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璐，罗章松，苏雪芹

（1. 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2. 青海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7）

现代化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历史概念，具有强烈的时代内涵，体现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现代化不是单一的工业现代化，而是现代历史演进历程中各领域的彻底变革，从总体来说，现代化是从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革过程[1]。中国式现代化历经多次模式的探索和尝试，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道路。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重申“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2]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 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既摆脱了独立性与依附性难以兼容的矛盾，又彰显了迈向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叙事。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在加速发展中，并没有忽视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问题，也没有把农村放在边缘化地位，而是实施了乡村振兴战略，打破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隔阂，努力缩小收入和区域差距，使乡村振兴战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力量。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其进行全面部署，既表明了“三农”问题在党中央工作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也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指明了方向。乡村振兴战略遵循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规律，也顺应了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根据当前城乡关系做出的科学抉择。

截至目前，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研究已产生一些较具影响力的成果，但更多的是将两个主题进行分散式研究。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一是把中国式现代化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行比较。中国式现代化是对后发国家依附型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性超越[4]。二是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作用，拓宽了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场域[5]。三是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实践优势等。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6]，具有效率高、步子稳等实践优势[7]。关于乡村振兴，学界主要集中于路径选择的研究。于涛认为，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城乡观谋划乡村振兴，走新型城镇化道路[8]。甘路有认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可以推进小农经济的现代化[9]。纪志耿、罗倩倩指出，要坚持乡村绿色发展[10]。由上观之，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

总的来说，上述研究给我们带来了启示和有益借鉴，但将乡村振兴置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并不是很多，尚有进一步的研究空间。为此，将把乡村振兴置于中国式现代化下审视，首先讨论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逻辑进路，其次基于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理论分析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性，再次分析乡村振兴面临的挑战，进而提出部分对策建议。这样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乡村振兴的独特性和成效性。

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战略是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耦合性。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利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有利于引领农业现代化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而走中国式乡村振兴道路，实现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动能，促进农业转型，全方位助力乡村振兴逐步实现。与此同时，两者逻辑耦合具有学理基础和现实基础，分析其学理性和现实性，为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振兴内在逻辑的学理基础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乡村振兴从根本上是人的振兴，二者都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包括人的本质、人的主体性、人的需要、人的价值、民主、平等、人的全面发展等多方面内容，本文从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人的全面发展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1. 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包括人的劳动本质和社会本质两大类。关于人的劳动本质，马克思主张，劳动是人的本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把人的本质与劳动联系起来；
并指出，劳动是人所特有的，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在某种意义上，人的劳动本质就是人的实践本质，这种实践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是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基础，与动物的生命活动有质的不同。乡村振兴战略和中国式现代化都是人的实践活动，既需要人的劳动，也是为了人。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认识客观世界，而且也推动着人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离开了劳动，人无以肯定自己的主体地位，也发挥不了乡村振兴战略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价值。因而，要动员全社会成员主动参与到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当中，主动承担起重任，奉献自己的劳动。

关于人的社会本质。马克思认为，孤立的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11]。由此可见，在社会之外是不存在人的，人始终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受社会关系制约。社会关系决定人的地位高低，每个人的社会本质是不同的，只有分析社会关系，才能正确认识人的本质。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是靠单个人就可以完成的，而是靠全体共同参与，共同享受劳动成果，需要以社会关系为纽带，充分发挥社会关系的合力作用，为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人力支撑。

2. 人的需要。人的需要是人的本性，即天生所固有的特性。需要分为“人的”和“非人的”两种。符合人的本性的需要才是人的真正的需要，这种需要使人成其为人，增强了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马克思把人的需要划分为人的肉体存在的需要和人的社会存在需要，前者主要是人的生理需要，后者是更为重要的需要，包括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劳动需要和社会关系需要等。这种划分其实就是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二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满足不了个人需要，人类社会就得不到存在和发展；
个人生活在社会之中，必须通过交往和合作才能得到需要。乡村振兴战略和中国式现代化都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且解决了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人的需要思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既包括基础层次的需要，比如养、育、医、住等，又包括更高层次的需要，比如优美的环境、丰富的文化生活、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因此，有必要执行一些措施，带动乡村全面进步，使乡村人民个体的需要在乡村社会中得以实现。

