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亚琪 庄桂成

闻一多从诗人、学者到民主斗士，其身份建构勾勒出这位爱国主义者所走过的道路。学界对闻一多道路的研究亦取得了卓越成果，2022年7月3日，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在江汉大学召开“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暨闻一多的道路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中国现代史学会、闻一多基金与江汉大学主办，江汉大学人文学院和江汉大学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承办。7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此次会议，深度探讨对“时代鼓手”闻一多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诗人”与“学者”的双重身份建构、“君子”人格的史料考证等问题的观点和思考，并采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进一步阐扬光大闻一多的道路研究。

作为清华大学著名的两位爱国斗士，朱自清曾评价闻一多为“‘五四时期’唯一的爱国诗人”。“爱国”，是贯穿闻一多道路的生命哲学。闻一多爱国主义观念的生成、转变与诗作表现研究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相比较以往对于爱国主义传统进行单一或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从多维视野中发掘闻一多爱国主义道路具体实践及其当代意义更具学术价值，同时也是闻一多道路研究的学术生长点。

首先，闻一多的“爱国主义”体现在其发展道路的思想路线。陈国恩（武汉大学） 用把握“历史逻辑”的方法来分析闻一多的爱国主义思想主线。他认为，应将闻一多的思想变化纳入爱国主义的历史逻辑，从爱国主义思想本身的发展来研究闻一多。闻一多思想突变开始于对原来国家观念的扬弃，而思想发展的统一性则在他的爱国主义，这也引导闻一多从“人民本位”立场到认同新民主主义方向。他认为闻一多对新民主主义方向的认同，是闻一多始终不渝的爱国主义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依照爱国主义思想发展的逻辑，闻一多从爱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到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才更能体现这位进步知识分子代表性，更能彰显闻一多精神丰富的历史意义。商金林（北京大学） 评价闻一多为“要为人类作出‘最大的贡献’”，并从闻一多对新月派同仁有着“和而不同”的一面切入，分析闻一多对徐志摩与周作人的臧否。他选取闻一多不避风险参加鲁迅追悼会与逝世八周年纪念晚会、面对李公朴被杀后反动派的威胁毫不退缩等事例作为研究对象，以此来引证闻一多自己所说的“诗人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其次，闻一多的“爱国主义”体现在社会实践的创造性探索。闻一多47年生命旅程虽然短暂，却是丰富的一生，他在社会实践传播活动中留下了卓有成绩的探索。王丹鹰（中国新闻社） 将闻一多一生从事的社会实践传播活动，按照闻一多参与实践活动的传播方式、内容侧重、活动特点等诸多线索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以清华园为中心的早期传播活动；
二是以留美回国——抗战前的传播活动；
三是以宣传抗战与追求民主——闻一多后期的传播活动。进一步分析认为自清华园到西南联大，不同时期的闻一多经历的社会传播活动的特点不同，但始终体现出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庄桂成、赵亚琪（江汉大学） 关注到闻一多与抗战文艺之间的关系，认为闻一多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了众多与抗战相关的文艺活动，比如排演话剧，鼓舞士气；
宣传民歌，激发“原始”和“野蛮”；
关心时事，让文艺回到群众中去；
提倡民族主义，坚信民族复兴等等，这些活动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为抗战文艺的发展作出了一名爱国主义文学家应有的贡献。李怡（四川大学） 认为闻一多的思想是从“国家观念”到“人民意识”，这也是闻一多一生最重要的选择。他认为闻一多是“大江会”理想的重要表述者，前期闻一多的基本思想内涵是“国家观念”，“大江会”对国家主义的信仰被闻一多提炼为“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民族文化沉沦的忧患，二是对人的精神价值的特别关注。抗战后，闻一多针对早年“国家至上”的口号进行自我反驳，提出“人民至上”才是正确口号。这种对“人民本位”的回归，是闻一多强调国家只有为人民做实事，它的存在才有意义的生动表述，同时也是闻一多爱国主义思想的突出贡献，是现代中国国家—民族意识走向思想深度的雄壮传响。陈卫（福建师范大学）以闻一多的社团活动与政治关联为例，介绍闻一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的转变。他将闻一多思想的转变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清华时期，积极参与社团活动的文艺少年；
二是留学前后，加入大江学会与新月社后的意识倾向；
三是学者时期，身为西南联大教授与民盟成员的闻一多立场。以此归纳出闻一多生活的重心并不在政治，而是想用知识报效祖国，为了祖国舍生取义，付出生命，实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崇仰的爱国主义价值观。

