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大学》所说的“大学之道”、《中庸》所说的“致中和”、《学记》所说的“小成”和“大成”作了现代诠释。认为克明明德、自新新民、文质彬彬、从容中道、止于至善的真君子仍然是现代大学的目标；这样的目标是经由离经辨志、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知类通达五个具体的阶段性目标逐步达到的。

［关键词］大学之道；中庸；小成；大成；君子

西方人说“目标”；中国人说“道”。目标是眼睛盯着的地方；道通向行路人想要到达的目的地，其间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目标就是目标；道是目标和过程的统一。《礼记》中所记载的大学之道主要存于三篇，其一为《大学》所说的“大学之道”，其二为《中庸》所说的“致中和”，其三为《学记》所说的“小成”和“大成”。试分论之。

一、明明德，作新民，止于至善

《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之道是这样一条道路：从明明德开始，通过作新民，最后止于至善。

“明德”就是明明白白的德。“明明德”就是自己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知道人的本性是什么，应该如何做人。小学阶段学习的是“六艺”，是洒扫应对之类的行为规范。因此只读过小学的人只知道如何做人，只知道规规矩矩地做人，并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人，更不能对人的本性、天命与人性的关系等人生重大问题作出自己的思考。读过大学的人则不同，他思考过人生的重大问题，叩问过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有所谓“终极关怀”。因此，读过大学的人能自觉追求做人的理想境界，他知道如何做人，还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人。他始终在自觉地完善自己的人格，成就自己的人生。这样看来，今天许多拿了大学文凭的人恐怕连小学毕业的要求也没有达到。

“新民”包括自新和新民两层意思。自新就是日新其德，不断改变自己，完善自己，做一个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新民就是化民成俗，为生民立命，让老百姓树立新观念，过上新生活。先自新，然后才能新民。普通老百姓能遵循传统过日子也就不错了，大学生则要日新其德，然后以君子之德化民成俗。谁说中国人泥古守旧，没有创新精神？儒家所设想的大学就是要培养不但能自新，而且能新民的人。这是中华民族所固有的精神，汤武革命，周命维新，就是很好的例子。当然，在农业，“作新民”主要是指品德修养方面，而非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方面。但今天的所谓创新几乎专指科学技术和制度方面的创新，而忽视道德品质的修养，则又是今人不如古人之处。

“至善”就是最高的善，最高的善也就是无善。无善就是不刻意为善而善，无善的外在形式而有一颗真正的善心，也就是《礼记•孔子闲居》中所说的“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也就是《中庸》所说的“喜怒哀乐之未发”、“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也就是子思所说的行善而乐［1］。总之，至善就是真善，而不是伪善。

大学之道走完之后，目的地在哪里呢？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一个读了大学的人明明白白知道应该如何做人；无论在做人方面还是在做事方面都与上大学前不一样，完全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并能给世界带来新的气象，树立新观念，开创新生活；读过大学的人应该是一个真君子，从容中道，乐于为善。这是大学教育的目的，也是读大学的目的。读大学的人首先应该知道大学之道的目的地在哪里，这叫“知止”。

为什么先要“知止”呢？“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礼记•大学》）有了明确的目标，才会有确定的方向和坚定的意志；方向明确，意志坚定，心才不会妄动；心静下来后，才能安于所处；既静心又安心，思维能力才能达到最佳的境界；思维能力达到了最佳的境界，才能有所发现，有所收获。读了几年大学，没有多少收获，为什么？思虑不深的缘故。思虑为何不深？因为心不静，心不安。为什么会心浮气躁？因为没有远大的理想，只顾眼前利益，生活目标不明确。人们都说浮躁是现在的大学生，包括大学教师的通病，却不太明白这是没有理想，没有远大目标的必然表现。没有理想的时代，人们为着眼前的一点小利到处瞎撞，得到的无非是欲望的暂时满足，而失去的是内心的宁静和安详。而那些有远大理想的人，超然于物外，宁静如止水，在沉思中领悟人生的真谛，成为觉悟者。

明确了大学之道的目的地之后，还要知道什么是本，什么是末，这样才能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然后一步一步地朝着目标前进。《大学》所说的“古人为学次第”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以上讲的是“明明德”的过程。“齐家”以下讲的是“新民”的过程。修身、明明德是本，治平、新民是末。先有本后有末，所以大学之道始于格物，终于平天下。

