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是强国之路，是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改革，即对内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自觉地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开放，即对外开放，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符合当今时代的特征和世界发展的大势，是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一、改革开放的内涵和意义 （一） 改革开放的背景 1.国内背景：
20年“左”的错误特别是十年“文革”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文革”结束时的中国，在政治上，“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敌我，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在经济上，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文革”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铁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文化上，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收到残酷迫害。在思想上，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

2.国际背景：新科技革命，一个重要特点是将二战期间积累的军事技术运用到民用上来，使得原子能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尖端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并广泛运用。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使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大的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们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极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欧洲、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这期间，中国周边一些原来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等，也抓住机遇快速发展，实现了经济起飞。文革结束后，中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出国考察热潮，各层级出访者不约而同的感受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程度如此之高，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如此之大，中国太落后了，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 （二） 改革开放的提出 1.冲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 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华国锋，虽然对“文革”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灾难有所认识，也曾试图结束“文革”造成的混乱，但是却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并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因而没能承担并完成引领全党走出“文革”困局，党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改变，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处于徘徊中前进的不正常状态。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确立了“实践”至上的权威，不点名地批判了“两个凡是”，并引发了一场全国规模、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关键时刻，邓小平公开支持《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观点，批评“两个凡是”的主张，冲破了个人迷信的精神枷锁，从而为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等一系列新政策、新主张、新思想、新办法的推出，打开了通道，提供了思想空间和条件。

2.十一届三中全会“一锤定音”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停止使用“阶级斗阵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心转移的决策，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全会发表的公报提出：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公报中虽然没有出现“改革开放”四个字，但这一段话，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 3.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起步 我们知道，改革要从最薄弱的环节突破。改革开放之初，最薄弱的环节在哪里？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经过学术界反复研究，最后认为是农村。因为农村跟城市不同，无论经济怎么困难，票据能够给城市一些优惠，但农民是没有粮票的，一旦粮食短缺就只有挨饿。所以，改革从哪儿开始？就从这儿突破。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大功绩在哪里？就是在改革问题上听从农民的意见，农民希望做什么就尊重他们的意愿。所以，农业承包制出现了，这是农村中最大的变化。从这个时候开始，农民的积极性增加了，除了种田，还养猪、养鸡、养鸭了，农贸市场一天比一天丰富了。粮票、肉票、棉花票，各种票证逐渐地消失，证明改革是有效的。  更重要的方面是，农村劳动力富余了，开始投入到乡镇企业。办乡镇企业的资金最初是农民自己筹集的。没有技术人员，就到城里去聘用已经退休的工人。当时最时髦的方向是建筑材料，经济要发展，各地都想修房子。乡镇企业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建筑材料，从砖瓦到各式设备乃至一些小五金。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乡镇企业市场慢慢也起来了，农民有了自己投资的地方，经济就开始发生变化了。在计划经济之外，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产生了。光有承包制不够，光有乡镇企业不够，必须有乡镇企业市场，这就在计划市场之外多了一个东西，中国改革走上了一条新路。  这些还不够，还在靠近香港的深圳设立了经济特区。在经济特区里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运行，香港在这里投资，深圳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起来。  4.改革开放的具体进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

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试办经济特区，福建省和广东省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

1979年9月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的经营自主权，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为新时期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

到1983年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

1984年4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又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港口城市。逐步兴办起经济技术开发区。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

80年代中期，中国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

从1985年起，又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

1988年增辟了海南经济特区，海南成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

1990年，党中央和国务院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着眼，又做出了开发与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决定。中国的对外开放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三） 改革开放的评价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两段话，高度概括了我们为什么要改革，我们应当深刻的领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种高度的理论概括。

我们4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在中国，在国际上也有深远的影响。从数量规模上看，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的经济规模仅有3679亿元人民币；
而到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已经高达82.71万亿元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1978年的1.8%上升到2017年的16%，仅次于美国。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看，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结构日趋合理化，第三产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2017年，中国三产结构的比例分别为7.9%、40.5%和51.6%。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幅已经超过第一、第二产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40年的改革，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在党领导下的改革，改革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每次重大改革的决策，都是中央通过决定做出的决策，说明党是主动的推进改革。第二，我们的改革是渐进式的，而不是像有的国家那样一步到位的。

二、改革开放的巨大历史变化 （一）改革开放大事记 1.思想解放：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爆建国以来第一次“思想解放”，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奠定了思想基础。

2.农村改革：1978 年 11 月 24 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低矮残破的茅屋里挤满了 18 位农民，诞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缴）的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不干（甘）心，大家社员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在会上，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严俊昌说：“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就满意了”。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无意中开启了改革开放第一项政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巧合的是，李克强 于1976－1978年在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

