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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贤江“全人生指导”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2023-02-06 13:45:11

赵 芳

杨贤江“全人生指导”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赵 芳

(河南大学 教育学部,河南 开封 475000)

“全人生指导”思想是杨贤江教育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对青年的人生进行全面而非片面的、持久而非暂时的指导。杨贤江“全人生指导”思想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扬弃吸收古今中外教育思想而形成的,它的生成具有可循的现实和理论逻辑。至今,“全人生指导”思想依旧焕发着理论光辉,它的丰富内涵具有经久不息的生命力。合理借鉴杨贤江“全人生指导”思想,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目标,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厚植爱国主义教育和职业生涯教育;
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这是杨贤江“全人生指导”思想对新时代中学思想政治课的价值意蕴。

全人生指导;
杨贤江;
思想政治课

当前,中国特色的教育事业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教育需求不只是单向度的知识丰实和技能提升,而是使个体得到全面发展和个性彰显。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对于满足这种需求发挥着独特作用。随着新课程改革的稳步推进,中学思想政治课不断守正创新,在课程资源挖掘、教学方法改革等方面硕果累累。但当今世界多元碰撞的思想文化致使意识形态工作遭受严重冲击,部分中学生价值观多元、社会责任感缺失、人生理想淡化等问题日益突出,中学思想政治课面临着严重挑战。杨贤江是我国历史上兼具良好思想品格和修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他提出的“全人生指导”思想内容丰富。历史发展具有延续性和继承性,文化的精华是民族的精神财富,杨贤江针对当时青年人的思想实际所提出的建议,如今仍值得我们思考。本文尝试根据中学思想政治课面临的新情况,对“全人生指导”思想进行研究,以获取对新时代中学思想政治课具有价值的经验启示。

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杨贤江广泛学习中外优秀教育思想,提出了“全人生指导”思想。该思想的生成具有可循的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笔者从这两方面系统分析杨贤江“全人生指导”思想的生成,以便深入探究该思想的起源,从而进一步理解杨贤江关于“全人生指导”论述的主要观点。

1.1 杨贤江“全人生指导”思想的现实逻辑

杨贤江生逢乱世,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心。父母的支持为他改造社会、唤醒思想提供了情感保障。民主开放的校风使革命的种子在他心底生根发芽。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全人生指导”思想应运而生。

1.1.1 内外交困的社会环境

杨贤江出生和成长于中国历史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各种势力相互交织,国家和人民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20世纪初,激烈动荡的国际形势导致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广大青年人的内心世界深受影响。面对处于困境之中的国家和青年,部分有识之士主动担负起振兴中华的重任,杨贤江就是其中之一。他毕业后在高校任职,其间展开了多次反帝反封建斗争,在该时期实现了人生和思想的重大转变。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再一次激发了他“教育救国”的思想。同年十月,他同毛泽东、李大钊等同志一起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主编《学生杂志》,负责编辑会刊《少年中国》,以这些杂志为载体助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杨贤江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参加革命斗争事业,持续关注青年情况并给予指导。他对于青年问题的回答,使许多深受社会环境激荡和自身心理因素变化影响的青年人豁然开朗。杨贤江独特的人生经历和通达的思想境界为他研究教育问题提供了有利的现实和精神条件,推动了全新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1925年,教育界通过各种形式就青年学生的教育问题进行过一次大讨论,杨贤江积极回应,明确提出了“全人生指导”的观点。

1.1.2 和睦开明的家庭氛围

杨贤江生于浙江乡村的一个普通家庭,他的父亲杨树芳以裁缝为生,母亲方氏负责操持管理家务和耕种经营农田,是一个典型的农家妇女。虽然他家境穷困、负担沉重,但其父母都勤劳能干、品性善良,节衣缩食供他读书求学。杨贤江从高等小学堂毕业后,父亲杨树芳因无力继续供他读书,希望他担任家乡的小学教师。他一方面因可以胜任这一职位而欢喜,另一方面深知自己知识粗浅,不满足于现有的知识储备,渴望升学求知。父亲杨树芳看他志在远方,求学心切,最终同意他升学读书。父母的理解和支持为杨贤江安心读书提供了情感保障,最终使他得以在中国教育上有所成就。

