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菲菲，康 宇

(1.常州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州 213032；
2.黑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80)

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一位中、西、马兼通的重要哲学家。他对儒学非常重视，提出了自己系统的儒学观，其中不乏对理性、科学以及民主的阐释，而这正是其儒学观的现代性表征。在他看来，儒学来自于东方，科学来自于西方，儒学更加关注于人文关怀与价值理性，科学更加关注于物质与工具理性。儒学着重于人们精神世界的伦理规范，科学则与人们的日常物质生活紧密相连，两者结合在一起，是为人伦日用。儒学与科学并非毫无关系，科学之效用体现在具体的现实应用中，体现的正是儒学“利用”以“厚生”之思想，亦是儒学“仁者爱人”之体现。张申府认为科学是西洋文明最大的特色之一，并且极大影响着现代人的日常生活，而科学的影响不仅在于其结果，更在于科学方法、科学态度、科学精神与科学脾气。思想源于人类惊骇于自然力量，并把这种自然力量外射反映出来。科学的思想乃是人已能用平等的目光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能够自己做主，能够对自然种种作平等、如实的观察的思想，这未尝不是儒学利用、厚生之体现。在张申府看来，作为工具理性的科学不是毫无生气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都是蕴含道德价值的，那便是儒学的人文精神，而绝非什么诸如有灵论等非科学的思想。

因此，他强调一定要切实地倡行科学的方法，发挥科学的客观脾气，同时要彻底铲除非科学的万物有灵的主观思想。显然，这种万物有灵的主观思想便是一种封建思想，而新启蒙运动的中心点就是显扬理性而反封建。张申府在《“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一文中介绍新启蒙运动的内容时强调：“这个启蒙运动必是理性运动。必然要反对冲动，裁抑感情，而发扬理性。”[1]375并且，他认为理性运动的积极方面就在于更认真地宣传科学法、实践科学法，也就是宣传以切实、唯物、客观、解析的方法分析、研究一切。科学法反映的是理性，它的极致是辩证与解析。“唯物，客观，辩证，解析，便是现代科学法的观点与内容，在这个新启蒙运动中应该特别表现的。”[1]376可以说，其推动新启蒙运动的过程，亦是其推动儒学现代化的过程。

人类自远古而来，囿于自身对外界的恐惧、无知、贪婪，而常常被哄骗、威吓所迷惑，顺服于迷茫之中。正因为如此，五四时期人们提出“科学与民主”这一响亮口号，而之所以将两者作为口号，就是要破除蒙昧，唤起国人之精神。正所谓“一日不启蒙，一日在蒙中。一切不可孤看”[2]133。张申府言：“人生而有群，相互发生关系，从而滋成社会。要改造社会，必须同时改造人。人要有才识，也要有品德。知如何对己，也知怎样对人。”[2]133这正是从人的社会属性层面论述了人之为人的要义，要而言之，正像他所强调的那样，启蒙运动的核心内容就是发扬理性，既要发扬科学理性，也要发扬道德理性。

1.理性是立国的精神和科学的精髓

发扬理性的前提是以“实”为前提基础，一切从实际出发。张申府说：“一个独立的国家必有其立国的精神。根据这个立国精神，而归定其教育宗旨。配合这个立国精神，而建立其人生理想。那么中国的立国精神是什么呢？或应当是什么呢？我可以谨严郑重，直截了当地回答：就是实与理性。”[1]506显见，立国之根本精神在“实”与“理性”，文化政策指导原则在“实”与“理性”，教育之根本宗旨亦在“实”与“理性”，唯其如此，方能达成科学教育这一最终目的。作为张申府儒学观的核心要素之一，“实”不仅是今日中国甚为需要的德性，也是破除社会生活中种种虚妄、欺瞒等不实活动的不二法门。故而，其有言曰：“科学方法的精神在是，理性(戴东原说，理是‘情之不爽失的’，协于‘天地之德’的欲即理之正的。吾所谓理性差不多如此)之胜利在是，通俗言之，不过敢‘说实话’而已。”[3]116显见，张申府儒学观的立论基础亦发端于此，理性之精神、科学之精髓皆源于是，因而在他看来，中国最好的传统在于斯，其优长之处亦在于斯。一言以蔽之，求“实”就必须讲真才实学，不仅言实，亦要行实，知行合一。