3.改革开放：1978 年 12 月 18 日 - 22 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邓小平在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这次会议被国内外普遍视为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

4.经济特区：1979 年 8 月 26 日，经全国人大批准，在深圳市境内划出 327．5 平方公里（补更调查数据为 395．992 平方公里）地域设置经济特区。中国向世界打开了第一扇窗户，历史性地终结了自明清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特区”也成为改革开放的关键词之一。

5.计划生育：1953 年中国大陆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估计每年要增加 1200 万人，增殖率为 20 ‰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认为，仅上海一地的人口净增长率就是 39 ‰ 。经过三年的调查研究发现，中国人口的增长率是每年增长 22 ‰以上。如此发展下去， 50 年后，中国将有 26 亿人口。由于人多地少，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

但直到 1980 年国家才正式把“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我国人口出生率由 1970 年的 33.4 ‰下降到 2012 年的 12.1‰，1970 年我国净增 2321 万人，2012 年净增 669 万人。计划生育政策不是完美的，但实践证明了在特定阶段对缓解人口与资源矛盾的历史贡献。

2015 年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6.私营经济：在计划经济时期，私有制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象征。傻子瓜子的起伏见证了民营经济艰难的破茧。年广久的炒瓜子小作坊很快发展到 100 多人的“大工厂”，红极一时。1984 年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久，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惊动了邓小平。邓小平用他特有的政治智慧指出：“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1987 年芜湖市对年广久经济问题立案侦查。1991 年 5 月，芜湖市中院判决年广久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 3 年，缓期 3 年。令年广久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又一次保护了他：“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 100 万元，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南方讲话又一次提到了“傻子瓜子”，让年广久起死回生。1992 年，年广久因经济问题不成立而获释。

7.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87 年 10 月十三大举行，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以改革开放为强国之路。”由此，“聚精会神搞经济”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目前，中国已跻身世界第二大 GDP，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顺天应时，十九大宣布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的历史阶段。

8.浦东开发开放：1990 年 1 月邓小平来沪，第一次明确提出“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设想。同年 3 月邓小平与当时中央负责同志谈话，非常明确地又一次说“上海是我们的一张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1991 年大年初一，邓小平出人意料地对上海一干领导讲话，“你们要抓住 20 世纪最后的机遇，抓住本世纪的尾巴，加快发展。”三天后，邓小平与朱镕基等人察看了浦东新区的地图和模型，并再次讲话，“开发浦东，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留余地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浦东开发迟了，迟了至少五年，我在 84、85 年就觉得应该开发上海，但那时还没下这个决心。”浦东开发开放，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纵深推进的第二阶段。

9.股票市场：1990 年 12 月 1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始正式营业。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出席了开业典礼。1992 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当年 5 月 21 日上海股票交易价格全部放开，股票价格一飞冲天，3 天内暴涨 570 %，这一天被称为中国股市真正诞生的一天。在那个连“市场经济”都是敏感词的年代，这不能不说中国对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一次分外大胆的跨越式熊抱。

10.皇甫平事件：1991 年《解放日报》负责人周瑞金与施芝鸿和凌河一道，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在当时沉闷的思想市场投下重磅炸弹。除了当年 4 月新华社《半月谈》公开表示支持外，其他媒体大多沉默不言，少数进行攻击、批判。“皇甫平”系列文章拉开了中国第二轮思想解放的大幕，成为邓小平南巡的投石问路。

11.头脑风暴：1991 年 10 月 17 日到 12 月 14 日 ，江泽民主持召开了 11 次座谈会，和经济学家一起讨论三个问题：1.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现状；
2. 苏东剧变的根本教训是什么；
3. 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中，第三个问题花的时间最多，座谈会开了 5 次。吴敬琏、刘国光、张卓元、杨启先、周小川、郭树清等都反驳了当时的倒车论调，强调了改革的市场方向。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领导人和学者之间互相插话，平等地进行讨论。这些会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诞生做好了接生准备。

12.九二南巡与下海：1992 年 1 月 18 日—2 月 21 日，88 岁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抛出“三个有利于”、“谁不改革谁下台”、“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金句，为陷入困局的改革开放重新打开局面，改革春风席卷神州大地，改革开放由此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大批官员学者下海，中国企业家的“九二派”诞生。

13.市场经济诞生：1993 年 11 月 11～14 日十四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与八十年代“摸着石头过河”不同，此次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第一次重大和系统的“顶层设计”。

14.破三铁与下岗：1992 年初，以徐州国营企业改革为发端，国营企业掀起了一股以“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和“铁交椅”）为中心的企业劳动、工资和人事制度的改革热潮。“破三铁”成为朱镕基改革攻坚战的关键一战，是一次异常剧烈的观念和利益的冲撞。以 3000 万国企职工下岗的阵痛为代价，国有企业真正迈上了“市场化”的征途，也破解了银行坏帐的死结。

