史基础、实践基础和价值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182页。是改革开放40余年成功的经验之一。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党与人民永葆密切联系的历史脉络做出了深切回顾。他发出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9页。的伟大号召。党的二十大更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新征程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提出“三个务必”，彰显了我们党始终把握时代特征的政治清醒，把“自我革命”作为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指明了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新时代新征程人民建设美好生活提供了根本途径。现代化不是某个民族或某个国家特有的历史现象，而是所有民族、所有国家建设更加美好生活的必经之路。“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XX—1262]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6页。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03页。可见，现代化最初依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成，但资本主义不可与现代化相等同，现代化也不意味着走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制度只是现代化的历史性载体。资本逻辑使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血腥暴力的方式实现，而资本内在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目标、价值和结果之间的悖论，形成了国强必霸和人为物制的困境。与西方现代化的发起者依赖剥削和压迫、对外依赖殖民主义和侵略扩张不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现代化坚持人本逻辑，践行“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⑦《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94页。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一次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做了系统阐述。⑧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2-24页。从中国特色来看，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难题，也蕴藏着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⑨习近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超越资本主义少数人的现代化；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意味着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辅相成；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意味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旨在破解“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的霸权模式，超越“修昔底德陷阱”。这充分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建设全体人民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人的解放是其终极旨归。从本质要求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首先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我们对内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不断创造美好生活，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对外不走霸权主义和扩张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建设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可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承载着社会主义的命运，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它的成功有助于突破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话语霸权，推动世界走向共同发展，朝着建设更加合理、公平的全球治理体系迈进。

“美好生活”业已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志性话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成要件。“美好生活”契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①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不仅追求中国人民自身的进步和发展，而且积极主动联动世界各国，重视建设美好世界的责任与担当。总之，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情怀和政治智慧，体现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创造人类美好未来的伟大实践中，在世界舞台生动诠释百年大党胸怀天下的国际形象与大党风范。

美好生活作为政治哲学的重要议题，其理论之旅也呈现出一幅生动多彩的思想图景。从美好生活建构史解码人类生存与发展史，可以发现，这是人类在实践中逐步勾勒美好生活蓝图，实现美好生活目标，提升自身美好品行，从而实现自身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就当下而言，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构建美好生活，相比施特劳斯提出的回到古典政治哲学的视野，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目标似乎更具实用性。实践证明，我们还需立足实情，依靠自身奋斗去开辟通向美好生活的具体路径。站在跨越百年的交汇点上，面对时代叩问和命运考量，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实际行动中实现对现实矛盾的解决和超越，在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汇聚人民群众团结奋进的蓬勃力量，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从而使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美好生活的建构不断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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