他始终倡导“国于天地，有与立焉”[4]1053。因而在1948年发表《论纪念孔诞》一文纪念孔子诞生二千五百周年时，再次提及“一个国家要立国于斯世，必有所以立者，必有可以立者，必有值得立者；
也可以说，必有其代表的人物。代表中国的最大人物，断然是孔子，而不是嬴政、刘彻、李世民、武瞾、朱洪武。也不会是屈原、李白、杜甫、施耐庵、曹雪芹。中国立国，所以立，可以立，或值得立的，应就是仁，就是中，就是生(‘天地之大德曰生’)。而这些，以及易与实，断然应以孔子为代表”[5]663。由是观之，张申府前文提及的作为立国精神之一的理性，正是中国所以立国之核心，亦是“仁”的外化或表征。

关于他所提出的作为立国精神之一的理性，张申府亦有着深刻的见解。“谁能经得住霹雳闪电？谁来收拾霹雳闪电的残局而重建新的世界？必在于有科学者。更必在于发扬、推进、恢宏科学的精髓、科学的骨子者。而那就是理性。理性才是这个时代根本所趋者。理性才是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好的方面背后的支持者。理性才是经得住霹雳闪电的打击而足能与之抗衡者。理性才是维持进步的世界、善良的人类，于长久不隳者。”[5]101通过这一论理阐释，张申府进一步明确了科学之精髓所在是为理性，而非他者，而将科学之精髓发扬光大者，必在于理性，科学的究极亦必在于理性。理性是世界得以长治久安的泉源，理性是广泛而周至的，正是由于理性的存在，才使得世界与人类社会历经磨难而长久不衰，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进步。显然，在他看来，科学如果一味追求所谓技术的突破，而缺乏理性的观照，终算不得真正的科学。因此，理性才是科学的核心，是科学的人文价值印记，是时代的发展方向。

2.科学是具体的道德实践

在张申府看来，作为“利用”之科学在为人所用方面又是具体的。科学研究不仅应当具有科学精神，还要掌握科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即科学方法，同时善于运用科学技术。也就是说，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以及科学技术，三者共同架起研究的科学的桥梁。

他指出：“科学研究的是事实、着重的是现实，科学精神要踏实，科学态度要确实，科学脾气要切实，科学习惯要如实，总之都离不开一个‘实’字。因此，科学教育也是要教实。”[1]614并且，他还强调这些都要条理清楚、精密谨严、讲究分寸、分际清晰、归结于数。显然，张申府的科学方法是围绕着他的公式“科学法=算数+经验主义”展开的。也就是说，自然界的问题可以分开解决，并且应当分开解决；
自然界的事物发展是有规律的，并且这种规律是可寻的；
自然界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都有着内在的因果联系；
自然界事物因为结构、数量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种类，这些种类没有高下之分；
自然界事物都可以进行观察实验、测量计算、比较统计。在他所提倡的科学化运动当中也是如此。科学化就是要求社会、要求人人都能掌握科学方法，熟练运用科学技术，这样才能从实出发，在科学的基础上准确分明地掌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而科学化的过程，本身也是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脾气、科学习惯在一切个人行动与社会生活上外化的具体体现。

因此，新启蒙运动给科学运动、科学化运动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实与理性就是科学运动与科学化运动的根本所系；
与此相应，不能培养实在、熏陶理性的科学运动和科学化运动，也必然不会取得根本的收获。新启蒙运动在本质上要求思想解放，思想解放的先在条件要求新思想、新知识的普及。也就是说，新启蒙运动要求科学、哲学的大众化以及具体化，并且更根本地还在于要宣扬“实”，表扬理性。因此，张申府强调科学运动、科学化运动，都不能忽略具体化，这也符合当时国际学术界的进步潮流，就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在一切具体事例当中、应用在具体的社会生活当中，从而形成科学与社会的统一。而这样的具体化，与新启蒙运动所号召的“实”亦是相通的。