再次，闻一多的“爱国主义”还从“文化心态”的角度得以体现。许祖华（华中师范大学） 以闻一多的文化心态作为切入来阐释闻一多的爱国主义情怀，认为闻一多主要是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部分意识文化具有“恋旧情结”，而这也是闻一多在“五四”语境下对新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汲取民族文化与文学营养的必然性与必要性作出的贡献。蔡志荣（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从强烈爱国之情溢于诗歌创作、教书育人之中传播传统文化、文化经典之中潜心涵泳、力行践履于爱国民主运动等方面来探讨闻一多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融合的文化心态，认为闻一多的爱国精神体现在文学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等诸多领域，闻一多是将爱国、救国和建立新文学民族风格融为一体，审视作为整体的民族历史与文化。

有学者另辟蹊径，比如丰景、刘春勇（中国传媒大学） 从1940年代的经济危机来看闻一多的思想转向，认为国民政府发行的救国公债引起了闻一多对民族主义的警惕，恶性通货膨胀为理解“好一点奴隶论”提供了认知底色，经济危机导致了闻一多的激进转向。闻一多从切身的经济生活，到对独占垄断、经济特权的反思，乃至于对民主、自由、国家的思想转向，都体现着作为知识分子的闻一多关心时政、心系人民、热爱祖国、反对独裁、追求群体利益与国际合作的历史性切面。叶林（湖北今日艺术研究院） 认为，闻一多思想是“变”与“不变”的对立统一。“变”体现在闻一多文艺思想的演变的阶段性上出现过两次重要的转向：前期从旧体诗到自由体诗，再从自由体到新格律体诗，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路径。“不变”则体现在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始终贯穿于其思想转变的全过程。

谈到“新月派”，自然就离不开闻一多。闻一多作为“新月派”元帅型人物，在《诗的格律》中提出著名的“三美”主张，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辞藻）、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 成为新月派诗人共同的诗歌追求。闻一多不缺乏浪漫主义的诗学天赋，但是在诗歌创作上却竭力用“理智节制情感”，力求实现诗歌“本质的醇正”，借助生活之力来赓续诗歌的抒情传统。与会学者就闻一多的诗歌译介、风格、内在精神等方面，梳理了近年来学界对闻一多创作的多角深度透视。

其一，闻一多早期的诗歌创作受到五四语境与西方美学观念的影响。熊辉（上海交通大学） 关注到闻一多早期新诗创作的特殊方式“以译代作”。他认为在五四新文学语境下闻一多“以译代作”的诗歌创作有很多美国诗歌影响的痕迹，有的甚至是在翻译美国诗歌的启示下创作出来的，这种创作方式在中国新诗贫弱的语境之中帮助闻一多成就了很多不朽的作品。周建华（赣南师范大学） 就中国现代新格律诗的提出旧题重谈，他认为要了解新格律诗的提出，要先了解闻一多当时所处的语境与心境。闻一多在处理《诗镌》与各社团关系上，既要利用好各种文学社团平台，也要保持个人的独立不受干扰，《诗镌》也成为闻一多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为新格律诗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载体。

卢桢（南开大学） 以闻一多留美期间的风景抒写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海外文化要素的参与对闻一多诗歌写作的影响。他认为，闻一多留美期间的诗歌风景抒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行旅意识与风景观；
二是风景符号与“旅行者”的情感空间；
三是风景结构与诗义结构。“风景的发现”对诗人主体意识和文化心理的塑造，以及西方美学观念与情调的催化，使诗人拓展了诗歌抒情的空间，增强了新诗表达域外经验的能力。周俊锋（西南大学） 则关注到语言的指称与结构的自足的问题。他从用典言述的指称性和确证性、用典结构的自足性和生成性、新诗用典的诗学技艺与语言潜能三个方面分析闻一多与俞平伯等诗人的新诗用典问题，并得出结论：现代新诗典故的书写传统有待于成为一种具备自足性、不断生长的“抒情传统”。