1.1.3 治学严谨的学校风气

杨贤江自幼便勤奋好学,于1912年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该校是当时江南地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场所之一,校长经亨颐先生是当时主流思想的倡导者和传播者,更是一位具有高站位、大格局、宽视野的著名教育家,李叔同、刘大白、陈望道、夏丏尊、胡冕等知识渊博的大师也都曾在此任教。学校严谨的治学氛围与师生们强烈的爱国情怀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杨贤江,自此革命的种子开始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他在学习科学知识的同时探求救国真理,深受当时流行的“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1917年夏,杨贤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公认为学校“全优的模范生”。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学习经历为他后来“全人生指导”思想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2 杨贤江“全人生指导”思想的理论逻辑

“全人生指导”思想是现实和理论结合而生的产物。杨贤江在中国具体实际的基础上吸收了古今中外优秀的教育思想,提出了“全人生指导”思想。

1.2.1 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教育思想

杨贤江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成长,幼时在学堂和私塾的学习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国传统的“成人”思想对他启发甚大。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主张“内圣外王”,强调不仅要施行王道,更要具有圣人的才德,即高尚的品格修养。这说明了“成人”要先“成德”,这样才能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礼记·大学》中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个体若能先使自身的心灵得到净化,摒弃杂念,修养身心,才能治家理国,进而可以平顺天下。这既是个体“成人”的表现,也是实现个体发展的途径,中国古代“成人”思想的最佳解读也在于此。幼时接触的中国古代传统的教育思想使杨贤江心里萌发了一颗“全人”的种子,也为其后来“全人生指导”思想提供了理论来源。

1.2.2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杨贤江深受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的影响,“全人生指导”思想是西方教育思想本土化的产物。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闪耀着科学的光辉,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大力宣扬这个科学可靠的理论。杨贤江在高校任职期间迫切获取新知,他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1921年,他在担任《学生杂志》编辑期间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的人生观和教育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和根本转折。杨贤江在调查研究青年问题时,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青年人的现实情况,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揭示了青年问题的根源。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他坚持认真探索和研究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全人生指导”思想找到了科学的理论借鉴资源。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些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现阶段还未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阶段,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追求,也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和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追求的远大理想。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内涵体现为以下几方面:首先,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和目的就是为了灵活适应社会发展和劳动需求。劳动是社会和个人存在的基础,没有劳动根本就谈不上发展。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还进一步提出,教育对促进劳动能力提升的重要性;
其次,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个人智力和体力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中劳动者的状况,得出大部分劳动者智力与体力割裂而导致片面发展的结论。马克思主张将智力与体力相结合,达到两者协调发展,进而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
最后,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个体品质修养、能力志趣和审美情操等诸多层面的发展,概括来说即是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马克思所提倡的发展不单指全面的发展,还指自由的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个性领域的发展是“真正自由的王国”,只有在社会中解放天性,自由参与个性所求的活动,才能真正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由上可知,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事实上与杨贤江所倡导的对青年进行全人生指导有异曲同工之妙。马克思将个体置于社会中,阐明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并在大机器工业时代,强调了个体全面发展的客观必要性;
杨贤江在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通过揭露和分析青年问题,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家国意识,帮助他们科学积极地生活,促使德、智、体等诸方面得以健康发展。可见,前者是后者的科学理论来源,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

1.2.3 国外其他优秀的教育思想

除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杨贤江还不断吸收国外其他先进教育思想的精华。20世纪初,欧美国家教育观念发生深刻变革。部分西方教育家开始“周游列国”,传播西方教育观念,以寻找对策谋求革新之路。康德的“完人”教育思想和小原国芳的“全人教育”思想在这一时期先后传入中国,引起了杨贤江的密切注意和探索研究。他尝试将这些思想中的精华与中国实际融合,致力于为中国教育探寻出崭新的路径。在这些理论的滋养下,“全人生指导”思想产生了更加蓬勃强大的力量。