如其所言：“纵然科学是抽象的，科学方法却要具体。而且科学总是积极的，实证的，即Positive。”[1]616而科学方法应用于这些具体而微的生活之过程，是服务于人、造福于人、以人为本的过程，是对人自身价值的观照。从具化的物质层面而言，也是“厚生”的生动体现，这不恰恰亦是儒家的道德意识体现于具体的道德实践中的过程吗？张申府这一理念更是对前文提及的人类长期以来处于一种被动蒙昧的状态的回应。

3.理性是习得的“仁”之外化

张申府认为理性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习得的。它应当是人的思想、言语、行动上的一种习惯，一种应然习得的习惯。他认为理性应当是生活在社会中应有的一种生活行动习惯。概括来说，就是理性的行事总是自觉的，知其所应为，亦知其所以为。也就是循着天下一定的道理，应当如何便如何，不多不少，既无偏颇，又清楚切实。用张申府的话概括来说就是“通情理”，他强调“通的人总是理性的。理性或情理也就以辨、通为极致”[5]104。而所谓的“辨、通”又落到了他所提倡的罗素分析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之上。并且他着重指出不要把理性误解为西方哲学通常所说的本原，也并非中国哲学里的良知，他所认为的理性是基于罗素关于对生活行动习惯的逻辑分析理论基础之上，而又融合了儒家“执两而用中”的辩证方法，从而达到的那样一种“通情理”而又“致中和”的理想状态。因此，他提出，“为此所以要以全人类为念。真实第一，和豫相通”[2]135。

显然，张申府不仅认同罗素关于生活行动习惯理性的论述，并且认为理性亦是孔子儒学的核心思想“仁”在人的生活行事上的外化表现。他说：“‘仁者人也[《礼记·中庸》]’。没有仁，真难乎其为人。而理性，可以说，就是仁在人的生活形式上的一个表现。”[5]104不仅如此，张申府还从社会道德准则和人之行为准则的层面对这句话作以阐释。“仁是人与人间最亲切的关系。所谓‘仁者人也’，仁是‘人之所以为人’，所谓‘生生之谓仁’，所谓仁是‘相人偶’。社会不过人的关系的集合。最高理想的社会定是仁的社会。仁字从二人。承认己外有人，是人做人的起码点，也是人类社会、人能组成社会的最起码点。”[1]338-339

理性尤其要仁。张申府强调：“真正有理性的人一定要有正义感，必然也有热情，尤其要仁。”[5]691他认为创造理性的人民革命离不开仁，在拥有热情的同时，更要伸张正义。换言之，拥有理性之人，势必摒弃狂妄，而保持气概与魄力；
摒弃疯狂，而拥有风范、风骨；
不可意气用事，而要大气磅礴，正气凛凛；
同时又如同光风霁月一般蔼然可亲。凡此种种，亦是孔子“时中”的理想，相反相成、各如其分的原则体现。

因此，理性是“仁”之外化，是“仁”的现代性表征之一，而将理性作为根本所系的科学，无论在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脾气、科学习惯以及科学方面亦如是，将“仁”彰显于、具化于人的行为和社会生活当中。在他看来，拥有并彰显这种理性的社会，才能成其为社会。

在张申府的学术研究中，似乎对于“民主”较为偏爱，发表了许多关于民主的文章，如《科学与民主》《“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民主的准备》《独立与民主》及《民主问题》等。诸多关于民主的论述，不仅体现了其儒学观的现代性特点，同时也形成了他自己的政治观点。

1.民主的政治理想

张申府早期谈到民主时，认为应当注意三个方面：第一，他认为民主首要在于政治，政治是民主的关键、首要条件，同时与经济、文化、思想、学术等诸多方面均有所关联，而这些方面也无一不需要民主。第二，民主的基础在于人民。他认为民主如果没有人民的基础，那么这种民主很难是真的。并且他由此引出孙中山提出的关于国民革命目的之一的“唤起民众”，更谋实践之。第三，他认为所谓民主就是与孙中山提出的民权主义异名同实，在他看来，当时所谈之民主就是在为完全实现三民主义[1]639。

他的这一思想一直延续到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前，没有大的改观。并且他在1945年3月25日发表的《民主问题》一文当中，对于民主问题作以纲要式的阐释。