　格，来也。物，犹事也。格物就是物来到心上。好善物，行善事，则对善有深刻的理解。坏人都跑到你那里去，坏事你都揽着，你就会是一个心眼坏、鬼点子多的人。所以，获得什么知识，就看你惹什么事，揽什么活。用今天的话说，格物致知就是以伦理的、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事物，获得符合人性要求的知识。做学问、做研究既要跳出中国古代以伦理为中心的窠臼，也不能像西方那样持价值中立的态度，做所谓纯客观的科学研究。格物致知是大学的起点，也是修身的起点。大学是做学问的地方，也是修身的地方。做学问是做修身的学问，修身要通过做学问来修身。万事万物同具一理，格万物之理，可以致吾心之知。

做学问是修身的起点，但光做好学问是不够的。学问只回答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属于理性的范围。知道怎么办就会怎么办吗？知道应该怎样做人就能怎样做人吗？理性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因素之一，人的行为还由人的意志和情感所决定。因此，修身的第二步是诚意正心。事物来到心中，于是有了关于该事物的认识；有了对该事物的认识，然后就会有相应的意志和情感产生。诚意就是要使因事而发的意志和情感真实不妄，不自欺，从而不欺人。在充分认识了事物的基础上发出的对该事物的意志和情感是合规律的，从个人心中真实发出的意志和情感是合于个人目的的。但它不一定也合于他人的目的，这就要正心。正心就是要使个人的意志和情感既合于个人的目的，同时也要合于他人的目的。或者说，正心就是要使个人的意志和情感合于理性所认识到的人类的共同目的。这常常是做不到的，因此就需要修身。个人的意志和他人的意志相冲突说到底是人的需要和欲望相冲突。因此，修身就是要使身的欲望服从于心的理性。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是修身的四个步骤，不参透万事万物，不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而想要去人欲，只能做个伪君子。有谁真正做到了淡泊宁静，超然物外？那些参透了重关的觉悟者，他们的淡泊是自然的，而非自抑的。所以，不是想淡泊就能淡泊的，要悟道，要真实，功到自然成。

新民之事：齐家，治国，平天下。两句话：“齐之以礼”，“为政以德”。古代所谓大学指大人之学，故包括新民之事。现在的大学严格地讲只包括学校教育阶段，以修身为主，不包括新民之事，故存而不论。修身是本，新民是末。根深本固，自然枝繁叶茂。今有舍本而求末者，否矣。

二、致中和

《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孔子讲“文”与“质”［2］，子思作《中庸》，继承孔子的学说，讲“率性”与“修道”。

率性就会保存质，修道之后才有文。“质”是人天生的、质直的、没有被改变的、自然人的特质，是人天生所具有的需要和欲望，是喜怒哀乐等自然情感。它是人天生所具有的，所以是“天命”；它又是属于人的特质，所以叫它“性”或“人性”。“率性”就是让人性自然地、自由地表现出来。当人性自然地、自由地表现出来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人正在做人，正走在人生的道路上。所以说“率性之谓道”。率性就是走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生道路，不让人的自然本性表现出来，是不人道的。率性而为的自然人是人，但不是君子，“文质彬彬而后君子”。“文”是后天涂抹上去的文采，亦即后天习得的作为社会人的行为规范——礼。每个人都率性而为，各走各的道，会出问题的。当两个人的道交叉时，就有可能在十字路口相撞。因此有必要树起红绿灯，或建起立交桥。这就是子思所说的“修道”。修道只是一个比喻，它说的就是教育。自然人的需要和欲望常常会引起冲突和矛盾，人们必须建立起规范和制度，调节人的行为，让每个人的需要和欲望能得到满足而不至于在冲突中伤害人的利益。习得这些规范既需要自我修养和领悟，更需要从小就接受教育。修道或教育是要让人获得一种调节和控制人的自然情感的理性能力，更好地走完人生的道路。当一个人的自然情感和理性能力结合得很好的时候，这个人就称得上君子了。

有一点必须强调，孔子和得孔子真传的子思既讲率性，也讲修道，但他们更加强调率性的重要性。龟山杨氏曰：“文质不可以相胜。然质之胜文，犹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胜而至于灭质，则其本亡矣。虽有文，将安施乎？然则与其史也，宁野。”［3］此说深得孔子原义。《论语•先进》云：“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意思是说，那些先学习礼乐，然后才获得爵位的人是田野间成长起来的；那些生来就继承了爵位，然后才学习礼乐的人是贵族家庭的公子哥。要用人的话，我选择那些来自民间的读书人。为什么呢？孔子没有说。那些生来没有爵位的“野人”保持了原始的质朴，如果学文习礼，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是很好的治国人才。而那些世袭爵位的“君子”巧言令色，礼对他们来说只是文饰而已，这些人是治理不好国家的。《八佾》篇孔子与子夏的一段对话讲的也是同样的意思。“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鲜花要画在洁白的纸上。美女化妆会更美，丑女化妆会更丑。礼是后天的文采，不能用来掩盖先天的素质，只能用来点缀人生，让本真的人性更加绚丽多彩。