3. 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表现为人的劳动及其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和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12]。马克思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资本家把工人局限在狭小的活动范围内，没有自由、独立和个性，使工人充当机器的附件，造成工人身体畸形，产生职业的痴呆，究其原因就是私有制分工具有自身不可消除的片面性和强迫性。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是一切活动的目的和尺度，人们不再为谋生四处奔波，而是为了满足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需要。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是以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只有生产力创造出日益丰富的生活资料，个人对生活资料没有任何忧虑，才可以追求享受和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价值目标和根本出发点。二者在伟大实践中，都坚持以人为本，遵循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制定政策和解决问题。此外，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把人的全面发展当作实现路径，二者着眼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在发展乡村经济的基础上关注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缩小城乡差距，给人民群众提供自由可选择的机会，使人民群众享受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带来的成果。

（二）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振兴内在逻辑的现实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要求与我国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具有逻辑相关性。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引领，乡村振兴战略开启了建设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新征程。

1. 中国式现代化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价值导向。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3], 意味着不仅发展任务艰巨，而且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挑战更大，这就要求把人“多”转化为人“才”，吸引本土人才、外部能人以及支农下乡的科技人才为乡村现代化发展出谋划策。“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3],重点是提高乡村的整体经济水平，让人民群众“口袋”富，不愁吃，不愁住。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要产业振兴，除了发展田地以外多种类型的产业，应把乡村资源变成乡村资产。“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3],那么，乡村振兴战略在大力发展农村现代生产力的同时，也要让人民群众“脑袋”富，传承好乡村农耕文化、乡村历史文化和乡村文化遗产等优秀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3], 促使乡村振兴战略贯彻“两山理论”，注重生态环境，给人民群众提供一个适宜居住的场所。

2. 乡村振兴战略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中，中国面临的制约因素越来越突出，无论是共同富裕，还是乡村振兴，最薄弱的环节都在农村[13]，譬如农村人口流失严重、城乡差距较大等难题，解决这些难题必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否则会影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质量。中国是“并联式”发展，把乡村振兴置于中国式现代化中同时进行，走中国式乡村现代化道路。由于中国对部分粮食种类的进口需求比较大，为了保障粮食安全，中国必须走乡村振兴道路。另外，乡村振兴战略通过“五大振兴”落实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智慧和方案。就此而言，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部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鲜明特色[14]。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都从乡村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在不同的场域中论述了乡村发展思想，充分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性的机理分析应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乡村发展理论，这样可以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丰富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关于乡村发展理论主要包括城乡关系理论、共享理论、小农经济理论等，对其分析有利于我们认识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性。

（一）城乡关系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15]。城乡对立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私有制导致社会分工产生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口和各种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资本不再过分依赖土地，需要的是大量劳动力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农村人口为了谋生，被迫进入城市，但是遇到了资本主义城市化所带来的压迫、失业、环境污染等问题。这样一来，城市成了财富集聚之地，而农村成了物质和精神生活匮乏、隔绝和分散之地，二者功能都得不到有效发挥，从而使城乡产业分工和差距拉大。因此，为了发展农村，就必须消除城乡对立，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列宁指出, 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提高乡村居民，使其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16]。换而言之，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走的是以人为核心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而不是西方“物的城市化”之路。

（二）共享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人的主体性出发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共享理论内涵，即“谁来共享”“共享什么”“如何共享”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创造者，因此社会发展成果理应由人民群众共享。“共同劳动的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17]共享的内容包括全体社会成员对物质性产品和非物质性产品的共享。在原始社会，人们主要依靠社会共同体生活，并没有太多的剩余产品来共享；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通过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对物质性产品和非物质性产品进行不断索取；
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18], 从而使全民能够平等共享社会物质与精神财富。对于如何共享？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体现公平正义，每个人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享[19]。因此，必须让人民群众公平享有参与、发展的权利和机会，满足多数人的基本利益诉求，这正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