对于民主的意义，他从民主字义出发，认为就是要坚持主权在民，民有、民治、民享；
在民主原则方面，他主张人人能够生遂、欲达、志满，也就是让大多数人能够得到最大量的发展，人尽其才；
在民主的基础方面，他认为民主应当建立在几个基础之上，即人与人和而不同的认识、理性的弘扬、物质的丰富与发达以及社会的便捷便利；
民主的三个要素即是自由、平等、合作；
民主的五个方面包括思想民主、经济民主、国际民主、社会民主以及政治民主。

对于民主的具体形式，张申府从民主的一般表现、民主的思想与社会方面、民主的政治制度、民主的经济机构及民主与国际关系方面分别进行了阐释。

对于民主的历史发展，他从古代的民主、近代的民主、现代的民主、民主的将来以及民主在中国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梳理。

对于民主与其他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对比方面，他着重阐释了民主与封建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以及民主与合作组织与社会安全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对于民主与其他社会现象或人类活动方面，他从民主与哲学、民主与科学、民主与文学与艺术、民主与教育与道德，以及民主与战争与和平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对于民主运动开展的条件，他主要从民主运动与世界潮流、民主运动与中国传统、民主运动与领袖、民主运动与民众、民主运动与组织与纪律，以及民主运动与其他社会运动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说明。

由上可见，张申府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人人能够尽其才、显其力、成其事的民主社会，他认为民主是世界的主潮，亦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因此，他将民主作为自己政治观的核心并展开论述。

2.民主与科学的辩证统一

与陈独秀、胡适等将“科学”“民主”作为思想武器用来批判儒学不同，张申府分析了民主与科学的关系，在前文论述儒学与科学之关系基础上，挖掘儒学内蕴之民主成分，并将之作为推动儒学现代化转型的着力点。张申府认为，科学来自于理性，民主亦来自于理性，科学与民主都具有多元化的特点。科学注重于解析，民主同样也注重于解析，注重分别，同时注重要宽容，要容许他人、异见。科学要实在，重事实；
民主是有理想的现实政治，而且民主重人、重人人、重个人，也可以相通。科学于个别事实间寻求普遍规律，民主则是在不同的人之间寻找共同点[5]356。

笔者在另一篇文章当中提及，张申府依据尝试精神提出民主相通于科学。张申府认为，理性的态度是重视他人，而民主的习惯则是服从多数。他说：“天下是非不能一下子就得到，更不能一下子都得到。但又常不能不有一个决定。于是一时大家多说是者，便姑从之，以观后效，以利推进。”[5]102显然，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总会遇到类似发展方向这一类的抉择，在无法预判事物发展结果的前提下，人们一般会希图以少数服从多数这样的方法来进行尝试，以观后效，这是利于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此即为其所言之尝试精神。由是观之，张申府认为民主与科学两者皆具尝试精神，故而他指出民主相通于科学，且两者又是一致的。

在张申府看来，民主与科学关系密切，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

首先，科学是民主的。科学是标志着客观实在的范畴，在科学里不能有主观臆断。科学讲究的是事实，必求大通，必是客观实在的。科学是客观实在的并不代表科学否认主观的存在，相反，科学承认主观的存在，并认识主观的作用，以至人力创造的意义与理想的价值。科学具有进步性，也可称为积累性或相续性，即在科学上，后人可以在前人的成绩之上继续深入研究。由此可见，科学实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的，科学是普利的。即科学的成果是惠及大众的，科学具有大众性，科学界里无贵族，只要敢于实验、大胆创新，谁都可能成为科学中的革新者；
科学是平等的，科学对它研究的对象都持如实观、分别观、面面观、发展观，以至关联观、实践观、平等观。

