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从“主义”向“问题”转移。传统思路一般围绕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条宏观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空间往往也限定在相应的框架之内。然而，这却造成了另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摄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立关系。随着学术界越来越转向马克思哲学问题研究，例如辩证法、价值形式等具体的主题，原本看似无关紧要的思想资源被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但是，大部分研究只是偶然地受到一些思想的启发，甚至仅仅外在地建立了一些思想联系。那么，如何真正地建立思想之间的联系？阿尔都塞提供了一种意义深远的阅读方法。

在1913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列宁简洁有力地从思想史上确定了马克思学说的三个来源：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学说中的三个重要组成理论也依次对应上述三个来源：辩证法、剩余价值学说与阶级斗争理论。

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来源问题上，列宁的经典解释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马克思学说的思想继承性。这种解释最大的局限在于线性历史的单一视角，思想之间的关系被理解成前后相继的线条，每一种思想仿佛是构成线条的一个点，这样思想与思想之间的继承关系是一种简单的连续关系。从表面上看，马克思本人思想中的确包含了列宁列出的三个来源。但是，对思想史的线性理解只是强调了思想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罗列了不同方向的三个部分，思想与思想之间的联系变成了思想的惯性，仿佛前一种思想会在历史的推动下自觉地影响后一种思想。在这种理解模式中，每一个理论来源都被孤立地分割出去，并且只是对马克思哲学发生单一性的影响。也就是说，每一种理论来源仅在马克思思想中产生单一的理论效果，并不参与到其他理论效果的产生中。这种解释框架实质性地回避了很多重大问题，比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关系问题，又比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辩证法是如何可能的。正由于列宁的解释框架是单一线条的，因而无力承载马克思学说中颇为复杂的内容关系。事实上，这三个来源也不是现成地摆放在马克思的面前，而是马克思花费了相当漫长的时间才将它们颠覆性地吸收到自己的学说之中。从另一方面说，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该框架的解释范围，列宁的提法仅仅给出了事实，并没有对事实作出相应的解释。一种思想对另一种思想的影响从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而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时代问题的作用下，思想和思想之间才会真正产生联系。

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提供了跳出单一的线性理解的经典思路。表面上看，黑格尔学派的解体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唯物史观诞生的直接前提，但恩格斯透露，一方面它们分别构成了时代的重大问题，即政治革命与哲学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
另一方面，它们分别完成了在时代中的思想任务。恩格斯真正想要告诉读者的是，与其说马克思的学说在思想中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倒不如说在德国古典哲学无力回答19世纪中叶的政治革命时，唯物史观真正回应了眼前的历史进程对哲学观念所要求的革命变革。所以，马克思的学说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地方是体系性地回应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

在这一点上，阿尔都塞也有类似的表述：“我越来越确信，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对于马克思自己的概念的发展，直至其系统的表达，都既提供了‘支点’，又构成了认识论障碍。”在“认识论障碍”的作用上，阿尔都塞认为，如果思想的继承关系仅仅立足于显明的连续性，那么势必遮蔽了潜在的、根本性的不连续性。最直接的后果是，马克思将哲学转变为历史科学被我们想得太过轻易；
相反，在马克思通向哲学革命的历程中，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哲学也作为阻碍哲学革命的思想力量，作为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困扰着马克思。

同样，在《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更深入地指出传统读法上的局限：“当然，人们看到，在编年史中，哲学家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于是就把这种顺序看作了历史本身。这里，我再次强调，必须摒弃由可以看得见的东西的依次出现而产生的意识形态的偏见并着手建立哲学史时代的概念。”

什么是“建立哲学史时代的概念”？传统哲学史编撰笔法习惯性地顺着历史时间的发展，建构了同质的、连续的、属于哲学家们的思想历史。在时代连续性的顺序中，哲学观念仿佛拥有了自己的“独立”历史。阿尔都塞要求建立新的“哲学史时代”的概念，是为了思考他称其为“哲学事变”的可能性。所谓“哲学事变”，指的是改变了现存理论总问题的重大哲学变革。由于理论总问题发生了突破思想史惯性的转向，“哲学事变”为思想史带来了断裂的理论景观，原本同质性的连续性在“哲学事变”造成的断裂处丧失了效果。