如此看来，理学家造出一个“理”完全是多余的。它贬低了人的自然情感的价值，夸大了理性的作用。文胜于质，史。

《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未发”就是没有发。喜怒哀乐没有发出来有两种情况。一是人没有受到外物的刺激，二是人受到了外物的刺激，但此时人对此刺激物并无特别的好恶，不爱也不恨。这两种情况下，都不会表现出喜怒哀乐来。未发并不是说没有喜怒哀乐，而是因为天命之性没有对外物作出反应，或是因为人对外物持不偏不倚的态度。所以，“中”就是以平常心接物，从而使天命之性存于心中，而不表现为对外物的喜怒哀乐。简言之，“中”就是性存于心中而未发为情。“中节”就是符合节度，处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过分。人对事物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态度，受到外物刺激时总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情感，儒家要求发出的情感不过分，不过分的情感就是“和”的情感。未受外物刺激而表现为情的性是人的本质，一切都要从人性出发。符合节度的、不过分的情感引导人走在通达四方的康庄大道上。这样的道是要修的，读大学就是要修一条这样的康庄大道。

情感没有发出是“中”，发出来而不过分是“和”。“致中和”就是修得一颗平常心。人有一颗平常心，天地万物才会处在其本来的位置上，天地万物才会自由自在地生长发育。人喜欢狗，狗就不在山林里了，狗就失去了狼性。喜欢狗把狗养起来还好，许多人喜欢的动物早已灭绝了。爱得过分尚且伤害所爱之物，恨得过分更是如此。于物如此，于人亦然。许多孩子因为父母和老师过分的爱或过分的恨失去了他们的本真，不能健康地成长。于人如此，于己亦然。许多人因为有偏爱或偏恨丧失了本性，成了魔鬼。大爱无痕。天地无私，万物生长。致中和，其情足以容物，故其功足以成物。中庸之德，是为大德。

三、小成与大成

《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每年有学生入学，两年为一个阶段，确定教育目标并进行考核。目标分德、艺两方面，德艺双馨才是真君子。

第一年和第二年的目标是“离经辨志”。艺的目标是离经。离是分离，即知道如何断句。经是经书。离经就是能读懂经书。德的目标是辨志。辨是分辨，志即情志、意志、志向。辨志就是分辨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坚定自己的意志。经书包括《诗》、《书》、《礼》、《乐》，讲的是性情、历史、制度以及和谐之美，读了经书之后才知道自己的性情和特点，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事情，才能确定自己的志向。当然，西周时期的社会是等级社会，爵位与职业大都是代代相传的，个人选择的余地很小。但也不是说没有选择的余地，特别是那些士所从事的较低级的职业。到春秋时期，士的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选择的，孔子就对他的学生能从事什么职业了如指掌。经书涉及性情、历史、制度等方方面面，但无论讲什么，都是在教人为善。所以，辨志也就是《大学》中讲的“知止”，确定止于至善的最高目标。总之，读了经后既要确定职业生活的目标，也要确定人生的终极目标。读经的目的是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在社会中应有的和可能的位置，边读经边辨志能更好地理解经义，读到六经皆我注脚时，经书才真正读懂了。大学一、二年级的教育应是普通教育、基础教育、通识教育。普通教育完成之后才能确定专业，一入学就确定专业，有可能确定的是一个不适合自己性情的专业，如果还不能改专业，那就违背了人性。普通教育要教育人懂得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要解决人生的终极问题，要确定人生的最高理想。

第三年和第四年的目标是“敬业乐群”。艺的目标是敬业。完成教人如何做人的普通教育之后要进行专业教育。敬业的业，一般解作学业。我想，解作专业也不会离得太远。顾炎武《日知录•士何事》说：“士者，大抵皆有职之人矣。”其他贵族亦各有职。西周时期的职业大都是代代相传的，学子知道自己将来要从事的职业，在读经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志向和将来的职业学有所专，是可能的，也是应该的。对于学业、职业、事业，要敬。敬就是诚心诚意、专心致志并有所畏惧，就像祭祀时对待神灵一样。敬业的心来自对学业和职业的热爱，热爱的感情来自于对学业和职业的精熟。精通学问的人，学问才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才会达到“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德的目标是乐群。辨志之后要乐群。志向是个人的，但志向是在职业生活中实现的，是在与他人的合作中实现的。任何职业工作都需要与他人积极配合才能很好地完成。乐群是乐于群居，乐于过群体生活，乐于与他人合作，今天叫做有团队精神。大学三、四年级的教育是专业教育，专业教育阶段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还要培养乐群之德、合作精神和团队精神。