康德认为,一般而言,个体内在都是有理性逻辑的,个体不纯粹是意志的手段,而是以目的的形式而存在着。“在他的一切行动之中,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其他有理性的东西,任何时候都必须当作目的”[3]。由于人是理性的,那就不需要依靠外部因素的约束而必须靠内在的理性法则来践行道德。“我们必须假设有一个摆脱感性世界而依理性世界法则决定自己意志的能力,即所谓的自由”[4]。在此基础之上,康德提出要培养“完人”,“完人”就是“完全的人”。要想培养“完人”,必须通过教育来实施,“人只有靠教育才能成人,人完全是教育的结果”[5]。康德还认为,通过对人进行教育,可以使其各种潜在的能力得到充分发展。小原国芳对填鸭式灌输、死记硬背的教育现状进行批判。他提出:“所说的全人教育,是指完全的人格亦即和谐人格。”[6]教育的内容除了知识学问之外,还有道德、生活、艺术、宗教等多个方面。他认为研究广博学问的价值在求真境界,遵守道德规范的价值在求至善,涵养艺术品位的价值在求至美,信仰宗教的价值在求至圣,注重身体的价值在求康健体全,理想生活的价值在求富足。要想实现以上这六种价值,必须在平时加以训练,最终才能使教育对象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

杨贤江教育青年的言论涉及的范围广、跨度大,从整体的国际形势、国家前途、革命事业、社会发展到个体的兴趣爱好、起居生活等都囊括其中,正是这些内容丰富、见解独到的言论构成了他对青年人的全人生指导。所谓全人生指导,就是指教育者要全方位地对学生生活的全领域进行指导和关心,不但关心学生的学习,更要关心他们的品德、生活、婚恋、择友、择业、兴趣等诸多方面;
不但要做学生当下的陪伴者和教导者,更要做学生长久的启迪者和终身的影响者,也即是说不仅对学生的今天负责,而且要对他们今后步入社会的持续发展负责。关于杨贤江的“全人生指导”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 树立革命的人生理想和人生观

引导青年形成革命的人生观,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是杨贤江“全人生指导”思想的中心。杨贤江认为,对于青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最根本的是人生观的教育。他认为“人生是生长的”,人生观影响着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青年人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青年关于人生观的困惑。杨贤江指出,当时中国青年中普遍存在三种消极的人生观:一是缺乏明确的生活目标,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二是不满于社会现状并对社会未来发展不抱有希望;
三是既没有勇往直前的信心和改造社会的坚定信念,也不能找到落实行动的正确方法和路径。杨贤江认为这三种消极的人生观是青年人过全面而正常生活的阻碍。那些没有坚定意志和革新思想的人都不免被社会中掺杂的各种思想所裹挟。他直接指明部分青年不健全的人生观,批评那些因受社会环境影响而苟且偷生的年轻人,建议青年人应当共同策勉、竭力矫正享受堕落的人生观,拥有改造社会的决心,用智力去研究认识社会的病根,并切实担负实际改造的工作。

关于人生观,他的见解如下:第一,人生是进步的——意思是革命的;
第二,人生是当前的。只有不断领会和获得新知识、新能力、新理想、新事业,个人和世界才会进步。基于以上对人生观的理解,杨贤江进一步指出中国青年应当持有的人生观。他主张青年人应该把个人需求与时代发展、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思考人生的目的,通过奉献于人类社会实现自我价值。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7]杨贤江也主张将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在分析当时青年的改造问题时认为,无论是个人自身的改造还是社会整体的改造,青年一代值得思考的第一要事是确立正确的社会意识和革命的人生观,形成无产阶级道德信念和行为。他所提倡的“全人生指导”在本质上是以革命人生观为核心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要求学校及广大教师“先要告诉学生以中国国际地位的危险、国际帝国主义侵略的真相、全国农工民众失业、全国青年失学的苦痛,使他们能理解,能热情激荡,然后告以救中国、救民众、救自己的途径”[8]324-325。他鼓励青年要有反抗暴力的魄力,有献身平民的精神。他还旗帜鲜明地要求青年人不能独善其身,而应投身到革命中去,认为这既是中国现实困境的出路,也是青年问题困境的出路。