为了理解这种“哲学事变”，阿尔都塞借用了马克思本人的实践经验去建立“哲学史时代”的概念。在其著名的文章《论青年马克思》中，阿尔都塞解释青年马克思突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浓雾”的那段历史，强调马克思并不是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高峰“向前迈进”，而是出人意料地选择“重新退回”到诸多“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的历史之中。“重新退回”的作用分别体现在理论和历史两方面。就历史方面，马克思从法国和英国神话般的意识形态中退回到充满社会矛盾的实际历史之中，唯有“后退”到低于哲学意识形态的真实历史中，马克思才看到真正的历史。就理论方面，马克思的“重新退回”是回到18世纪英国和法国的理论著作，即回到黑格尔的出发点，但马克思的目的是“为了发现黑格尔所研究过的那些对象的实际，并用自己的思想去说明对象的含义”。换言之，去直接理解未被思辨哲学所处理过的哲学，以便看清被思辨哲学所遮蔽的现实。

提出“重新退回”的阿尔都塞也为自己设定了双重的理论目标：一方面进行彻底的意识形态批判以排除马克思哲学中的非科学因素；
另一方面必须向马克思阅读17、18世纪的政治经济理论一样，重读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卢梭等著作，以便和马克思一道进行思考。

自从20世纪50年代阿尔都塞的哲学立场完全倒向马克思主义之后，为什么阿尔都塞仍然逗留于马克思哲学之外，并且宣称“把这项研究18世纪哲学和政治的工作当成理解马克思思想所必需的预备科目”？阿尔都塞在命名“亚眠答辩”的公开出版题目即《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时，透露了答案。对于阿尔都塞来说，回答问题的困难在于如何理解哲学。一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何种意义上理解哲学，将直接决定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底色。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革命的哲学史观，就不可能在哲学中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更不用说在哲学中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了。因此，阿尔都塞在18世纪哲学和政治上的刻意迂回，正是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立场中的哲学理解。具体来说，他分别从三个方面重新界定了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

第一，哲学史上各种观念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着力量的对比关系。阿尔都塞移植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经典表述，指认了纯粹哲学观念背后的意识形态性质。每一个时期的所谓哲学主流，无非是特定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透过意识形态的中介作用，又会发现一种实践性的政治力量支配着意识形态。由此，阿尔都塞建立了哲学观念与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不同哲学观念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观念所代表的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

不难看出，阿尔都塞自己所投身的一场场哲学论战，尤其是近乎极端地反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仅仅由于这种解释在理论上犯了错误，而是为了纠正人道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第二，阿尔都塞将近代哲学看作是理论中的阶级斗争。既然指认了哲学观念的意识形态性质，那么近代哲学就不可能存在纯粹的无涉于政治的哲学，一切哲学都可以被解读为政治性的。如果近代哲学被解读为理论中的阶级斗争，这意味着阿尔都塞取消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区分，明确表明哲学与政治是不可分的。所以，阿尔都塞力图消除哲学对政治的贬低。之前，政治思考总是被看成是低于哲学思考的事物，事实上，政治思考与哲学思考是彼此相互渗透的。对于马克思思想的渊源来说，应当囊括像马基雅维利这样被忽视的但实际是榜样般的先驱。

第三，一种哲学必须通过从其他哲学那里的“迂回”来捍卫自己的立场。阿尔都塞认为，理论中的阶级斗争采取了特有的斗争形式，即“理论迂回”。每一个哲学都在表达自己的哲学立场，但立场所立足的场域是被其他哲学观念占据的。所谓“迂回”，就是在“被别人占据的世界的最中心夺取了一个立场而言，它才占用这个立场”。

阿尔都塞以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为例，从“迂回”的角度再次解释了“支点”和“障碍”之间的关系。黑格尔哲学作为“支点”的作用是敞开了可供占据的思想领域，“障碍”则意味着只有马克思同黑格尔哲学严格划清界限，他才能确定自己的立场，并且夺取曾经属于黑格尔哲学立场的领域。

阿尔都塞借用独特的“迂回”读法，别开生面地重新打开了马克思的文本。阿尔都塞并非更新了一种阅读上的方法论，其真正任务是回溯性地建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地说，通过迂回到斯宾诺莎哲学，重新刺激出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主体性哲学之间的理论界限。阿尔都塞力图表明，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远离意识形态，正是因为彻底地反对一切主体性哲学，由此，进一步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唯物主义的同盟关系。接着，阿尔都塞以黑格尔哲学为参照，“迂回”地建立审视辩证法的视角。历史唯物主义的人道主义阐释往往一谈到辩证法，就不自觉地趋近于主体性哲学，在主体性哲学的解读视角中，辩证法的运动原则似乎总是属于主体的能动，因而追寻主体的问题意识驱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当代阐释，不断地走向主体性哲学。阿尔都塞特地“迂回”到近代唯物主义的传统中，正是要夺回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曾经占据过的思想领域，最终使对辩证法的理解回归到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将18世纪的哲学和政治看成是“理解马克思思想的预备课目”，实际上是从回到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前提中获取批判主体性哲学的意识形态的思想资源。

