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虹

黄朴民老师的文章《〈孙子兵法〉成书的历史契机》[1]中曾提到《周易》已对早期战争有一定的总结和认识。本人受此启发，整理了《周易》中有关战争的卦爻辞，从中发现，以战争来譬喻人事的例子在周易的卦爻辞体系中并不罕见，大概占卦爻辞总数的十分之一，像“利建侯行师”“利涉大川”“有孚”[2]之类的套语也能说明战争活动在作《易》时代出现频繁，足以让作《易》者总结和解释其中的一些现象。

这些描述战争的卦爻辞所呈现的内容初步可分成两类：第一类最为常见，即对战争场面和某些情景片段的简单描摹，如《谦卦》六五、《离卦》上九、《中孚》六三等；
第二类则比较复杂，卦爻辞所叙述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已经能够提炼战争中的某些因素来总结规律，可以看到当时的战争有一定的职业化、复杂化倾向。这其中，以描述军队出征的《师卦》最为典型完整。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师卦》卦象及其卦爻辞（见如下引文），来看《师卦》所体现的部分军事思想，或可从中窥见古人在军事上所达到的程度之一隅。

师：贞，丈人吉，无咎。

彖曰：师，众也；
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象曰：地中有水，师；
君子以容民畜众。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

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六三：师或舆尸，凶。

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

六四：师左次，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象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序卦传》将六十四卦视作一个俨然有序的逻辑结构，卦与卦之间的排列顺序揭示的是万事万物不断发生、流转、循环的过程。《师卦》为今本《周易》中的第七卦，针对其次序，《序卦传》其云：“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5]而关于《讼卦》，《序卦》又云：“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序卦所谓“饮食”者，即指《需卦》。也就是说，在《序卦传》作者的眼中，战争归根结底出自于人的口腹之欲——对物质资料的私欲必然产生如何占有和分配问题，转而令人们争讼不休，而争讼既无法解决实质问题，最终将拿起暴力武器，以至于干戈相对。由此可见，《序卦》作者对战争起源的理解中蕴含着对战争的批评与讽刺，与《尚书》所扬颂的周代早期战争是“有德”讨“不义”的手段相反，《序卦传》没有给战争披上道德化的华衣，而直观地将战争与欲望捆绑，认为战争是由人类贪念产生的一种结果。这与《论语》及《墨子·非攻》中对战争的批评观念更为相近，《序卦传》作者很可能处于“春秋无义战”的时代。

虽然对战争隐含着这样的批评意识，但《师卦》卦爻辞的主体部分还是对军队如何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本人将分成内部条件、外部条件及行军之法三个部分对其进行整理与论述。

前文已经提到，相对于普通人集合而成的“众”，军队之众所集成的“师”被强调为有规模、编制，服从国家的武装暴力群体。既然如此，涣散的群众想要拧成一股绳卫国保家，师中就必须有严明的纪律来凝合群体。因而在《师卦》中，代表事件或者个体处于发展的初始状态的初六爻便称“师出以律，否臧凶”，“否”，《说文解字》训为“不”。臧，意为善也。朱熹注此段最为恰当，其辞曰：“在卦之初，为师之始，出师之道，当谨其始，以律则吉，不臧则凶。戒占者但谨始而守法也。”[6]兴师动众为国前驱，若在一开始便军律不严，则不能称为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军队，至于之后溃败的结局，可坐而待之。

至于“律”的内容究竟指什么，初六爻虽然未有揭示，但可以就《师卦》自身的卦体结构来寻求答案。《师卦》卦体为坎下坤上，坤为地，坎为水，故《象传》称其为“地中有水”。就爻而言，《师卦》五爻皆为阴爻，独九二为阳爻，故在卦体中，九二阳爻为众阴爻之主，象征军队中统领士兵的最高统帅。而坎水有“险”之意，坤有“顺”之意，预示卜卦者身陷坎险之中，而应以顺承为德，好比在行军打仗的过程中，如果士兵和各个将领自以为是而不遵从统帅的意见，各自为营，那么这支队伍便会失去它的锋芒，沦为一群乌合之众罢了。故而，就军队而论，除统帅之外的下属最应该遵循的“律”便是服从，唯有服从，才有可能使将领的命令畅通无阻地在军队中通行，做到上下一心，舍生忘死。