2.2 学习于己于他是一种义务

关于青年学生的学习,杨贤江认为这既是权利也是义务。他认为要有明确的求学动机并且动机必须是正当纯洁的。他从社会发展、国家强盛和人类进步的高度出发,主张求学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全体人类谋进步、谋幸福,任何时候都要秉持“为改造社会”的初心。他曾明确指出求学的目的就是“在学做人,在学做一个更有效能的人”[8]448。另外,由于广大劳动人民子弟缺乏受教育的机会,杨贤江还尤其提倡青年人要有一种自主学习的觉悟。求学的关键在于学者的自我教育,不因循,不偷懒,即便有教师的知识传授,仍要靠自修、自学的功夫,这样才能用自己敏锐的眼光和活泼的精神去吸收融合,从中领会理论知识的深刻内涵。他认为青年学生应该正确规定自己对于自学的旨趣以及为人处世的态度,在社会大环境中如何自处,也是青年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不能轻易忽视。他建议青年学生在学习时要养成记笔记的良好习惯,有时对于存疑的问题,凭借自己的自学尽可能地索解出来。此外,他强调读书不能纸上谈兵,目的是善用、活用所学的知识,不思活用,对解决实际问题也没有裨益。他认为多写文章不如多去行事,本着实验的精神,在实践中验证我们思想的价值,不让思想流于空洞。他要求青年把学习、实践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注重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以便于学生在未来生活中更好地适应社会。

2.3 过正常而全面的生活

对于青年学生的生活,杨贤江认为青年的生活应是一种过程,是一种要求和实现生生不息的过程,青年人要过“有意味的生活”。这种“有意味的生活”不是不规则的、无程序的、杂乱无章的,而是一种有规律的、自修的生活。他将青年人的生活分为健康生活、劳动生活、公民生活和文艺生活四大类,并在青年人的生活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其中,健康是过好生活的基本,是拥有良好生活的根源,杨贤江认为个人应当谨慎遵守健康原则,留意身心健康,这是任何人都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任何人也都不能藐视健康的权利;
劳动生活或称为职业生活,是维持生存、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要素,在理论修养中加上劳动的要素,在实践劳动中加上修养的意义,才能拥有健全人格和文明社会;
公民生活就是社会生活,每个个体都处于社会整体之中,个体是整体的一部分,任何个体都不能脱离集体而生活,个人的衣食住行都脱离不掉社会环境的影响,个人过的实际是群众生活,和谐健康的群己关系是个体人生美好的前提和保障;
文艺生活,包括科学、文艺、语言、常识、游历等方面的感受和研究活动,杨贤江鼓励青年人要有爱好文艺的习惯,对待文艺的态度也应该讲究。

2.4 择业择友的大格局观

对于青年学生的择业问题,杨贤江认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首先要专注于一种工作,以这种工作为主,把它做到专而精,然后再有一种业余的喜好职业,作为自己的副业。“如此既可谋生,又可欣赏”[8]448。在择业问题上,杨贤江教导青年学生要先审察自己的个性,所定目标一定要在自己的实际能力范围内量力而行,如此在择业时才能有所取舍。他还建议青年学生要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不能做不切实际的想象,要从整个时代和社会环境出发来明确自己的目标职业,这种职业一定是和社会发展、文明进步息息相关。此外,这个社会环境还包括与青年学生相关的家庭环境。在择业时,他认为还要考虑家庭关系、家庭经济情况、家人健康状况等,综合分析所有的因素,做出入职匹配的最佳选择。杨贤江对青年学生择业问题的关注,充分表明了他不只关心青年人当下的问题,还对青年人的未来生活负责。

关于青年学生的交友问题,杨贤江着重阐述了一些交友的方法。他建议青年学生不可滥交友,要选择和自己志趣相同的人做朋友,只要生活态度和宗旨相近,即使彼此的性格、学识、能力等有所差异也无大碍。在以自然的情投意合为标准外,还要考虑现实因素,以谋求实际生活的改善为同志,双方互帮互助,取长补短,善用共同做事的机会,如此才能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建构一段良性健康的关系。他认为嫉妒、怨恨、自负等心理是双方关系不能持续的重要原因。交友贵在相互理解、鼓励、推重,而不是在形式上的过分亲密。青年人对生活应该抱有积极乐观、勇往向上的态度,转变观念,不必在琐碎无谓的事情上纠结争执。在交友的动机方面,杨贤江否认了从物质生活层面选择朋友的观念,认为青年学生“要以志气、以见解为交友的动机”[9],言语动作要和气正直、平等地与他人交流。