1978年之后的阿尔都塞更加娴熟地运用“迂回阅读”的方法，继续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研究道路，不断地进攻表象是唯物主义而内核是唯心主义的各种思想，并且尝试挖掘出一条不为人知的“唯物主义潜流”，用以表述他有关“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渊源。就阿尔都塞本人的思想发展来说，“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是他延续人道主义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成果，丰富了当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但就马克思哲学的当代诠释而言，我们并未看到区别于《保卫马克思》与《读〈资本论〉》的新想法；
毋宁说，马克思哲学依然有待于当代的“重新迂回”，再度打开文本隐藏的丰富性。

在“亚眠答辩”中，阿尔都塞强调了哲学在理论中的斗争性质，指出哲学在各自发展中所面临的斗争处境，一旦某种哲学停步于一种阶段，便无法继续前进，与它相对立、相斗争的哲学便会替它发展出相应的内容，并且占据着立场的上风。当旧唯物主义把握对象的方式，停留在“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旧唯物主义固然牢牢地抓住对象从属于客观世界的性质，但也失去了从“能动的方面”理解现实的可能性。作为旧唯物主义的批评者——唯心主义，尤其是德国观念论，积极地从“活动的原则”、从主体方面出发去把握对象世界。

以唯物主义停滞于客体的形式来理解实体，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不仅意味着唯物主义等待唯心主义发展“活动的原则”，代替自己在该方面的无力，而且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必须扬弃唯心主义，才能实现对旧唯物主义的扬弃。哲学革命的双重任务，恰恰肇始于旧唯物主义长久地无法发展自身。也就是说，旧唯物主义已经成为缺乏否定性运动的僵化体系。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诠释也面临着自我封闭的危险。例如，马克思著作的文献学研究和西方“马克思学”用高度学术化的语言摆脱了传统教科书式写作的原理感，提升了马克思著作研究的学术水准。但是，这类研究很难与其他思想之间展开积极的比较对话，因为其学术性是建立在高度专业化的文献考据之上。一旦学术研究过于琐细而显得“微观化”，这门学术往往会形成自己的“私人语言”，并且实证性地在自身内部寻找证据，相互印证，并不容易建构体系的开放性。借助阿尔都塞“迂回阅读”的启发，马克思哲学的文本世界里预留的解读空间，需要它的诠释者带着思想史的资源不断返回。总的来说，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史诠释表现为相互重叠的“双向运动”，坐落在一个“双重任务”之中。

第一个运动是像阿尔都塞一样重新返回马克思哲学诞生的历史语境，重新考察马克思不同时期的问题域所具有的思想渊源。这项任务会通过阅读马克思去发现马克思的思想形成中所隐含的思想史要素，将马克思所处理的哲学问题连接到全部哲学史的脉络之中加以理解。返回到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史资源，正是将马克思所处理的思想问题不简单认作是属于马克思本人的创见，而是西方思想史的各种关键问题在19世纪的表现形式。

第二个运动是将马克思哲学从20世纪的思想史语境中带入当代思潮之中。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也是一部试图将马克思哲学20世纪化的理论史，然而在这项工作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日益远离马克思哲学。以思想史的方法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承认了马克思作品的结构是多方向的，它无法被化约为若干抽象的主题，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现代性批判、权力批判等主题并不能穷尽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可能性。这要求马克思的作品能够容纳不同时代的问题意识。这里意味着另一个方向的返回，即带着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任务一次次地返回到马克思的作品中，把不同的问题意识重新放置在马克思的作品中加以综合与比较，最终将马克思思想的无限丰富性与其当代化任务合而为一。

马克思思想的无限丰富性也应对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无限展开。无论是坚守旧的研究思路，还是诉诸新的概念，最多只能笼统表述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无限性。如果联想到尼采的启发，他针对19世纪末流行的历史学见解，提出以生命的肯定性力量来保证创造力的生生不息，那么基于马克思思想的无限丰富性中所蕴含的解释可能性，借此生生不息之“思想力”去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无限性，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回顾性建构的方法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