纪律严明的军队好比是狼群，虽任由头狼驱策，但如果作为支配者的头狼不够合格，往往会将狼群引向弯路。同样，在军队中，作为支配者的统帅之选择也应当慎之又慎，若择人不当，所带来的灾难不单限于一师或一战，甚至可能导致覆国绝祀的结果，更遑论在战争中获得胜利。故在《师卦》中，多处指出统帅的重要性及其应当具备的品格。

《师卦》卦辞曰：“贞，丈人吉，无咎。”其中所谓“丈人”何为，各家争执不休。王弼谓丈人为“严庄之称也，”[7]即对统帅的尊称，陆绩释为“圣人也”，与王弼看法大致相同。朱熹则以为丈人为“长老之称，”“用师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8]《子夏传》则以为“丈人”为“大人”之误。[9]本人案，《子夏传》为是。《周易》卦爻辞虽可能不定于一时或一人之手，但卦爻辞的编撰明显有一定的体例与规范，对此“丈人”解释的合理性评估同样需带入到整个卦爻辞体系中，才能更好地判断。“丈人吉”一语在六十四卦的体系中只出现过这一次，而“大人”“小人”之类的写法则更为普遍，比如否之六二爻辞“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丈人”一语显得突兀。又，“丈”“大”二字隶书相近，“丈”很有可能是“大”在汉代隶定之后的传抄之误。《周易》中的“大人”有两义，一是身份尊贵的贵族，一是有品德的君子，此处应该取后一意，身处《师卦》之时，面对坎险之势而身居军队之中最为关键的位置，理应具备胜过常人的德道品格和军事素养。老子曾言“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道德经·第三十一章》），若无德处在其位，如白起者坑杀四十万赵俘，便成了老子所批评的“乐杀人”的屠夫。《彖传》亦申说卦辞的“贞”，“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在战争这样的特殊语境中能坚持操持正道，不仅单能在一场战争中获得胜利，更能正众人之心，可以称作王者之师，四海之内无不宾服。

此外，《彖传》还接着强调“刚中而应”，“刚中”指九二爻，九二爻居下卦中位，又是刚健的阳爻，与处于五位的阴爻上下相应，所以九二爻《彖传》称其“承天宠也”。而从整体的卦象来看，九二爻作为《师卦》中的孤阳，它还得到其它众阴爻天然的支持。以此喻人，则处于统帅之位的人应刚健有决策，且不偏不倚，施行中庸之道，并且能够取得国君和军队上下对自己的信任，拥有这样德行和地位的将领才能迎击强敌，无论胜负都能不会招致糟糕的灾祸，并终于“王三锡命”，得到君王的褒奖和信任。

在战争中，人们的注意力往往聚焦于作战的军队，相对而言，军队背后的统治者容易被忽略。事实上，要想在战争中获得胜利，并非光凭靠军队本身便能达成。军队出征的目的和统帅的所采取的策略，背后潜藏着的是统治者所施加的意志，尤其在古代，师是为执行统治者意志而存在的，好比一个人舞剑，军队可看作利剑，而剑尖指向何方，指挥权在舞者身上。因此，《师卦》同样对在战争的特殊情景中君王的德行和行为提出了特定要求。