15.分税制改革：朱镕基上任副总理后发现，“中央财政十分困难，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从 1993 年 9 月 9 日到 11 月 21 日两个多月的时间，朱镕基带领 60 多人的大队人马，飞遍 17 个省、市、自治区，解释分税制方案。朱镕基说，“实行分税制，来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我是一个省一个省地去谈，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我自己则掉了 5 斤肉。”分税制彻底逆转了中央与地方的财力对比，但也留下两个后遗症：央地财权与事权不对称（中央转移支付导致“跑部钱进”）；
土地出让金归地方，埋下了土地财政的历史隐患。

16.房改：1994 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实施，把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配方式、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

改变了解决住房“靠政府、靠单位、靠企业”的观念，以旧换新、以小换大、入住新房成为老百姓购房自住的最佳选择，开启了城镇住房商品化的大门。如今，房地产早已成为对经济、金融、居民财富举足轻重的关键行业。

17.香港回归：1997 年初邓小平去世，遗憾地错过了几个月后香港回归的历史性时刻。香港的回归，不仅是中国国力增强的标志，更为中国经济国际化提供了一个国际桥梁、标杆和金融资源。为推动中国证券市场规范化，朱镕基曾聘请香港监管人士史美伦、梁定邦担任中国证监会高层。

18.亚洲金融危机：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第一次面对家门口的金融风暴：人民币顶住压力没有贬值；
中央力挺香港击退索罗斯等金融大鳄攻击；
通过减税等方法扩大内需。这次危机中国目睹了泰国、韩国、印尼、马来西亚遭受危机打击的惨痛经历，增强了中国政府对于金融危机和金融开放风险的认知，也为此后推动深化金融改革提供了强大危机感和驱动力。

19.国退民进：十五届四中全会于 1999 年 9 月 19 日至 22 日在北京举行，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在国企改革里程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1）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开启了“国退民进”；
（2）政商分家：国各级党政机关都要同所办的经济实体和直接管理的企业在人财物等方面彻底脱钩；
（3）对企业及企业领导人不再确定行政级别（遗憾的是，这一点后来未得以被落实）。

20.银行业重整：2001 年是中国金融业最困难的时刻：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 30 ％，连周小川本人也坦承银行业陷入“技术性破产”。为拯救银行业，中国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银行剥离不良资产，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银行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改制上市；
财政对银行注资。此后，中国银行业奇迹般起死回生，工商银行成为“宇宙行”。

21.入世：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展开了拉锯式谈判，关键时刻朱镕基亲自披挂上阵。事后看来，中国成为 2001 年入世的最大赢家。但在当时，国内却弥漫着“入世是引狼入室”的悲观气氛，可以说入世是一次充满历史勇气的抉择。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入世后，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工厂。入世也证明了“以开放促改革”的有效性。

22.世间已无体改办：1980 年国务院成立“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1982 年五届全国人大决定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199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家体改委”撤销，改设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从体改委到体改办，成为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机制创新，也培养了大批“改革促进派”政治精英，以王岐山、周小川、李剑阁、楼继伟、郭树清为代表。由于体改委本身没有审批权，相对有效地避免了改革被部门利益绑架的陷阱。遗憾的是，2003 年体改办被并入新成立的“发改委”。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学界大力曾呼吁重新设立“体改委”。取而代之，中央决定设立更高层次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23.一行三会体制确立：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脉。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就是金融深化的进程。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转型为专门的中央银行，随后证监会（1992）、保监会（1998）、银监会（2003）分别成立，中国形成了“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框架，为此后金融业大发展奠定了体制基础。近年来，随着金融混业、金融创新的演进，一行三会体制变得难以适应。2017 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拉开新一轮金融监管改革大幕。

24.保护私有财产入宪：2004 年 3 月 14 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内容写入宪法。这一突破，体现了“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现代经济观念，私营经济历史性地赢得正式合法化。彼时，民企已占 GDP 50 ％左右。

25.废除农业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迅猛崛起，背后则是“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历史贡献。但沉重的负担令低效率的小农经济日益无法承受。农业税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俗称“公粮”（笔者至今对小时候去乡里交公粮挥汗如雨的痛苦场面记忆犹新）。

2006 年 2 月 22 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张面值 80 分的纪念邮票，名字叫做《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庆祝从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在我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这项传统税收的终结。作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停止征收农业税不仅减少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公民权利，体现了现代税收中的“公平”原则，同时还符合“工业反哺农业”的趋势，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转型新时期。