因此，科学对于它所研究的对象从研究方法与研究精神上都是平等的，即基于伦理中立的立场进行研究，所以科学是民主的。

其次，民主也是科学的。第一，民主与迷信、无知是对立的、不能相容的。这种对立与不相容表现在，在充满迷信与无知的社会绝不会有民主的存在，反之亦然。不仅如此，民主与教条主义或独断作风也是对立的、不能相容的。一个只有少数人知晓事实的社会必然不会是民主社会。破除迷信、廓清无知，最根本的措施就是揭露事实。而科学揭示的就是事实及事实的规律，因而人可以通过掌握科学的规律预言事实可能的发展方向及结果，因此，科学是人类行动的先导。基于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越崇尚科学的社会也必定越民主；
同理可知，一个社会越民主也必然越科学，科学与民主是相互促进的。第二，科学是理性的，民主亦为理性的。民主与科学不仅同具力量，且有理性这一同源属性。另外，两者在社会发展上亦有同源。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必须视人为人，必须容许他人、尊重他人。同时，对人对事也要作客观、实在观、如实观、分别观、面面观、平等观，以至关联观、发展观。而这些又恰是科学方法的精神。而这些精神与方法、习惯都需要科学来培养。这些习惯既是科学的习惯，也是民主的习惯。因此，民主亦是科学的。第三，科学与民主是彼此相需的。世界发展越来越民主，则科学必然越进步。因此，应努力使科学更进步、努力使世界更民主，推动时代之车之两轮、机之两翼共同进步。

3.民主之精神内核

在张申府看来，实行民主政治有两点是不可或缺的：第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是前提基础，由互尊而互信，只有建立互信，人与人之间才能相容。以此推之，离开了互相尊重，便谈不上民主。第二就是尊重社会，一个人的主张发表出来以后，要养成肯定社会公判的习惯，而不是固执己见、哓哓不休。他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了民主政治所应具备之前提基础。由此，提出民主的三个要点亦是基于这一前提的：“一、大家事大家来做。二、根据大家的意思做。三、我作不好，即负责而去，让别人来作，予别人以机会。总之大家事是大家的。”[5]103也就是说，民主尊重他人、尊重差异，承认他人之见识不弱于己，同时承认自己也会和他人一样犯错。民主所体现的亦是客观、全面的态度，这与理性也是相通的，理性亦为民主之精神。

张申府认为民主之精神内核亦在理性。他还列出理性应当具备的五个特征：“一、说话做事，有根有据，有条有理。二、说话听话，必要找真，必要找其意谓，或其所关联，所因缘。三、能于异见同，于现实看出可能，能由前提推结论，承认了前提就承认结论。四、能分析，知分别，明分际，有分寸，守分量，重分明。五、承认有它，作面面观；
敬重他人，肯替他人设想。”[5]103-104张申府还将此五特征作以总结概括，即理性行事，源于自觉，既知其所以然，亦知其所当然。积极地表述即凡事要依理而行，恰如其分，切实清楚，毫无偏颇；
消极地表述就是要反对那些成见、偏见、武断、迷信、盲从，反对放纵感情、任逞嗜欲、意气用事，反对一切的过分、失所及不当。他还补充理性并非摒弃情欲，而是对其调理，使其有序。

4.民主是“仁”之表征

民主有狭义与广义两方面的含义，狭义而言是指民主政治或民主制度，广义而言则是指民主习惯或民主精神。离开了民主政治，民主习惯不能得到普及；
失去了民主精神，民主制度恐更加难于实现。两者互相制约、互为因果，亦合辩证唯物相反相成之理。前文已述，就行动习惯、精神原则而言，民主的基础就是理性。理性要求能够在精神层面对人作平等观，在物质层面对事作分别观，肯正视自己与他人的是非、对错、价值观念。在生活上，绝不越俎代庖，强加于人。凡事清清楚楚，公私分明，这也是民主应有的特征。

“仁”是孔子儒学思想一以贯之的核心，忠恕之道是为行仁之方。“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6]95可见，仁者自己想要有所成就，就要帮助别人有所成就；
自己想要通达，也要帮助别人通达。能够以己之心推及他人之心，将心比心，才是实现仁德的路径方法。这是从积极方面论述表意。于消极方面，孔子所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6]242。表达的即是自己所不想要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的意思。“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7]1169，君子总是以身作则，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必然先做到；
自己力所不及，无法做到的，自然也不会强人所难，要求别人去做到。

所以，张申府强调“所谓民主，不仅仅是属民、由民、为民(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而且一定要有事必会，有会必议，有议必决，有决必行，有行必果”[5]249。他认为民主就是要人人作主，各尽其责，各出其力。且因为民主是众心的表示，所以民主不但不与纪律冲突，反使纪律更为贯彻。因为众心众力有了归结，所以民主不但不与集中背反，反使集中更为切实。究极的民主使得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劳心者与劳力者、管者与作者得到了统一。