既然兵者是不祥之器，在发动战争之前，君王要提前对战争的目的和正当性作辨析，谨慎地考虑发动战争是否符合天下大义。卦辞所谓“贞，正也”，便是旨在申明正当性和正义性才是能让战争获得胜利的大前提。虽然《序卦》表明战争无正义，然而《序卦》所针对的是诸侯国之间为私利相互攻讦的背景，而穷兵黩武的统治者就算一时能取胜，也至多做到“霸”而已，得不到万民响应的霸主非“王天下”的天子之材。退一步说，即便无法做到像汤武那样的圣王，发动战争是为了解悬于万民，那么至少要做到出师有名。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王弼注曰：“物先犯己，故可以执言而无咎也。”孔颖达疏文曰：“犹如田中有禽而来犯苗，若往猎之，则无咎过也。人之修田，非禽之所犯。王者守国，非叛者所乱。禽之犯苗，则可猎取。叛人乱国，则可诛之。”[10]“田有禽”，即农田被禽兽侵犯，比喻外敌主动凌本国国土或损害本国利益；
“利执言”，疑为倒装，即“利言执”，外敌既然主动挑衅，本国兴师讨伐自然名正而言顺，而缺乏正当理由的征伐应被视作不详之灾，因为不符合大义的战争将会受到天下人的唾弃，这便是孔子提到的“必也正名”的意义。

在厘清这一步之后，《师卦》认为，君主还会在择人任用的方面影响军队获胜。站在最高统治者这一方，选择恰当的统帅来代行国家意志同样显得至关重要。上文已经提到能堪大用的统帅的标准，而六五爻辞又继续警示国君曰：“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此句的解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将其理解成若A 则B，若-A 则-B 的句式，即“长子帅师”为“贞”，“弟子舆尸”则为“凶”，阐释者以王弼、孔颖达为代表，《彖传》的大意也与王、孔二人更为接近；
二是理解成虽A 且-A，但-B的句式，即虽有“长子帅师”，但同时有“弟子舆师”，结局依然为凶，持此看法者有程颐、朱熹等。比较而言，第二类解析更符合《周易》卦爻辞的体例和本句的句法结构。此句“长子”指代九二，为堪任者，“弟子”则谓六三，以阴处阳位，失位而乘刚之上，比喻志大才疏且身在军队尊位的无能之人。此爻辞旨在告诫统治者，“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参之，则是使之舆尸而归，故虽贞而亦不免于凶也。”[11]由此可知，君王固然任命了将帅之才，暂且给予统帅全身心的信任，但如果在军队之中还有干扰其决策的指定与施行的存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说，还会更近为战争增添无谓的伤亡。此番事例，可引后世秦桧之于岳飞为证，岳飞虽有保国卫家的抱负，依然架不住秦桧在朝堂之上的讽言讽语。由此可见，作为统治者，不仅要懂得择人善用，在择人之后，还要懂得“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保证统帅的命令在军队中与朝堂中能够获得一定的自由度。

六四爻辞曰：“师左次，无咎。”单从经文来看，此句爻辞字数虽少，却最令人费解，但自古以来的注疏者们都一致认为，此句爻辞中是对当时某种行军常法的描述，因此通过解析六四卦爻辞，可对当时兵法所达到的高度进行探究。首先说说争论较少的“次”，高亨释为“次，舍也，驻也。”[12]将“次”阐释为“舍”并不罕见，其出处可能是《尚书·泰誓》“戊午，王次于河朔”与《左传·庄公三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13]两句，尤其是《左传》更为直观地表明“次”为多日之“舍”，意为时间较长的停驻。《象传》解释此句爻辞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所谓左次，即在左驻扎，那么在左驻扎为何象辞称其“未失常”？其中的关键在于对“左”如何理解。荀爽曰“‘左’谓‘二’也，阳称‘左’”；
李道平疏曰“‘阳称左’者，震处阳为春为木；
《管子》曰‘春生于左，秋杀于右’，董子曰‘木居左，金居右’，故‘阳称左’也。”[14]以阴阳释左右是汉代经学家的惯例，李道平虽为清人，所遵循的依然是汉人旧例。当然，以阴阳释左右并非无本，郑玄注《礼记·少仪》亦说“军尚左，左，阳也。阳主生，将军有庙胜之策，左将军为上，贵不败绩。卒尚右。右，阴也，阴主杀。卒之行伍，以右为上，示有死志。”[15]以生死、吉凶、阴阳来解释军队，此说最早可以追溯到老子“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道德经·第三十一章》），老子以吉凶对应左右的说法必有源头，可惜文献不足征。总之，如果以阴阳五行说的观点来审视“左次”，大致意思是军队驻扎在左边，符合阳生之说，故而没有灾祸。然而考察《周易》经传，相对于汉代已经推演到万物之中的阴阳五行说，《周易》显然还停留在初始发生的阶段，其所用的意象更类似于《诗经》中常见的譬喻——也就是“比”，而并非汉代阴阳五行说的类推性思维。更何况以阴阳解左右，无法对《象传》所谓“未失常”做出回应。因此，对“左次”的分析应寻觅别种的范式。