（三）小农经济理论

马克思认为，小农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20], 而且这种生产方式使得小农户“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21]。基于小农经济的封闭性、落后性和狭隘性等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小农经济必趋向灭亡”[22]的论断。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小农经济凭借生产规模小、技术要求低等优势，能够在缝隙中生存，但是由于工业革命和机器大工业对小农经济的冲击，小农经济生存空间受到了挤压。农业企业家推动机器在农业中的应用更是引起了一场农业革命。工业化的发展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产品产量的迅速增长，也加速了小块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经济的解体。因此，中国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必须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由小农户经营转向适度规模经营。

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国家相继在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方面出台相关政策，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在现代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下，乡村振兴战略依然面临着现实羁绊，主要体现在农村人口流失严重、乡风文明有待提升以及城乡差距较大三个方面。

（一）农村人口流失严重

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动，乡村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迁移。年轻人要么外出求学，要么外出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或者选择在城市定居，并不会真正留在农村发展。农村人口流失虽然减轻了农村的人地矛盾，却也让农村陷入萧条。农村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现有农业主体在老龄化，这导致一些农村地区大量的土地撂荒，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外出务工的村民赚钱后，在农村盖起新房，却长期闲置，出现了住宅“空心化”。乡村人口流失最主要的是人才流失，很多农村地区发展不起来，其中之一就是乡村精英逃离，缺乏具有专业知识技能的年轻人才，尤其是在乡村卫生院、中小学、农业站等较为缺乏。这些年轻人才大多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较强的经济头脑，然而农村地区“引不来”“留不住”，遭遇农村人才队伍断层等困境。乡村人口流失已是不争的事实，在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过程中，需要科学的政策进行引导。

（二）乡风文明有待提升

当前，乡村村容村貌大变样，然而乡村文明建设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村里的公共场所，随地吐痰、大声喧哗、胡乱插队等现象依然存在。还有，精神文化生活匮乏。常住在农村的群体是“三留守”人员，他们有丰富的闲暇时光，但是很多村庄没有开展精神文化活动或没有文化场地，农民缺乏文化纽带，精神孤寂，导致他们可能会把宗教作为心灵寄托。此外，陈规陋习需要根治，不良风气仍占有一定的市场，不仅助长了奢侈浪费之风，而且部分农村的虚荣攀比之风败坏了社会风气，封建迷信思想偶尔抬头，容易引发家庭矛盾，从而影响乡村社会安定。

（三）城乡差距较大

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不断推进，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我国城乡差距较大的问题仍然尖锐。一方面，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较小，而经济落后的西南、西北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相对较大。农村地区依旧存在大量低收入人口，农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城乡社会差距较大。农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经费支出和硬件设施水平方面远远低于城市。同时还存在着文体活动场所、学校、卫生室等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善，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问题。农村通信网络的短板也同样突出，农村地区网络普及面相对狭窄，从而产生了农产品销售渠道堵塞、电商创业平台受阻等结果。

乡村振兴战略的目的是摆脱乡村贫困和改善乡村生存环境。然而，乡村振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面临着上述制约因素。因此，我们需要激发人才活力，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
兴盛乡村优秀文化，打造淳朴文明乡风；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一）激发人才活力，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

人才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要素。解决乡村振兴“人才之渴”，必须扎实在乡村“引才、育才、留才”上下功夫。只有汇聚各类农业农村人才，才能够为乡村振兴注入动力。

首先，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包括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专业技能型职业农民以及社会服务型农民。乡村要振兴，必须有高素质的农民。一是根据新型职业农民的文化层次和培育需求，为正在务农的农民提供中等职业教育和农业系统培训，帮助他们提高科技文化素质和经营能力。二是农业院校应采取“送教下乡”模式，将新的科技成果和手段传授给农民，拓展新型职业农民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三是以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依托，通过农业企业，对他们进行技术示范指导，特别是数字化、智能化指导。

其次，吸引人才。一是激励“新农人”返乡创业，通过设立人才培养基金，在创业资金、税费减免等政策上给予扶持，同时做好培训指导，跟踪服务等举措，帮助返乡优秀人才创成业。二是建立本地外出人员联络机制，打好“乡情牌”，吸引各类“乡贤”回乡创业创新，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以及人脉资源，让他们为乡村发展出谋划策。三是建立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园区、示范项目、示范乡镇等，宣传家乡发展优势和创业优惠政策，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吸引返乡人员带着资金和经验踏上创业之路。