可见，民主精神是最接近于中国“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是最近于“仁”与“中”的哲学，是最近于讲情理、讲理性、行四绝(“勿意、勿必、勿固、勿我”)的风尚。在这一点上，作为后来者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对儒家“致中和”的理解与张申府有着相似之处，饶宗颐认为：“数十年来许多新的文化连续地给我们以无情的冲击，我们所产生的必须正视现实而不能逃避的反应也许是我们未来新生文化的源泉。”[8]227显然，饶宗颐认为只有兼收并蓄，中华文化才会焕发新生，实现天下大同之理想。张申府极力推崇民主，亦是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促进其与传统文化融合，推动中国哲学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他们在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在张申府看来，民主合于“时中”的准则，合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民主是儒学忠恕之道的现代性表达，亦是其以“仁”为核心的儒学观的表征。

如前所述，张申府儒学观的现代价值取向就是发扬理性与民主。理性既非来自于宇宙本原，亦非先验之良知，其并非不可触及的空中楼阁，而是人们生活在社会中应有的一种生活行动习惯。所谓“通情理”表述的即是“通”的人总归是理性的意思，而理性也就以辨、通为极致，只有拥有这种生活习惯理性，方能成其为社会。民主的要义就在于承认他人、重视他人，大家依理而行，无所偏颇，而这也恰为理性之态度。儒家的“仁”之仁者爱人、“忠”之尽己为人、“恕”之推己及人，所表达的思想亦是承认他人、容许他人、重视他人，张申府提及的理性是被赋予了“仁”之义涵的理性，它同儒家的“仁”与“忠恕之道”是相契合的，“忠恕之道”亦是理性之道。要而言之，理性不仅是科学的根基与核心，亦是民主的精神与内涵。

张申府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之一，其对待孔子及儒学的态度既不同于胡适、吴稚晖等西化论者的激进决绝，又有别于辜鸿铭、林纾等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自矜。作为孔子“忠恕之道”的忠实拥趸，他致力于剥开以往封建统治者强加于孔子及儒学的种种假面，还其以真正义涵，他深入挖掘孔子儒学思想的核心要义，提出理性与民主皆为“仁”之外化表征，如其所言，仁者为人就在于亲人、爱人，而如何做到亲人、爱人，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之中践行忠恕之道。忠恕之道是对人最为内在的关怀与关切，是对人之为人的深刻理解。而现代社会当中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其精神内核皆在于理性，而理性的根本肇始与终极关怀亦在于人，理性亦是以人的精神追求、价值追求为理想目标的，显然，这与孔子儒学思想当中的“仁”有着深切地契合。由此可见，张申府所致力于推动建立的这样一种儒学观的现代价值取向就是“利用以厚生”，它不仅仅是充分发挥物的作用，使民众达到生活物质的满足，更深层的意义还在于实现人们思想精神的独立与自主。

时人历经千年的封建社会专制思想的禁锢，于精神层面尚未摆脱蒙昧、盲从之状态，便又经受西方文化思想的强力冲击。处于近代社会的国人身处于这样一个思想激荡交汇的洪流之中，极易出现文化割裂现象，这就迫切地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来廓清蒙昧、弥合分裂，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而正是在当时新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之下，在尽可能地发扬理性的前提之下，张申府以科学与民主为着力之基，担负起思想的自由与自发、民族的自觉与自信这两项甚为紧迫的启蒙任务，以期推进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利用厚生”之说，古已有之，《尚书·大禹谟》中便有“正德、利用、厚生、惟和”[9]135之语，而孔《传》当中亦有“正徳以率下，利用以阜财，厚生以养民”[9]135的记载，后人亦认为做到正德、利用、厚生，便能够达到人们生活富足、社会和谐之目的。可以说，张申府儒学观正是在古人利用厚生这一思想基础之上，赋予其科学、民主之现代性义涵，并紧密围绕着“人之为人”这一核心思想来构建的，以对人的关怀为根本出发点，从而确立了其现代价值取向。因此，于时代而言，张申府儒学观是进步的，亦不啻为后来者推进儒学现代化所进行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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