第五年和第六年的目标是“博习亲师”。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完成之后，能做一个从事职业工作的人了。如果还要继续学习，那就是做学问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进入到研究生阶段了。这一阶段的头两年，艺的目标是博习。做学问没有广博的知识是不行的。博习阶段就不再是读经书，要学得杂，什么都要学，与经书观点不同的书也要学。要知识渊博，广采杂收。专之后的博是围绕专业的博，是有中心的博，专业像一根线，能将广采博收的知识贯通起来。没有专业的博叫杂，散乱如麻，学得越多越乱。所以“博习”要在“敬业”之后。这一阶段的目标是博，不妨叫做博士阶段。这一阶段德的目标是亲师。博习是学习别人写的书、老师写的书，所以与博习相联系的德是亲师。从事一般的职业活动，最重要的是能与同事合作。做学问则不同，做学问要根基深厚，根基深厚要有师承，中国古代的学问是有师承的，汉代经学讲师法家法，各朝《学案》就是一本本师承的谱系。欧洲人做学问，也有所谓的流派。现在中国的学问家们很少有师承的，倒是背师、远师、怨师的多。各人一套炉灶，退休了也就收场了。敬业之后博习，所学的知识不至于散乱，但仍有危险，仍有根基不固、肤浅浮夸的危险。职业与学问是不同的，学问是高深的东西，不是职业性的工作所能引导的，它需要学问家的引导。做某门学问到底需要怎样的广博知识？只有学问家才明白，所以与博习相对应的品德是亲师。有师承的博习是有本有原的博习，有本有原的博习是培植本原的博习，培植本原的博习预示着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第七年和第八年的目标是论学取友。艺的目标是论学。博习之后可以真正做点学问了。论就是讨论、论证、议论、理论。博习是学习别人的思想和学问，论学是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思想。知道别人说了什么才知道自己还要说什么，所以论学要在博习之后。还没有读几本书就写起来，所做的研究很可能是重复研究。书读得多的人往往很难动笔写论文，因为他们知道要说的话大都已经说过了，要再说出点新意来是一件很难的事。博习毕竟只能做一个学问家，光做一个学问家是不够的，要做一个思想家。要做思想家就得论学，论学就是要提出自己的新思想，并且说出一番道理来，让人信服。孔子说“述而不作”，那是谦虚。孔子综整三代，是大学问家；孔子知周之后百世之事，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也是大思想家。读大学读到第七第八年要出成果，要硕果累累。所以这一阶段最好叫硕士阶段。先硕士再博士，反了个边。这一阶段德的目标是取友。博习要亲师，或者说博习就是要有师承。论学则要取友。为什么呢？论学就是要超越传统，改变师承，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是对师承的光大和发扬，是要提出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观点对不对呢？最好是找志同道合的学友一起讨论，找老师讨论往往拘于师法家法，不能畅所欲言。取友并不容易，能与论学的人并不多，甚至很难找到，找到了也不一定能一起讨论学问，佞柔之友无益于论道，直谅之友才有补于问学。能否得到直谅之友，关键在于自己的胸怀是否能包容和接受不同的意见。能取得论学之友，能与学友坦诚讨论学问的人是具备了学术品德的人。

有了做学问的德和艺的人小有成就，谓之小成。

第九年和第十年的目标是知类通达。艺的目标是知类。什么叫知类呢？知类就是懂。建立在敬业基础上的论学还只是就事论事，是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是技术性的，功利性的。建立在论学基础上的知类是对具体事物的抽象，是对类本质的探索。所形成的观点超越了看待具体事物的眼界，上升到了抽象和一般，是对人生、社会和自然的总的看法，是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谁能对类的本质特征作出最一般的概括，谁就是哲学家。成为一个哲学家很不容易，先要离经辨志，懂得做人的道理并立下鸿鹄之志；再要敬业乐群，学有所专并能与他人合作；再要博习亲师，打下宽厚的学问基础并能谨遵师法，有本有原；还要论学取友，形成自己的思想并能坦诚地与文友相互切磋。八年功夫下来，始可言哲学。与现在的学制类比，知类阶段相当于博士后。不是什么人都能懂哲学的，现在中学生就学哲学了，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都要学哲学，很多学生似懂非懂，纯粹在浪费时间。德的目标是通达。通达就是止于至善，一通百通，什么地方都能去，什么事情都想得通；是孔子所说的不惑，耳顺，随心所欲不逾矩；是老子所说的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昏昏闷闷，混混沌沌；是佛家所说的看破放下，大彻大悟。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孔子达到了，故能乐以忘忧；老子达到了，故能返朴归真；佛陀达到了，故能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

达到这样的境界之后强立而不反，想再做个凡夫俗子也是不可能的了。这样的境界叫做大成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