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来农业文明的发展，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以强调君(父)权、神权、夫权为特征，而漠视个人权利尤其是社会底层和妇女权利的义务本位的法律传统和文化观念。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和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的观念又迅速占据了社会思想的制高点，在苏联法律工具主义的推波助澜下，个人权益一直是作为资产阶级法权而饱受批判的。它意味着，法律允许的，才是人们可以做的，在这一时期，非法和违法显然是同义词。

改革开放使这种法哲学发生了根本转变商品经济的壮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第一次使中国人个体自由的张扬成为迫切的现实需要。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的法学家们展开了对权利理论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对话，经过十余年与义务重心论和权利义务一致论的反复论辩，权利本位论终于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要义是：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应当以权利为起点、核心和主导。权利本位存在于两种关系中，一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二是权利与权力的关系。这种新兴的法哲学为权力和权利带来了颠覆传统的规则：对公权力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对私权利来说，法无禁止即许可。从而为人们的行为在合法方式与违法方式之间，划出了一个合法性问题未决的缓冲地带对于该领域，我们可以称为不合法(不合乎法律确定的标准行为模式)或者非法(非法律确定的标淮行为模式)。换句话说，违法与不合法或者非法之间，是一个不等式。违法行为的后果就是受法律制裁。而非法行为的后果则是不确定的，一般有三种情形：①该权利合乎社会发展的需要，则被法律确认并保护：②该行为经过有权部门依据生效法律最终认定为违法，则会受到追究。这两种情形都对合法性问题进行了明确。而第三种情形则是使合法性未决的状态延续下去，这是因为该权利虽然不违反公序良俗，但也属于时下不宜提倡的个人自由，例如不婚女性的生育权;或是属于现有的法律技术和社会思想难以解决的困惑，例如安乐死。

这就给国家的税收管理提出了一个新课题：非法收入要不要征税?如果再换个角度，这个问题就显得相当严重：征税是否意味着国家对被征税的收入或者行为合法性的背书?!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前几年地方税务部门对游离于色情服务边沿的娱乐场所三陪小姐征收个人所得税，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媒体义正词严地质疑：难道政府承认三陪合法啦?不打击、不取缔而改成征税啦?搞得税务机关灰溜溜大气不敢出，而公安等有关部门则正气凛然：三陪属于社会黄赌毒丑恶现象，应该继续打击、取缔。然而这场论战却没有赢家和输家：税务机关不吭声归不吭声，该项税收照征不误：有关部门也照样打击取缔三陪，逢年过节或者有什么大人物莅临，就扫荡一遍歌厅舞厅和发廊之类，过后又总是野火烧不尽：而三陪则不断地拓展业务范围，北方流行陪聊、陪(旅)游，南方则盛行陪泳、陪看电影，等等，虽然使法律怎么也跟不上喊禁止，却始终也上不了台面。

而论战的焦点依然没得到解决，争议在其他领域继续发生。例如作为一种新的营销手段的进场费，在引发不正当竞争或争讼时，就有当事人以国家的征税行为作为其营销方式合乎法律的辩护理由一一厦门的新闻媒体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厦门市工商局认为厦门吉马酒业有限公司(简称吉马酒业)在销售华夏长城萄萄酒中，以专场费、赞助费名义，进行不正当竞争，对其作出责令当事人改正，并处罚款人民币15万元的决定。吉马酒业不服，告上了法院。其理由包括，专场费、赞助费是行内普遍存在的商业惯例，法律也没明确禁止该行为，税务局征收进场税表明了对该种行为的认可云云。吉马酒业所称税务局征收进场税，应该是指税务机关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商业企业向货物供应方收取的部分费用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而采取的税收管理。

既然这种争议是出现在权利本位论的法哲学里，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只能从现代法理学中去寻找。基于违法和非法性质的差异和法律后果的迥然不同，我们首先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税务机关应该，而且是必须对非法收入征税，因为：

税务机关对非法收入征税符合现代法律精神。现代法学是权利之学。然而由于对马克思法学的无知和对义务本位观念不自觉地偏爱，使许多人本末倒置、错误地认为权利是法律赋予的。

最早使用权利这个概念的是荷兰的神学家、法学家格劳秀斯，他把权利看作人作为理性动物所固有的，即与生俱来的道德品质或资格，而不是像后来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宣称的天赋人权。马克思则通过对社会经济关系尤其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分析，指出了权利及其观念实质上是商品经济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过程的一种神圣化了的投射映像，从而使权利及其观念奠基在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