古人尚右而卑左，故从某种意义来看，“左”潜在地含有退怯，不前不精之意。故尚秉和曰：“古人尚右，左次则退也”。[16]从卦象上看此爻身居坤体，体柔而顺，在坎体之前，身临险境界，而阴爻得柔位，与初六无应，为面对危险不进而退，为明哲保身之象，尚秉和以“退”解释“左次”，是也。此意以程颐说解最为详致：“师之进，以强勇也。四以柔居阴，非能进而克捷者也。知不能进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进退，乃所当也，故无咎。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师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论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进而完师以退，愈于覆败远矣。”[17]在战争中不单有冲锋前进，奋勇杀敌的时候，也有撤退隐伏，等待时机的时刻，只知前者，有失于莽，只识后者，有失于怯。唯有做到进退自如，才能掌握行军作战的精髓。六四爻既然处于劣势，审时度势，暂且退却于后方保存实力，以待时机恰当之时才是最佳的策略。关于“左次”的解说，更有将其与行军排阵之法联系考虑的，如王弼注曰“行师之法，欲右背高，故左次之，”孔疏引韩信语“兵法欲右背山陵，前左水泽。”[18]王、孔二人提到行军驻扎之法贵右高左底的妙处在于右后方地势高可以防止背后受敌，而左前方的低地则便于出击，根据情况的好坏进退，所以军队停驻于此为常法。

简而言之，从对《师卦》六四爻辞的解析来看，当时对于行军打仗之术已经摸索出一套规律，面对暂时无法取胜的局面，要懂得顺应形势，保存自身以待后来。其暂避料敌之术虽未达到后世如《吴子兵法》那般的理论高度，但的确开始逐渐转入到更为深刻的层面。

《师卦》一卦的卦爻辞不过寥寥几语，但在《周易》六爻的体系内，透过卦与卦之间、爻与爻之间的层层比应的关系，所搭载的涵义远远超过单纯的文字记叙所能表露的。就《师卦》而言，它便通过六爻体系涉及到战争的几个方面，比如本文中所讨论的战争的由来问题、军队纪律、统帅与君主应该具备的素质，战术战略等等，勾勒出一幅相对完整的军队出征图，使我们看到，在作《易》者生活的年代，战争已是一种专业、系统且耗时良久的武装斗争，而要想在这样的武装斗争中获得胜利，不仅要谨慎地审视该战争的正义性，还要注意军队内部的建设与军队外部来自君主的支持。虽然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师卦》中提到的这些军事原则与思想不免过于简单朴素，然而《师卦》对战争的探讨确实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开创意义，而这兴许便是《孙子兵法》《司马法》等兵书的滥觞。

注释：

[1]黄朴民、冯良：《古代兵学与〈孙子兵法〉之五:〈孙子兵法〉成书的历史契机》，《文史知识》2017年第10期。

[2]高亨在《〈周易〉古经今注》中认为“孚”的本义是指战争中掠夺来的俘虏，此处取高亨之意。

[4]（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1975年，第167-168页。

[5][7][10][15][18]（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台北：艺文印书馆，1975年，第187、35、36、634、36页。

[6][8][11]（宋）朱熹：《周易本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3、12、13页。

[9][14]（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4年，第128、134页。

[12]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山东：齐鲁书社，1976年，第123页。

[13]（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台北：艺文印书馆，1975年，第139页。

[16]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0页。

[17]（宋）程颐：《周易程氏传》，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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