最后，留住人才。一是完善农村基础设施，“留得住人才”的农村应该是水电、交通、通信等各方面和城市生活设施差不多，因此应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城市缩小差距，他们返乡后，日常生活有保障，可以安心就业创业。二是推进农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第一产业为基础，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村产业，构建完整的农业产业链，打造标准化、规模化的产业，为农村人才提供更多的工作平台。三是抓住直播带货新机遇。农产品直播带货让农村收入大幅增加，有了更多的创业机会，更多人愿意留下来，所以政府应提供农产品直播带货实战培训，帮助留乡人才创业创新。

（二）兴盛乡村优秀文化，打造淳朴文明乡风

乡村优秀文化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也是培育文明乡风的土壤。在推动乡风文明的建设过程中，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高乡村文明程度，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

首先，加强农民思想道德建设。思想道德建设是一种软实力，具有感染力、号召力，能够培养农民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一是建立好人好事专栏，宣传学习身边榜样典型，用身边人讲身边事，从而感染身边人；
组织开展好婆婆、好媳妇、好群众等评比活动，宣传家风，引导农民向善向好，形成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二是推进移风易俗行动。依托村规民约，对移风易俗突出问题制定规则，要求红白喜事不准大操大办，对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不文明行为进行监督整治，向陈规陋习挥手告别。

其次，开展丰富的群众性精神文明活动。一是政府要把文化惠民、繁荣群众文化活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围绕农民所需、所盼，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譬如，送戏下乡、送书下乡、送音乐下乡等活动。二是基层党支部要发挥引领作用，可以带头组建农村文化团队，为农民编排和指导节目，创造贴近农民文化生活的优秀文化作品；
同时挖掘本地文化资源，把当地优秀文化习俗融入作品当中，然后以节假日为契机，开展民风民俗文化节庆活动，提振农民的精神风貌，使农民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文化的魅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动力。

最后，加强本土文化建设。一是加强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每个村的乡村文化都有其丰富的历史，在提高景区基础设施建设时，禁止盲目迁建和复建，应充分听取村民的意见，否则会造成乡村原有的历史风貌被破坏。二是利用乡村特有文化开辟乡村旅游市场，乡村文化是乡村旅游的载体和灵魂，挖掘隐藏在乡村中的人文内涵是乡村旅游的主要创新途径，开发符合乡村原真文化的产品，打造“一乡一旅游品牌”，增强游客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将文化优势变为经济优势。

（三）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城乡差距

城市与乡村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形成统一整体。城乡融合发展有利于保持城乡长期和谐稳定，有利于城乡在合作中共同受益，从而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1.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是围绕教育就业、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重点领域，明确具体内容和保障标准，向农村地区倾斜，提高农村居民抵御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的能力，同时继续在农村实施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二是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出发，对城市和农村整体进行规划，把城镇与农村连起来，统一配置公共服务资源，并且根据农村的人口密度、规模等因素，针对性补齐公共服务短板。

2. 加快城乡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城乡资源要素的流动，其核心是人的流动。一是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坚持把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等各类开发区布局到广大农村，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工程，增加农民就业机会，促进人才、土地、资金、信息等各类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二是搭建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载体平台。把特色小镇、小城镇、农业园区等作为城乡要素融合的重要载体，打造特色产业现代园区，集聚资源要素，形成示范带动效应。

3. 加强乡村数字建设。持续深化数字技术融合农村农业、农村文化、基层党建等各个方面。在农业上，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对农作物生长进行实时监测，提高农产品品质，让种植省力又高产；
在文化上，打造智能导览系统，可以查询乡村美景全貌，同时开通线上购买农产品的功能，拉近乡村与游客的距离；
在基层党建上，建立数字平台，使政策、信息及时发布，更便捷地处理村级管理事务，实现数据互通、信息共享，提升村级管理数字化新水平。

乡村振兴战略基于城乡融合发展应运而生。目前，尽管农村的面貌有所改变，但城乡差距在一些方面依然明显，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以乡村振兴战略为重要抓手，走中国式乡村现代化道路，推动农业、农村、农民再上一个台阶。以中国农村地区的具体情况为出发点，探索适合本国的乡村现代化道路，同时亦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乡村现代化的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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