26.股权分置改革：中国股市成长中一大历史遗留问题是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同股不同权。“大非小非”转为流通股的恐惧，导致股市持续低迷。2005 年，中国创造性地通过“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进行利益补偿”的方式，化解了这一难题。证监会“非常英明地”将讨价还价的细节交给了每一个上市公司自己去处理，但规定股改方案必须经过三分之二流通股股东同意及三分之二全体股东同意。这一政策是 2005 年股改可以顺利推行的关键。股权分置改革不仅没有导致股市崩盘，反而迎来一轮历史性大牛市。这一改革，可以为当前悬浮的 IPO 注册制改革提供重要经验。

27.国进民退：21 世纪入世以来，中国经济步入快车道，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同步进入上升周期，大宗商品价格大涨，资源型央企成为最大受益者。实力大增的央企，开始逆转，走向扩张之路，出现“国进民退”之势。最标志性的事件是，2005 年国资委勒令非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退出房地产，但在强大的利益诱惑面前未能如愿。

28.北京奥运会：从历史上看，主办奥运会常常是一个国家国力强盛的标志，例如韩国汉城奥运会、日本东京奥运会、美国洛杉矶奥运会。1993 年，北京申请举办 2000 年奥运会，以 2 票之差败于悉尼。2001 年国际奥委会投票选定北京获得 2008 年奥运会主办权。申奥成功的消息传来，北京 40 万群众涌向天安门狂欢。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全面绽放，以 51 枚金牌居金牌榜首名，成为奥运历史上首个登上金牌榜首的亚洲国家。

29.2008 年次贷危机：2018 年是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十周年。此次危机不仅冲击了全球金融市场，引发了后续的欧债危机，还对全球贸易格局带来巨大改变。2008 年危机宣告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中美国（Chimerica）”时代的终结。2008 年危机也倒逼了中国经济转型，宣告了 1978 年以来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由此，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和 L 型增长。

30.四万亿：2008 年次贷危机爆发后，严重冲击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尤其以广东最为严峻，大量工厂关门。

为缓和危机冲击，中国政府提出“保八”，并迅即出台“四万亿”。在此后的很多年，“四万亿”都成为倍受诟病的政策：引发货币超发和通胀、产能不减反增、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失控……2012 年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央提出“三期叠加”中的“前期刺激消化期”，指的就是四万亿，“不搞强刺激”成为朝野共识。不过，事后来看，四万亿有一个巨大的“意外惊喜”：高铁。尽管遭遇了温州动车事故、铁道部长刘志军落马，但高铁日益迸发出惊人的社会价值，成为中国在后危机时代一抹亮丽的彩虹，也成为“一带一路”的利器。

31.十八大：2012 年十八大召开，诞生新一届领导集体。十八大之前，中国经济社会矛盾逼近临界点，社会充满焦虑，重庆唱红打黑更引发激烈争论。吴敬琏认为，十八大最大的意义就在于终结了两条路线的争论：一种意见是继续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个改革开放的路线向前进，建设一个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
另外一种就是用一个强势政府、大的国企海量投资支撑高速度的增长这么一种发展模式。十八大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顶层设计中间选择了一个正确的顶层设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真正方向。

32.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社会各界为重启改革呐喊奔走的社会氛围下，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堪称一次惊艳、完美、超预期的顶层设计。决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到 2020 年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与 1993 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类似，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将影响中国 20 年的发展与转型之路。

33.2015 年股灾：2015 年在“改革牛”、“水牛”、“国家牛”等一批吹鼓手和部分媒体的推动下，中国股市出现一次史无前例的泡沫，创业板是“市梦率”突破 150 倍。1997 年《人民日报》社论“暴涨必有暴跌”的历史忠告已经被抛在脑后。2015 年 6 月泡沫崩盘， 20 万亿市值灰飞烟灭，又一批股民被“割韭菜”。此次股灾导致证监会主席肖钢下台，证监会副主席“发审皇帝”姚刚、主席助理张育军落马。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一个需要认真面对的时代命题。

34.打虎：从十八大到十九大这五年，反腐成为最大的亮点。反腐力度之大、层级之高，堪称史诗级：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的使命担当，挽狂澜于既倒，果断查处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白恩培、苏荣、蒋洁敏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440 多名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8900 多名厅局级干部、6.3 万多名县处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受到惩处，山西、辽宁、江西、云南等多地塌方式腐败被整治。打虎，治标为治本（改革）赢得了时间。  35.一带一路、亚投行、人民币国际化：2008 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周小川第一时间撰文指出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是金融危机的根源。随后，中国抛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试图打破美元“一币独大”的格局。2016 年人民币成功加入 IMF 的 SDR 篮子。为减少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还借鉴历史上的“马歇尔计划”，创造性地提出“一带一路”的宏大战略。其中，亚投行的创立，获得包括大批发达国家在内的 77 国热烈追捧，始料未及。