其二，闻一多的诗作观念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情怀。朱自清曾指出闻一多是“一篇未完成的‘诗的史’或‘史的诗’”①。任毅、唐雪薷（闽南师范大学） 认为闻一多诗歌的“人民性”其实是“诗的史”或“史的诗”的体现。文章从闻一多诗歌中的“人民性”特征与“人民性”内在精神体现两个方面着手，探析闻诗中的情感抒发：对祖国的热忱与忧虑，对人民的关怀与同情，对现实的讽刺与批判。任毅认为闻一多一生关注人民的生活、重视人民的力量，“人民性”是其人民观点的厚积薄发。程国君（陕西师范大学）、徐宁从“以诗存史”的角度来分析闻一多《现代诗抄》的选本学意义及其批评价值，认为选编者的“识”、科学的选学原则和选本批评的价值决定了闻一多选编《现代诗抄》保留文学史的编写策略，“选有事之诗”，注重诗艺术与审美的叙史意识以及诗评家的经典意识，保证了选本的“精品”意识。

闻一多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精神符号和人格标杆，其诗学精神传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王泽龙（华中师范大学） 认为闻一多的诗学精神就是弘扬时代精神，关注社会改造的现代精神品格，诗歌现代品质就是率真的抒情人格。这种自由精神与率真品质组成的现代诗学精神，对改变目前新诗境界日渐狭隘的现象有着警醒意义。张洁宇（中国人民大学） 重点关注到闻一多诗学观念从一位崇尚古典美学的诗人转变为高度肯定“生活之力”并拒认“技巧专家”的诗评家背后的诗学深意。她认为诗人闻一多对自己即将到来的时代的新的“价值”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和准备，“在新诗之外，也在新诗之中”虽很难界定，但多元互补的批评方式才更有利于新诗批评的发展。梁笑梅（西南大学） 认为《红豆》组诗首先是在向心性（同一性） 段落系列叙述中获得意义，最具意义的叙述是在离心性（多重性） 的段落中获得系列叙述的意义，从而通过分析闻一多《红豆》组诗的系列叙述意义，得出“时代精神”原则和“技艺”原则是贯穿新诗历史的两个核心原则，也是新诗保持活力的根本。实干型民族斗士闻一多早期虽然深受美国意象派的影响，但仍旧在诗歌创作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与“人民意识”。

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人的外在行为是受内在意识支配的，“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②。道德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因此“知行合一”是对中国学者的至高评价，闻一多先生的治学道路则是“知行合一”的典范。五四时期，蔡元培在北大力推改革，主张“学术平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启用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一批学者、作家参与《新青年》的编务工作，这直接推动了“文学革命”的爆发。尔后，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徐志摩等著名现代作家、诗人也先后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全国知名学府供职。作为“还原文学现场”的诗人闻一多，与作为“品咂文学肌理”的学者闻一多在著名学府武汉大学相遇，开启了闻一多创作和研究的双重理路。