着眼于全人生指导,秉持教育的长远目光和普遍视野,学校教育工作才不会局限于狭隘的课本,而是延伸至青年生活的各个方面。教育工作者不能仅对学生的一时一事负责,更要对他们的一生一切负责。在这样一个高度上更容易唤醒青年对社会的责任感,引导青年对革命的憧憬。总体来说,杨贤江“全人生指导”思想实际上是围绕“革命的人生理想和人生观”这个中心,引导学生投身革命,以实现人生的最高理想,完成改造社会和革命斗争的任务,最终落脚到实现青年人全面的发展上。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10]。为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使其成为全面发展而独具个性的人,思想政治课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杨贤江在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为青年人提出了可靠合理的建议,将这些建议进一步系统归纳,概括升华为“全人生指导”思想。杨贤江的“全人生指导”思想内涵全面而深刻,具体阐述了对青年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和工作等多个方面给予的指导和建议。即使今天相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二三十年代来说,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而彻底的变化,生活在不同时代背景的青年的思想意识和所遇实际问题也是不可类比,但“全人生指导”思想中蕴藏的许多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智慧不仅对当时青年的健康成长有积极的引导作用,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也同样有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3.1 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目标,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中心,是更加系统、更加连贯的人才培养要求,它是学生的德、智、体、美、劳这五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运作并发挥作用的最高层目标。杨贤江“全人生指导”思想的价值追求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它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追求远大的人生理想,要求青年学生有目的地学习,并指导学生的健康生活、劳动生活、公民生活和文艺生活,培养学生的“完全人格”,形成德、智、体、美、劳这五部分的“合力”,使其得到全面而充分的发展。针对当前中学思想政治课存在的重智力轻素能、重理论轻劳动、重知识学习轻体质锻炼等问题,我们需要结合社会进步和学生自身发展的需求,围绕全面发展这一教学中心和目标,不断做出对于以上问题的坚定回答。一方面,思想政治学科包容性强,在课程教学设计方面,可以将生活素材纳入思想政治课程资源中,在理论课程和活动课程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让生活成为课堂学习的鲜活素材和资源,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在生产劳动实践和生活实践中体悟知识原理。另一方面,中学思想政治课还应该加强对学生思想的引领,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做好学生的引路人,善用思想政治课铸魂育人,使他们成为身心健康、思想端正的合格公民,助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理想和信念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个人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事实上并不是割裂的,“相反,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11青年人只有处理好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甚至是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关系,勇于担当时代重任,才能从“小我”上升到“大我”的境界,进而才能在社会中扮演好个人的角色,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社会价值。目前,受国内外环境变化和各种思想碰撞的影响,中学生在人生态度、价值取向等方面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就要求中学思想政治课及时做出回应。对此,中学思想政治课要结合学科特点,在遵循教育规律和中学生成长规律的基础之上,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启迪学生正向人生观和远大人生理想的树立,教育引导学生立鸿鹄志、做奋斗者。中学思想政治课要充分发挥课程作业的作用,通过发布学习任务的方式,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相结合,使学生在学习任务中感受并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和基本规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并自觉践行,同时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场,在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同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3.2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厚植爱国主义教育和职业生涯教育

杨贤江在指导青年学生文化生活时,倡导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实践家(亦即革命家)的精神,鼓励学生热情参与社会革命,为实现社会变革,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贡献青年力量。中学思想政治课要聚焦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着眼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给学生讲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跟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进程,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阐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和规律,使学生坚持用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观点看待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思想政治课教师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理论深度和情感温度,使思想政治课教学从教师“指尖”直达学生“心间”。与此同时,还要全面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对学生政治素养进行情感强化,使学生将爱国情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落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处,造福国家的发展。

杨贤江“全人生指导”思想主张要对青年学生的职业发展进行指导,这一观点对当今的中学思想政治课也有重要启示。目前,大部分中学都缺乏对学生进行生涯教育(亦即职业生涯教育)。为了弥补这一短板,可以将生涯教育融入中学思想政治课中,使学生在中学时期就树立起规划意识,对择业或自我生活管理有一个明晰的规划。生涯规划与学生的个人成长息息相关。学术界对于生涯教育的定义尚未明确界定,但普遍地认为生涯教育是指教育者能动地培养个体规划生涯的意识和技能,发展个体职业能力,以便于个体从事职业活动的教育活动。进行职业生涯教育首先要教学生认识自我,如:个人的性格、兴趣、能力和价值观等;
其次要教他们认识环境,如: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等;
在他们对自我和社会进行一定分析后,鼓励他们确定职业目标,做出与所选职业相应的职业路径规划,并在落实规划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评估与调整。由此可知,在对自我和社会认知的过程中,实际上已涉及了超出职业领域的其他方面。因此,对中学生进行职业生涯教育是很重要且有必要的。只有在青少年阶段对学生进行职业生涯教育,才能及早地让他们清晰地认知自我和社会,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变化,最重要的是使他们形成自我规划的意识,对自己的职业抑或是生活选择、学业择科都能合理地进行规划和管理。