36.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 年中国经济面临严重局面：房地产库存居高不下，钢铁煤炭产能严重过剩，全年社会用电量增速仅 0.5 %，创历史最低。为避免经济硬着陆，中国紧急出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这些措施引发过度行政干预的争议，但从结果上看，迅速缓解了产能过剩和房地产库存风险，为 2016、2017 经济回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37 .互联网＋：腾讯、阿里、京东的快速崛起，智能手机的迅速普及，让中国在全球的互联网版图中占据了领先位置。中国政府敏锐地意识到互联网的巨大威力，提出“互联网＋”的国家战略，希望以互联网引领中国企业的升级与创新。2017 年，腾讯市值超越 Facebook，阿里巴巴超越亚马逊也为期不远。互联网也成为创新和创业最为密集的领域，不断涌现滴滴、摩拜、今日头条等独角兽。

38.双创与简政放权：李克强就任总理后，一句“改革是中国经济最大红利”，引爆社会改革预期。中国政府聚焦“简政放权”，提出“负面清单”、“法无禁止皆可为”等一系列理念，提前实现行政审批减少 1/3 的目标。简政放权的目的是为了激发社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特别是以“注册资本认缴制”为核心的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极大激发了社会创业激情。

39. 雄安新区：2017 年，被中央称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横空出世。雄安新区是继深圳开放、浦东开发开放之后的第三次神来之笔。其意义在于：疏解北京的非首度功能；
高起点、零包袱，以创新理念探索新型城市建设路径，摆脱“大城市病”；
改变房地产绑架经济的畸形结构。

40 .十九大：在历届党的代表大会中，2017 年十九大具有多重历史意义：宣告中国进入以“高质量”发展为特征的“新时代”；
确立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权威；
明确了到 2049 年的长远规划，力图打破“政治短周期”带来的行为短期化。

十九大之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比较罕见地要求：“改革开放要加大力度，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进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取得新的突破”。

（二） 数据统计 1980－2010年中国大陆GDP列表（按国际汇率换算成美元），取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注释：因为中国大陆实行汇率管制，80年代中期人民币曾大幅贬值，所以1986年GDP换算成美元时候数值出现下降现象) 年份 GDP 增长率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1978 3650亿 98.6% 17% 1979 4068亿 97.6% 18% 1980 184,516,266,711 97.8% 20% 1981 194,111,112,580 95.2% 21% 1982 203,183,214,982 99.1% 22% 1983 228,455,947,880 90.9% 22% 1984 257,432,147,241 95.2% 23% 1985 306,666,660,698 93.5% 24% 1986 297,831,879,942 8.8% 25% 1987 270,372,194,997 11.6% 26% 1988 309,522,625,242 11.3% 27% 1989 343,973,680,226 4.1% 27% 1990 356,936,901,184 3.8% 28% 1991 379,468,656,246 9.2% 29% 1992 422,660,918,111 14.2% 30% 1993 440,500,898,965 14.0% 30% 1994 559,224,707,281 13.1% 31% 1995 728,007,199,936 10.9% 32% 1996 856,084,729,312 10.0% 33% 1997 952,652,693,079 9.3% 34% 1998 1,019,458,585,326 7.8% 35% 1999 1,083,277,930,360 7.6% 36% 2000 1,198,474,934,199 8.4% 37% 2001 1,324,806,914,358 8.3% 38% 2002 1,453,827,554,714 9.1% 39% 2003 1,640,958,732,775 10.0% 39% 2004 1,931,644,331,142 10.1% 40% 2005 2,256,902,590,825 11.3% 41% 2006 2,712,950,886,698 12.7% 42% 2007 3,494,055,944,791 14.2% 43% 2008 4,521,827,288,304 9.6% 44% 2009 4,991,256,406,735 9.2% 45% 2010 5,926,612,009,750 10.4% 50% 2011 484124亿 9.3% 51% 2012 534123亿 7.8% 52% 2013 588019亿 7.7% 53% 2014 635910亿 7.3% 54% 2015 676708亿 6.9% 56% 2016 74万亿 6.7% 57% 2017 82万亿 6.9% 57% （三）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和启示 在40年的改革进程中，我们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突出的有：
一是不断解放思想，推进理论创新。科学的理论是改革顺利推进的思想保证。改革的进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就是理论创新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思想创新和体制创新，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体系。典型的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十六大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一步做出创造性的理论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把改革的理论推进到新的广度和深度。