首先，闻一多的治学之路坚守本土意识。其学术思想的早期风格形成、对美国意象派思想的吸收、政治选择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以及而后形成的系统性闻一多新诗学批评都坚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学术思想对新时代的文艺评论工作的启迪意义等议题是本次研讨会的一大热点。王桂妹（吉林大学） 从林纾的《〈辛酉镜〉序言》谈起，梳理了闻一多文艺研究的早期 “好为古文辞的趣味”，认为“古色古香”是闻一多早期思想及文学风格的典型特征，由此可以管窥闻一多的国学研读趣味和振兴国学的责任心。林青美、李永中（华南师范大学） 尝试以闻一多的身份认同焦虑为切入点，分析意象派对闻一多的唤醒东方记忆之场的影响，认为“记忆中的东方”书写理念贯穿闻一多的留学生涯，对其构建传统文化以面对现实的理念具有重要作用。刘殿祥（大同大学） 钩沉闻一多的政治选择对他学术研究的意义与影响，从而建构起闻一多“诗学的、史学的、文化思想”的国学综合研究，认为闻一多的国学研究既构成了现代国学研究、现代学术格局的有机组成，丰富了现代学术格局以及国学研究的内容，也成为现代学术史与国学研究的巨大遗存。向天渊（西南大学） 将闻一多学术文章的话语方式描述为“左右互搏”，即自我辩难。他认为闻一多学术论文的自我辩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问自答，转换话轮，增强气势，主要体现在闻一多喜欢且善于在学术论文中设置问题；
二是虚拟对话，辩论商榷，引起共鸣，主要体现在闻一多喜欢且善于同虚设之“你”进行对话。他分析了这种“自我辩难”式的文章话语方式形成原因与启示作用，认为闻一多出生的家庭背景，就读的学校，对从事古典学术研究的目的有清醒的认知，画家身份增添了学术研究的艺术气质等原因，都是促成闻一多学术文章话语方式的原因。王立（江汉大学） 关注到闻一多作品《人·兽·鬼》篇名与最初版本考相关问题，考证了开明书店1948年8月初版的《闻一多全集》所收录的《兽·人·鬼》一文。刘继林（湖北大学） 立足于闻一多数量不多的新诗批评文章，认为闻一多的新诗批评之于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启示在于四个方面：一是批评的立场和态度鲜明，敢于亮观点、讲真话；
二是批评的思想和理念创新，问题意识、本土意识强；
三是批判的标准原则客观中正，趋新却不赶潮，尚美却不媚俗，理性而又辩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四是批评的理论建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闻的新诗批评立场鲜明、理念创新、标准客观，对我们今天文艺评论工作的全面开展和深入推进具有较大启示意义。

其次，闻一多的学术兴趣博识多通。其对先秦诸子百家文选、中国传统戏剧、中国现代朗诵、新格律诗、“士”文化传统等领域都颇有建树。李光荣（西南民族大学） 指出，闻一多没有作过专门的戏剧理论撰述，但珍留的两篇戏剧文章可以生动地呈现出闻一多的戏剧研究思想，认为闻一多的戏剧思想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行之有效的思想，在抗战时期具有针对性的指导了西南联大的戏剧活动，并且对今天的戏剧工作也有借鉴意义。葛刚岩（武汉大学） 关注到闻一多细致考订《天问》，但对之“问”题源出并未给出申论，通过细致梳理上古时期的图像文化史来认定王逸“呵壁”说值得信赖。苏文清（江汉大学） 从中国现代朗诵史视野探讨了闻一多与中国现代朗诵的关系，并得出闻一多在清华学习和留美的时段较多地接触了包括朗诵在内的西方有声语言表达艺术的结论，认为闻一多从注重效率论到注重价值论的诗学思想、从精英化朗诵到大众化朗诵的方式选择对现代朗诵具有示范与指导意义，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陈欣（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介绍了闻一多对《九歌》中的生命观的研究。闻一多是用文化阐释批评方法来研究《楚辞》的，并指明《九歌》具有“最古的用途及其猥亵性的内容”③，揭示了原始人类社会在生活习俗和诗歌艺术中体现的强烈的生命意识，这是闻一多力求在古代文学中发掘出中华民族“集体的力、集体的诗”做出的巨大努力。

再次，闻一多的治学路径敢于破旧立新，始终践行着知识分子勇于承担改革教育体制的担当。刘保昌（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关注到目前学界对闻一多“诗人、学者、斗士”三重人格的主色调在其人生三阶段发展演变中的内在理据是缺失的，力图从闻一多的庄屈阐释及其人生实践来探索闻一多人生道路的选择与学术创造的文化脉络。他认为，闻一多建议将大学课程体系中外文系改为文学系与语言学系的举措是破除“中西对立、文语不分”的融通举径，是文化接受姿态上敢于“受”的表现。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提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④人在社会中进行各种生产、交往，显示出了人的社会属性，而社会关系中的“人”无一不处在历史事件之中，从而建构人的自我人格镜像。