3.3 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杨贤江“全人生指导”思想中多次强调自学、自修的重要性,引导学生激发内心对革命的热情,使他们明晰自己之于社会的重要性,从而积极自觉地去过真正的人生。高效课堂采用的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集中体现为尊重学生的思想成果和主体地位。为了提高中学思想政治课程的质量和效率,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师在教学设计中要合理地引导学生养成三种学习的习惯:一要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使学生认识到自己主人翁的角色,做课堂和学习的主人,能够在主动自觉中得到快速成长;
二要引导学生合作学习,课堂上教师传授的知识信息是有限的,在合作学习中,可以使学生在与同伴的合作中获取更多的信息,拓展他们的思维,加深他们对知识的理解程度,以寻求更多解决问题的出路。同时,与其他同伴的思维碰撞还有利于学生批判性意识和思维的养成,鼓励他们敢于质疑、独立理性地学习;
三要引导学生探究学习,在探究学习过程中,可以培养学生对事物的好奇心和敏感度,用敏锐的眼光发现问题,用理性的思维分析问题,进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同时,探究学习还有利于学生探究问题的广度,深入挖掘问题的深度,养成自我探究的意识和习惯。

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能够理清师生的课堂关系。教师要将“教本位”变为“学本位”,把课堂真正交到学生手中。思想政治课理论性较强,学生只有在独立思考的过程中才能体悟思想的闪光点,从而指导自己的实践行为。因此,这就要求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师将话语权交给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只能担任学生学习和生活的指导者、启发者、帮助者和参与者,而不是学生生活的“导演”和“编剧”。

综上所述,杨贤江“全人生指导”思想生成的现实背景和理论来源,为该思想的主要观点提供了现实和理论依据的支撑。同时,该思想的主要观点也是在扬弃吸收和合理借鉴优秀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历史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在面对新时代对中学思想政治课提出的新要求,杨贤江“全人生指导”思想中蕴含的教育智慧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我们需要深入探寻该思想与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契合点,将其创新性转化和应用,使其时代魅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

[1] 佚名.大学[M].高山,释注.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82.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91.

[3]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6.

[4]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125.

[5] 康德.康德教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5.

[6] 小原国芳.小原国芳教育论著选:下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4.

[8] 任忠印.杨贤江全集:第2卷[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

[9] 任忠印.杨贤江全集:第4卷[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766.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59.

[11] 张烁.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03-19(01).

Study on Yang Xianjiang’s Thought of “Whole Life Guidance”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ZHAO Fang

(Faculty of Edu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0, China)

The thought of “whole-life guidan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Yang Xianjiang’s educational theory system, which emphasizes the comprehensive rather than one-sided and lasting rather than temporary guidance for young people’s life. Yang Xianjiang"s thought of “whole-life guidance” is formed by sublating and absorbing ancient and modern educational thoughts at home and abroad in special social environment, and its formation has realistic and theoretical logic to follow. Up to now, the thought of “whole-life guidance” is still glowing with theoretical brilliance, and its rich connotation have enduring vitality. Reasonably learning from Yang Xianjiang “whole life guidance” thought, in order to cultivat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to help students set up lofty ideal of life, adhering to Marxist theory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patriotism education and career education, adopting flexible and diversified teaching methods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students’ main role are the value implications of Yang Xianjiang’s thought of “whole-life guidance” to middle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the new era.

whole life guidance; Yang Xianjia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10.3969/j.issn.1673-2065.2022.04.015

赵 芳(1999-),女,河南西平人,在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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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065(2022)04-0075-07

2021-10-09

(责任编校:李建明 英文校对:李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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