二是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不动摇。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也是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地位不断提升的历程。从完全的“一大二公”和“割资本主义尾巴”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出，再到从指令性计划到指导性计划的转变，进一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最终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的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我们回顾中国40年改革的经验，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正是因为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才得以最大的发挥，改革之前，人们吃不饱穿不暖，几乎所有的生活物资都要票供，推广家庭联产承包制后，短短几年农村就实现了大丰收，并倒逼城市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市场化带来的劳动积极性、人们群众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不可估量。正是因为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国家的创新创业的活力无限换发，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经济体量以几何级数增加，尤其是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为国家贡献了国民生产总值(GDP)的一半以上。在创新方面，民营企业的专利申请量近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一倍，这都是市场经济的成果。另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仍然要头脑清醒地坚持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区别，本质上并不在与有无计划或者说制定的计划是否科学，即便在完全市场化的社会里，企业也会制定诸多的生产计划、推广计划，计划得好的企业更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计划与市场两者区别的本质是由行政权力来配置资源还是在价值规律的支配下由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判断来配置资源。

三是灵活运用改革方法，既先行先试、先易后难，又统筹兼顾、协调推进。我国改革的典型特征是采取了先行试点、总结推广的方式。立足于把解决本地实际问题与攻克面上共性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选择一定地区或改革领域开展试点，在对试点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成功经验和做法再行推广。这种由点而面、先易后难的改革推进方式，既控制了风险，又通过有效的推广机制使成功经验能够迅速普及，成为我国渐进式改革战略的重要经验，也是新时期推进改革开放、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重要途径。改革又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不断完善改革的推进方式，统筹兼顾，加强总体协调。我们注重把握“破旧”和“立新’’的关系，立足于立新，适时、大胆地破旧，从而不断消除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健全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新体制新机制。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注重协调配合，不失时机地实现改革的重点突破。开放也是改革，做到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我们面临的主要是一些触及深层利益关系、配套性强、风险比较大的改革，而且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使得改革的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的要求更加凸显，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设立的全民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专门就经济体制、民主法治、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设立了专门的改革小组，为改革的统筹协调创造了条件。

四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有效的体制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保证，从长远来看，也是确保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同时，发展和稳定也提供了深化改革的良好环境和基本条件。要正确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适时有序推进改革开放，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和发展，通过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四十多年来的改革进程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改革方法论上的经验，也在价值观方面给我们以启示。

启示一：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改革的目标是人民的福祉，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更不是为了权力的巩固而改革。改革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强大动力，是社会和谐体制机制的构建和完善过程。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有效的体制机制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

在改革的初始动机上，小平同志首先考虑到的是人民的福祉，而后延伸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本质问题。1978年3月10日，邓小平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说：“什么叫社会主义？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28年只搞了2300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1978年9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他说：“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这一连串的“问号”，实际上是中央为了改善人民的福祉而推进改革的强有力的信号。在地方上，中央定调前“包产到户”这样的改革举措在初始阶段都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但像万里等当时的地方领导人，都以无畏的胆魄和对人民的感情毅然作出了这些改革措施背书的抉择。

在改革措施的出台和推进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为重，注重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通过提高效率来促进发展，同时注重从解决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入手，努力兼顾好各方面的利益，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平。通过妥善处理好改革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达到以制度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改革为了人民，人民就有了无限的动力和创造力，改革就能够依靠人民。事实证明，以人民福祉为目标的改革就能够充分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能够调动各方面参与和推动改革的积极性。改革既要依靠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又要充分扩大社会参与度。改革的历史也表明，一系列影响重大的改革措施的推出，都是以基层单位的人民群众创造的具体改革经验和做法为基础和依据的。我们的改革始终注重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扩大社会公众的参与度，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把政府合理引导、积极推动与充分发挥群众改革创新的自主性、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

启示二：坚守市场经济主体平等的理念。什么是市场？最通俗地讲，市场就是人与人交换的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交换关系。因此，抛开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的运动轨迹，市场静态的基础就是不同产权的主体和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因为分属不同产权，因而有交易之需要，因为有平等之地位，因而有交易之可能。交易越活跃，则市场越繁荣。反之，如果不能使不同产权的主体之间保持平等的地位，那就造成重则强取豪夺，轻则打击生产和交易的积极性，都将造成生产的破坏，交易关系就难以持续。正是由于有了这样正确的认识，所以党的十八大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谁来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市场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理所当然要靠政府保证。十八大的一句名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职能转变是关键，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是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政府要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因为如果各种所有制经济不能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就不能使其公平参与竞争，如果不能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也就是不能参与公平竞争。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就应当保障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公平受到法律保护。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非上市公司的合法权利的法律保障程度还难以达到最基本的要求。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各类交易主体之间难免发生各种纠纷，而依据法律可预见的、公正的司法处理结果能够消除矛盾，恢复正常的市场秩序。我国司法实践当中企业之间的纠纷处理的干扰因素过多，导致市场主体的合法权利往往难以受到保障，这种现象在民营企业当中尤其显著。更有甚者，民营非上市公司各种财产权力还受到各种腐败势力的压榨，并难以受到法律的公正保护，其结果是企业创新积极性不足，资本大量外逃。要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就必须保障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的合法权利。因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不仅仅是治国方略的重大宣示，同时也是对十八大提出的“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要求的具体落实。