首先，史料钩沉丰满了闻一多的人生轨迹。闻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 在生前提交给会议组委会的文章《我与〈闻一多年谱长编〉》中，谈到《闻一多年谱长编》的源起、最初设计、普查资料、编选标准、编外余言等相关问题，系统全面地整合了闻一多生前的相关资料，形成了一部史料充盈、观点鲜明、内容夯实的闻一多文献集。孟庆奇、陈建军（武汉大学） 关注到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影响贯穿了闻一多的整个生命历程，他对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误解”到重新认识的过程。沈瑞欣、陈建军（武汉大学） 则借用人事考述的方法对闻一多留美书信进行探究，通过详实的史料分析得出以下闻一多人事考：1922年7月16日闻一多乘麦金雷总统号赴美；
1922年9月17日闻一多往芝加哥西北车站迎接闻亦传；
1922年9月24日“两件死底消息”人物为王朝梅与方来；
1923年5月7日闻一多致闻家驷信中谈到“孙君”投湖自尽；
1923年9月3日闻一多参加麦城夏令会；
1923年10月前闻一多即转学至科罗拉多学院；
1924年6月11日闻一多获得学位；
1924年秋闻一多筹备英文古装剧《杨贵妃》。这既丰富了闻一多研究的史料，也使闻一多的形象更加丰满。周文（四川大学） 以重庆《国民公报》为例细致梳理了作为“文学事件”的“李闻惨案”的发生经过。颜同林（贵州师范大学） 通过介绍蹇先艾与闻一多的人生轨迹和交集，在诗歌创作上的交往来探讨两人在诗学上的多维比较，认为虽然闻一多的诗歌具有高远的爱国主义情怀，而蹇先艾的诗歌更多注重描写“小我的哀怨”，但两人在人生经历和诗歌创作上的交集、交往和情怀还是值得关注。

其次，多角透视形成了闻一多的全面精神镜像。多角度的史料钩沉，将其放置在20 世纪新诗话语谱系中加以考察，可以建构起更为立体的闻一多人格精神镜像。黄晓华（湖北大学） 关注到传统文化与闻一多的人格建构问题。他认为闻一多“诗人、学者、斗士”的三重人格，都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传统文化的“美”孕育着作为诗人的闻一多的审美执着，传统文化的“伪”激发闻一多在唯美中考察人性的真相，对传统文化的真相的考掘，使闻一多主动承担起伦理改造的重任。闻一多这三重人格的建构，可以清晰地展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路径。黄健（浙江大学） 从闻一多与中国“士”文化传统的角度切入讨论集“诗人、学者、斗士”三重人格为一身的闻一多对“士”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弘扬。他认为闻一多在人生的社会实践中，始终都能坚持“士”的人格操守，尤其是闻一多的“道义之举”，既展示了“士”杀身成仁的精神禀赋，也展示出闻一多对理想人格的执着追求和精神坚守。徐迅（江汉大学） 从闻一多的“教师身份”切入，从诗人风度与“现身说法”的课堂教学艺术，平易近人的学者与认真严谨的治学精神，润物无声的“无言之教”，爱祖国、爱人民的精神核心几个方面建构了西南联大学生回忆录中的“师者闻一多”形象。谢君兰（四川大学） 通过对闻一多“理智节制情感”的诗学实践的探究归纳出其“君子人格”的内化过程。她从闻一多的爱情诗、爱国诗、悼亡诗入手，分析得出节制的情感是家庭责任与“至情至爱”的错位，是节制之上的人格使命，也是节制之下的恰如其分。这种感情的根基，其实就来源于儒家君子人格的“修齐治平”。

闻一多与国家的关系、闻一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这是每一位研究闻一多的专家、学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时代鼓手”闻一多的道路研究具有历时共时性，参与“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与闻一多的道路学术研讨会”的专家结合闻一多爱国主义实践、“学者”与“诗人”的身份建构与历史事件反映出的人格镜像等研讨成果，指出“爱国主义”是闻一多的终身哲学，其人生道路主要由“诗人”与“学者”双重研究路径构成，史料钩沉呈现出其“修齐治平”的“君子”人格镜像。

注释：

① 朱自清：《〈闻一多全集〉 序》， 《闻一多全集》第12 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3页。

② 王阳明：《传习录》，张怀承译，岳麓书社2014年版，第10页。

③ 《闻一多全集》第5 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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