三、新时代的改革开放 （一） 新时代的改革开放面临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前期单边突进的改革遗留的问题越来越成为拖累经济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障碍，而且经过40年的改革发展，随着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转变，我国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新的需求和旧的体制的矛盾也日益凸显，新老问题同时并存，影响改革的深化。目前仍存在的矛盾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以当前最重要的“三去一降一补”为例，虽然整体战略上极为重要，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出现了行政手段一刀切，专去民营企业的传言。“三去一降一补”需要行政手段的配合，不过应尽量以市场的优胜劣汰为主要手段，让行政要求成为市场资源配置的砝码，这样虽然见效慢一些，但长期看会更加的健康。

二是税费过重与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并存的矛盾。  我国已开始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但相应的社会体制改革还不适应这个时代变化的趋势。公共产品短缺成为阻碍扩大内需、制约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共产品短缺使我国消费率不断下降，消费率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国。但是，作为公共产品供应源泉的我国老百姓的税赋水平并不低。如曹德旺所指，中国企业税赋同比美国高出相当于营业额的11.6% ，这在世界上明显属于较高税赋的国家。同一些宏观税负超过30%的国家相比，在社会福利支出（教育、卫生、医疗、社保等方面）法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为35%，瑞典是38%，挪威是33%，丹麦是37%，澳大利亚是23%，美国是21%，我国还有很大差距。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政府作为了投资的主体而没有成为创造环境的主体，财政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比重还不高，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追求经济总量的扩张上。

三是依法治国的理念在实际行动中仍然有待落实。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早已提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以中央全会决定的方式将这一理念提升至治国理政的最高层次，中央深改办也专门出台了各项推进法治建设的意见和方案。但是行政部门职能缺位、错位、越位，行政审批门槛多、公共服务不到位、权力行使不规范等问题仍然时有发生，阻滞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宪法》明确的法院、检察院独立司法也受到意识形态领域反对“司法独立”的影响，律师尤其是刑事辩护律师容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乃至以敌我矛盾予以处理，严重违背依法治国的理念。凡此种种，彰显法治状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相适应。市场经济当中利益主体各不相同，市场经济的运行实际也是各个市场主体之间利益交换、协调的过程，是不断产生矛盾又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司法承载着保障这些矛盾有效、迅速解决，维护不同市场主体利益交换、协调通畅运行的重要功能，依法治国的理念必须贯彻到实处。

（二） 新时代的改革开放鲜明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超凡的政治智慧和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引领改革开放迈向新境界，展现新特征。

1.以伟大革命定性改革开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宗明义：“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以“新的伟大革命”定性改革开放，丰富了“改革是一场革命”思想，从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的哲学高度，清醒地认识改革开放的性质，牢牢地掌握了改革的正确方向。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改革开放的性质和方向决定当代中国命运。我们不断推进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通过革除体制机制弊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更好发展。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

2.以自我革命推动改革开放 “打铁必须自身硬”。自我革命达到的先进程度和历史高度，决定新的伟大革命所能取得的实践深度和历史成就。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品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将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品格彰显得格外夺目。自我革命增强了我们党的革命性，增强了我们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无论是从反“四风”、应对“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到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再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无论是从改革发展稳定，到内政外交国防，再到治党治国治军等方方面面，我们党都很好地发挥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从而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使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重大成就，实现了“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与“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新时代改革开放这一鲜明特征，党内外、国内外有目共睹。

3. 以主要矛盾统筹改革开放 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不断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既是改革开放成就的体现，也意味着新时代改革开放面临新任务新挑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正是从这样战略高度，我们党以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统筹改革开放，将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的对象由“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将改革开放的价值目标由“物质文化需要”转到“美好生活需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满足人民在物质文化生活，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以主要矛盾统筹改革开放的鲜明特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相统一的重大方法论，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论。

4.以问题导向谋划改革开放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增强问题意识，强化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一个鲜明特征。

当代中国正处于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进入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许多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呈现。全面深化改革，要解决的都是牵动性强的深层次问题，都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因此新时代的改革始终贯穿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围绕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进行开拓性、创造性工作，扭住深层次矛盾和重点难点问题持续发力、精准发力，推出1500多项改革举措，取消下放610多个行政审批事项，清理规范320多个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保证改革顺利推进和各项改革任务落实。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新征程上改革大有作为，必然要大力发扬马克思主义问题导向的理论品格和实践精神。

5.以战略思维引领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安排，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进入新时代，在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提前实现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顶层设计，提出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丰富了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涵，发展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思想，完整勾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从战略和全局上赋予新时代改革开放新境界：方向性更加鲜明、激励性更加强大、接续奋斗品质更加坚毅。

方向性更加鲜明在于，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安排、长远发展进程来科学谋划，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整体福祉来整体谋划，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30年分成两个15年，对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工作起到统领作用，推动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改革开放促发展的大好局面。

激励性更加强大在于，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奋斗目标，具有强大凝聚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必将激发起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的不竭力量。

接续奋斗品质更加坚毅在于，充分考虑我国发展的有利条件与发展目标之间、良好态势与重大挑战之间的关系，充分考虑人民群众当前需要与未来期望之间的关系，保证奋斗目标的顶层设计与分步实施相统一、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统一。

“两个一百年”战略安排丰富发展了我们党运用战略目标引领事业发展的重要执政经验，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战略思维、进行战略谋划的高超智慧和卓越能力。

6.以“一带一路”拓展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使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与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的双重使命日益交融在一起。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基础和条件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也发生了历史性演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新时代特点，深刻思考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这是将我国改革发展置于更广阔国际空间来谋划的主动开放，标志着我国步入了深度开放、积极参与、主动引领的新时代。5年多来，我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80多个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纳入相关内容。经贸合作扎实推进，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同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一大批互联互通项目规划实施，各领域人文合作深入开展。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举办，成为推动全球发展合作的机制化新平台。实践证明，“一带一路”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发展新实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三） 改革仍然需要在诸多议题上深入推进 第一，国有企业改革仍有待突破。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几乎伴随着改革的全程，从放权让利到利改税再到承包制，最终到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历经长时间的摸索。但是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就事论事，必须同整个改革密切联系起来。因此，以下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一是，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大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以公有制为主题，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探索和创造的重要经验。

二是，坚持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意努力探索的重大课题。“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的企业改革方向不能动摇。产权清晰，就是企业拥有的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企业及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出资者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度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按照市场需要，组织生产经营，政府不直接干预，长期资不抵债的依法破产，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质和组织合理制度。

要在国有企业的制度性改革上下功夫，实行“三大”转变：要从企业法调节转向公司法调节转变，从管企为主转向管资本为主，从行政隶属关系转向为股权关系。切实做到政企分开，政党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走出“一管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的怪圈。

三是，坚持和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搞好国有企业的重要保证。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并不是企业事无巨细都要管，而是党委要把大事、方向性的问题抓住不放。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股东会、董事会、职工代表大会和经管班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了，产品质量提高了，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提高了，才能真正体现党的领导的成果。国企的改革方向必须要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市场决定，必须要符合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法治社会的要求，必须要从降低整个社会、整个经济体的运行成本、制度成本继而促进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的角度去考量国企改革的方向和措施。

第二， 财税体制改革仍有待突破。当前我国的改革发展当中面临诸多挑战，其中地方债高企就对我国的金融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这也是去杠杆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目前地方债尚未构成直接现实的危险，但是我国财税体制事权和财权不匹配、归属于地方的直接税少而间接税多的这种情况使得这种危险没有明确的地方财政解决之路。财税体制突破的必要性还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财税体制改革关系着纳税人尤其是纳税企业的负担。政府行政性收费多，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其次，财税体制改革又紧密连接着行政体制改革。我国政府的优越性首先应当体现在政府效能要超越西方国家。作同样的管理工作、提供同样的公共服务，成本（也就是老百姓缴纳的税费）应当是更低而不是更高。同时，科学分配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这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内容。最后，财税体制改革还密切联系着民生。同一些宏观税负超过30%的国家相比，在社会福利支出（教育、卫生、医疗、社保等）方面，我国还有很大差距。这都需要以财税体制改革为切入点，落实简政放权，倒逼行政体制改革，压缩行政支出，真正让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人民有改革的获得感。

第三，准确把握互联网时代的政府作用。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特征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崛起。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结合正在发生的智能工业革命，世界各国都力争在这一潮流中把握先机，取得优势。因此，在这个全新的互联网时代，中国人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行动力和创造力，在互联网应用的诸多方面，甚至取得了世界领先的优势。当然，由于科技研发体制仍有待进一步的优化，我国的互联网应用大多以服务业为主，包括金融服务业。这些互联网带来的新业态有许多方面游离于我们过去的监管体制之外。这种情况对政府部门的监管理念、监管能力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另外，政府部门除了直接的监管功能之外，还担负着与监管融合的裁判功能，譬如反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